大邑企业小额贷款

㈠ 如何评价古代和现代的典当业

对现代人来说，银行是极其重要的行业。不用说企业，就是普通人，在生活中也是离不开银行的。
具有存款、贷款、汇兑、储蓄及信用中介功能的现代银行诞生于欧洲，是随着资本主义一起出现的。银行拉丁文Banca的原意为长凳，代指早期意大利的货币货币兑换商。世界上最早的银行是1580年成立的威尼斯银行，随后西欧成为现代银行的发源地。工业革命之后，银行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遍布全世界，成为现代商业文化的典型象征。

就中国而言，“银行”在古代是指经营金银等贵重金属及其制品的店铺，有时也叫“金银行”，属于“三十六行”之一。比如南宋时期的建康（今南京）城内，不仅有纱市、盐市、牛马市，也有花行、鸡行和银行，甚至还出现了“银行”一条街，类似现在的专业市场。

银行作为存贷款的商业金融机构，在中国古代一般叫做“票号”或“钱庄”，其服务对象以大客户和官府为主。对一般普通民众而言，可提供日常性的存款与贷款服务的银行其实是典当行。与银行的历史相比，典当行的历史要久远得多；在中国相当长的时期内，典当行一直扮演着“银行”的角色，或者可以说，典当行就是中国古人的银行。

一

典当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行业之一，甚至说，只要有了金钱，典当就出现了。特别是在中国，早在二三千年前，典当就已经存在。典当最早叫做“质”，东汉时代的《说文解字》中，对“质”的解释是“以物相赘”，对“赘”的解释是“以物质钱”。秦汉之前，中国以贝为货币，仅从字形上，就可见“质”和“赘”都与货币相关。

中国虽然有着丰富的历史传统，但关于古代平民的生活，特别是日常经济的记录却非常少。对今天的人们来说，要了解古人的生活历史，只能从一些片言碎语中寻觅推测。西汉刘歆的《西京杂记》中记载：“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愁懑，以所着鹔鹴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饮。”《说文》中解释，“贳，贷也。”这段“典鹔鹴之裘”的故事已经成为千古佳话，阳昌无疑算是最早的典当业名人了。《后汉书·刘虞传》记载：“虞所贲赏典当胡夷。”这是“典当”二字最早见于史册。进入南北朝之后，关于典当业的记载非常详细和广泛，以至于有人认为典当由此起源。

有一点可以确定，即使中国很早就已经有了典当业，但到了南北朝时期，这一行业更加发达和繁荣，成为社会经济的一种主流产业。《南史·甄法崇传》中记载，甄彬“尝以一束苎就州长沙寺质钱，后赎苎还，于苎中得五两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还寺库”。《梁书·庾诜传》中记载：“邻人有被诬为盗者，被治劾，妄款，诜矜之，乃以书质钱二万，令门生诈为其亲，代之酬备。”所谓“寺库”，就是寺院经营的典当行。典当的物品从珍贵的赏赐、书籍，乃至一束麻。

在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是一个罕见的宗教时代，从遗留至今的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珍贵的佛教造像，可以想象佛教曾经的鼎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据说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佛教寺院500余所。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佛教寺院都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这些寺院除拥有无数田产和大量农奴，再加上皇家的赏赐和社会各界的捐赠，一时之间成为财富最为聚集的地方。所以有“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之说。

寺院本身作为宗教机构，慈善为本，这些财富之所以能聚集，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寺院有扶危救困的责任。寺院设立“质库”，就是发放贷款，以救济民众。事实上，欧洲的典当业也是由教会发起的，如果再向前追溯，公元前2000年的巴比伦寺庙、公元前675年的罗马埃西利亚寺院、公元前500年的希腊寺庙，也都有经营保管金银、收付利息、发放贷款的机构。

二

进入盛唐之后，工商业得到长足发展，寺院经营的典当业更加繁荣。《两唐新纪》记载：“贞观之后，钱帛金绣，积聚不可胜计。常使各僧监藏，供天下伽蓝修理。燕、凉、蜀、赵，咸来取给。每日所出，亦不胜数。或有举便，亦不作文约，但往至期还送而已。”唐中后期的灭佛运动严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典当行摆脱了寺院的垄断，逐渐社会化，由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为核心的金融行业。在当时200多个商业行业中，最大的行业就是典当业，甚至连政府也涉足其中，以公款（“官本”）开办典当行。

唐代的典当也也称“僦柜”，《资治通鉴》的解释是，“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外复还子钱。”由于经营典当行的富商不仅资金雄厚，而且拥有可靠的信用，因此除典当业务外，一般还接受存款，贷款，以及储存保管业务。从服务功能来说，基本与现代银行类似。现代银行一般以存贷款为主，而古代典当行则以抵押贷款为主；相对而言，典当行的服务对象更加偏重于普通家庭。用现代话语来说，典当行的主营业务就是小额抵押贷款。一般农民的抵押物以农产品为主，城市居民的抵押物以金银饰物和衣服等家用品为主。

典当行与银行的共同之处是都以存贷款利息差来营利。贞观年间，时任宰相的房玄龄奉命撰写的《唐律疏义》规定，“凡质举之例，收予不得逾五分，出息过其倍；若回利充本（复利），官不理。”即规定存款利息为5%，贷款利息为10%，不许利上滚利。开元二十年，唐玄宗下诏：“今后天下放债收息，私人只许四分，官本五分。”

安史之乱后，国库空虚，政府不得不向民间借贷。“德宗建中三年，又括僦柜钱”。从唐朝开始，典当业的发展已经介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杜甫写诗“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白居易写诗“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典当行里上演着多少人间悲喜剧。

宋朝达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巅峰状态，无论是政治、科技还是经济、文化，都是空前绝后的。作为金融业的最大创新，这一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时间是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宋代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因此典当行业也比唐代更加兴盛，数量更多。在《清明上河图》中，就画有一处挂着当铺招牌的典当行。南宋政府进一步加大对经济的促进力度，高宗下诏：凡开设典当者得授以朝奉郎官衔，跻身仕版，并免除捐税徭役。“朝奉”从此便成为人们对典当从业者的尊称。典当业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连衣服也不同于普通商人。《东京梦华录》记载：“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

三

明清时代，随着徽商、陕商、晋商等商帮的兴起，典当业成为最热门的行业，遍布通都大邑。特别是徽商和晋商，有“无当不徽”和“无西不成当”之说。《明实录》记载：“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赀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省计汪克等二百十三家。”就典当业总体而言，南方以徽商为主，北方以晋商为主。

有清一代，无论是大小城市，还是边远乡镇，到处都设有当铺。盐业和典当业是公认的暴利行业，典当业也成为国家利税的主要来源之一。清顺治九年（1652年），规定典当每户纳税银5两；康熙三年（1664年），典当业全行业年入税银达11万余两；以此推算，全国典当铺多达2万余户。乾隆年间，典当业发展更加迅猛，北京城内外的大小典当行已经发展到300余户。

清政府虽然明令不许官员经商，但实际上，官吏本性无不善于聚敛，这些巨额资金必然要寻找投资渠道，因此怎能放过典当这个摇钱树。无论是朝中权贵，乃至宫内宦官，自己隐身幕后，找人出面开设当铺。实际上，皇帝本人也在这么做，内务府就将公帑贷放给典当铺生利。上行下效，政府许多部门纷纷加入其中，甚至连刑部监狱也不甘落后，典当业沦为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的重灾区。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在乾隆时代，身为大学士的和珅富可敌国；乾隆一死，和珅便成为最大的贪官。他被参奏大罪之一就是“通蓟地方当铺、钱铺资十余万，与民争利”。和珅开办的典当行总共有75处，资本金高达白银3000万两。

北京作为帝国的政治中心，冠盖云集，商旅辐辏，官吏朝觐，再加上科考会试，成为典当业的汇聚之地。在当时情况下，出门在外的人一旦遇到麻烦，盘缠告罄，就立刻陷入困境。无论是寄存还是贷款，都离不开典当行，所以北京的典当业一直保持着繁荣。

“洪杨之乱”后，曾国藩为了恢复战后经济，以公款招商开设典当行；章程中规定，存息不得超过一分，当息由二分五厘、二分二厘，逐步减少为二分。湖广总督张之洞也以低息扶持典当业的恢复，经清政府批准，当息定为二分，这成为后来的普遍标准。事实上，典当行业的一般投资盈利都在三三分之间，并不比其他行业高多少。典当业之所以兴盛，或与普遍的贫穷有关，因其做的是穷人的生意，难免落下“剥削”的恶名。

四

就中国历史而言，在钱庄和银行未出现前，典当业一直扮演着城乡平民融通资金的民间准金融机构。从某种意义上，典当行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人的经济史和生活史。对一个古代的中国人来说，为了维持农业、手工业的再生产和解决生活急需，典当行是以抵押物品形式贷得资金的唯一去处。对贫穷时代的人们来说，典当行的意义远非今天的银行可比，因为那时人们的财富基本没有多少富余的，身无余钱，家无余粮者，比比皆是。因此典当行有“穷人的后门”这句俗语。这里所说的“穷人”绝不是指现代的相对贫穷，而是指温饱和基本生存都极其苦难的绝对贫穷。上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树青）曾对典当行的客户群体进行过一次社会调查，结果显示贫穷者和赤贫者占82.8%，当金在1元以下的占48.5%，以衣服入当的占56.9%。对这些穷人来说，家徒四壁，身无长物，只能用旧衣服当来救命钱，其实也就勉强维持几日的生活罢了。

虽然典当行的经营范围包括接受储蓄存款和其他财务信托业务，但在工业化时代——或者说丰裕时代——到来之前，这些业务与抵押贷款相比，是难以成为主流的。一个穷人占多数的社会与一个富人占多数的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说白了，中国古老的典当行其实就是穷人的银行。事实上，对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去银行存款也只是近30年的事情。传统典当行以富人的大额存款和穷人的小额贷款为主，现代银行则以穷人的小额存款和富人的大额贷款为主；或者说，前者是把富人的钱借给穷人，后者是把穷人的钱借给富人。。典当业侧重救助穷人的生活，银行业偏重支持工商业发展。说到底，典当业和银行业是金融业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两种不同业态，从本质上完全是同构的。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清廷户部以典当为厚利行业而收税反轻，从当年起，每家典当行的年纳税额从5两增至50两。这一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现代银行。在此之前，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汇丰银行已经走过了30年历程。在一份1873年4月5日的《伦敦新闻画报》上，有这样一篇关于中国典当行的报道：

本报特派画家从上海警察总监彭富尔德先生处得到了上海当铺行业的统计数字。在上海英租界里有29家这样的当铺，平均每月共付出75000银元的借款，每月的利息从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九不等，但是大多数当铺的月息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南京路上的一家当铺里有6位合伙人，每月平均付出9000银元的借款，其月息要比百分之二要稍高些。在较为贫穷区域的许多小当铺还同时做些别的生意。至于这些偷来的财物，倘若值钱的话，一般都在大的当铺里。中国的当铺老板既不能询问抵押者他们的财物来自何处，也不能问它们属于谁。假如抵押者不能在六个月或八个月之内（每个当铺的抵押期限是印在当票上的）赎回抵押物品的话，它们就属于当铺老板了。后者会把那些没被赎回的物品卖给旧货店的老板，当铺不会自己零售这些物品。出售这些物品的收入全归当铺老板。

中国历史向来都是宏大叙事的，但在其不经意的细节间，有时仍能看见中国古老的典当业，甚至可以说这些细节曾经改变了历史。1900年，清兵恩海开枪打死德国公使克林德；事后，恩海拿走克林德的手表，抵押给当铺。不久，外国侦探从当铺找到手表。“克林德事件”成为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借口。1931年，东北军捕杀日本间谍大尉中村震太郎后，又把中村的手表押给当铺，日本人很快就从当铺找到手表。“中村事件”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

㈡ 关于田园风光的资料

田园风光泛指风光自然的乡村，等同于田园风格。

现代居室中的田园风格设计当然倡导“回归自然”，只有结合自然，才能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获取生理和心理的平衡。因此田园风格力求表现自然的田园生活情趣。

而这样的自然情趣正好处于现今人们对于人类城市扩张迅速，城市环境恶化，人们日渐互相产生隔阂而担心的时代。迎合了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关心、回归和渴望之情。所以也就造就了田园风格设计在当今时代的复兴和流行。

(2)大邑企业小额贷款扩展阅读

关于田园风光的古诗词：

1、夏日田园杂兴·其七

【作者】范成大【朝代】宋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译文

白天在田里锄草，夜晚在家中搓麻线，村中男男女女各有各的家务劳动。小孩子虽然不会耕田织布，也在那桑树阴下学着种瓜。

2、过故人庄

【作者】孟浩然【朝代】唐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译文

老朋友预备丰盛的饭菜，要请我到他好客的农家。翠绿的树林围绕着村落，苍青的山峦在城外横卧。推开窗户面对谷场菜园，手举酒杯闲谈庄稼情况。等到九九重阳节到来时，再请君来这里观赏菊花。

㈢ 北京富平学校的核心业务

微型金融服务是北京富平学校启动最早的项目。1993年，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从500元试验开始，至今已发展到山西永济、四川大邑及北京，累计发放贷款超过1万笔，贷款金额近1亿元，3千余户农户从中受益。
近20年来，富平微型金融扎根农村，坚持服务于农民，致力于解决农民因缺少资金、限制生计改善的问题，促进农民收入提高；致力于解决农村金融短缺问题，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致力于培育农村金融专业人才，增加农村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致力于通过金融服务和社区服务，促进农村社区综合发展。
富平微型金融通过与农村社区（农民）组织的合作，将资金、技术和人才投向农村，用孵化培育当地微型金融机构、培育当地微型金融专业人员的方式，为农户家庭提供用于生产、消费、教育和医疗的小额信用贷款。
富平微型金融作为服务于农民的小额贷款，具有自己的独特性：
1. 信用贷款为主，重视诚信培育，单笔贷款额度3万元以下，无需抵押或担保
2. 以家庭为贷款单位，支持以生产为主的各类经济用途
3. 营业网点设在乡村，便利、快捷，服务上门
4. 以本地信贷员和管理人员为主的团队
富平微型金融通过提供金融服务和支持社区发展，帮助了农户自身发展，改善了社区发展环境，并促进了当地诚信文化的建设。
社会评价：
“公司显著改善了农户融资状况，信贷服务得到客户认可，使农户生产规模扩大、收入增加效应明显。同时，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对民间借贷会产生挤出效应。”
——摘自《永济市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绩效评估》
中国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 2010 年6 月
“公司有明确的社会目标，并建立了社会绩效管理体系。而且，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公司在制度、运营和财务方面的表现就已达到行业标准，属于积极向好的投资级。 “
——沛丰评级，2011年4月
富平微型金融成长足迹：
1993年，在山西临县开始小额贷款实验
2005年，富平小额贷款获得联合国小额贷款年“中国微型金融创业奖”一等奖
2006年，在山西永济与蒲州果品协会合作开展小额贷款项目
2007年，在北京开始农民工创业小额贷款实验
2009年，成立山西永济市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2012年，成立四川成都市大邑县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富平生态信任农业始于 2009 年底。项目与日本知名社会企业——守护大地协会合作，为讲诚信、热爱土地并重视生态保护的合作农户及专业合作社提供技术和管理培训、研讨等活动，形成由 20 余家专业合作社、 200 余名农户参与的生态农业交流网络。
富平生态信任农业的目标是：
推动农村社区对土地采用环境友好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规模化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实现对耕地及自然生态的保护，实现农民收入改善、农业持续生产力的培育；建立新型农产品交易市场，为城市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农产品，搭建基于信任的生产和消费关系。
富平生态信任农业通过以下路径来实现上述目标：
1、建立农民学校，培育富有生产效率的、从事信任农业的家庭农场和特色专业合作组织；
2、发展基于良好耕作生产规范、而非简单生化标准的生态信任农业；
3、培育基于信任的安全健康农产品消费群体。
富平生态信任农业建立在富平自2006年开始的农村社区发展基础之上。富平通过在山西、四川、河南等中西部农村地区建立社区学习中心，已培训18000多名农民掌握农业技术及相关IT技能，为60多家农民组织提供农业发展方面的信息服务和学习支持。
富平生态信任农业将于2012 年成立一家社会企业，在北京市场开展宅配业务，以求建立新型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一方面，将基于透明和公平的供应链为城市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农产品，另一方面将为农村社区生产者提供长期订单、技术支持和直接与消费者市场对接的信任平台。 富平儿童早期教育始于2010年12月。2011年10月，在前期合作的基础上，由北京富平学校、北京小橡树幼儿园及几位长期研究和从事儿童早期教育的专家共同创办了一家社会企业——北京谷雨千千树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千千树希望凝聚社会资源、以社会创新的方式提供优质价廉的儿童教育产品和服务，解决低收入家庭儿童和农村幼儿园、流动儿童幼儿园难以得到优质学前教育的问题，推动中国儿童教育公平发展。
为实现提高低收入家庭和农村幼儿园、流动儿童幼儿园学前教育质量，富平儿童早期教育采用如下方式：
1. 建立儿童早教研发中心，开发儿童学前教育产品及幼儿园系列课程；
2. 自办核心示范幼儿园，在全国不同地区发展区域性示范幼儿园；
3. 为普惠性幼儿园及幼儿园创业者提供幼儿园管理培训和幼儿园师资培训；
4. 建立普惠性幼儿园公益发展网络；
5. 探索网络化学前教育服务。
目前，已开办了一家流动儿童幼儿园“千千树儿童之家”。儿童之家位于北京通州区于家务乡果村，这里可容纳一百多孩子，现已引入了千千树研发的符合儿童发展特点、经济实用有效的幼儿园课程体系，改善了幼儿园的卫生、安全条件，并通过图书馆、儿童剧场、亲子课堂等方式，加强幼儿园与家长、社区的互动。“千千树儿童之家”将办成提供优质价廉儿童早期教育服务的示范园，以及培训农村幼儿园、流动儿童幼儿园师资的基地。 富平家政与社区服务始于2002年。北京富平学校成立之初，就一直致力于帮助中西部贫困家庭的女性在城市实现体面就业和发展。截至2011年12月31日，培训就业了21400名家政服务员，其中90%来自偏远山区，累计为11600余户北京市居民提供了放心、专业、有保障的家政服务。同时，富平家政与社区服务在引领和推动北京家政行业建设和健康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0年来，富平家政与社区服务主要通过“民办公助”的模式，通过专业的技能培训，通过互助公益网络的支持和后续服务等方式，帮助贫困家庭女性去实现“摆脱贫困，开拓新的人生“的目标。
10年来富平家政与社区服务对行业引领的作用，重点反映在对政策推动与行业推动。
对政策的推动：
在家政和社区服务实践的过程中，通过富平员工和富平理事的努力，项目获得政府的认可，并由此推动在全国范围启动“家政服务工程”，促成政府对家政培训服务行业进行支持和补贴。
对行业的推动：
1、在北京市率先实行家政行业培训，推动了家政服务职业化。
2、推动了家政工权益保障。2000年以前北京市家政服务员是没有休息日的。富平家政成立伊始，就为家政服务员争取到了每月休息两天的权益。从2005年开始，富平的家政服务员每月的休息日增加为四天。2010年富平又为家政服务员争取到了国家法定节假日加班客户付双倍工资的权利。富平家政这些权益保障措施，被其它家政公司纷纷仿效，并成为行业惯例。
3、推动了家政保险的出台。2002年起富平为家政工购买保险，如家政服务员在工作中因过失造成客户人身损害或客户财产损失、或家政服务员自身发生意外人身伤害，可获得一定比例的人身赔偿及财产赔偿,以此保障客户的权益，也免除了家政服务员的后顾之忧。现在北京不少正规的家政公司也都为家政服务员购买了不同类型的家政保险。
针对女性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上岗就业，富平家政与社区服务一直在进行各类创新实践。回顾10年，有着一条不断探索的成长轨迹。
成长足迹：
2002年3月，富平家政学校正式成立。
2002年8月，富平与安徽省扶贫办签定合作协议，这标志着富平“民办公助”模式的开始。此后富平分别与甘肃、湖南、河南省扶贫办签定协议，合作组织贫困地区农民进城培训就业。
2002年10月，富平家政学校正式成立了“富平家政服务中心”，迄今有三家直属门店。
2003年12月，由国务院扶贫办、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和富平学校四方共同主办的“贫困地区农民工培训就业新模式研讨会”在京召开。
2005年6月，成立“富平家政互助小组”，为在京工作的家政服务员提供后续服务。定期组织小组学员学习家政专业技能、电脑、英语等课程，提高学员工作技能、城市生活适应能力及其他综合素质。并不定期组织市内游园活动，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2005年7月，设立了“北京家政女工医疗紧急救助基金“，救助对象为在北京工作3个月以上、因患大病急病无法完全承担医疗费、乃至丧失自救能力或劳动能力的家政服务员。
2009年，富平家政学校被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商委评为“家政服务定点培训机构”、“家政服务示范工程培训机构”、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巾帼家政培训示范基地”。
2010年，被通州区民政局授予“服务民生先进机构”称号。
2011年，富平家政学校被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评为“全国百强家庭服务企业“、被北京市东城区商务委员会挂牌为“东城区家政服务培训基地”。 富平的社会创新研究与人才培养，定位为：社会创新知识的生产与传播, 及社会创新人才培育。作为富平的一项重要发展方向，此业务依托于富平社会创新与社会投资研究中心开展工作。目前开展的项目有提高高校贫困生能力项目（Pathways to Higher Ecation，简称PHE）及社会创新卓越领导人培养计划（LEAD & Beyond）。
北京富平学校社会创新研究与人才培养三大方向：
1、对富平生产的社会创新知识进行归纳、总结，形成富平的社会创新知识产品，并对内外进行传播。
2、社会企业商业模式研究和社会企业社会影响评估。
2、建立发现和培育社会创新领导者的平台, 并构建社会创新实践者及其支持者之间的交流及行动网络。
PHE项目
PHE（Pathway to Higher Ecation）是福特基金会发起和资助的提高高校贫困生能力项目，中国地区由北京富平学校执行。PHE于2002年启动，现已进入到第三期，希望通过创新实践推动倾向于贫困生发展的高等教育政策改进，使贫困生上得起学、上得好学，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公正与公平。
LEAD & Beyond项目
中国社会创新卓越领导者培养计划(LEAD and Beyond)由在中国社会长期从事创新实践、对此有经验和洞见的四家机构联手发起，它们是北京富平学校、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该计划基于几家机构多年跨领域实践的经验展开人才培养，并邀请各学术领域的大家和实践的先行者深度参与。
LEAD & Beyond的目标是在中国培养一批有出色的经济、社会、环境平衡感的社会创新卓越领导者，并构建社会创新实践者及其支持者之间的深度交流及行动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