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银行高企不抵押能贷款吗

『壹』 普惠金融加速快跑，如何守住信贷“3%不良率”的红线

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地，各大银行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业务正在加速快跑。数据显示，全年有望超额实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40%的增速目标。

然而，在越来越多的小微企业获得贷款的同时，银行机构的不良贷款率却在同步上升，甚至已经接近官方的容忍限度。

如何在不减少小微企业贷款的同时，守住信贷 “不良率3%”的红线，便成了目前业内颇为关注的话题。中国财富就此走访了一些金融机构，试图寻找破解之道。

普惠金融贷款风险或持续爬升

9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举行“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系列新闻发布会。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一级巡视员毛红军于此间介绍，截至7月末，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40.8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了10.62%；5家大型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37.1%，全年有望超额实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40%的增速目标。

普惠金融的贷款增速喜人，但其不良贷款率却在不断攀升，引发多方警觉。

8月22日，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在接受采访时就曾表示，今年上半年，金融始终以超常力度支持着小微企业稳定发展。但他同时指出，截至6月30日，我国的不良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0.4万亿元，较年初增长了9.25%，不良率更是高企2.99%，已接近官方原来设定的容忍限度。

尽管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普惠小微贷款的不良率风险“整体可控”，但鉴于疫后提振和恢复 社会 经济发展之需，普惠金融信贷势必存在着风险继续爬升的巨大压力。

在9月10日的发布会上，毛红军也一再强调要“明确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分点以内的容忍标准”。

据中国财富了解，今年上半年，工、农、中、建、交、邮等六大银行实现净利润6483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724亿元。六大行上半年利润大幅减少的背后，正是不良率的全线上升。公开数据显示，在六大行中，不良率上升幅度最大的是交通银行，截至6月末其不良率达1.68%，较年初上升了0.21个百分点。

严守“3%不良率”红线需创新思路

业内人士预判，在国内外经济环境整体遭遇寒冬并面临无限变数的复杂背景下，包括六大行在内的金融机构既要承担继续为产业“输血”的使命，又要在新旧多重风险中设法“扭亏补益”，能够破解摆在银行机构面前的这道“二元方程”的一个重要选项就是积极推进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的突出优势是既能阳光普照、又可精准滴灌。”在北京深安未来 科技 公司董事长阮晓迅看来，在疫情后经济重振这个时点上，确实有必要充分释放普惠金融为产业赋能的巨大潜力；但相比于单纯地通过普惠业务来“扭亏补益”而言，银行金融机构要直面的现实难题是，如何给普惠信贷业务的潜在风险排雷减压。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李海涛博士的看法与阮晓迅的观点不谋而合，他在受访时分析称，普惠金融的客群多为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其金融需求往往都具有“小、散、急”的特点，因此，银行机构在为之提供金融服务时，“坚守合规、管控风险”非常必要，但这又很容易把普惠金融逼进“不普不惠”的尴尬境地。

“很显然，常规的贷前人工核验模式，无法实现普惠金融的量与质同步提升。”结合自身对信贷业务知行合一的洞察和实践，阮晓迅认为，普惠金融在推进中的最大路障，实际上是如何切实有效地防范和降解贷款不良率——大大小小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敢贷、不愿贷、不能贷、不会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信贷风控环节上缺少先进技术的支撑。

“破解这道复杂的方程式，需要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找出新的方案。”在阮晓迅看来，“广、散、急”是普惠金融业务的共性，而这些特点尤其适合与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进行深度融合。他认为，一旦新的技术应用与传统金融服务场景发生化学反应，其效果就不是单维的降低信贷不良率了，还完全可能助力银行金融机构实现“丰富获客手段、优化信贷流程、提升客户体验”的多重目标。

李海涛也认为，在产业数字化的新趋势下，每一个银行金融机构在推进普惠金融业务的过程中，都非常有必要积极地拥抱区块链、大数据等前沿新兴技术，完善自身的风险管理体系，切实提升自身全流程、全方位的风险管控能力。

中国财富注意到，在9月10日举行的“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系列新闻发布会上，毛红军也曾直指，为实现“增量扩面、提质降本”的目标，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正在监管引领和各项政策共同支持下，持续加大创新力度，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改进风控模型和业务流程，确保各项稳企惠企的金融支持政策精准落地。

“网络赋强公证”打通银企互信之结

事实上，近年来，除了主管部门、金融机构都在积极求解普惠金融风险管控的现实课题外，各类专业 社会 组织和技术平台也在为普惠金融的 健康 生态建设集思助力。中国财富了解到，深安未来 科技 公司就一直在致力于将区块链技术与“网络赋强公证”深度结合，将技术信任力与公证公信力“双信”合一，并为减少金融纠纷、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秩序、营造良好金融信用生态方面屡有建树。

据阮晓迅介绍，目前，深安未来主导的“普惠金融线上小微借贷+网络赋强公证”模式已为多家超大型银行金融机构赋能。他告诉中国财富，深安未来及其“网络赋强公证服务平台”是国内首个创新互联网赋强公证服务平台，运用互联网公证这一创新工具，应用区块链技术，采用债权文书赋予强制执行的创新公证服务机制，解决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贷款不良率的痛点，从预警、催收、执行几个环节，提升 科技 金融的风控能力，创新金融风险处置机制，为金融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深安未来这个服务的运行逻辑，在本质上是利用网络赋强公证系统为网络贷款业务提供在线同步服务，通过引入区块链技术，完善网络赋强公证电子存证的司法效力。”中科院的一位信息安全技术专家对深安未来的业务模式给予了首肯。

他告诉中国财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不可伪造、全程留痕、集体维护、可以追溯、公开透明的显著特征，各大金融机构一旦积极依托智能区块链，并将对应的业务接入到公证处、互联网法院、CA中心等多个具有国家公信力的共识节点，便有望形成高效可信的增信联盟，进而切实降低各类金融信贷的风险。

『贰』 监管出手！有银行呼吁客户办理房贷提早还款业务

房住不炒”政策下，房地产金融政策仍在收紧。 9月27日，三位银行业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有大行收到通知，监管机构近期要求大型商业银行压降、控制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等房地产贷款规模。此外，部分银行反馈个人按揭贷款额度紧张，已有银行呼吁客户办理房贷提早还款业务，以腾挪房贷额度。

一位大行人士表示，监管年初就有要求，本年度新增涉房贷款不能超过全部新增贷款的一定比例，这一比例或为30%左右，但未见到发文。另一城商行人士表示，央行要求大行压低按揭贷款等房地产贷款余额，但未见到相关发文。但也有另一家大行总行人士表示，该行内部讨论了信贷规模，但对贷款结构暂无有新的要求。

根据记者测算，若新增房地产贷款占比降至30%，该比例水平大致相当于2015年房地产去库存政策推出之前的比例水平。房地产去库存政策后，房地产贷款新增占比自2015年的30.6%，猛增至2016年的44.8%，到2019年末降至34.0%。

“金九银十”仍控房贷

“金九银十”本是楼市旺季，但部分银行信贷额度紧张。

9月27日，有广州按揭公司人士反馈称，目前农行、邮储、招行等个人按揭贷款额度比较紧张，部分LPR基准利率加点20BP的放款较慢，LPR加点30BP仍正常放款。

今年楼市受新冠疫情影响，上半年大幅下降，疫情之后，房地产销售迅速回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8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9848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3%。8月单月销售额同比增长27.1%，增速继上月后再创近两年新高。部分城市销售已经提升，8月北京商品住宅销售面积99.3万平方米，环比上升48.5%，同比上升了84.2%，创下2017年以来单月销售面积的新高。

在楼市销售有所火爆的情况下，一些银行反而呼吁客户提前偿还按揭贷款。

9月27日，有在深圳的持有按揭贷款的人士表示，近期收到按揭贷款银行短信通知，呼吁客户提前还贷，银行为个人贷款提前还款有了绿色通道，办理房贷提前还款业务可享受免等待一个月、即时办理服务。

究其原因，“要压降涉房贷款规模。”一位华南地区大行人士表示，包括个人按揭贷款、房地产开发性贷款，监管对涉房贷款规模增长有要求，如果其他贷款增速规模跟不上要求，涉房贷款就需要腾挪规模。一位华东城商行人士表示，去年以来的监管合意贷款中，对涉房贷款规模占比一直有要求，增速不能太快。

近三年，银行业涉房贷款占比不断下降。去年全国新增涉房贷款占比约34%，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占比下降至约24.7%。

此前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2019年与2016年相比，房地产贷款增速下降了12个百分点，新增房地产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下降10个百分点。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央行《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数据测算，2019年全年，人民币房地产贷款全年增加5.71万亿元，占同期人民币各项贷款增量的34.0%。2020年上半年，人民币房地产贷款新增2.99万亿元，占同期人民币各项贷款增量的24.7%。其中，2020年上半年，房地产开发贷款新增约7500亿元，个人住房贷款新增约2.29万亿元。

多家大行新增涉房贷款降至30％以下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2020上半年，六大国有银行的新增房地产贷款占比均有所下降。除了中国银行，其他国有大行的新增涉房贷款占比均已调整至30％以下。

2020上半年，中国银行新增涉房贷款共3563.15亿元，其中房地产业贷款1236.64亿元，个人住房贷款2326.51亿元，新增涉房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36.68%，为六大国有行中新增涉房贷款占比唯一超过30％的银行。

虽然新增涉房贷款占比仍高企，但与2019年相比，中行的涉房规模已有所压降。2019年年末，中行新增涉房贷款6165.79亿元，占全部新增贷款的49.35%，占比居六大国有行首位。到2020年6月末，中行新增涉房贷款规模减少2602.64亿元，占比下降12.66个百分点至36.68%。

建设银行新增房地产贷款占比最低，占比下降幅度也最大。2020上半年，建设银行新增涉房贷款3798.99亿元，占全部新增贷款的26.18%，与2019年年末6020.35亿元的新增涉房贷款相比，占比下降22.38个百分点。

其他国有大行中，工商银行新增涉房贷款3624.28亿元，占全部新增贷款的29.85%，比2019年年末下降16.86个百分点；农业银行新增涉房贷款3220.59亿元，占全部新增贷款的27.11%，比2019年年末下降14.02个百分点；交通银行新增涉房贷款1176.13亿元，占全部新增贷款的27.66%，比2019年年末下降11.42个百分点；邮储银行新增涉房贷款1564.5亿元，占全部新增贷款的30.86%，比2019年年末下降11.58个百分点。

股份制银行的新增房地产贷款情况则分化明显。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4家股份行的新增房地产贷款占比超过30％，其中，浦发银行占比高达49.31%，平安银行占比更是突破50％。

具体来看，浦发银行新增涉房贷款1036.28亿元，其中，新增个人住房贷款771.69亿元，新增房地产业贷款264.59亿元。新增涉房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49.31%，与去年年末相比上升3.92个百分点。

平安银行占比最高，上升幅度最大。根据统计，平安银行新增涉房贷款963.25亿元，占全部新增贷款的52.01%，与去年年末相比上升5.06个百分点。

光大银行的新增涉房贷款占比虽也有所上升，但在股份行中仍占比最低。2020上半年，光大银行全部新增贷款2093.58亿元，其中新增涉房贷款473.29亿元，占比22.61%，与去年年末相比上升4.63个百分点。

地产金融严监管态势继续

监管层面，房地产金融仍维持“严监管”态势。此前，银保监会表示开展30多个重点城市房地产贷款专项检查，住建部和央行也发布房地产企业融资“三道红线”要求。

9月14日，银保监会银行检查局副局长朱彤在新闻通气会上表示，“房住不炒”政策得到有效贯彻。持续开展30多个重点城市房地产贷款专项检查，压缩对杠杆率过高、财务负担过重房企的过度授信，加大对“首付贷”、消费贷资金流入房市的查处力度，引导银行资金重点支持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民生工程和居民合理自住购房需求。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余额稳步增长，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倾向得到有效遏制，助推房地产民生属性逐步回归。

7月24日，国务院在深圳召开房地产工作座谈会，提出房地产信贷要“稳住存量、严控增量”，并首次提出建立“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房地产金融”监控上升到了制度层面。

8月20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联合召开房地产企业座谈会，形成了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也就是业界所谓的“三道红线”新规，即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净负债率大于100%，现金短债比小于1倍不得融资。除了三条红线，拿地销售比不高于40%，连续3年经营性现金流为负，需要对拿地资金来源等做出解释。

银行授信政策如何调整

梳理各家银行2020年半年度报告，其对房地产金融有所调整。详情如下：

工商银行：继续强化房地产行业分类管理，商业性房地产领域进一步加强城市分类管理，重点支持符合调控政策导向的刚需普通商品住房项目，积极稳妥推进商业性租赁住房融资；强化保障性住房领域政策合规管理，从严控制商用房开发融资和商业性棚户区改造融资，审慎把握房地产并购融资。

建设银行：积极落实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要求，严格执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通过大数据分析、风险预警模型等手段，优选贷款投放的区域、合作企业、合作楼盘和客户，支持居民家庭合理住房需求。深入推进住房租赁战略。

三大战略之一的住房租赁战略：深化住房租赁综合服务平台应用，提升平台活跃度，为政府监管、公租房管理、市场化房源交易等提供更好服务。截至6月末，住房租赁综合服务平台累计上线房源超过2300万套，注册用户2310万。与广州、杭州、济南等11个试点城市签署发展政策性租赁住房战略合作协议，向试点城市提供包括金融产品支持、房源筹集运营、信息系统支撑等一揽子的综合服务。以旗下建信住房为载体，积极开展存房业务，盘活社会存量闲置房源，加大社会租赁房源供给。创新金融服务，扶持租赁企业规模化、专业化发展，保障房东和租客的权益，维护租赁市场平稳运行。积极参与国内首批住房租赁企业股权交易服务试点，探索为住房租赁企业获得权益性融资的新模式。

中国银行：严格落实国家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执行差异化个人住房贷款政策，重点支持居民家庭首套自住性购房需求。

农业银行：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支持居民合理自住购房需求，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实现稳健发展。截至6月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44217.31亿元，较上年末增加2593.00亿元。

招商银行：按照“稳步投放、结构调整、限额管理”的总体策略，动态优化内部信贷政策。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境内公司房地产广义口径风险业务余额5821.40亿元（含实有及或有信贷、债券投资、自营及理财非标投资等业务），较上年末增加738.09亿元，其中，境内公司贷款余额3256.20亿元，较上年末增加413.57亿元，占本公司贷款和垫款总额的7.23% ，较上年末上升0.42个百分点，主要投向优质战略客户，严控战略客户名单外增量投放。截至报告期末，境内公司房地产领域资产质量良好，不良贷款率0.21%，较上年末下降0.15个百分点。2020年上半年，房地产领域监管政策持续收紧，受疫情影响，部分中小房地产企业现金流压力加大。展望下半年，本公司将持续对房地产客户及区域资产结构进行调整，聚焦中心城市和战略客户，继续保持房地产领域资产质量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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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债双杀，恒大发布经营数据反击

在对网络传言辟谣后，周五恒大系股票及债券再次遭遇股债双杀，港股中国恒大股价收跌9.46%，恒大汽车收跌12.76%，多只债券跌幅超过20%，显示出市场信心仍然不足。

周五晚间，恒大接连发布多条公告，晒出经营成绩单，对谣言做出有力回击。公告显示：

1、截至2020年9月24日，累计实现销售人民币5049亿元，同比增长11.4%；销售回款人民币4521亿元，同比增长51.3%。截至2020年6月30日，现金余额人民币2046亿元。

2、自2020年9月3日起，公司推出全国楼盘大优惠，计划在2020年9月、10月两个月累计实现人民币2000亿元销售。

3、全国在建项目共866个，均在正常开工建设。

4、截至2020年9月24日，公司有息负债较2020年3月末已下降约人民币534亿元，融资成本下降2.24个百分点，提前归还2020年9月25日以后到期借款人民币435亿元，各项降负债成效积极显着。

5、公司成立24年来，共计借款20523笔，从未出现利息晚付、本金逾期归还的情况。

当晚，中国恒大还发布了分拆物业管理业务上市获港交所批准公告，恒大汽车公告披露了拟在科创板上市的更多细节。

恒大、融创、绿地同时踩中“三道红线”

中国恒大晒出的稳健经营数据为投资者送上定心丸，不过，从财务指标来看，恒大的杠杆水平仍处高位，超过头部房企整体水平，同时踩中“三道红线”。

8月20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等在北京联合召开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明确了12家重点房企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也就是此前业内盛传的房企融资“三道红线”。新规将于2021年1月1日落地。

“三道红线”主要涉及三个指标，包括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净负债率大于100%、现金短债比小于1倍。这三个指标也是当前分析房企经营的核心指标，后续也成为监测房企经营的重要内容。

根据规定，如果三道红线全部触及，房地产企业的有息负债就不能再增加；触及两条，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5%；触及一条，增速不得超过10%；均未触及，不得超过15%。

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昨日表示，“三道红线”是行业重大游戏规则的改变，这次（三条红线）的监管是穿透式的，明股实债、表内表外全覆盖，之前的财务技巧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对所有的开发商都是挑战。 三条红线的影响力不亚于2012年的土地招拍挂制度。

证券时报·数据宝根据半年报数据对2020年上半年合同销售金额排名前15的内地上市房企（A股和港股）涉及的相关财务的指标进行了统计，头部房企杠杆水平和债务风险呈现巨大差异。

1、9家头部房企剔除预收账款后的资产负债率过红线

TOP15房企中，9家公司剔除预收账款（预收账款+合同销售科目，下同）后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中国恒大杠杆率最高，达85.28%，绿地控股、融创中国、碧桂园这一杠杆水平均超过80%。

2、头部房企净负债率分化程度高

以（带息债务-货币资金）/所有者权益的比值衡量房企的净负债率水平，数据宝统计，TOP15房企中，中国恒大、融创中国和绿地控股的净负债率大幅超越100%的红线。其余12家房企的净负债率水平大多维持在70%之下，风险相对可控，万科A、中国海外发展（中海地产）、招商蛇口、新城控股净负债率不到40%。

从历史走势来看，中国恒大、融创中国和绿地控股三家高杠杆房企的净负债率长期运行在100%之上，并在2017年左右达到顶峰，随后下滑。中国恒大净负债率在2018年后再度抬头，连续多期反弹。

3、5家头部房企短期偿债风险高

以货币资金/短期带息负债作为现金短债比指标，衡量房企的短期债务风险。数据宝统计，TOP15房企中，中国恒大、融创中国、绿地控股和中国金茂的现金短债比不足1倍，越过红线。中国海外发展、龙湖地产现金短债比最高，分别为5.25倍和4.55倍。

4、恒大、融创、绿地同时踩中“三道红线”

综合三条标准来看，TOP15房企中，中国恒大、融创地产和绿地控股同时踩中三道红线，按照规定，未来有息负债不能再增加；中国金茂触及两条红线；保利地产、中国海外发展、龙湖地产、华润置地和金地集团三条红线均未踩中。

限制债务扩张规模对头部房企影响几何？

根据规定，房企对“三道红线”的踩线情况直接影响了其有息债务扩张规模。如果三道红线全部触及，房地产企业的有息负债就不能再增加；触及两条，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5%；触及一条，增速不得超过10%；均未触及，不得超过15%。

那么，头部房企过往的有息债务扩张速度如何？

数据宝统计，TOP15房企中，9家公司2017至2019年有息负债年均复合增速超过30%，远超新规的限制，融创中国和新城控股有息负债增速最快，超过40%。仅有中国恒大、中国海外发展和绿地控股三家头部房企近三年有息负债复合增速不超过15%。

在近年债务加速扩张的背景下，“三道红线”对债务扩张的限制将会对多数房企的债务融资带来较大影响。

2020年中报数据显示，TOP15房企有息债务扩张速度有所放缓，仅有万科A、龙湖地产、金地集团和绿城中国的有息负债同比增速超过20%。

『叁』 坐标成都，请问企业申报高企有什么用

中恒企经常通过电话联系客户，告诉他们企业可以申报高新技术企业了，但是他们却不知道高新认定有什么好处或者优惠政策。然后跟他们说，企业可以减40%的企业所得税、还可以融资、获得政府的资金扶持。一些优质企业，真的为他们感到挺遗憾的，它们早已符合申报条件了，但是却一直不知道怎么申报高新。小编就来告诉大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哪些优惠政策？又需要企业符合什么条件才能申报高新？

高新技术企业好处：
一、所得税率优惠。高新企业享受15%的优惠所得税率，即原25%的基础上降低了40%。
二、人才安居购房补贴。高新技术企业可以推荐一位本公司的高层次人才申请奖励补贴
三、高新技术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允许加速折旧的固定资产包括：
1、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
2、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方法的，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本条例第六十条规定折旧年限的60%；
3、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可以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
四、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自2018年起，被评价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按照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的75%加计扣除；）
五、取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后可享受各区相应认定补贴：
六、高新企业认定是新三板上市的必备条件，优先批准符合上市条件的股份制高新技术企业股票上市。
七、高新企业认定是申请各级相关资金的必备条件之一。
八、高新企业可优先获得办公及工业用地的获批。
九、深圳市每年从债券发行总额中拨出20%的额度给符合发行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
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将有效地提高企业的科技研发管理水平，重视科技研发，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能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提供有力的资质，极大地提升企业品牌形象，无论是广告宣传还是产品招投标工程，都将有非常大的帮助。
十一、高新技术企业对于任何企业都是一个难得的国家级的资质认证，对依靠科技立身的企业更是不可或缺的硬招牌。

中恒企知识产权专注高企认证、项目申报等，有相关不懂的欢迎咨询。

『肆』 信用卡（贷记卡）半年报：发卡量增势趋缓，不良率抬头

在经济下行压力、共债风险等多方面因素下，上半年信用卡（贷记卡）发卡数量增速放缓，资产质量压力持续加大，不良生成较快。

从行业来看，2019年上半年末信用卡（贷记卡）发卡量较年初增速仅为3.5%，而2017年、2018年同比增速分别为超26%、16.7%。其中，交通银行今年上半年末的信用卡（贷记卡）数量与年初相比，减少了8万张，这是历史首次。

同时，多家银行信用卡（贷记卡）不良率增加。例如，相较于年初，交通银行信用卡（贷记卡）不良率增加了0.97个百分点，浦发银行增加了0.57个百分点，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分别较年初上升0.19和0.05个百分点。

发卡量增速降至个位数。

央行发布的《2019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截至二季度末，信用卡（贷记卡）（包括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7.11亿张，较年初仅增长0.25亿张，增速仅为3.5%。

而2018年末，我国信用卡（贷记卡）（包括借贷合一卡）累计发卡数量达到6.86亿张，同比增速为16.7%；2017年末，信用卡（贷记卡）发卡量达到5.88亿张，同比增幅超26%。

这一趋势也反映在各家银行的半年报上。今年上半年末，在六大国有银行中，仅有农业银行和邮储银行的累积或新增信用卡（贷记卡）发卡量增速达到两位数。截至6月末，农行信用卡（贷记卡）累计发卡量1.14亿张，同比增长10.6%，上半年信用卡（贷记卡）消费额9599 亿元，增长13.96%；邮储银行新增发卡519.78万张，同比增长28.94%，信用卡（贷记卡）消费金额4448.17亿元，同比增长25.55%。

而建设银行上半年发卡量累计1.28亿张，较年初增长5.43%；工商银行信用卡（贷记卡）发卡总量15445万张，新增发卡量为345万张。中国银行6月末信用卡（贷记卡）累计发卡量11832.96万张，新增发卡量767万张。

值得一提的是，另一国有大行交通银行上半年末累计发卡量为7147万张，较年初减少了8万张，这一现象是多年以来首次出现。“我行应对外部市场形势变化，贷前、贷中管控多管齐下，主动加强信用卡（贷记卡）业务发展与风险管理的平衡，提升催收效率和资产保全能力。”交行在年报中称。

此外，最近这两年发卡量比较多的招商银行和平安银行，在今年上半年也变得“保守”起来，增速均为个位数。截至6月30日，招行信用卡（贷记卡）流通卡数9061.04万张，较上年末增长7.48%；平安银行信用卡（贷记卡）流通总量为5570.39万张，较2018年底增速为8%。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称，实体经济下行压力和金融强监管政策下，银行主动调整策略，对于信用卡（贷记卡）的策略不再那么激进。另外，2018年p2p事件频发，增加了信用卡（贷记卡）的风险。在信用卡（贷记卡）业务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客群逐渐下沉，银行也正在警惕信用卡（贷记卡）的个人信用风险。

不过，国内信用卡（贷记卡）市场空间距离见顶尚远。我国目前人均持卡率仅为0.5张左右，而美国等发达国家人均持卡率3张左右，差距仍然十分明显。

不良率增加

半年报显示，在六大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中，交通银行和浦发银行信用卡（贷记卡）的不良率上升明显：6月末交行信用卡（贷记卡）不良率为2.49%，较年初增加了0.97个百分点，浦发银行为2.38%、较今年年初增加0.57个百分点。

另外，招行、平安银行6月末信用卡（贷记卡）贷款不良率分别为1.3％、1.37％，分别较年初上升0.19和0.05个百分点，信用卡（贷记卡）不良贷款余额则分别较年初增长33％、12％。

“受到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共债风险上升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消费金融全行业的风险都有所上升，但整体风险表现仍维持在相对较低水平。”平安银行称。

中信银行也在半年报中提到，2018年以来，现金贷、互联网消费贷、P2P等市场放贷主体日益增多，债务风险不断聚集，市场共债客群资产质量波动明显，此类风险有向信用卡（贷记卡）行业传导的趋势；同时，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部分地区及行业从业者的就业及收入稳定性受到一定影响，导致部分客户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降低。两重因素叠加，致使信用卡（贷记卡）业务风险有所上升。

“就全行业而言，其实各行信用卡（贷记卡）领域的风险都在不同程度上升，这一方面与外部环境变化导致持卡人收入下降有关，另一方面也受高杠杆下共债风险暴露影响。”浦发银行零售总监刘显峰在中期业绩会上表示。

黄大智表示，对于共债风险，银行首先应该对于共债客户的审核更加严格。另外，银行要广泛与各类互联网借贷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提前发现共债客户。

此外，信用卡（贷记卡）不良率的高企还与P2P风险事件频发，以及信用卡（贷记卡）客户由最优质客户逐渐下沉有关。

“2018年监管推进，P2P等网贷平台集中发生风险事件，并通过共债风险影响到了信用卡（贷记卡）贷款质量。除了共债风险外，信用卡（贷记卡）不良抬头本质上与当前的整体宏观环境有关。2018年整体信用偏紧，社融存量增速新低，当融资增速无法保证存量债务的利息偿还，必然带来债务违约，信用卡（贷记卡）背后的主体中，资质较差、信贷资源获取能力较弱的那部分，受到影响兑付发生困难。特别是2017年我国信用卡（贷记卡）业务迅速扩张，发卡量攀升背后也伴随着一定的客户资质下沉，增加了这部分资质较差借贷主体的比例。”海通证券分析师姜超称。

一位股份制银行信用卡（贷记卡）中心总经理还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犯罪呈现产业化、金融欺诈涌现的问题非常严重。前两年行业内为了节省递推成本，大力发展线上发卡，这为金融犯罪供应了机会，给银行带来了不少损失。当下，不少银行不断强化新技术，对客户运行甄别，并研发欺诈评分等大数据模型，识别虚假申请等欺诈风险。另外，发卡的重心从线上重回线下。

受实体经济下行压力、金融强监管以及前期激进策略等因素的影响，下半年信用卡（贷记卡）的资产质量还会下降。不过，也有另外一位股份制银行信用卡（贷记卡）人士称，未来信用卡（贷记卡）的资产质量虽有压力，但已经得到控制，不会有大幅增长。

《2019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信用卡（贷记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838.84亿元，占信用卡（贷记卡）应偿信贷余额的1.17%，占比较上季度末上升0.02个百分点。

当前，已有地方监管开始行动，防范信用卡（贷记卡）风险。例如，8月26日，北京银保监局印发《关于加强银行卡风险防控的监管意见》要求：辖内商业银行应积极引入个人征信、通信运营商、社保、公积金、纳税证明、交通运输部ETC数据等外部可信数据，不断优化风险评价模型和交易监控模型，利用“大数据+模型”技术手段不断完善银行卡风险管理体系，同时，严禁银行卡及相关绑定业务通过攀比赠送、竞相折扣、加码优惠等促销手段开展恶性竞争。

『伍』 七大股份制银行

编者按：十年前，一份招商银行战略部的内部报告《那些正在奋力追赶我们的竞争者》流出银行圈。当时，这些竞争对手让刚刚开始“二次转型”的招商银行感到焦虑。报告发出三年后，招行不仅没有拉近与追赶者的距离，反而把自己变成了追赶者，追赶的目标却是国有大银行；报告发布7年后，招行营收和净利润超越国有交通银行；报告发布十年后，这些竞争对手在哪里？
新华财经北京12月26日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12家股份制银行诞生。在中国金融改革的大潮中，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成为中国银行业历史上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12家股份公司，资源禀赋不同，运营各有特色。其中，零售之王招商银行、兴业、浦发、中信、国际业务之王民生，曾被称为股份银行“五大王”，是股份银行的典型代表。
然而，世事难料。经过近20年的发展，五大天王的管理已经大不相同。招行一骑绝尘，兴业基本转型成功。浦发在努力追赶，中信和民生在各自的困境中期待涅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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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个比较直观的指标，——的市值。
2007年，兴业、中信相继上市，是五家股份行中最晚上市的银行。2007年，五家银行市值分别为招商银行5566亿元、中信银行3271亿元、兴业银行2593亿元、浦发银行2299亿元、民生银行2146亿元。招商银行市值最高，其他四家市值基本持平。
对比最新的市值数据，截至2021年12月24日，招商银行1.26万亿，兴业3962亿，浦发2507亿，中信1982亿，民生1584亿。招行市值约为兴业的3倍、浦发的5倍、中信的6倍、民生的8倍，可谓一骑绝尘，远远落后于其他四家股份公司。
招行市值的跃升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5年到2007年，突破2000亿。这一跃升主要得益于2004年开始的零售战略。后来被称为招行的“一次转型”，是其历史上最重要的战略转型之一。这也是中国的银行首次将零售金融作为其主要战略。第二阶段是2016-2020年，突破万亿。这得益于招行以零售业务为核心，同时大力发展公司和同业业务，强化金融科技，构建“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投资银行”的循环价值链，打造大财富管理新业务模式。
兴业银行市值之所以和招行差距这么大，一是监管收紧了同业业务政策，核心业务受到重创；二是高建平董事长和李仁杰总裁退休时，对接班人的选择犹豫不决，没有定论，导致内部不团结，对业绩产生负面影响。好在经过这几年的调整，财务指标在好转。目前市值逐渐与浦发、民生拉开距离，以3962亿元市值位列5家股份公司第二。
浦发于1999年上市，上市第一年总市值596亿元，成为当时a股最高市值。20年过去了，浦发经营了几年，市值萎靡。目前市值2507亿，在五家股份公司中排名第三。
中信银行通过中信集团原董事长荣毅仁先生的一封专函，要求中央政府在中信公司体制下设立，意图全面经营外汇银行业务。因此，中信银行在成立之初就有明确的定位
作为民生首家民营股份公司，专注于中小企业融资。无论在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我们始终坚持高风险偏好策略。经济下行，风险敞口，2014年市值最高3500亿后，一路下跌。如今市值只有1584亿，在5家股份公司中排名垫底。
衡量资产质量的核心指标是——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作为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指标，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越高，表明银行抗风险能力越强。2016年之前，除中信外，所有股份行资产质量表现良好。2016年末，五家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分别为招商银行180.02%，兴业210.08%，浦发169.13%，中信155.50%，民生155.41%。
2016年后，招行一骑绝尘，拨备覆盖率超过400%。中信的拨备覆盖率还是比较稳定的，最新数据为184.60%。由于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的爆发，拨备覆盖率断崖式下降。因为经济下行，民生暴露了头寸较重的小微贷款风险，拨备覆盖率一路下滑。截至2021年9月30日，浦发的拨备覆盖率仅为148.62%，而民生为146.43%。
如果2018年监管指标没有下调一次(从150%下调至不低于120%)，浦发民生就在合格门槛之外了。
另一个值得观察的指标，——不良率。
银行通过经营风险赚取利润，不良率直接反映了银行的资产质量和风险管理能力。整体来看，几家银行的不良水平已经比较接近。2007年末，招行不良率1.54%，浦发银行1.46%，兴业1.15%，中信1.48%，民生1.22%。
2016年，有一个分水岭。招行、兴业不良率继续下降，民生、浦发、中信不良率继续上升。至于浦发，有一些因素，比如成都分行事件的影响，部分业务发展过快。对于民生而言，高风险偏好总是在经济下行时爆发。对于中信来说，风险事件频发，比如“中信是贾跃亭第三大债权人”，屡见报端。截至2021年9月30日，浦发银行不良率1.62%，民生1.79%。招行不良率只有0.93%，兴业1.12%，中信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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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通过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赚取利差，负债成本不仅影响一家银行的盈利能力，还很大程度决定了银行的资产质量，因为存款成本低可以配置风险较低的资产，资产端的空间更大。
近五年，银行的负债成本上升已成普遍现象，但招行因持续的零售金融战略，使其负债成本优势遥遥领先，低于其他四家股份行约0.6个百分点。截至2020年末，招行的负债成本为1.73%，浦发、兴业、民生及中信的负债成本分别为2.33%、2.36%、2.41%及2.29%。
不要小看这0.6个百分点的差距，对应招行约7万亿的有息负债，成本可降低近400多亿元。
再来看看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ROE
浦发依靠在对公业务方面的深厚基础，上市之初，其ROE可以说是傲视同业，也一度高于招行。在2008年时候，浦发的ROE达到了35.77%的历史高点，招行仅为28.58%，兴业为25.90%，民生及中信更低，分别为15.15%及14.84%。
浦发这个成绩跟当时的“四万亿计划”有一些关系，基建、央企等投放力度加大，更利于对公强的浦发。
而后十年，个人的金融需求开始爆发，零售之王也迎来了它最好的时代。截至2020年末，招行的ROE为14.58%，浦发的ROE仅为9.79%。
兴业因同业业务受到强监管的影响，ROE从2014年的20.60%，持续下降，经过近五年转型，ROE有探底回升之势，为11.52%。
民生深耕小微，时任行长曾表示“钱赚到不好意思说”，2012年ROE达到最高25.67%，最后不得不为高风险偏好买单，2020年末ROE仅为6.55%。
中信的ROE，一直在五家行中垫底，直至民生ROE大幅下滑后，实现“超越”，排名第四，为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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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对比五家股份行的一些核心数据，五家行所处相同的时代和环境，但不到20年里，他们却走向了不同的中局。财务数据是果，由果寻因，真正决定他们不同境遇的究竟是什么呢？
招行篇
坚持零售银行的战略不放松。
作为企业发展的灯塔，战略决定了企业发展方向。如果一家企业的战略定位漂移，就像船舶在海上迷失方向，不管如何努力都只能驶向错误的目的地。
在各家行还普遍扎堆对公业务，同质化竞争严重之时，招商银行就做出前瞻性预判，自我革命，向大家普遍认为“投入大、见效慢”的零售银行转型。确立零售银行的战略定位，且至今从未动摇，几十年专注做一件事，最终问鼎零售之王。而且招行在加快二次转型后，对公业务与同业业务后来者居上，业绩也是非常突出，基于大财富管理模式，大力发展的投行业务与资管业务，也在同业名列前茅。
稳定的管理层。
管理层是否稳定，直接影响战略目标及经营策略的贯彻落实。尤其是对于资产规模动辄上万亿的银行来说，“船大难掉头”。而且银行资产投放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各类经营指标需要较长周期检验。
招行成立34年，历任行长仅三位（王世祯、马蔚华及现任田惠宇）。
相较而言，招行的历任行长有更充足的时间来实施自身经营理念，招行的优秀业绩也充分受益于此。值得一提是招行大股东一直是招商局，不仅股东稳定，而且管理层得到股东的充分授权，才得以大展身手。
极强的市场敏锐度及执行力。
招行的成功，离不开两次业务转型。2004年，招行明确零售金融战略，这后来被称为“一次转型”，奠定了招行零售业务的市场地位。2009年，招行提出实施“二次转型”，确立了轻型银行战略，并在2014年加快了二次转型，确立了一体两翼的战略目标（零售业务为主体，对公和同业业务为两翼）。通过二次转型，招行不仅做大做强了对公业务，并且抓住了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机遇。两次转型都是对市场的敏锐察觉与判断，都体现了其强大的创新能力及执行力。
招行俨然成为股份行中最耀眼的那颗星，而近期又有“飞人”苏炳添加入为其代言，更加熠熠生辉。水满则溢，月满则亏。面临这么多的溢美之词，以及市场对其越来越高的预期，业绩持续增长的压力越来越大，是否能够保持冷静，戒骄戒躁？招行内部也是暗流涌动，有些不确定的因素，比如招行员工满意度有下降迹象，老招行离开越来越多，不仅高管频频离开，中层及业务骨干的流动也明显上升。市场上招行员工的简历变多，不像之前根本挖不动招行的员工。这些现象是否预示着招行的文化和内部管理发生变化，是否会成为未来发展的隐患，还有待观察。
兴业篇
坚持同业业务的战略。
2002年，刚上任的李仁杰行长，对兴业银行的现状进行了充分的研判，资本匮乏，又地处福州，区域环境在股份行中最差，与国有大行更是无法相提并论。经过对国内市场深入的分析，以及对国际优秀同行的调研，兴业发现金融市场业务不仅资本占用少，而且当时在国内市场还是一片空白，是寻求差异化发展战略极好的突破口，最终确立了同业立行的战略，并在组织架构上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用同业业务带动了规模上量和效益倍增。经过十几年的坚持，最终成就了“同业之王”的称号。
稳定的管理层。
兴业从偏居东南一隅的地方银行，迅速成长为以同业业务建长、各项经营指标位列股份行前茅的大行，也跟其保持长期稳定的管理层有关，兴业历史上有四位行长，陈芸、高建平、李仁杰与陶以平。陈芸作为创始行长，在位12年，第二任行长高建平在位2年，李仁杰在位14年，带领兴业银行成为“同业之王”，陶以平行长已在位5年。
被迫转型，面临考验。
2014年，兴业银行受到127号文影响，“同业之王”戴上了紧箍咒，压降规模、非标转标迫在眉睫。不过兴业银行在短短两年内就完成了整改，买入返售的规模就从713亿降到了28亿，票据类资产和信托受益权类资产几乎归零。
2016年，兴业银行完成同业的整改之后，重新明确了新的发展思路。借助自己在金融市场业务上的积累，以及长期做金融平台的经验，确立了投资型、结算型、交易型的“三型银行”战略，跟招行的轻型银行思路相似，即做大表外，摆脱资本金的约束，离开规模增长的老路。
五年后，在疫情冲击的2020年，兴业银行实现了净利润666亿元，营收规模首次突破2000亿元，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实现五年来首次“双降”。
从财务数据上看，兴业银行转型已见成效，但是作为经营风险的特殊机构，银行战略及业务是否正确，至少需要一个经济周期的检验，说转型成功或为时尚早。
浦发篇
战略定位漂移。
浦发上市20年有余，从披露的年报来看，其战略定位频繁更换，显得缺乏定力。
先是2000年至2005年，引入战略投资花旗银行，意在发展零售业务调整业务结构。
接着2006年至2012年期间，与花旗银行分道扬镳后，又转向资金市场业务与投行业务，效仿兴业银行未果。
2013至2015随着移动互联网浪潮的崛起，浦发又提出了大零售整合的战略目标。
在2016到2020年间，浦发更是五年推出三个战略目标：
2016年“全面提升综合化金融服务能力，打造高绩效全能型银行集团”
2017年至2018年“以客户为中心，科技引领，打造一流数字生态银行”
2019年至2020年“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股份制商业银行，推动全行成为新时代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和先行者”。
这些不断变化的措辞，明显不够聚焦，也难以沉下心来去执行。
战略更替的背后通常都源于管理层的变动。
浦发银行成立29年，历任行长有六位（裴静之、金运、傅建华、朱玉辰、刘信义及现任潘卫东）。每任行长任期都不长，很多好的经营理念也难以充分地推进。
风险事件频发。
2018年，浦发成都分行775亿元虚假授信大案，被罚没4.62亿元，创下银行最贵罚款记录，昔日的“对公之王”黯然失色。这也是浦发激进扩张，分行实行“加盟制”，造成总行失去对分行管控的后果。高速在全国各地开设分行时，过于依赖当地聘用管理层和员工，导致总行对分行的管控松懈。
而近期又出现了上市公司科远智慧在浦发的4000万存款到期无法取出，而总计2.95亿元存款是否 “被质押”，科远智慧与浦发各执一词。这些事件让市场与监管对浦发银行的内控体系担忧。
虽然浦发的表现未能达到大家对“对公之王”的预期，但位于中国金融中心上海的浦发银行的对公业务基础还是非常扎实。2020年对公存款余额及贷款总额仍在股份行位列前茅。若浦发在战略及管理方面做出及时的调整，假以时日，未来仍可期。
中信篇
战略定位泛而不精。
中信银行就是为了解决当时中信集团及国内金融市场外汇结算的问题而成立的，所以中信银行相比其他几家银行，并不需要“寻找”战略定位。但可惜的是经过近二十年发展，“国际业务之王”早已悄然滑落，杳无音信。2007年上市时，市场就给出中信银行“欠缺特色”的评价。中信的衰落可能存在两方面原因，一是未能充分利用中信集团的资源，与集团内其他兄弟单位进行较好的协同。二是管理层多来自国有大行，身上不可避免打着大行的烙印，大行思维惯性未能与中信特色更好的融合，导致中信的管理文化缺乏股份行的灵活与创新精神。
管理层变动频繁。
中信银行管理层变动频繁，成立三十四年，历任行长六任。虽然前两任行长任职时间均较长，窦建中任职10年，陈小宪任职8年。然而自两位老行长退位后，每位行长任职竟未超过三年：朱小黄2年、李庆萍2年、孙德顺2年，现任行长方合音自2019年上任以来，也未满三年。
作为最早成立的股份行，中信银行的掉队相比其他几家银行也来得更早。但实际上，中信银行依靠中信集团，资源禀赋其实是略胜一筹的。并且中信集团这些年在央企中越发突出，若中信银行未来能够抓住集团资源，或可老木逢春。
民生篇
一以贯之的高风险偏好战略。
民生银行为国内首家民营银行，专注中小微企业贷款。依靠其庞大的关系网，采用关系型、高激励打法，能拼能抢。值得注意的是，中小微企业资产风险波动很大，年景好的时候经济上行，贷款利率高，利差丰厚。但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加上之前比较短期、过度激励政策，贷款资产风险集中暴露，不良率飙升。
自2009年四万亿大放水以后，民生银行的业绩一路高歌猛进，净息差、净利润高企，不良率、逾期率不断下降。2011年底，民生银行行长洪崎“赚钱赚到不好意思”的讲话，一时间将民生银行推向了风口浪尖，引发了全社会对银行赚钱太容易的声讨。
股权之争不断。
民生银行由59家股东发起成立，其中48家为民营背景，其中不乏大佬股东。2000年底，民生银行董事会基本形成希望系、泛海系、东方系三足鼎立的局面。之后数年，又相继有巨人系、明天系、复星系、安邦系入局，参与到角力民生银行的游戏之中。名角云集，宫斗不断，派系林立，被业界戏称为“民不聊生银行”。
股权分散没有让股东相互制衡，反而增加代理成本，形成暗流下的内部人控制，导致不同股东因为理念和利益诉求不同，陷入公司治理僵局。这点在董文标退出后尤为突出，来自国有大行的管理者与民生激进的文化冲突很大，上下无法同心同欲，经营自然出问题。
这也导致民生银行被资本市场抛弃，估值一再下跌。今年4月份还传言被接管，虽然已被辟谣，但也看出市场对民生较差的预期。不过新的管理层上任后，民生银行零售业务及财富管理业务稍有起色，这或许是民生银行涅_重生的机会。
——3——
写在最后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五家股份银行历经沉浮，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中局。
归根到底，银行还是要银行家来管。一家成功的银行，离不开优秀、稳定的管理层，并且能够把握时代的潮流，紧跟宏观形势，根据所处的环境，对自身的优势与劣势有清醒的研判。战略选择上高瞻远瞩，战术执行上坚定不移。
其实经营银行跟经营人生一样，都是长跑比赛。耐得住寂寞，守得住繁华，才能最终脱颖而出，成为真正的“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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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房贷的暂停房贷

2011年的信贷资金情况可能比预计的还要糟糕。据调查显示，成都、乐山、武汉等多地的银行都暂停了房贷业务，不再放款。京城银行虽然信贷比较紧张，但尚未停止放贷。
在成都，有银行已经明确表示停办个人房贷按揭业务，而也有银行则言辞含糊，仅表示说有可能不能放款。而在武汉市，多家都明确表示停办个人房贷按揭业务，而部分虽然还在办理房贷业务，但是也只支持合作楼盘的申请。除了上述两地外，四川乐山等地也有银行短期停办了房贷业务。截止2011年银行个人房贷按揭业务受理正常，没有出现停贷现象，但是信贷额度确实也比较紧张。
完全停贷并不现实，因为毕竟会不断有很多贷款到期形成循环，但不可回避的是在存款准备金率一再提升的背景下，银行资金开始短缺，尤其是吸储能力较差的中小银行。
自3月份开始，就不断有房贷者反映称，银行取消了已经批准的房贷利率优惠，甚至有银行在审批贷款时搭售其他产品。即使想通过搭售来获得贷款也不容易了，因为部分地区的银行已经停办了个人房贷业务。在成都，兴业银行和民生银行已经停办个人房贷按揭业务。而在武汉市，中国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都停办个人房贷按揭业务，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光大银行虽然还在办理房贷业务，但是也只支持合作楼盘的申请。
据悉，央行自2010年以来连续9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大约冻结银行资金3万多亿元，截止2011年，大型商业银行准备金率已经达到了20%的历史高位，不过这还仅仅是开始，在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指导下，存款准备金率依然还有继续上调的空间。
专家点评
1、银行资金短缺是主因
银行暂停房贷，资金短缺是主因。对于停办房贷的原因，银行表示主要是因为存款准备金率不断提高，资金短缺，“不是不想做，而是实在没钱做”，某国有大行武汉某支行的个贷部经理如是说。
2、未来一线城市或停房贷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表示办不了房贷业务的银行却还可以做抵押贷款业务，这说明资金短缺虽然是银行停办房贷业务的原因，但是楼市调控也使得银行在发放房贷上更加谨慎。
虽然截止2011年停办房贷业务的主要还是二线城市，但是随着调控的深入，未来不排除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也出现房贷业务停办的现象。而在这些一线城市，房价高企，能够全款买房的少之又少，一旦失去了银行房贷的支撑，必然将对房地产行业造成巨大冲击。
暂停房贷现象扩大
2013年11月24日，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根据2013年10月11日-11月11日的样本数据，32个城市中已有17个城市出现暂停房贷现象。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和融360研究院对全国32个重点城市近500家银行房贷产品摸底调查显示，暂停房贷现象已由一线城市发展到二三线城市，停贷的产品也逐渐由原来的仅限二套房扩展到首套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