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三权抵押贷款

❶ 农村土地“两权”抵贷和“三权”分置究竟是咋回事

——聚土回答
首先是三权分置，是针对土地之前的两权，即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所有权属于村集体，承包经营权属于村民，在三权分置的情况下，即将承包经营权分置成为承包权金和经营权，承包权属于村民，经营权成为了村民可以流转的权属。
两权分置，是指在农村土地改革情况下，农民在拥有农村土地和宅基地情况下，拥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宅基地房屋财产权的情况下，可以将这两个权属进行抵押贷款。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❷ 2020年《新政策》三个取消,五项补贴,十个实行,是真的吗

2020年农村规划全部实施是真的，根据国务院曾高调下发的一个文件《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明确部署了未来5年三农改革的行动方案。

具体需要改变规划的：

1、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比如三权分置改革，农村三块地改革，以及两权抵押贷款等都属于这一范畴。

农村最大的解放一是劳动力的解放，另一个就是土地的解放，也只有土地解放了，产业才能增值，才能真正发挥效益。

说到底，土地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让农村“沉睡的资产”活起来。农村有财富吗？不仅有，而且很大。

但这财富因种种限制而无法发掘出来。而打破这种桎梏后，就能从根本解决农村产业问题，以及资金问题。

2、健全耕地保护和补偿制度。

虽然粮价下跌，但保粮稳粮仍是重要国策之一。不同的是，要重点提高粮食的质量安全。

因此，国家大力扶持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以增加高产稳产基本农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为目标，完善农村土地整治办法。

3、培养职业农民队伍，扶持新型主体。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造就高素质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是国家未来5年重点要做的事。

并大力扶持有技能和经营能力的农民工返乡创办家庭农场、领办农民合作社，创立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培育职业农民说到底还要通过新型经营主体发挥带动作用，其实也是变向扶持经营主体。

对经营主体一是补贴力度增大，比如鼓励返乡创业；二是给予优惠减税免税等；三是产业经营补贴的额度增加。

4、产业格局重组，一些产业将更有机会。

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过程中，产业重组是必然现象。传统种养殖不再是优势，也频频遇到困境，而一些新兴的产业似乎发展潜力十足。

未来5年，规模种养，以及种养结合，林下经济等日益发展突出，盈利空间也大，还有三产融合，新农村项目，以及休闲养老等成为明显趋势。

❸ 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延期1年目的是为何

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延期1年：促改革衔接 助农民增收

试点工作开展的时间还较短，有些问题可能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需要进一步通过试点发现问题，及时总结经验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可以依法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延期，体现了“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在促进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性。“两权”抵押贷款试点与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农村承包土地“三权分置”等改革密切关联，适当延长试点期限有利于同上述改革有效衔接，也有利于更好地检验贷款质量和抵押物处置机制的稳定性。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试点工作开展两年以来，90%以上的试点县（市、区）建立了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或土地流转中心，1180家金融机构建立“两权”抵押贷款管理制度并落地试点业务，对不良贷款容忍度等方面也作了特殊安排。一些重点、难点问题也开始破题。

我们了解到，在试点中一些地方引入了第三方评估机构，丰富了抵押物价值评估方式，采取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物“预处置”模式，提前找好抵押物处置接受方，并通过与土地流转经营公司、农业龙头企业、担保公司合作等创新转让模式。在试点的两年间，各地还设立了风险补偿基金，探索引入农业保险和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等方式，以降低金融机构风险。而且，通过培育发展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一批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通过“两权”抵押贷款扩大了生产规模，并通过吸纳农民就业和股份分红等形式带动农民增收。

延期后要区分不同情况分类推进试点。对确权颁证工作完成较好的地区，进一步加大以“两权”作为单一抵押物的贷款投放力度，力争以“两权”作为单一抵押物的贷款余额增速较上年同期有较大提升。对确权颁证工作进展较慢的地区，要创新“‘两权’抵押+担保”“‘两权’抵押+保险”“‘两权’抵押+其他产权共同抵押”等多种形式的贷款模式，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对于深度贫困地区，积极满足以“两权”作为抵押物的脱贫攻坚融资需求，力争实现“对象精准、应贷尽贷”。

❹ 如何开展三权抵押贷款

人民网北京3月6日电 （记者李彤）近日，银监会印发《关于做好2014年农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表示要通过坚持试点先行，慎重稳妥开展“三权”抵押融资。
《通知》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认真贯彻落实银监会、国家林业局《关于林权抵押贷款的实施意见》，探索创新林权抵押业务品种，合理确定贷款期限，不断加大对林业发展的有效信贷投入。
按照中央关于“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和“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的要求，慎重稳妥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融资试点，发挥其在信贷融资方面的作用。

这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重点支持在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程度较高地区，探索开展相应的抵押贷款试点，丰富“三农”贷款增信的有效方式和手段。二是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操作过程中要注重做到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改变土地用途，不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三是要结合抵押业务特点，探索融资模式，创新融资产品，完善业务流程。四是注重贷后管理和风险评估，密切跟踪抵押资产状况，加强贷后管理，做好贷款风险评估和动态监测。五是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协调配合，积极推动建立“三权”确权登记、评估流转以及融资风险分担和政策支持机制。
银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三权”抵押融资有助于缓解农民贷款难问题。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结合“三农”发展特点，创新多样化的抵押担保模式，大力拓展抵押担保物范围，因地制宜推广多种抵押贷款方式。

❺ 在当前的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工作中,领导者的哪些做法是有违管理原理的

瞄准对象，“精准滴灌”扶真贫
为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实现精准扶贫，要精准定位扶贫区域。可以从全市扶贫重点乡镇、重点村中，筛选贫困程度最深、贫困人口最集中、扶贫难度最大、历史欠账最多的乡镇、村等划分为若干个特困片区，作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在特困片区内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若干小片区，按照打造一片、完善一片、交账一片、放手一片的要求，将领导力量、帮扶力量、项目资金向特困片区倾斜，突出工作重点，突破工作难点，分步骤、有计划地扎实开展整村整乡整流域推进，真正做到精准聚焦真扶贫，扶真贫。要市县乡村四级联动，严把入户调查、申请评议、公示公告、抽检核查、信息录入等关口，精准识别扶贫人群，建档立卡，建立翔实的数据资料库。对贫困人口坚持分类指导，对症施策，每户一本台账、一个脱贫计划、一套帮扶措施，综合开展帮扶，有效解决扶不到点上、扶不到根上、扶不到真贫上的问题。加强贫困人口动态监测管理，建立贫困人口进入退出机制，增强扶贫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整合资金，“并拢五指”破难题
项目资金“撒胡椒面”式的扶贫，难以实现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质的飞跃，也是造成年年扶贫年年贫的原因之一。为此，要注重打好涉农项目资金组合拳，建立“多条渠道进水、一个龙头出水”的项目整合机制和“各炒一盘菜、共办一桌席”的部门协作机制，把扶贫整村推进、以工代赈、财政一事一议奖补、农村危旧房改造、道路建设、安全人饮、文化和教育卫生、双联部门帮扶等项目资金整合起来，按照“集中管理、分类申报、渠道不乱、用途不变、各记其功”的原则统筹使用，有效扩大项目资金使用效益。注重发挥财政扶贫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多地采取财政扶贫资金贴息支持农户贷款、建立产业发展基金、发展互助资金项目、以奖代补扶持群众发展产业等方式发放，为扶贫开发撬动更多资本。注重加快融资机制改革，着力推动农村“三权”抵押贷款，简化程序，积极发放双联惠农贷款、妇女小额贷款，缓解贫困群众资金短缺难题，实现补助资金直接到户，为扶贫攻坚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盯住短板，“综合造血”强筋骨
劳动力素质偏低、产业支撑乏力、基础设施滞后、生存空间狭窄，是贫困地区难以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功能性障碍，不解决造血问题，单纯输血无疑是杯水车薪。要坚持标本兼治，突出治本，有效增强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升致富本领“拔穷根”。积极实施劳动力素质提升工程，实现输转劳动力、贫困家庭、新增“两后生”、中青年农业劳动力和自由创业者技能培训全覆盖，促进培训与就业创业无缝对接。培育富民产业“改穷业”。因地制宜，立足比较优势，加大资金投入，着力培育区域特色强、竞争能力强、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成长空间大、带动作用大的农业产业集群，形成稳定增加群众收入的长效产业。强化基础支撑“换穷貌”。综合配套贫困乡村水、电、路、房、通信等基础设施，有效改善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为加快脱贫致富奔小康奠定坚实基础。统筹推进贫困地区科教文卫体等社会事业发展，加快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打破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导致脱贫难的链条。开展易地搬迁“挪穷窝”。针对特困片区部分村组自然条件差、资源匮乏、灾害频发的实际，积极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统筹推进安置区基础设施、产业开发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拓宽群众发展空间。
创新举措，“多轮驱动”出实效
要坚持以创新驱动和融合发展理念打好组合拳，促进扶贫模式转变。推进电商扶贫融合发展。把扶持发展以特色农产品为主的电子商务作为扶贫攻坚的重要手段，坚持政府推动、市场运作、企业主体，通过招商引资搭建电商服务平台;把电商培训作为扶贫培训的重要内容，支持引导全民开办网店，形成以大学生村官、农村致富带头人、农产品购销商等为骨干的电商队伍。推进旅游扶贫融合发展。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与扶贫开发有机结合，把美丽乡村建设与扶贫开发有机结合，把发展乡村旅游与扶贫开发有机结合，大力实施生态扶贫项目。要推进交通扶贫融合发展。把改善农村交通条件作为扶贫开发和乡村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在积极争取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等重大交通项目立项建设的同时，大力整合交通扶贫资金，发动群众投工投劳，加快推进农村畅通工程建设，打通通户路、产业路。
激发潜能，“社会齐唱”聚合力
要坚持把干部力量、社会力量、群众力量统筹起来，奏响扶贫攻坚“大合唱”。注重帮扶力量的合理搭配，尽力做到联村单位职能与贫困村的村情相适配，干部联户能力与特困户扶持难度相匹配，实现贫困村全覆盖联系、特困户全覆盖对接、工作队全覆盖进驻。妥善制定帮扶计划，完善发展规划，逐乡逐村建立帮扶台账，逐户逐人落实帮扶责任。积极开展社会帮扶。注重用好对口帮扶资源，统一确定帮扶重点，积极创造帮扶条件，充分发挥帮扶单位职能优势，帮助群众解决一系列发展难题;注重用好社会资源，制定扶持政策，鼓励引导工业企业和社会知名人士投身扶贫攻坚。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引导群众加强监督扶贫项目，积极树立推广先进典型，鼓励支持群众实施自建工程，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

❻ “三权”抵押是指哪三权

三权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农村居民房屋产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就是公民集体对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由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国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该项权利的权利主体为公民或集体；权利客体为集体所有土地或国家所有由全民所有制单位或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国有土地；权利内容由合同约定。
林权是指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房屋产权是指房产的所有者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所享有的权利，也就是房屋各 项权益的总和，即房屋所有者对该房屋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房屋产权有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两部分组成，房屋所有权的期限为永久，而土地使用权根据有关法规为40、50年或70年不等，届满自动续期，续费按当时的1%-10%来增收（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补的费用最多不会超过5位数。

❼ 刘光溪: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突破 —加快外生供给型金融制度安排向内生需求型转变

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突破
—加快外生供给型金融制度安排向内生需求型转变 2015 中国金融
刘光溪

县域经济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键。中央在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县域经济”概念，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决好农业、三农、农民问题，关键在于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才能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进一步强化和提升县域经济发展定位。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县域经济需要县域金融提供资金聚集、价格发现、风险管理和成本管理，才能实现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提升县域经济增长的活力。2012年1月6日，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化三农金融改革，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作用，构建多层次、多样化、适度竞争的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并要求小金融机构立足当地、立足基层，主要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2013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报告提出，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三农”、小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的金融支持。201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要优化“三农”金融服务，统筹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协同作用，发挥直接融资优势，支持经中央批准的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地区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动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国家高度重视县域金融极度薄弱的现状，这也是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普遍关注的焦点和难点。在过去近30年的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我国金融业形成了中央金融高度垄断、地方正规金融高度压抑、民间金融高度脆弱的发展格局[①]，而县域金融改革始终遵循了外生供给型的发展路径。要正确理解这种制度安排的内在逻辑，需要认真分析、认真研究我国经济金融制度的演进路径，寻求县域金融外生供给变化的动态演化过程，从而正确理解它是如何通过惯性趋势达到当前状态，才能实现县域经济发展金融瓶颈突破，建立符合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服务体系。
一、县域金融外生供给型制度安排的内生逻辑
制度演进如同生物进化过程一样，是一个不断选择和发展的连续过程。今天的制度几乎总是表现出与昨天的、常常是一个世纪或者更早的制度强烈的联系[②]，而未来的制度又是今天制度演进的结果。我国县域金融外生供给型金融制度的安排，是近几十年来我国政治、经济甚至文化制度共同演进的结果。
（一）社会主义改造剥夺了民间金融基本生存权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选择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式主导下，金融国有化成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必然选择。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金融业属于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应受国家严格管理。在此背景下，各种私营金融业不可避免地开始从分散走向集中，进行公私合营的改造。1952年5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指示，对全国金融业进行全面改造，淘汰钱庄和私营银行；对实行公私合营银行进行人员整编、机构合并。中国人民银行制订“彻底改造合营银行，坚决淘汰私营行庄”方针，对私营钱庄实施公私合营，或者自行淘汰；对合营或联营的大银行整顿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除损益自理外，业务、人事归当地中国人民银行管理[③]。人民政府通过没收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全部官僚资本，把它们改造成为国营银行，把全部私营银行和钱庄改造为在国家银行领导下的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由国家集中经营银行信贷、保险业务和黄金、白银、外国货币交易[④]。
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迫使各种私营银行、钱庄、信托公司改造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的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由北京总管理处进行统一管理。1959年，公私合营银行的各地分支机构并入当地人民银行[⑤]。金融业公有制改造制度安排一方面是基于稳定社会、打击投机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消灭所谓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借贷制度，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合作金库、钱庄、典当、各省地方银行机构、农工银行、农民银行、县银行[⑥]等县域金融机构由于官僚资本、私人资本等性质被终止、没收与兼并，形成国有的、统一的全国性金融机构，完全摧毁和剥夺了原来已经存在的、以民间金融为主体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
（二）高度集中的大一统金融体制剥夺三农金融发展权
1956年，我国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高度垄断的计划经济体制。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无论是企业或者个人的经济活动均纳入了国家指令性计划，整个社会没有商品生产与交换，也没有市场机制，国家用行政命令管理经济。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基本上否定了现代金融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金融机构只是作为国家财政预算的一个核算部门，建立全国统一的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成为必然。
实际上，早在1953年，人民银行开始建立了集中统一的综合信贷计划管理体制，通过“统存统贷”的管理办法把银行信贷计划纳入国家经济计划[⑦]。1959年以后，公私合营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其它国有银行先后并入当地人民银行，形成了大一统金融体制，其分支式的组织机构分布全国各地，成为国家吸收、动员、集中和分配信贷资金的基本手段。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银行，统一经营各项信贷业务，所有单位和个人只能与国家银行发生信贷关系，商业信用被禁止[⑧]。农村信用社被集体化、准国有化后，已经不是合作性质的基层金融组织机构，以利息、租金为基础的三农信贷交易被全面禁止，钱庄、典当以其它合作性质的金融机构全面停止了经营或者被并入当地人民银行，三农金融发展权实际上已经完全被剥夺。
（三）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剥夺了三农金融内生需求权
确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成为新中国赶超美国等发达国家最主要途径。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只有把私营企业改造成国营企业，把多数农民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里，才能保证经济剩余的积累流向重工业部门，摆脱重工业优先发展资源短缺的约束。1956年，我国建立了工场手工业式的农业合作社，这是一种共同劳动、共同所有的人民公社化经营模式，但是一种低级、落后、愚昧和强制性的原始公有制，是中国几千来农民革命均贫富思想的集中体现，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化、机械化和市场化的高级农业合作社。这种农业合作社基本上排斥了商品经济在农村地区的存在，国家通过统销统购政策强制性占有农村剩余产品。
为了实现农村金融剩余的集中和农村金融资源转化为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政府通过信贷资金的“统收统支”将农村信用社纳入了公有制经济体系[⑨]。农村信用社已经不是农民自愿入股参与的基层金融组织，更多的是承担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政治任务。所有社员不论自愿与否都加入了信用合作社组织，并且只有入社的义务，不能享受退社的自由和权利[⑩]。随着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建立，农村信用社最终被人民银行合并，成为政府获取农村金融剩余的工具。国家通过对农产品剩余和农村金融剩余的强制性索取，排斥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限制生产要素流动，扭曲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成为重工业优先发展赶超战略廉价占有农村剩余资源的主要手段[11]。农村剩余资源被强制性剥夺，商业性生产、交换、消费基本上不存在，农村金融内生性需求自然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结果，城乡二元分治问题严重，三农问题代价沉重，城镇化推进缓慢，农业比较优势难以发挥，大规模农业人口长期处于贫困之中[12]。
（四）小农经济长期以来难以形成内生性金融服务需求
我国传统上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但只存在农民个人占有，不存在个人所有土地制度[13]。农民只能向大土地所有者或者集体租种土地，主要以实物地租形式缴纳，货币地租、劳役地租只是部分存在[14]。自给自足小农经济长期在广大农村占据统治地位，所要求的货币化、商业化、市场化程度较低，只有少量以货币为中心的商业性交换。广大农村生活在这种以传统为纽带小农经济社会里，内部自生性经济变化只是很小的因素，缺乏足够的经济进步[15]，基本上延续了父辈的生活足迹，导致农村地区长期以来缺乏内生性金融服务需求。货币化支付只是起着非常小的作用，经济生活货币化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而每一项工作任务都具有货币化报酬，是市场经济社会存在的前提条件[16]。
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社作为一种低级公有制模式，基本上排斥了货币经济在农村地区的存在，反而强化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我国农村地区没有真正出现现代化农业生产。1979年，我国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民主要以余粮的实物形式上缴给国家，通过劳役地租形式相互交换和调节劳动力的使用，这种非货币化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普遍存在我国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和落后地区，直到本世纪初才发生根本性改变。实物地租或者劳役地租一方面反映了物资匮乏，另外一方面说明了农户手中没有足够用于交换的资金。工作和生活没有普遍货币化，这意味着生产者普遍缺乏市场，对于货币收入只是例外而非常规的社会[17]，很难产生内生性金融
伴随着城市化、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制度性障碍开始显露出来。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资产，但只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没有土地所有权[18]，土地难以实现流转，进一步限制了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三农地区市场化水平极端低下。自由契约是现代商业化正常运转的前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土地资源分配制度，是依靠政府指令使农户与集体共同达成协议，而不是在自由契约基础上所形成的市场机制，从而对土地资源交换与流转形成制度性约束。农村土地自然失去了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方式创造利润的机会，农民也不能享受土地价格上涨所带来的级差地租。结果农村土地生产成本很高，而使用效率很低，农村市场的广度与深度受到进一步限制，难以形成满足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所需要的资源。
二、县域金融外生供给型制度安排的主要问题
建国30年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制度，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若要彻底扬弃这种制度再次进行社会变革显然是不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1978年，我国进行二次改革主要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条件下进行渐近式的改革，这次改革既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也是一次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相应地，我国大一统金融体制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改革，这种外生供给型金融制度安排必然导致基层金融机构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监管能力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并且金融发展只能逐步突破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限制，结果造成内生需求型县域金融高度压抑，基本处于空白状态，难以满足县域经济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一）姓国姓民体制障碍束缚了县域民间金融发展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并没有具备农业现代化生产条件，传统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三农经济的市场化、货币化水平较低，需要小额、分散、灵活的金融服务。土地作为农民的主要资产，只有土地经营权，没有土地所有权，这种制度安排限制了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同时也不能以土地经营权担保向外来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支持。相比之下，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之上的各种民间金融，是一种基于借款人私人信息的一种无抵押、无担保的小额信用融资，较好满足了农村地区差异化金融服务需求，消除了借贷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信贷配给，民间金融因此成为我国县域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世纪80-90年代，民间金融为三农经济、乡镇企业提供大量金融服务，对县域正规金融发展形成重重竞争压力和冲击力，但同时也出现了部分金融风险。面对民间金融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金融管理部门不是合理引导民间金融发展，而是通过强制性行政手段全面取缔、禁止各种民间金融活动。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原因：一是中央金融监管部门难以对基层金融风险实施有效控制；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所形成的认识，难以突破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思想束缚，严格限制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在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的国际化背景下，我国民间金融却不能真正地享受国民待遇，实现阳光化、透明化经营，而县域正规金融形成高度金融压抑，难以满足县域经济特色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需求，这导致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由于四大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在县域内留下了大量金融服务的空白，2006年，中国银监会允许金融业对所有社会资本放开[19]，但通过严格的市场准入条件限制民间金融发展，民间资本多元化发展格局仍未完全放开。2008年银监会允许设立“只贷不存”小额贷款公司。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等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实施细则。相关政策的实质性内容并没有突破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体制性障碍，民间金融仍然在夹缝中寻求生存。最突出的就是金融领域玻璃门与弹簧门现象，表面上看民间资本受鼓励进入金融业，但实际上各种制度安排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形成约束。201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但要大规模、大面积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还存在较长的时间。
（二）分业垂直体制导致县域金融脱离县域经济发展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一直以来遵循机构改革范式，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先后从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独立出来，并通过分支式组织结构在全国各县市形成基层金融服务体系。分支式组织结构较快解决了县域金融服务主体缺乏问题，但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商业化经营逐渐成为国有银行主要追求目标。在利润最大化驱动下，四大国有银行分支式组织结构为县域信用资金向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提供了便利，导致贴近基层、贴近三农、贴近项目信用资金普遍缺乏，加剧县域金融资源稀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作为中央金融管理部门，通过分业垂直的分支式组织结构对金融业进行监管。由于受到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和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大多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主要集中省市一级，人民银行成为大多数县级唯一中央金融管理部门，但由于职能受限，不可能对县域金融实施有效管理。
30年金融体制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国有银行经历了金融垄断到金融市场化、国际化改革的路径。但从总体上看，主要是进行横断层面的改革，并没有在纵向层面进行放权让利[20]。无论是商业性或者管理性金融机构都是垂直型分支式的组织结构，不受地方政府管辖，只对上级行负责，造成了县域正规金融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利润最大化和监管风险最小化双重驱动下，必然导致县域金融脱离县域经发展，县级政府发展地方经济很难获得特色化、差异化的金融支持，严重剥夺了县域金融对实体经济配置的活力。
（三）农村信用社准国有化制度安排导致脱农进城趋势
1979年，中央政府决定恢复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地位，办理三农各项金融业务，执行国家金融部门的职能任务，县联社归农业银行管理。农村信用合作社已经不是农民自愿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而是大部分出资来自国家，农民出资只占很少部分的准国有银行，已经失去了基层农户合作的性质。这意味着农村信用社是中央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外来型金融组织，并不是诞生于三农内生性需求的金融服务主体，这实际上限制了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合作服务领域，压制了民间金融的发展。
1996年，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正式脱钩，由中国人民银行托管。1999年以后，人民银行组建了地（市）联社，对县联社实施管理。2003年，国务院进行以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为核心信用社改革，推动农村信用社组建成为省级联社、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人民银行把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移交给省政府，退出对信用联社的管理。省政府成为农村信用社出资人，成立省联社对全省农村信用社实施有效管理。省联社作为独立法人县联社的联合体，其产权属于省级政府，通过统一的人事制度、财务制度和信用资金计划对县联社实施管理和控制。县联社彻底失去了名义上合作性质独立法人地位，间接成为省联社下属准分支机构，成为三农资金向地级市和省会城市集中的抽水机。省国企的行政管理职能进一步强化，而三农服务职能进一步弱化，这与县域和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强化与创新趋势不相一致。
（四）外生型三农金融服务难以平衡商业性与政策性
我国三农金融体制改革始终没有跳出外来机构范式这一模式，即重视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存在，而不重视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持与服务。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性银行，主要任务是落实好国家宏观调控和强农惠农政策，具有很浓的计划经济色彩，并不对三农经济提供小额、分散的金融服务。农业银行作为服务三农经济的商业性银行，2007年，中央对农业银行确立了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改革原则，要求农业银行强化三农市场定位和责任。2009年，中国银监会要求农业银行建立适应三农金融服务的事业部管理机制。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要求农业银行稳步推进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201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支持农业银行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县域“三农金融事业部”试点省份范围。农业银行商业化经营与中央金融管理部门三农金融服务行政化目标相冲突，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并没有强化对三农金融服务的支持，而是对大部分乡镇营业网点进行大规模撤并，造成三农金融服务主体缺失加剧。邮政储蓄银行主要对三农地区提供汇兑业务，只提供有限的农业贷款。农村信用社作为一个商业化运作金融机构，既要承担国家政策性农贷制度的职能，又要实行市场化运营，始终游离于政策性与商业性之间。

（五）突破条条框框认识的误区，加大对县域新型金融组织体系培育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银行等金融机构，从根本上解决外生供给强制型金融制度的问题。一是鼓励金融机构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入股。二是建立具有合作性质的农业产业基金、农业创投公司、三农资金互助社。三是充分发挥小额贷款公司融资功能，对小微企业提供特色化融资服务。四是鼓励引进股权投资基金，对特色产业、优势产业进行孵化，培育市场制度。
（六）建立具有开发性质的县级政策性金融服务机构
商业化金融机构难以实现政策性与商业性业务之间的平衡，而县域金融薄弱现状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专业性服务，实现对县域经济的培育和开发。一是成立土地银行，我国是典型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大国，土地是广大农民主要资产。土地集体所有权的限制需要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模式，成立县级土地政策性银行将土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与土地级差收入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土地的规模化、集体化、集约化经营。二是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生产周期长，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需要政府提供农业风险保障。政策性农业保险实现财政手段与市场机制有效对接，通过创新政府补偿方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较好地分散农业风险，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三是成立政府农业信贷机构。成立不以盈利为目的农业信贷机构，对三农提供农产品抵押贷款、灾害补贴、差价补贴以及仓储等其它涉农贷款。四是成立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针对农民贫困，自身信用等级较低，自身担保能力有限，农村资金普遍匮乏情况，成立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或者农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主要为农林牧渔等农业生产、加工、运销、仓储等涉农生产提供担保。
（七）加快推进县域金融市场化改革基础设施建设
县域金融改革突破先行先试需要加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加大对县域分支机构和乡镇金融网点建设，为推进从解决三农金融“缺失”向解决三农金融“薄弱”的转变奠定基础。二是建立农户、小微企业信息披露机制和信用评定机制，推广信用村、信用乡镇建设，全面提升基层信用水平和信用意识。三是大力推进现代支付系统建设，节约基层金融运行成本，为诚信环境建设奠定基础。四是加大对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房屋所有权“三权”的权证登记颁证、确权评估、流转服务工作，为三农“死资产”票据化、资产化、证券化流动奠定基础。五是建立农村产权综合交易平台、产权中介服务评估平台，推动农村产权交易，在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前提下增加农民收益，形成促进农民土地流转的机制，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增加农民收益，为金融招商引资奠定基础。
（八）构建县域金融发展的引导机制、风险补偿机制、风险分担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
一是整合涉农项目资金，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重点产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和涉农金融的补贴力度，引导金融资金、民间金融更多地投向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形成县域金融发展引导机制。二是建立小微企业、农户贷款、“三权”抵押新增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构筑风险补偿体系。三是探索财政资金分担风险担保机制，形成政府、金融机构、担保中介机构、农户共同分担的贷款风险机制和土地流转机制，提升“三权”抵押贷款融资的能力和条件。四是创新农户互保、联保等信用融资模式，形成借款人之间的风险分担机制。五是建立全方位农民保障体系，确保农民目前生活有提升，长远生计有保障；充分利用基金理财功能，成立土地保障基金，用于土地流转、农业保险补贴以及农民养老保险支出，促进土地流转。

[①]刘光溪,2012.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中国金融[J],第15期.
[②]库尔特.多普菲,2004.演化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72页.
[③]张徐乐,2006.生存与消亡：上海私营金融业的公私合营,当代金融家[J],第2期.
[④]刘少奇,195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R].
[⑤] http://ke..com/view, 2012.公私合营银行.
[⑥]县银行主要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协助的一种股份公司组织,其本质就是现代村镇银行,1947年,全国已经成立县银行总数544家。叶世昌,潘连贵,2001. 中国近代金融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93页.
[⑦] http://www.pbc.gov.cn,中国人民银行历史沿革,2012.
[⑧] http://www.pbc.gov.cn,中国人民银行历史沿革,2012.
[⑨]姚会元,陈俭,2008.三农信用制度异化问题探析,学术交流[J],第11期.
[⑩]何广文, 2006.三农金融改革与创新的逻辑思路,银行家[J],第2期.
[11]何广文,2006.三农金融改革与创新的逻辑思路.银行家[J],第2期.
[12] http://cpc.people.com.cn,2012.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张占斌,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13]高德步,2001.世界经济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6-37页.
[14]厉以宁,2002.资本主义的起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第440页.
[15]海尔布罗纳,米尔博格,2010.经济社会的起源[M],李陈华等译.上海马三联书店,第8页.
[16]海尔布罗纳,米尔博格,2010.经济社会的起源[M],李陈华等译.上海马三联书店,第33页.
[17]海尔布罗纳,米尔博格,2010.经济社会的起源[M],李陈华等译.上海马三联书店,第33页.
[18]林业、草地、海滩等公共资源都是采用承包责任的使用方法,其产权归集体所有.
[19]中国银监会,关于调整放宽三农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三农建设的若干意见》,银监发〔2006〕90号.
[20]刘光溪,2012.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中国金融[J],第15.
[21]王军,2011.县域经济创新发展的体制支撑[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64-265页.
[22]温铁军,2008.三农合作基金会的兴衰史.中国改革[J],第8期.
[23]杨德平,2011.我国二元经济转换中的三农金融,博士论文[D].中国人民大学.

❽ 什么是农村“三权”抵押融资

三权”抵押贷款是农户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居民房屋权和林权作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不改变土地用途。
开展农村“三权”抵押贷款对于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盘活农村资源，解决农村融资瓶颈，促进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设立贷款基金，规避贷款风险

首先要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让金融机构“不畏贷”“想贷”“积极贷”。努力与政府沟通，希望由政府出资设立“农村信贷风险代偿基金”，由政府承诺按照贷款本金的一定比例设立代偿基金，在出现坏账时予以一定比例的政府补偿，分担银行信贷风险。即当农民贷款出现损失并经确认后，由银行和代偿基金按比例分担损失。还可根据我市实际情况，引入担保或保险机构，构建“代偿基金+银行+担保（保险）”风险共担体，进一步分散信贷风险。让金融机构放下“前怕狼，后怕虎”的思想负担，由“畏贷”转变为“积极贷”，真正达到缓解农村产业融资难的目的。

（二）建立有效的土地评估机构和确权管理机构

建议由政府部门牵头，投资成立“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农村“三权”抵押融资提供评估服务，简化环节简化手续，对农村土地进行快速权威评估。在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下，成立由银行、财政、农办、房管、国土、规划、法院等部门组成的农村“三权”抵押贷款领导小组，制订具体的操作办法和流程，明确房产、土地部门负责房产、土地确权办证和抵押登记。

（三）加大此类产权流转市场建设

各镇成立土地流转中心，保证区域范围内产权流转并负责土地承包确权办证和质押登记。用于贷款抵押的农村住房，经农村住房抵押和流转的书面承诺后，在办理房产抵押登记之后，当债务人确实无力偿还债务时，其用于抵押的房产可以在本市一定范围内流转变现，由此促进银行对农村“三权”抵押贷款的推行。随着一系列举措的出台，推动农村集团土地房产及承包地经营权的市场流转，使此类产权能够正常在本市辖区内流转交易，将农村此类睡眠资产盘活。

（四）加大宣传，消除顾虑

针对多数农户“怕贷”的思想，建议不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特别要加大“三权”抵押贷款优惠政策的宣传力度，普及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的改革制度。可以开展“三权”抵押政策“进村入乡”活动，力求将政策讲明说透，让农户贷得安心，用得放心。

总之，“三权”抵押贷款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工程，它在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拉动现代高效农业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推动小康社会建设，维护金融秩序、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均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