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氏兄弟貸款擔保

⑴ 榮氏家族的發展情況

榮家祖上就有人做過大官，曾經家世顯赫，但到了榮毅仁的曾祖這一輩，家道開始中落。榮毅仁的祖父榮熙泰很小的時候就進入鐵匠鋪當學徒，成年後在外給人當賬房先生、當師爺，勉強養家糊口。
由於家境貧寒，榮熙泰的長子榮宗敬在14歲時就不得不離開學堂，到上海南市區一家鐵錨廠當起了學徒。當時是1886年。比榮宗敬小兩歲的榮德生在私塾學校讀書，因為父親對他抱有很大的希望，認為他將來一定可以考科舉當大官。榮德生卻並不這么想，他一直以哥哥為學習的榜樣，想早日為家庭分憂，三年後，15歲的榮德生乘著小木船從閉塞的無錫郊區搖進了喧鬧的大上海。在兄長的引薦下，榮德生進入上海通順錢庄做學徒，此時的榮宗敬則在另一家錢庄做學徒。這為幾年後他們和父親一起在上海鴻升碼頭開一個名叫廣生的錢庄打下了業務基礎。經營上的穩妥再加上從不投機倒把，兩年不到，榮氏兄弟便掘得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桶金。
就在生意蒸蒸日上之時，榮德生南下廣東，留下榮宗敬一人打理錢庄。在那裡他呆了整整一年，廣東人思想活躍，敢於開拓，善於經營，這些都使榮德生大受啟發。他發現，從外國進口物資中，麵粉的量是最大的，尤其在兵荒馬亂的年代，銷路非常好，而國內麵粉廠卻只有天津貽來牟、蕪湖益新、上海阜豐以及英商在上海經營的增裕四家。
榮德生看出了麵粉行業的商機，當他把這一想法告訴榮宗敬時，兄弟倆一拍即合。20世紀的第一個年頭，榮氏家族事業邁出了其決定性的一步。
農歷二月初八，榮德生挑了這一良辰吉日破土動工，地點是在無錫西門外的太保墩，取名保興，有保證興旺的意思，這是無錫歷史上第二家近代企業。17畝地皮，四部法國石磨，三道麥篩，兩道粉篩，這是麵粉廠的所有家當。 1949年，國民黨政權倒台前夕，榮氏家族內部出現了大震盪，這一年也是個分水嶺，榮家由此走向低潮。國民政府在前一年推行幣值改革和限價政策，不久就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引起搶購狂潮，上海經濟漸趨癱瘓。
上海產業界人士紛紛遷資海外，尋求新的出路。1948年11月，榮宗敬的長子榮鴻元因套購外匯被國民黨政府判處緩刑，後交了一百萬美元才算了結，情緒一度陷入低潮，不久就將鴻豐二廠紗機及設備售與大安紗廠，他則去香港另設大元紗廠，最後遠走巴西，1990年客死他鄉。其弟榮鴻三、榮鴻慶和榮德生之子榮爾仁、榮研仁等也先後離開上海。
資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內地的榮氏企業元氣大傷。這讓榮德生氣憤不已，「生平未嘗為非作惡，焉用逃往國外？」在最後關頭，榮德生和榮毅仁父子經再三斟酌決定留在大陸。 上海解放後，榮氏企業面臨困難，不僅資金緊張，原料也供應不足，國家通過發放貸款、供應原料、收購產品委託加工等方法，對榮氏企業予以大力扶持，實現了新的復甦。榮德生父子加深了對共產黨的信任感。榮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將他的產業實行公私合營，這一舉動為上海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工作起了積極帶頭作用，「紅色資本家」的稱呼由此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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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讀庫0803

作者：張立憲

豆瓣評分：8.2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8-8

頁數：317

內容簡介：

目錄：

為其他的百分之九十設計

「90展」部分展品

衣食上擁有半個中國

固執復制

海波與他們

幸運之輪

中國學車記

關庚的生活底稿

那個時代的書裝藝術

花花世界且說黑

賤客凱文

佛朗切斯卡：心之形狀

醫海鉤沉

祖逖與劉琨

同居-崔鶯鶯

「哥斯大黎加時代」

文摘：

衣食上擁有半個中國

申新擱淺

1934年7月4日，是榮氏企業史上最暗淡的一個日子，申新擱淺了。

這一年，榮德生的四子榮毅仁只有十八歲．二十多年後，他仍清晰地記得那天上海報紙上的大字標題：「申新擱淺」。當時他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看到報紙，一下子呆住了。他心中有個大大的問號：「申新是一個有關民生的事業，怎麼會擱淺呢？」

榮氏申新紡織企業從1915年一個廠、一萬二千九百多枚紗錠起步，發展到此時，已擁有九個廠，紗錠總數超過五十五萬，還有六萬多線錠、五千多檯布機，佔有全國紗錠總數的百分之二十點六，前後不二十年時間。申新的發展之快、事業之大，完全當得起突飛猛進四個字。按其生產能力，每日夜可出紗一千件，出布一萬四五千匹，消耗棉花三千二百擔，是中國最大的紡織企業，直接在申新工作的職工至少有三四萬人，加上家屬和運輸、營業等間接靠申新生活的，大約在十幾萬人以上，每天交稅萬元以上，僅三年半就已超過一千萬元。研究榮家企業的陳文源算過一筆賬，1932年榮家九個紡織廠織出來的布有一億零二百三十六萬億米，可以繞地球赤道兩圈半。

申新並不是一夜之間突然擱淺的，此前四年連續都有巨額虧損，主要原因當然是市面不好。自1921年以來整個花紗市價起落極大，十六支「人鍾」牌標准紗也不例外，上下落差如同波峰低谷。據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調查，以1933年4月申新出產的二十支「人鍾」牌紗為例，每件成本二百一十八點三三元，市場價卻只有二百零四元，每生產一件就要虧折十四點三三元。榮宗敬沮喪地感嘆：板貴棺材賤。不大動筆的他寫下《紡織與金融界》一文說：

無日不在愁城慘霧之中，花貴紗賤，不敷成本；織紗成布，布價亦僅及紗價；銷路不動，存貨山積。昔日市況不振之際，稍肯犧牲，猶可活動，今則紗布愈賤，愈無銷路，乃至於無可犧牲。……蓋自辦紗廠以來，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

經濟學家馬寅初對「花貴紗賤」如此解釋：花貴是因為國產棉花不足，紗賤是因為日本棉紗傾銷。

另一原因是稅負太重。1928年，南京政府開征特稅，實行一物一稅，榮宗敬曾一度興奮過。他沒想到特稅不但沒有減輕負擔，反而大大加重了民營企業的負擔，便利了外國的在華廠家。申新被抽去特稅達一千五百多萬元。他寫信給銀行家陳光甫等人說，我國實業尚在萌芽時代，受時局影響，紡織業更是岌岌可危，希望他們能呼籲政府減稅或免稅，如果再不恤商艱，多方剝削，只有停機歇業，坐以待斃。然而，榮德生大女婿、主持漢口申四福五的李國偉記得，當上海、武漢的紗廠向財政部長孔祥熙提出新稅則加重企業困難時，孔開口就罵紗廠搗蛋：「有困難，你們為什麼不想法子克服？成本高了，你們為什麼不讓它降低？」

特稅規定每袋麵粉征統稅一角，而未實行特稅的地方，每袋只征六到七分。特稅開征後，各地仍巧立名目，加稅、加捐的情況不斷發生。麵粉已征了統稅，麵粉袋還要另外征稅。1931年2月12日，榮宗敬以福新麵粉公司的名義寫信給宋子文說，麵粉袋用的都是華商機制布匹，這種布袋印上彩色商標以後就是廢物，所以袋皮向不征稅，麵粉征稅，袋皮只是麵粉的附屬物，希望能夠免稅，這樣既合乎一物一稅的原則，也合乎提倡國貨的宗旨。為要求小麥免稅單全國劃一，麵粉特稅全國一律平等，他多次給麥粉特稅局寫信，呼籲對本國民營麵粉業不要重征，對進口麵粉無論如何要重征。但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此外還有一個不能忽略的因素，身為榮家企業掌舵人的榮宗敬和幾個兒子投機失敗，光是他們投機洋麥、洋花之類的虧損就達一千二百多萬元，總公司這一項利息支出在五百萬元以上，申新撐不住了。榮毅仁後來找到的答案也沒有迴避投機失敗這個因素——「在前幾年美國開始的國際性的不景氣，影響到了中國；日本侵佔了東北，日本紗廠又利用它雄厚的資本，在我國各地展開劇烈的傾銷競爭，排擠了我們的市場；國內連年內戰，交通破壞，苛捐雜稅，農村破產，民不聊生；再加上申新本身的盲目經營，出品質量不好，利用交易所進行的投機失敗。」

不過有一個原因榮毅仁沒有講到，他的姐夫李國偉說，由於過分追求發展，榮家企業一貫通過借債來擴大規模，所以經常陷入高利貸的債務拖累，經濟基礎並不穩固，一旦遇到金融變動，或市場不景氣，便會捉襟見肘，周轉為難。

自1933年起，榮宗敬不斷給國民政府有關人物寫信，希望他們能體恤和支持這家民營企業，幾乎空盪盪沒有迴音。

銀行、錢庄，要債的都來了，同仁儲蓄部傳言榮家要倒，趕緊提取存款。榮家這次經濟危機比劉鴻生企業略早一點，他們的企業擴張也差不多，都是發展得太大、太快了。不同的是，榮家主要集中在兩個行業，不像劉鴻生在許多不同行業都有投資。

當年，漢口申新四廠發生火災，榮家從中國銀行借款二百多萬元。榮家曾向英、美商家和銀行求助，還向南京政府建議「庚款借錠」，就是用庚子賠款基金購置外國紗錠借給各紗廠，各廠分期償還。

到1934年3月，申新在上海的廠幾乎已全部抵押出去，中國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等幾家關系密切的大銀行不肯再放款，只有靠十六家與榮家熟悉的往來錢庄暫時維持。此時申新負債累計達六千三百七十五點九萬元，全部資產總值不過六千八百九十八萬元。到這年6月底，到期的五百萬應付款，沒有頭寸可以應付，申新沒有什麼可以給銀行抵押，錢庄到這時也不肯放款。榮宗敬常常掛嘴邊的那句「債多不愁，虱多不癢，債愈多愈風涼」再也說不出來了。在逼得最厲害的時候，宋漢章、陳光甫兩個銀行家在榮家陪他一個通宵，就是怕他倒下去。申新一倒，中國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都會受到很大影響。光是上海銀行一家貸款就有一千二百多萬元，而抵押物主要是廠基、機器和貨物。

申新擱淺前幾天，陳光甫經常要在申新總公司等到深夜一兩點。十五年後他有點兒後悔地說：「榮宗敬的申新企業是全國紡織企業中最大的，為了增加銀行存款，鞏固我們的地位，我們樂意與他合作；而他當時急需資金來更新擴大，自然也希望與我們合作。結果，沒有充分調查他的實際需要和個人性格，我們就提供了大筆貸款給他，導致我們資金周轉困難，甚至影響了活期存款的運行。」

申新系統之外，茂新麵粉有四個廠，福新麵粉有八個廠，一輩子要強的榮宗敬提出退職，由福新元老之一王禹卿接替總經理，王時任福新七廠經理兼總公司麵粉營業部主任，王堯臣為福新一廠、三廠經理、六廠副經理、七廠廠務經理。自從申新不斷擴大，福新麵粉系統的業務除了訂購外麥、每月財務結算月報，實際上都由王禹卿掌握，盡管福新八個廠除了一廠、三廠，榮家都有控股權。雖然從1927年以後麵粉業的擴張步伐緩下來了，但在穩健的王氏兄弟手裡，麵粉這一塊常有盈餘。金融業的債主都希望榮家能以麵粉廠來補貼紗廠的虧空，在他們眼裡王禹卿有信用，申新如要再借款，非王出面擔保不可。榮、王之間有矛盾，榮宗敬認為茂新、福新、申新都是自己創下的子孫萬世之業，王禹卿則認為他縱子投機，損害股東利益。但這個時候，榮宗敬不得不向王求援，盡管他內心不願放手。榮、王會談幾次，都沒談成，兩人經常大聲爭吵，一次會上甚至發生激烈沖突。因此，他又想找紡織專家李升伯出來代理。

一天凌晨四點，在申新九廠俱樂部樓上睡覺的廠長吳昆生，睡夢中忽然聽到下面禮堂有人在哭，起來一看，原來是榮總經理。榮對他說：「我弄勿落了，欠政府的統稅付不出，政府卻要來沒收我幾千萬財產，這沒有道理!我現在一點辦法都沒有，你去通知各廠廠長和工程師來。」

等各廠廠長、工程師陸續到齊，天已亮了，大約六點左右，榮宗敬只講了一句：「我現在已沒有辦法，希望你們去請李升伯出來做代總經理，你們要向他提出保證，絕對服從他。」八點多鍾，他們一行到達李家，李升伯問什麼事，他們說：「申新不能倒，靠它生活的有十萬根煙囪，無論如何要請你出來做代總經理，把申新維持下去，榮宗敬沒有辦法幹了。」李回答：「我沒有考慮過，榮宗敬已同我談過幾次，譬如打仗，要靠正規軍，雜牌軍隊是打不好的。」說完，即徑自上樓去了。聽了他們回來的匯報，榮宗敬說：「那麼還是叫王禹卿出來代理吧。」

當時，申新九個廠只有無錫的申新三廠情況還好，無錫還有茂新麵粉廠有點兒力量。到最緊急時，榮宗敬不斷打長途電話向弟弟榮德生求援，但德生感到以無錫的幾個廠去支援上海，力量不夠，沒敢答應。6月底的到期款五百萬元，沒有二三百萬現款是沒法解除的。6月28日，榮德生長子榮偉仁被他伯伯派去和父親面商。到無錫已是晚上，他要父親帶上全部有價證券到上海救急，話說得很堅決：「否則有今日無明日，事業若倒，身家亦去。」榮德生當時正在喝茶，執壺在手，他想如果茶壺裂了，即使有半個壺在手，又有何用？回首往事，榮家創業之艱難一一浮現眼前。1934年並非他們第一次遇險，此前1908年、1912年、1922年曾三次遇險。1922年冬，債務達三百萬元以上，遇到上海「信交」風潮，許多交易所倒閉，各行庄紛紛緊縮銀根，向榮家催還欠款。他們陷入創業以來的第三次危機，被迫向日本東亞興業會社借款三百五十萬日元（摺合二百二十多萬兩規銀），條件非常苛刻，年利息一分一厘半，比一般高出近四倍，以申新一、二、四廠全部財產為抵押品，以轉移三個廠所有權作為設定抵押的手續。而榮德生自述：「借款成功，簽字，人人安心，喜形於色。」然而，沒有一次危機能和眼前這次相比，考慮再三，他決定到上海挽救大局。（1939年榮偉仁早逝，榮德生痛苦地說這次挽救榮家企業是偉仁的功勞。）

他徹夜未眠，給上海打了十一個長途電話，托宋漢章向張公權商量，得到回話是：「有物可商量。」他帶上家中所有的有價證券，趕凌晨四點的火車去上海，到上海只有七點多。九點多，他將證券帶到中國銀行點交，立約簽字，先向中國、上海兩家銀行押解五百萬元。

作者簡介：

張立憲（老六），河北漢子，60年代出生，80年代讀大學，90年代初從中國人大新聞學院畢業以後，一直在新聞出版行業遊走。出版個人專著《記憶碎片》。現代出版社原副總編，《大話西遊寶典》和夢工廠系列叢書總策劃，《讀庫》系列叢書主編。

⑶ 晚清富商有哪些啊

商人胡雪岩（1823—1885）二品紅頂商人，徽商，資產最高達二千萬兩，人說「為官須看《曾國藩》，為商必讀《胡雪岩》」。
晉商喬致庸：(1818―1907)《喬家大院》主人公，中國第一任銀行銀長，資產數千萬兩白銀。
錢王王熾：(1836～1903)唯一的一品紅頂商人，超過了胡雪岩的官階，滇商，時人稱之為「錢王」，經常捐助地方和政府，李鴻章更是稱其為「清廷之國庫」。《泰晤士報》、《時代周刊》評其為19世紀末世界第四大富豪。
劉歆生：(1857—1941年)鄂商，地皮大王，「都督創建了民國，我則創建了漢口。」這是他面對民國第二任總統黎元洪時所說的話，當時中國三位地皮大王之一，抵制日寇，重視名節。
伍秉鑒：（1769—1843）粵商，2001年被華爾街日報被評為1000年來世界最富有的50人之一。
瑞蚨祥：孟洛川（1851—1939）（電視劇有：一代大商孟洛川）山東人，在北京山東天津上海都有商號，「瑞蚨祥」字型大小創辦人，熱習慈善，當時京津及濟南等城市報紙皆以「金融巨頭」稱之。
浙商經元善（1840—1903）：其父就已經很富有，被稱為「經善人」，太平軍打到上海聽說是經善人鄉里時下令不準騷擾，而後經元善的善舉超過了其父，開經正書院，被開女學先河的鼻祖。愛國商人。本人感覺和以上幾個比起來，他算不上太富有。
可能還有很多，就不一一收錄了。

⑷ 榮氏家族是如何衰敗的

家族背景
榮家祖上就有人做過大官，曾經家世顯赫，但到了榮毅仁的曾祖這一輩，家道開始中落。榮毅仁的祖父榮熙泰很小的時候就進入鐵匠鋪當學徒，成年後在外給人當賬房先生、當師爺，勉強養家糊口。
由於家境貧寒，榮熙泰的長子榮宗敬在14歲時就不得不離開學堂，到上海南市區一家鐵錨廠當起了學徒。當時是1886年。比榮宗敬小兩歲的榮德生在私塾學校讀書，因為父親對他抱有很大的希望，認為他將來一定可以考科舉當大官。榮德生卻並不這么想，他一直以哥哥為學習的榜樣，想早日為家庭分憂，三年後，15歲的榮德生乘著小木船從閉塞的無錫郊區搖進了喧鬧的大上海。在兄長的引薦下，榮德生進入上海通順錢庄做學徒，此時的榮宗敬則在另一家錢庄做學徒。這為幾年後他們和父親一起在上海鴻升碼頭開一個名叫廣生的錢庄打下了業務基礎。經營上的穩妥再加上從不投機倒把，兩年不到，榮氏兄弟便掘得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桶金。
就在生意蒸蒸日上之時，榮德生南下廣東，留下榮宗敬一人打理錢庄。在那裡他呆了整整一年，廣東人思想活躍，敢於開拓，善於經營，這些都使榮德生大受啟發。他發現，從外國進口物資中，麵粉的量是最大的，尤其在兵荒馬亂的年代，銷路非常好，而國內麵粉廠卻只有天津貽來牟、蕪湖益新、上海阜豐以及英商在上海經營的增裕四家。
榮德生看出了麵粉行業的商機，當他把這一想法告訴榮宗敬時，兄弟倆一拍即合。20世紀的第一個年頭，榮氏家族事業邁出了其決定性的一步。
農歷二月初八，榮德生挑了這一良辰吉日破土動工，地點是在無錫西門外的太保墩，取名保興，有保證興旺的意思，這是無錫歷史上第二家近代企業。17畝地皮，四部法國石磨，三道麥篩，兩道粉篩，這是麵粉廠的所有家當。
發展速度
從1914年至1922年8年間，榮家的麵粉產業發展迅速，其產量佔到當時全國麵粉總產量的29%。這種高速度不僅在中國絕無僅有，在世界產業史上也非常罕見。到抗戰前，榮家的麵粉廠已飆升到14家，另外還衍生出了9家紡織廠。
走向低潮
1949年，國民黨政權倒台前夕，榮氏家族內部出現了大震盪，這一年也是個分水嶺，榮家由此走向低潮。國民政府在前一年推行幣值改革和限價政策，不久就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引起搶購狂潮，上海經濟漸趨癱瘓。
上海產業界人士紛紛遷資海外，尋求新的出路。1948年11月，榮宗敬的長子榮鴻元因套購外匯被國民黨政府判處緩刑，後交了一百萬美元才算了結，情緒一度陷入低潮，不久就將鴻豐二廠紗機及設備售與大安紗廠，他則去香港另設大元紗廠，最後遠走巴西，1990年客死他鄉。其弟榮鴻三、榮鴻慶和榮德生之子榮爾仁、榮研仁等也先後離開上海。資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內地的榮氏企業元氣大傷。這讓榮德生氣憤不已，「生平未嘗為非作惡，焉用逃往國外？」在最後關頭，榮德生和榮毅仁父子經再三斟酌決定留在大陸。
新的復甦
上海解放後，榮氏企業面臨困難，不僅資金緊張，原料也供應不足，國家通過發放貸款、供應原料、收購產品委託加工等方法，對榮氏企業予以大力扶持，實現了新的復甦。榮德生父子加深了對共產黨的信任感。榮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將他的產業實行公私合營，這一舉動為上海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工作起了積極帶頭作用，「紅色資本家」的稱呼由此得來。
先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