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

Ⅰ 「世经研究」《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发布

2008年金融危机表明，大型金融机构的无序破产将危及全球金融系统稳定性，并给整个经济造成严重的溢出影响。为防范大型金融机构发生重大风险的可能性，防范系统性风险，金融稳定理事会（FSB）自2011年起每年发布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并对该类银行提出更高的监管要求。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的框架指引，中国也结合自身实际建立了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D-SIBs）监管政策框架。

2020年三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315.2万亿元，同比增长10.5%。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128.3万亿元，占比40.7%，资产总额同比增长10.6%；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56.4万亿元，占比17.9%，资产总额同比增长12.6%。

2020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84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987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96%，较上季末增加0.02个百分点。

2020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正常贷款余额142万亿元，其中正常类贷款余额138万亿元，关注类贷款余额3.8万亿元。

2020年前三季度，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5万亿元,同比下降8.3%，降幅较上半年收缩1.1个百分点。平均资本利润率为10.05%。商业银行平均资产利润率为0.80%，较上季末下降0.02个百分点。

2020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为5.1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086亿元；拨备覆盖率为179.9%，较上季末下降2.52个百分点；贷款拨备率为3.53%，较上季末下降0.01个百分点。

2020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44%，较上季末下降0.02个百分点；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67%，较上季末上升0.07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4.41%，较上季末上升0.20个百分点。

12月3日，央行、银保监会正式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是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认定的依据，也是对其提出监管要求、恢复与处置计划要求、实施早期纠正机制的基础。对于系统重要性银行评分的阈值从300分调低到100分，得分达到100分的银行被纳入系统重要性银行初始名单。按系统重要性得分进行分组，共分为5组，并实行差异化监管。

该政策明确了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D-SIBs）的参评机构范围、评估指标体系、阈值与分组、评估流程与方法等关键信息。监管层将根据得分情况对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进行分层监管，银行业将正式进入差异化监管时代，不同银行因经营条件、监管条件的差异也会带来基本面的进一步分化。分类施策，匹配差异化的附加监管实施方案，设置合理的过渡期安排，确保政策中性，稳妥有序实施。同时，政策的落地也标志着我国宏观审慎管理架构进一步健全和深化，其他金融细分行业的落地细则也将加速推进，进而有效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D-SIBs对部分股份制银行资本压力加大，对银行杠杆率和ROE（净资产收益率）形成一定影响。对于部分资本管理压力相对较大的股份制银行而言，后续亟待多渠道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若对入选D-SIBs的银行赋予更严格的流动性监管要求，将促使银行加强一般性存款特别核心存款的吸收力度，降低同业负债占比，并进一步拉长同业负债久期，确保流动性指标的稳定。在此情况下，部分流动性指标安全边际不足的国有银行对中长久期的NCD（同业存单）发行需求可能会加大。入选G-SIBs的四大行也面临后续TLAC较高的达标压力，需持续加大资本补充和内生增长能力；部分中小银行，三季度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安全边际在1.5%以内，若后续附加资本要求提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将进一步承压，极大考验内外资本补充能力。在提高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方面，提供以下建议。

现阶段非上市银行应积极谋取上市。一方面，资本严监管下，拓展资本补充渠道的政策对上市银行和非上市银行的影响存在着差别。在制度框架下，上市银行相对于非上市银行资本补充渠道更广，银行通过上市可以获得更多的政策红利。另一方面，上市意味着银行可以以资本市场作为有效的融资途径，通过向广大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本，对于商业银行可持续、高效益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主要盈利模式仍然为存贷款利差。贷款作为风险权重较高的资产，其规模的扩张会提升风险加权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而随着资本监管标准的提高，银行传统存贷款利差模式中的盈利能力必然降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仍然过低，而中间业务具有低资本消耗或完全不占用资本的优点。所以，为了达到资本监管要求的同时提升商业银行效益，应大力提升中间业务收入。在做好支付结算、代售、买卖外汇等传统中间业务的基础上，提升商业银行服务能力；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提升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开发商业银行手机APP；拓展信息咨询、发展规划等顾问服务，提高手续费、佣金及代保管业务收入。总而言之，提升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势在必行。

增加资本公积有两种方式：一是提高利润留成，增加盈余公积。通过银行自身的留存利润来增加资本是一条主动的、根本的、动态的、可持续的途径。通过内部挖潜，提高财务效益，积极 探索 存货款业务和增值服务并重的业务盈利模式，加强财务管理和全面成本核算 建立内部资金定价和转移机制，在业务流程上简化程序，在产品营销上加大力度，在财务管理上加强核算，开源节流，以使更多的利润转化为资本。但从利润中留存积累，必须以拥有较高的利润率为前提，因此，这种补充方式具有资本积累速度慢的局限。二是可以将股票溢价部分转为商业银行的资本公积。

降低风险资产意味着商业银行就得缩减信贷。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商业银行自身规模扩张的需要，商业银行很难去缩减贷款 尤其在我国商业银行目前主要利润仍来自存贷利差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更加不会去减少信贷。然而，如果信贷过分扩张的话，就会拖累资本充足率，增加资本金的压力。其实，在商业银行信贷扩张的过程中 我们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资产。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调整资产的风险分布结构；二是从整体上提高资产质量。

在有效控制风险资产的同时 通过优化资产配置资产向低风险资产的转换，进而降低风险资产总额，提高资本充足率。首先，要调整信贷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目前 国有商业银行在资产结构上呈现出这样一个格局：资产投向较单一，主要集中在信贷资产上 证券和投资的比重偏低。其次，要调整资产组合，优化信贷结构，拓展多样化的金融业务。商业银行应扩大债券、同业拆借、短期投资等风险权数较小的资产比重 增加抵押、担保贷款比重。再次 还可以进行其他方面的资产调整，如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转让等方式将一部分期限较长、流动性不足、风险权重大的资产转到表外核算，从而提高资本充足率。最后，要加强内部控制，建立完善的风险防范制度，以减少风险资产。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率高，不良贷款余额大，是造成风险资产过高、资本充足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因此，降低不良资产比率，控制不良贷款余额，就成为我国银行业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重要途径。降低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提高不良资产处置的市场化程度。不良资产处置工作要实现由传统的、行政化向现代的、市场化转变。要在充分利用催收、诉讼和呆账核销等手段的基础上，遵循市场化处置的原则，在法律政策允许的框架内 积极 探索 运用债务重组、资产推介、转让出售、资产证券化等手段，加强不良资产的整合分类 积极利用和动员国内外的 社会 中介力量，以打包方式为主，实施集中批量处置，努力降低处置成本。

二是优化信贷结构，提高新增贷款质量。从源头上进行控制是减少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重要措施。要主动抓住新的市场机遇，积极运用有效的市场营销手段 拓展优质客户，严格把握新增贷款投向，寻求提高经营效益的新的增长点，在进退有度中实现信贷资产区域、行业、品种和客户结构的合理调整，实现新增贷款的进一步优化。

三是建立和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可采取以下措施：明确综合费用与不良贷款压缩额的挂钩系数不得低于一定比例，加大诉讼执行回收等的费用支持力度，增加资产保全部门的增量营销费用，建立专项奖励制度 允许分行利用超额利润部分自行消化信贷类呆账损失等。

Ⅱ 「首席观察」罕见！银行上半年净利同比降9.4% 警惕“不良”升温

中国银保监会8月10日在股市收盘后公布了银行业保险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情况：2020年上半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0万亿元,同比下降9.4%，平均资本利润率10.35%。商业银行平均资产利润率0.83%，较上季末下降0.15个百分点。

市场乍惊：近年几乎从未出现过如此净利润降幅的中国银行业怎么了？尽管这也取决于银行对坏账计提的拨备，其可对利润空间进行调节。

在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看来，银行盈利下降原因之一是让利于实体经济，而非自身经营能力恶化的问题。即这是可预期的结果，但降幅之大出乎市场的意料。

年中重要经济数据发布之际，相关部委官员亦出来重磅发声。

当日，央行行长易纲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货币政策的引导使市场整体利率下行，带动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明显降低。利率的下行，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使得贷款的结构明显优化，普惠小微贷款支持的市场主体明显增加。

那么，下半年最大挑战是什么？易纲在回答央视新闻《相对论》给出的“部长答题板”提问时说，最大的挑战还是如何对实体经济精准滴灌。他表示，实体经济的支持一定要聚焦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这是人民银行下半年的工作重点。

的确，疫情冲击下的中小微企业等部分实体经济仍在嗷嗷待哺……

不过，易纲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得到了有效控制，中国经济在全球实现了率先复苏。二季度我国GDP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反弹，GDP同比增长3.2%，是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而对投资者来说，日趋复杂宏观形势背景下，当前阶段，优质银行可能也会因为业绩调控而出现好的中长期买点。

“不是银行经营的问题”

“让利1.5万亿是此次商业银行利润下降的部分原因。根据央行的表述，1.5万亿元中有利率下行让利9300亿元，银行减少收费3200亿元等项内容。”8月10日，财信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告诉经济观察网。

他解释，除此之外，估计疫情冲击下，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破产和亏损，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也是利润增速下降的原因。预计随着贷款延期等支持性政策明年到期后，没有暴露的不良贷款将陆续显现，将对银行利润形成新的考验。

据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20年二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包括小微型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小微企业主贷款）余额40.7万亿元，其中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3.7万亿元，较年初增速17.7%。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6.6万亿元，同比增长为2.7%。

“这在近年来是非常罕见的，主要是受新冠肺炎影响以及加大对实体经济让利的结果。”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告诉经济观察网。他指的是今年上半年，我国商业银行净利润同比下降9.4%，平均资本利润率、资产利润率也有所下降。

董希淼解释，上半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叠加疫情影响，我国实体经济遇到较大冲击。商业银行在加大信贷投放的同时，通过降低贷款利率、减免收费以及延期还本付息等举措，积极主动向实体经济让利，推动企业融资明显下降。

“净利润同比下降不是商业银行自身经营能力恶化，而是商业银行大幅度向实体让利的结果。”他说，“同时，面对资产质量反弹压力，商业银行加大贷款损失准备计提，贷款损失准备较上年末增加5003亿元（其中一季度增加2943亿元，二季度增加2060亿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盈利表现。”

这里，是否还记得银行让利1.5万亿的实质内涵？

一个月前，在2020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上，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郭凯曾对“金融机构1.5万亿让利”进行解读——表示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的让利将主要通过三方面予以实现：

一是利率的下行。包括贷款利率下行、债券利率下行、通过再贷款、再贴现政策支持的优惠利率贷款的发放，所有加在一起通过引导利率下行，最终会实现大概约9300亿元的让利。

二是两项货币政策新工具加上前期的延期还款付息政策工具大约让利2300亿的规模。

三是通过银行减少收费3200亿元，包括前期已经减少的收费，后面全年还要继续减免的收费，特别是落实6月1号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的通知》。

概之，这三大块加在一起大数是1.5万亿元。

8月10日，央行行长易纲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央行果断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有力支持了稳企业保就业。他说，主要措施可以概括为18个字，就是“扩总量、保供应、促增长，降利率、调结构、保主体”。

按照易纲的话说，货币政策的引导使市场整体利率下行，带动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明显降低。普惠金融、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制造业的贷款利率都降至 历史 新低。特别是普惠金融的贷款利率目前在5%左右，比去年下降了0.8个百分点。

“利率的下行，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使得贷款的结构明显优化，普惠小微贷款支持的市场主体明显增加。6月末，有授信的市场主体近3000万户，有贷款余额的超过2300万户，这些主要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易纲称。

此外，银行净息差的空间亦在小幅收窄。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说，净利润同比下降9.4%，其中，银行的净息差从2.10%降至2.09%，下降了1 BP，净息差有所收窄，包括盈利下降等……由于今年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让利，一方面，今年上半年银行的LPR利率下降30个BP；而实际贷款利率的下降幅度逾30个BP，但银行的负债成本下降幅度相对有限，所以，整个净息差处于收缩状态。

不过，温彬认为，虽然利润同比下降，净息差收窄，但在目前疫情的影响下，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让利幅度，有助于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更好地发挥了金融的支持作用。

不可否认，疫情冲击下，一些受冲击的企业出现信用风险，违约也在增加，不良率和

同期，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为5.0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2060亿元；拨备覆盖率为182.4%，较上季末下降0.80个百分点；贷款拨备率为3.54%，较上季末上升0.04个百分点。

“这也说明银行业的资产质量，风险总体是可控，经营相对比较稳健，特别是拨备覆盖率虽然较一季度有所下降，但超过180%，远高于监管的红线要求，所以，整个银行业的风险抵补能力比较充足。”温彬说。

据银保监会数据显示，除城市商业银行之外，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民营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的二季度净息差较一季度均有所下降。

然而，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国内经济面临诸多挑战背景下，商业银行不良的“双升”不容小觑。IMF和世界银行分别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4.9%和 5.2%，世界银行称全球经济可能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衰退。

不良？不良！

尽管中国风景独好，央行表示，中长期看，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也即使信贷资产质量目前无恙，防范于未然亦未尝不可。

董希淼坦言，在内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压力骤增的情况下，上半年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保持基本稳定，风险抵补能力仍然较为充足，实属不易。不过，未来一段时间，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反弹压力非常大的，在内外部环境仍然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银行业资产质量面临严峻挑战。2020年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贷款率还可能有所上升，非信贷不良资产业也可能进一步爆发，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具体来看，据银保监会数据显示，商业银行二季度不良贷款余额为27364亿，较一季度的26121亿，上升1243亿，其中，次级类贷款二季度为12918亿,较一季度的11469亿增长1449亿 ；可疑类贷款10653亿，较一季度的10638亿略增15亿 ；损失类贷款3793亿，较一季度的4014亿增长221亿。不良贷款率为1.94%较一季度1.91%增加了3个BP。

所以，“商业银行一方面要采取多种措施加快存量不良资产的处置；另一方面要坚持标准，严格把关，严控新的不良资产产生。”董稀淼说，监管部门要继续采取针对性措施，支持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多渠道、高效率地处置不良资产。在服务实体经济、让利实体企业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应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维护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保护好商业银行合法权益。

7月20日，中国银保监会召开的2020年年中工作座谈会指出，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提早谋划应对银行业不良资产大幅增长，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严格资产质量分类，做实利润、提足拨备、补充资本，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8月3日，人民银行召开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会议指出，下一阶段要“着眼长远，未雨绸缪，支持银行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和拨备计提力度，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

就此，光大证券首席银业分析师王一峰告诉经济观察网，银行盈利同比增速大幅下滑，结合前期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下半年工作要求，银行业中期业绩呈现出了三大特点：

首先，营收预计相对稳定，盈利增速明显下行，拨备前盈利增速与净利润增速差拉大。二季度，行业净息差为2.09%，预示着净利息收入平稳；非息收入占比下降除季节性因素外，还有利率上行对于债券交易和估值的变化。

再者，分机构看，大型银行盈利增速-12%，股份行-8%，城商行-2%。大型银行盈利增速回落更快。主要是大型银行相对更为审慎的财务规划所致。从分机构的盈利增长可知，上市银行中“夹心层”的优质城商农商银行预计中期业绩盈利增速表现将明显好于上市国股银行。

展望下半年，王一峰认为，商业银行盈利增长仍可能受到以下因素压制：“资管新规”后问题资产回表对准备的消耗，I9准则下非信贷累资产准备计提的增加，以及存量风险的进一步确认与化解。预计未来银行业营收与盈利增速差将进一步扩大。但是，也应注意到，对于优质银行来说，未来业绩表现不会过分恶化。尤其是在当前阶段，银行业营收增长依然稳定，优质银行会因为业绩调控而出现好的中长期买点。

其实，“未来风险点不在于业绩调控，更多在于中美摩擦加剧下金融制裁的不确定性，和经济复苏强度的不确定性。”王一峰说。

温彬认为，下半年货币政策主要是服务小微，精准滴灌，银行在保持信贷合理增长的同时，会优化信贷结构，聚焦小微企业、制造业，进一步服务实体经济。同时，相对前期，货币政策会出现一些边际上的变化调整。

不过，“因为风险有滞后效应，下半年的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余额可能会进一步上升，但银行加大信贷的逆周期投放，有助于企业保持正常经营。预计下半年的经济将恢复性增长……所以，银行资产质量总体上会保持平稳。”温彬说。

Ⅲ 银行不良贷款加速处置 仍有地区不良贷款率偏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甘肃及大连等地不良贷款率仍相对偏高，其中，甘肃地区全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达到6.74%。

超八成地区不良率降低

日前，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指出，2020年银行业已开始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全年处置不良贷款超3万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七八千亿元，2021年可能需要处置的不良贷款规模还会增长，这一趋势甚至会延续到明年。

从下降幅度来看，超过1个百分点的有山东、大连。其中，2020年12月末，山东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1713.86亿元，较年初减少521.06亿元；不良贷款率2.23%，较年初下降1.05个百分点。

从一线城市来看，截至2020年末，北京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最低，为0.55%，上海及深圳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79%、1.48%，其中，上海不良贷款率相比2019年降低0.14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压降约68亿元。

另外，河北、山西、江苏、江西等多个地域不良贷款率也有所下降。

甘肃等地不良率仍偏高

经统计，不良上升地域包括天津、海南、浙江等地，其中天津地区不良贷款上升较高，由2019年四季度的2.29%上升至2020年四季度的3.04%，共提升0.75个百分点。

天津银保监局近期召开会议总结，2020年，天津全年处置不良资产约1043亿元，完成处置任务的140%，影子银行业务持续收敛，P2P网贷风险机构实现出清。会议认为，天津银行业保险业整体运行平稳，各项风险总体可控，但面临金融形势依然复杂严峻，需要认真应对，妥善处理。

公示数据显示，甘肃、大连等地不良贷款率仍偏高，其中，截至2020年末，甘肃地区全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达到6.74%，但甘肃地区的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率分别为1.82%、2.6%、2%。即便如此，甘肃地域不良贷款率仍较2019年有所改善，该地区2019年四季度全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为7.86%，相比来看，2020年已下降1.12个百分点。

大连地区来看，截至2020年12月末，辖内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达到4.85%，但相比去年2019年的6.63%已降低1.78个百分点，截至2020年末，大连辖内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为629.42亿元，相比年初下降了200.43亿元。

Ⅳ 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势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随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商业银行不断积极拥抱金融科技，推动数字化转型，整体商业银行经营稳健。在2020年，商业银行重点关注风险能力，净利润5年来首次负增长，而综合风险管理能力方面成效显著。

整体经营良好，净利润首次下降

近年来，商业银行不断积极拥抱金融科技，推动数字化转型，整体行业规模不断扩大。2014-2019年，我国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从130.8万亿元增长至232.34万亿元，持续平稳发展。

截至2020年末，中国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增长至265.79万亿元，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14.40%，发展态势良好。

—— 更多数据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与行业授信策略分析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