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农再贷款取得工作成效

1. 为什么中国人民银行要继续拓宽支农再贷款

农业稳定国家才能稳定，农业一起是很受重视的，我国是农业大国，只有把农业发展上去，才能推动其他产业上去，所以中国人民银行要继续拓宽支农再贷款，并设立扶贫再贷款，这是当然的，这几年一直都很重视支农工作

2. 为什么中国人民银行要继续拓宽支农再贷款，并设立扶贫再贷款

农业稳定国家才能稳定，农业一起是很受重视的，我国是农业大国，只有把农业发展上去，才能推动其他产业上去，所以中国人民银行要继续拓宽支农再贷款，并设立扶贫再贷款，这是当然的，这几年一直都很重视支农工作

3. 支农再贷款的介绍

支农再贷款是央行对各类农村金融机构发放的再贷款。人民银行从1999年开始发放支农再贷款，原来仅是作为一个货币政策操作工具，旨在支持农村信用社改进支农信贷服务，壮大支农资金实力，促进“三农”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其内涵与外延不断突破，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工具。

4. 农村信用社改革存在的问题，问题的成因，解决对策

近几年来，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管理体制初步建立、产权制度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服务“三农”方向进一步明确、资产质量和经营状况得到好转。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农村信用社在产权关系、法人治理、经营机制、管理体制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因此，正视这些问题，认真分析成因，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

一、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产权关系仍需进一步明晰

多年以来，农村信用社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责任不落实，成为制约农村信用社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以法人为单位改革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关键就是要农村信用社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实现“谁出资、谁管理、出了问题谁负责”这一目标。这就要求股东在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以自己的出资额来清偿债务，股东享有所出资产的收益权，企业由出资人或其雇用的经理人员来经营。按照市场经济理论，产生这种效应的前提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组合，而非政府行政主导。农村信用社由于历史原因，使其自建社以来的所有改革均是政府行政主导的结果，社员投入资本的增多并不意味真正获得更多的表决权和管理权，使社员没有增加股本金份额的动力。目前，股本金补充仍处于被动引导而非主动增资的局面，导致农村信用社股本金经过多次的清产核资和改革规范都难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意义，这种非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成为制约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的关键问题。

（二）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

农村信用社在由合作社转向现代金融企业制度过程中，现有的法人治理结构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还没有建立起决策、执行、监督之间的相互制衡机制，激励和约束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匹配。具体表现为：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各自的职责分工尚未明确，现有的许多规定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执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得到有效分离，股东会和理事会很难对信用社法人代表实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一长独大”的现象仍然严重。

（三）经营机制僵化和内控乏力

由于长期受“官办”思想和国有商业银行管理模式的影响，农村信用社在管理上形成了“铁工资”、“铁饭碗”、“铁交椅”的痼疾，难以实行有效的正向激励制度，相当一部分农村信用社处于粗放经营状态，员工素质普遍偏低，与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同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在内控管理上存在着制度不健全、制度执行力差、风险控制力弱等问题。

（四）历史包袱沉重，资产质量差，经营困难，潜在金融风险仍然很大
为了明晰产权关系，真正转换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机制，国家对试点地区的农村信用社不仅发行了专项央行票据，置换了部分不良资产，弥补或部分弥补了历年亏损挂账，减免了税收，希望达到“花钱买机制”的目的。应该说，这些扶持政策的贯彻落实，对于化解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改善资产质量，提高盈利能力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农村信用社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风险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今后改革发展的问题仍然不少。这主要表现在：农村信用社票据兑付条件“门槛”较高，“出门”困难，即使票据兑付后历史包袱仍然较重，不良贷款总量仍然很大，而且还有许多潜在不良资产没有反映出来；人均利润、资产利润率等指标较小而亏损面、亏损额仍然较大；拨备严重不足，抗风险能力尚未得到明显增强；农村信用社股金虽然增加很多，但是不少股金在本质上仍然是存款化股金，基础很不稳固；农村信用社在提足各项风险拨备后实际资本充足率仍然很低；内控制度很不健全，案件时常发生，潜在风险不容乐观。

（五）管理体制不顺，管理职权和责任需要进一步明确

经过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按照国务院关于“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交由地方政府负责”的要求，由省级人民政府全面承担对辖内农村信用社的管理和风险处置责任，形成了“国家宏观调控、加强监管，省级政府依法管理、落实责任，信用社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农村信用社监督管理体制。但是这一新的监督管理框架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省级政府依法管理的职责范围没有具体划分，造成职责定位模糊、职责边界不清，政企难以分开；省级联社受省级人民政府和基层联社双重授权管理（即省级政府授权省级联社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行业管理，社员单位授权省级联社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自律管理）缺乏法律依据，且多重授权管理对基层联社违规违制行为缺乏约束力，多级法人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分散决策、低层次决策。同时，金融监管与行业管理、行业管理与自主经营、依法管理与自律管理等方面的具体内涵还不清晰，各自的职权和责任还有待明确，职能交叉、责任不清的现象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二、成因分析

解决农村信用社在产权关系、法人治理、经营机制、历史包袱、管理体制等方面的问题是农村信用社今后改革和发展仍需努力的方向。总的来说，这些问题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是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产生的。

（一）股权分散和经营亏损是农村信用社产权关系难以真正清晰的重要原因
按照2003年和2004年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构建新的产权关系，按照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原则，因地制宜进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进一步完善合作制的产权改革，构建法人机构新的产权形式和组织模式。一是提高入股起点金额。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的实际状况，因地制宜确定入股金额。二是拓宽入股范围。以农村信用社原有社员为基础，广泛吸收辖区内农民、个体工商户、企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入股。三是积极探索建立新的股权结构。但在实际运作中，尚存在着以下问题：首先，重新认定股东和吸收新的股东后，信用社的股东人数有所下降，人均股本有所提高；企业股东数量少，但所持股份很多。但总的来说，股权结构仍较为分散，股东对信用社的监督成本过于昂贵，分散的小股东往往缺乏关心和监督农村信用社的激励。其次，政策制定者在引进大股东后，希望大股东能够对农村信用社切实起到监督制约的作用。但在信用社经营机制未转换，又存在大量亏损的情况下，农户和个体工商户是不愿意投资入股的。如果入了股，其目的也只可能有两个：获得贷款服务和获得比存款更高的利率回报。在大量亏损情况下，股东又要获得更高的利润回报，这只能说他们关注的是信用社短期利益，而不是信用社的长远利益，更不会对管理层有什么监督了。第三，由于农户和个体工商户不愿意加入亏损的信用社，而亏损信用社为达到专项央行票据发行及兑付条件，采取分配任务、存款股金化等办法募集股金，造成亏损信用社存款化股金较多。因此，其股权结构的变化未必会引起法人治理结构的实质变化。

（二）股东会的先天缺陷是法人治理结构仍然不完善的根本原因

由于股权分散等原因，造成了股东会的先天缺陷。表现在小额股东“搭便车”倾向严重，对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缺乏责任，从而造成出资人在信用社治理结构中处于虚置状态，不能发挥作用。由于股东会的先天缺陷，农村信用社出现了“外部人”控制问题和“内部人”控制问题以及“外部人”内部化问题。这三个问题的存在和发展，使得农村信用社难以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制衡的机制，造成农村信用社的法人治理结构难以完善。这里的“外部人”控制是指“外部人”（如基层政府）利用直接或间接的权利影响农村信用社领导人作出不一定符合经营原则的决策。“内部人”控制是指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人员在信用社的资产使用、处理和收益的分配等方面作出违背股东利益行为的现象。“外部人”内部化就是与农村信用社相关但不在农村信用社经营者行列的“外部人”通过实施一定权利而能直接或间接地从企业中获得收益，从而与经营者串谋的现象。这三种现象都会使农村信用社的法人治理结构无法完善。

（三）治理结构不完善是农村信用社经营机制难以转换的主要原因

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使得农村信用社不能按照“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原则来建立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用工、干部任用、绩效考核和薪酬确定等制度僵化，不能与现代企业的经营机制相适应，影响了农村信用社的进一步发展。

（四）传统体制惯性是农村信用社内控制度不健全的直接原因
首先，表现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衡、有效分离的法人治理结构尚未真正建立，有其“形”而无其“神”。其次，表现在制度建设步伐落后。自1996年行社脱钩以后，信用社内控制度没有象商业银行一样自成体系，在人事政工、劳动工资、审计监察等方面的内控建设上还存有盲点，有些甚至仍在沿用原农业银行有关规章制度和管理模式，导致一些制度与信用社的管理实际脱节；一些新业务的管理制度跟不上，无法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第三，内控制度执行不力。对已出台的制度真正落实的少。这些问题的成因主要是传统的、不适应发展形势的习惯方式在农村信用社从业人员的思想上、行动上还未根除，新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还未真正建立和完善。

（五）担负政策性金融任务是造成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沉重等问题的关键原因
农村信用社作为企业，只有走市场化、商业化道路才能使自己生存和发展，但同时农村信用社又要执行国家的金融支农政策，这种政策性金融任务使农村信用社违背市场操作规律去发放贷款，造成信用社资产质量低下、亏损严重、历史包袱沉重等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由于行政干预、指令性贷款造成贷款损失。如八十年代支持乡镇企业贷款等。二是体制转换过程中产生的新呆账。主要是：行社脱钩时农业银行向农村信用社划转的呆帐、合作基金会撤销带进来的呆账和保值储蓄贴息支出三个包袱。三是由于担负的政策性金融任务而使借款人认为农村信用社贷款是“不用白不用”的财政资金，造成信用社不良贷款的增加。在本次改革中，国家对亏损信用社因执行国家宏观政策开办保值储蓄而多支付的保值贴息给予补贴，解除了这一历史包袱；对于农村信用社的历年挂帐亏损和实际资产损失方面，人民银行按照2002年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50%，以安排专项再贷款和发行专项中央银行票据来给予农村信用社资金支持，减轻农村信用社的历史负担；还通过税收减免、允许信用社贷款利率灵活浮动的政策，增加农村信用社的盈利能力，进一步减轻农村信用社的历史负担。但是，中央对农村信用社实际资不抵债额的计算基数是按照信用社2002年的财务报表数确定的，由于较多的信用社受短期利益冲动等方面的因素，造成报表反映失真，因而尚有很大一部分资不抵债额未能获得专项再贷款或专项央行票据，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尚未真正化解。

（六）省级信用联社职能定位不清是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不顺的重要原因

按照有关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全面承担对当地农村信用社的管理和风险处置责任，在省级人民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管理职责中，省级人民政府要按照国家有关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对当地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的方针政策、目标规划等重大事项进行研究决策，并通过省级联社实现对当地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省级联社对指导、督促辖内农村信用社完善内控制度和经营机制负主要责任。同时，省级联社既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发起设立、受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委托对其实施行业自律管理的联合体，又是可以经营部分资金业务、清算业务的独立的金融企业法人。因此，省级联社是集政府行政管理、行业自律管理和金融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三种职能于一身的机构组织，其体制设计使省级联社难以“政企分开”、“职责明确”。

三、对策措施

（一）进一步明晰产权结构
由于股份制在促进产权明晰、强化约束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资本聚集能力等方面具有其他产权形式所不具备的优越性，因此，银监会在2006年2月底召开的“全国农村信用社工作会”上把农村信用社改革方向定位为：坚持市场化、商业化取向，争取用5-10年时间分期分批逐步过渡到符合现代金融企业要求、有特色的社区性农村银行机构。按照这一改革定位，农村信用社应围绕股份制社区银行来进一步明晰产权结构，以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当前，一是要培养市场机制。由于目前我国经济金融处于转轨时期，还不具备完善的农村经济金融市场体系，因此，要使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成功，就要求各级政府大力培育和发展与市场有关的机制，如制定经济金融法规、促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组合等。对农村信用社而言，就是要不断深化市场机制的利用，减少政府干预，在生产要素市场化组合的基础上，建立明晰的产权关系。二是建立农村信用社补充资本金机制。制定符合农村信用社实际的资本充足率管理规章制度和资本金管理机制，完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识别、计量和报告程序，定期或不定期评估资本金结构的合理性和资本充足率水平。三是创新资本金补充渠道。鉴于目前农村信用社盈利水平有限，不能吸收外资和上市筹资，国家又不能对农村信用社直接注资的客观实际，国家应允许农村信用社发行次级债券。这样，既能减轻农村信用社股金分红的财务压力，又能优化资本金结构，扩大投资农村信用社的范围。四是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在经济较发达、信用社实力较强的地区，可将当地的优质民营企业、合格的国内投资机构、合格的境外金融机构引进为农村信用社的战略投资者，这样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增资扩股的难题、规范增资扩股行为，而且可以改善农村信用社资本结构，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加速农村信用社改革进程。在实施中，应适当提高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上限。建议监管部门比照《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将国内战略投资者向信用社入股的比例定为“不得超过农村信用社总股本的20%”。五是增大经营者持股份额。经营者所持股份的增加，有利于对经营者的激励，使经营者的收入与资本所得挂钩，从而使经营者与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六是根据入股金额实施差别优惠政策。按照不同的入股金额，在贷款方式、贷款金额、贷款利率、办理程序和时限等方面对股东体现差别优惠服务。

（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是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一是要建立和完善“三会”制度。严格实行决策权、经营权、监督权分离，形成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相互制约、真正发挥作用的新型法人治理结构。二是规范操作机制。积极探索建立理事会经营决策机制，充分发挥高级管理层和内设专业委员会在经营管理中的作用；要把经营班子深化为经营执行机构；要把监事会深化为经营监督机构，积极探索在联社高级管理层下设置专职合规部门，对遵守法律法规、监管规章、行业管理准则和内部管理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价。三是引入独立理事参与农村信用社管理。独立理事既不是农村信用社的股东理事，也不是农村信用社的经理理事，是从农村信用社外部产生，不是农村信用社的直接利益相关者。独立理事依照法定程序由农村信用社股东大会聘任，独立依法行权，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独立理事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参与理事会决策，有助于农村信用社决策的科学有效，有效制衡经理理事或执行理事的决策立场，保证决策的专家性。

（三）转换内部经营机制

一是按照“授权经营、分级考核”的原则，合理设定各项管理和业务工作权责。二是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推行全员考核、竞争上岗、岗位轮换等用工制度，形成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优胜劣态的用人机制；要精简机构、压缩人员，有效治理农村信用社职工总量过大、结构不合理，分布不均衡问题。三是改革分配制度，全面推行绩效挂钩的工资分配制度。加大考核力度，根据岗位责任的大小、工作质量的高低、经营业绩的好坏和所作贡献的多少拉开收入差距，充分调动全体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四是要改进管理人员的选拔办法和选拔方式，推行竞聘上岗、择优选用的方式，加大交流力度，防范管理人员的道德风险。五是遵循“精简、高效”原则，分类实施“定岗、定员、定编”制度。通过明确职责和任务，解决有人无事干和有事无人干的问题，解决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中长期存在的无人承担失职、渎职责任，无人弥补经营损失等问题。
（四）全面加强内控建设

一是树立正确的内控观念。要加强“合规文化”建设，使全体员工在思想上、行动上摒弃传统体制惯性，树立理性、稳健、审慎的管理理念；要坚持“制度先行”的原则，在全体员工中推行诚信与正直的职业操守和价值观念，统一思想，形成合力。二是健全内控制度。要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健全农村信用社的机构控制、岗位控制、程序控制和业务操作程序与授权授信的规章制度，制定风险防范责任制和防范措施。三是创新内控方法。通过管理体制和岗位职责的调整，实现内控的组织控制要求，使不相容职务彻底分离。四是明确业务流程，实现内控中的同步控制要求，如双重控制、账款分开、换人复核、双线核对、日清月结、贷款“三查”等。五是明确职责和权限，实现内控的授权控制要求。理清授权事项，明确授权的责任和审批程序，建立检查制度等。六是严格规范操作，实现内控的实物保护控制要求。如对现金及其他有价证券严格执行双人守库、双人押运、双人管库、交接登记、相互监督约束、定期盘点等。七是建立员工管理的制约机制和优胜劣汰机制，实现内控中对人的控制要求。严格执行辞退制度、竞聘制度、用人失察责任追究制度以及干部交流、轮岗、回避、休假稽核制度等。严格稽核监督和合规管理，实现内控的监控职能，并引入客观评价体系。

（五）加大金融创新力度
一是创新经营理念。克服传统思维、定势思维和顺向思维的障碍，树立效益意识、市场意识、服务意识。二是创新金融技术。建立起以省为单位的大集中网络电子平台，在此基础上实现全国范围的大联网。三是创新金融产品。按照“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加强对中小企业和个人金融业务的创新，大力推进中间产品创新。四是创新服务方式。建立“个人贷款服务中心”和“个人投资理财服务中心”，提供“一站式”服务；推进信用共同体建设，构建以利益共同体为支撑的联保服务体系；按照“社区银行”、“零售银行”品牌战略，合理布局网点，完善业务功能，健全个人业务优质服务体系，打造标准化和精品化网点，提升形象。

（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一是比照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财政注资和不良贷款剥离的方式，降低专项央行票据兑付“门槛”。同时，2002年底实际资不抵债额应以权威中介机构在清产核资后的确认数为准，而不以农村信用社报表数为准，以体现政策公允性原则。二是对贫困地区农村信用社发放的农业贷款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专项补贴。三是对贫困地区农村信用社的税收减免扶持政策再延长10-15年。四是取消对农村信用社的经营限制政策，帮助拓展优良客户市场。五是妥善解决行政机关、公职人员向农村信用社承贷、担保及私贷公用形成的不良贷款等问题，化解历史包袱。六是切实解决接受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遗留问题和对已关闭城市信用社的债权问题，保全农村信用社资产。七是地方政府要切实改善信用环境，出台保护农村信用社合法权益、降低农村信用社维权成本的相关办法，以增强农村信用社支持“三农”和县域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七）完善省级管理体制

为解决现行省级联社职责定位不准、管理体制不顺的问题，增强农村信用社抗风险能力，提高决策层次和决策水平，实施有效管理，应在现行体制下，先将县级联社建成统一法人、合作银行和商业银行，再用3-5年的时间建成全省统一合作银行或商业银行。这样，既有利于加强行业管理，形成较为完善的风险防范体系，又有利于完善业务功能，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增强信用社市场竞争能力，使农村信用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5. 财政支农的成效

30年来，财政支农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战略部署，积极推进农业农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总的看，财政支农政策的沿革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78至1994年为第一阶段，1994年至2002年为第二阶段，2003年以来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4年)。1978年，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业农村拉开了序幕，财政支农政策相应地进入了重要的转折期。20世纪80年代初，财政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管理体制改为财政包干体制，并明确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在农业农村方面的支出重点。例如，中央财政支农支出主要是中央级农业事业费支出和对地方的特大防汛抗旱补助支出。地方财政农业支出主要是支援农村人民公社支出、农业事业费等。此外，国家还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小型农田水利资金包干给地方。这一时期，由于中央财政收入相对减少，地方财政对农业支持力度不够，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出现了下降趋势。80年代后期，由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我国农业呈现发展后劲不强的局面。为此，中央及时调整了农业投入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加和引导地方各级政府对农业的投入。例如，加大了对大宗农产品生产的扶持，国家财政还开征了耕地占用税，实施大规模的农业综合开发。这一时期是现行财政支农政策的形成时期。
第二阶段(1994—2002年)。这一阶段，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增强，财政支出保障范围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三农”支出、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务领域支出逐步成为财政支出的重点。1994年，国家实施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从1998年起，为应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发行建设国债并投资于基础设施领域，扩大内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国家公共财政框架的逐步建立，财政支农政策随之不断调整和完善。一方面，国家通过发行特别建设国债，支持包括重要水利工程设施建设在内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例如，1998年以来，国家大幅度地加大了对林业的投入，重点支持天保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林业重点工程建设，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另一方面，增加对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费、财政扶贫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在增加财政农业投入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0年，率先在安徽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中央财政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支持试点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
这一时期，财政支农资金总量较大幅度提高，反映了党中央、国务院重视和加强“三农”投入的总体趋势；财政支农资金的结构更趋于合理，在继续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农业抗灾救灾、农村扶贫开发的同时，加大了对生态建设的支持，加大了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的支持；财政支农的机制和方式方面发生了积极变化。例如，在财政扶贫领域和农业综合开发领域，引入了世界银行的项目管理办法，如报账制、专家评审制、绩效评价制度等，效果十分明显。
第三阶段(2003年以来)。2003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党中央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提出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开始实现战略性的转变。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出台了5个“一号文件”，先后出台实施了以“四减免”(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四补贴”(种粮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为主要内容的支农惠农政策，中央对农业投入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农工作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农民与政府的“取”、“予”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从政策层面上，把财政支农的重点由原来的以促进农业生产为目标，转向以促进农业农村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发展现代农业，统筹城乡发展作为财政支农新的着力点。
一是农业税全面取消。改革农业税制，取消农业特产税，进行农业税减免试点，直至从2006年1月起全面取消农业税。在中国实行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制度走进历史博物馆，标志着国家与农民的传统分配关系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变革，更加有利于农民减负增收、休养生息，促进“三农”问题解决。
二是财政支农力度显著加大。财政支持“三农”资金总量快速增加，2003—2007年，仅中央财政“三农”支出就达1.6万亿元，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生产发展、社会事业发展、防灾减灾等方面。地方各级财政也大幅度增加了支农投入，初步形成了各级财政上下齐动、共同增加投入的良好局面，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三农”投入增加最多、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
三是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不断改善。主要是向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公共财政原则靠近，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了调整，减少对农业生产领域的支持比重，加强了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农业抗灾救灾、农村扶贫开发和生态建设等支持。
四是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02年，中央财政出台了良种补贴制度，不断完善补贴品种，扩大补贴范围，在对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实行良种补贴的同时，还出台了生猪和奶牛良种补贴政策。2004年，中央财政设立农机购置补贴专项资金，支持农民和农机服务组织购置农业机械，提高机械化生产水平。同时，国家财政调整了粮食风险基金使用结构，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2006年，针对部分农业生产资料涨价过快的问题，又对农民实施农资综合直补。此外，这一阶段还出台或继续实施其他一些直接补助农民的政策，如退耕还林农民的补贴、能繁母猪和后备奶牛饲养补贴、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新型合作医疗补助等政策措施。
五是逐步将农村事业发展纳入公共财政的保障范围。包括把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纳入财政支持范围，国债资金加大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等。至2004年，以支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加强生态建设、推进农村改革、加快农村教育卫生文化发展等政策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支持“三农”政策框架体系已经显现。 总结财政支农政策30年来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准确地把握了农业财政政策发展的基本趋势。
(一)财政支农的力度不断加大。
30年来，财政支农投入逐年增加，尤其是近些年来，无论是用于“三农”的财政投入数量增加或是比重提高都非常明显，开始逐步建立起财政支农投入的良性增长机制。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规定，县级以上财政用于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的幅度，这是县级以上财政部门对农业资金投入需要遵循的最基本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在财政支出预算安排上必须首先保障农业投入的法定增长。二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三个高于”政策。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资金用于农业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在此基础上，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又进一步强调，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三是新增的教育、卫生和文化支出主要用于农村。四是把来之于土地的收入主要用于“三农”。五是运用各种有效手段调动和鼓励各方面资金投入农业农村。
(二)市场化取向逐步增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和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形成，政府在“三农”发展中的事务逐步明晰，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要求，财政支持“三农”开始由过去直接支持农产品生产经营为主向支持农产品生产经营和农业市场体系完善并重转变，支持重点主要放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农业科技进步、生态建设、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农业救灾抗灾等体现公共财政性质方面，农村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
(三)支持城乡统筹发展日趋显现。
大力支持城乡统筹发展，财政投入更多地向基层倾斜、向农村社会事业倾斜、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体倾斜，有力地支持了农村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文化事业等社会事业发展。与广大农民群众密切相关的各种民生问题开始逐步破解，并取得明显成效。如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标志，开始向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方向迈进；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为标志，开始向实现城乡教育公平转变；以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标志，开始向基本实现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方向努力等，切实做到了让城乡居民共沐公共财政阳光、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四)财政支农机制日益灵活。
近年来，中央财政进一步完善支农投入民办公助机制，积极创新财政扶贫开发机制，大力支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同时，进一步改革专项资金管理方式，采取加大贴息资金力度、切块下达资金、下放项目审批权限等改革措施，变单一的直接补助方式为综合性的激励引导政策，充分发挥了财政支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 展望财政支农的政策取向，必须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切实贯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完善财政支农政策，创新财政支农机制体制。
(一)切实完善财政支农的投入机制。
要把支持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府农业投入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支农政策的导向功能和支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积极运用市场机制和投入激励机制，引导信贷资金、民间资本等投入新农村建设，尽快形成多方位、多元化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投入格局。
(二)切实完善巩固支农惠农强农政策。
要重点做好“四个大力支持”：一是大力支持粮食生产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要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与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实施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切实保护和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强国家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加大农田水利设施投入，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增强农业科技在现代农业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支撑能力。要认真落实好扶持粮食、生猪、奶业、油料生产政策。支持地方发展优势特色、安全高效农业，壮大县域经济实力。二是大力支持防灾减灾工作，规范和完善农业灾害救助和灾后重建制度。三是大力支持扶贫开发工作。提高扶贫开发水平，逐步提高农村扶贫标准，突出解决贫困群众和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自我反贫能力提高问题。四是大力支持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发展。
(三)切实完善支农资金的整合机制。
按照“既积极、又稳妥；既整合、又管理”的原则，推进支农资金整合。坚持以县为主的整合制度，创新财政支持方式，建立资金整合奖补制度，从制度设计上促进形成县级支农资金整合的内在机制和动力。坚持通过项目带动省级整合，探索建立省级支农资金整合的长效机制。坚持推进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在中央财政继续实施支农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省级的同时，重点研究推动省级将支农资金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县级，充分发挥基层财政的支农决策作用。
(四)切实支持农业和农村重大改革。
通过深化改革，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和活力。一是稳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例如，要大力支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林业生产力，促进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转变。二是建立健全财政与金融联动机制，推进金融支农机制创新。要着力解决农村金融体系严重萎缩，农村金融被抑制，农村信贷服务被“边缘化”，致使农业龙头加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三是大力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要在深入调研、总结地方试点经验并借鉴世界各国农业保险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研究提出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政策建议。四是要促进形成城乡统一要素市场。按照党的十七大要求，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等，促进形成城乡统一要素市场，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创造条件。
(五)切实强化支农资金监管。
牢固树立新的理财观念，把“抓资金管理就是抓资金投入、抓资金管理就是抓使用效益、抓资金管理就是抓资金安全”的理念，贯穿于财政支农工作的始终，切实把强化支农资金监管与增加支农资金投入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进一步提高支农资金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严格预算管理，不断增强预算的规范性和约束力。建立健全预算执行分析制度和支农支出进度考评制度，继续推行和完善报账制、公示制、专家评审制等管理方式。强化支农资金绩效考评制度，逐步实现支农资金分配与绩效考评挂钩。充分利用基层财政特别是县级财政面向第一线、了解实际情况的优势，赋予其更多的监管责任，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与基层财政信息对接和沟通的机制。

6. 支农再贷款的措施

引导农村金融机构降低涉农贷款利率，支农再贷款执行优惠利率，贫困地区符合条件的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再贷款利率还可在优惠利率基础上再降1个百分点。因此农村金融机构借用支农再贷款发放的涉农贷款利率应低于该金融机构其他同期限同档次涉农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一年期的支农再贷款利率为3.35%。
2014年7月31日，央行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了260亿元的14天期正回购操作，为三个半月来首次进行该期限正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为3.70%低于4月15日的3.80%。这是正回购中标利率2014年首度下调。央行的这一举措被业界认为是定向降息的前兆。
对部分分支行增加支农再贷款额度200亿元，引导农村金融机构扩大涉农信贷投放，同时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支农再贷款管理，促进降低‘三农’融资成本。此举是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加大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力度”的要求，提高金融服务“三农”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能力而采取的措施。
除对特定机构涉农贷款优惠利率再降1个百分点外，央行还提出了三项措施：加强支农再贷款管理。农村金融机构在支农再贷款借用期间，涉农贷款增量应不低于借用的支农再贷款总量；提高支农再贷款使用效率。用好增量，盘活存量，优化支农再贷款额度的地区结构；加强对支农再贷款降低“三农”融资成本的监测考核。加强对支农再贷款投向和涉农贷款利率的监测考核，确保支农再贷款发挥降低“三农”融资成本的作用。

7. 支农再贷款管理办法

支农再贷款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强化人民银行窗口指导作用,充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更好地支持辖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农村信用社)发挥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支持“三农”的作用,稳步推进农村信用村镇建设,确保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目标的实现,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货币政策工具是指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社支农再贷款(以下简称再贷款)和利率等。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再贷款系指中国人民银行为解决农村信用社发放农户贷款的合理资金需要而对其发放的贷款。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是指农村信用社基于农户的信誉,在核定的额度和期限内向农户发放的不需抵押、担保的贷款。
第二章各级党政的职责
第五条广大农村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两委”班子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培育和规范农村小额信用贷款信用评定及贷款组织。
第六条各级党政组织要加强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督促、指导、协调与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户合理的贷款需求。
(一)营造“开拓创新、互帮互学、赶学比超”的良好工作氛围。
(二)加大国家对支农政策的宣传力度,督促农村信用社端正服务方向,牢记为“三农”服务的办社宗旨,主要以农户小额贷款、农户联保贷款为主,切实帮助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
(三)与人民银行、银监部门及农村信用社通力协作,形成合力,营造“政府搭台,信用社唱戏,银监局监管,人民银行指导”的长效机制,使地方政府与金融部门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工作运行机制。
(四)协助人民银行、银监局大力实施农村信用工程,全力支持“信用户、信用村(组)、信用乡(镇)”的创建工作,为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依法打击、取缔农村高利贷及逃废农村信用社债权的行为,教育农民诚实守信,实现农民、信用社的“双赢”。
第七条 及时调整、充实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县(市)、乡(镇)两级政府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具体领导职责和年度考核目标并落实责任到人,明确奖惩办法。对协助农村信用社收贷收息有突出贡献的人员予以奖励,对工作不力者给予处罚,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好氛围,使农村资金良性循环,促进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可持续发展。
第三章人民银行的职责
第八条人民银行昌吉州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人行昌吉中支)要充分发挥再贷款的政策服务作用,用再贷款撬动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业务的发展。
第九条再贷款实行“限额控制、周转使用、规定用途、设立台帐”的管理原则。
(一)再贷款限额80%下达到县(市)支行,限额为指令性计划,任何时点不得突破。
(二)支行根据所辖农村信用社支农资金营运实际(利用自筹资金发放的新增贷款中农户贷款比例不低于40%),在限额内审批发放再贷款,重点解决农户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及农副产品加工、储运、销售和农村消费信贷等方面的合理资金需求。
(三)期限的确定要贴近农户农业生产周期(最长不得超过1年),有借有还(确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归还的经支行或中支审批展期,但累计期限不得超过2年)。
(四)指导所辖农村信用社设立再贷款台帐,确保专款专用。
第十条 人民银行各支行要积极做好农户贷款证的发放工作,强化调研与服务,督促、支持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发放与管理。
(一)督促农村信用社及时测算农村资金需求大帐,按照农时季节和农户生产需求,安排贷款,摆布资金,以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为着力点,引导农民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重点支持农民立足本地资源发展成本低、见效快的种养业,对有市场、有销路、科技含量高效农业、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绿色农业给予资金支持,促进信贷资金的有效配置,切实提高资金投放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二)要深入调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实际情况,协助当地银监部门建立农户信用评定制度,加强对农村信用户的评审和授信额度的确定,积极做好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发放工作,为当地经济建设做好服务。
(三)对农村信用社因存款下降或自身资金不足,制约或影响支农贷款投放的,要及时给予再贷款的支持。
第十一条人行各支行要建立与当地银监部门的联系与沟通机制,健全完善对再贷款和小额信用贷款的监督管理和考核制度。
(一)正确处理加大再贷款扶持力度与防范风险的关系,强化对支农再贷款的监管力度,确保再贷款资金高效运转,维护央行资产安全。
(二)将辖内农村信用社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工作作为日常监管的重要内容,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放、管、收”的全过程进行监督,监督农村信用社支持“三农”的服务方向,监督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发放是否真正贯彻农户自主申请、自主运用、自主还贷的原则,监督利率执行情况,尤其是用再贷款发放农户贷款的利率执行情况,重点考核借入再贷款的农村信用社农户贷款是否增加,支农服务功能是否增强,经营财务状况和内控管理是否有所改善的情况。
第四章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责
第十二条监督农村信用社的内控、风险和法人,更要监督农村信用社贯彻国家方针政策的情况,在农业资金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不能支持其他行业。
第十三条督促农村信用社成立农户信用评定小组,小组成员以农村信用社工作人员和农户代表为主,同时吸收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成员参加,紧紧依靠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力量来培育和规范农村小额贷款组织。
第十四条农村信用社切忌“嫌贫爱富”思想,不可将农户信用等级的评定与入股金额的多少挂钩。
第十五条农村信用社根据自身经营宗旨和服务方向,担负起支农主力的重任。鼓励农民自愿入股基础上,扩大入股面,充实资本金,大力吸收存款资金,壮大支农实力,以保障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供给。
第十六条农村信用社要认真贯彻中央一号文件支农政策,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做好工作,搞好服务,想方设法增加存款总量,增加贷款规模,尽最大努力支持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要健全完善各项内控制度,设立再贷款专户,强化支农再贷款台帐管理,用好、用足和用活再贷款,农户贷款累放额不得低于再贷款累放额,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的比例力增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其中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比上年提高5-7个百分点,真正体现再贷款的支农服务方向和政策效应。
第十七条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具体额度,由农村信用社根据当地农村经济状况、农户生产经营收入、自身资金状况等确定,报中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核准。
第十八条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期限根据生产经营活动的实际周期确定,一般小额生产费用贷款原则上不超过1年,其他农户贷款最长不得超过3年。
第十九条农村信用社要完善利率浮动方式,体现人民银行再贷款利率杠杆的政策支持作用,贷款利率应根据每笔贷款的具体用途和实际周期确定,不搞“一刀切”。结合农户种养业成本等因素,在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客观界定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利率的上浮幅度,按现行利率政策,浮动幅度不得超过70%,要对传统种养业、贫困户贷款利率尽可能地少上浮。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条人行昌吉中支在全辖范围内灵活调剂、合理摆布和充分利用再贷款,拟将再贷款限额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落实情况挂钩。中支视各县(市)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是否达到规定比例、是否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情况,作为调增或调减支行下一年度再贷款限额的依据。
第二十一条农村信用社未真正坚持支农服务方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银行将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再贷款:
(一)新增贷款中用自筹资金发放农户贷款达不到规定比例的。
(二)农户贷款累放额低于再贷款累放额的。
(三)未按规定用途使用再贷款的。
(四)对小额农户贷款利率一浮到顶或浮动比例较高的。
第二十二条本办法由人民银行昌吉州中心支行和银监局昌吉监管分局负责完善和解释,并自2006年3月1日起实施。

8. 怎样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提高农村金融的服务水平直接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党的各项农村工作方针政策能否得到有效落实。 一、当前农村金融服务的现状 1.农村信用社正在成为服务“三农”的主力军。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逐步退出农村市场，而农村信用社依靠其网点多人员多的优势，不断强化为“三农”服务的宗旨，加大支农力度，拓宽支农领域，增强服务效能，存贷款业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市场份额不断攀升，社会影响逐步扩大，支农服务的主力军作用日益显现。 2.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仍是农村金融服务的主要内容。近年来，农村信用社广泛吸收农民的闲散资金，大力开展组织资金工作，各项存款增长很快。同时农信社还加大了贷款投放，办理了助学贷款、扶贫贷款、农户小额贷款、联保贷款等，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促进了农民的增收。 3.农民金融意识增强。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金融意识明显增强。逐渐明白了“借鸡生蛋”、“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的道理，农民金融意识的提高也反映出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二、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的制约因素 1.服务主体缺位。国有商业银行大幅度地撤并农村营业机构，向大中城市集中，致使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作用弱化；作为承担农村政策性金融服务重任的农业发展银行业务范围狭窄，仅仅围绕粮棉油收购做文章，成为“粮食银行”，难以体现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农业发展中的支持作用；此外，农村保险机构缺乏；邮储只吸存不贷款，资金分流现象严重。农村市场只有农村信用社一家提供金融服务，农村金融服务的主体明显缺位。 2.服务品种单一。银行票据承兑、代理收费等中间业务在农村没有开展；各种金融产品及服务项目例如理财和网上银行、银行卡业务鲜有办理；保险在农村开办的品种也不多，致使投保率低和人均保险金额少。农信社除了提供信贷资金外，金融服务品种不多，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多层次的需求。 3.服务总量不足。最重要的农业信贷投入相对不足，一是农信社资金通过拆借和购买有价证券方式转移；二是邮政吸收的储蓄上存转移了资金；三是国有商业银行乡镇分支机构的存款上存，而使农村资金向其他行业转移和分流，导致了农村信贷资金来源不足，农业信贷总量投入不足，信贷投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增长。 4.服务机制不顺。首先，农村经济分散化经营同农村金融集约化发展之间存在着矛盾。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以农户为单位分散经营，农户贷款的发放额小、面广、量大，而农村金融在向商业化转轨的进程中实行集约化发展战略，这使农业发展中的经营分散化与金融服务集约化目标产生冲突。其次，农业产业化与农村金融服务专业化的发展步调不一致。在市场的导向下，各地出现了不同层次的农业产业化趋向，而农村金融机构却不能提供相配套的信贷、进出口结算等专业化服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再次，当前农村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呈现日益扩大及多元化的趋势，但农村金融服务不论是在体制设计，还是在产品、服务的需求满足程度上都存在着缺陷。 三、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的建议 1.进一步加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一是加快农业发展银行改革，扩大其业务范围，增加农业开发、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中长期信贷业务。二是加快农信社改革，建立规范化的合作金融体制，完善服务功能，为“三农”提供快捷、优质的金融服务。三是放开管制，允许设立民营银行，增加为“三农”服务的金融机构。 2.创新金融产品。尽快开办通存通兑、异地存取款、办理代缴费等业务；尽快开发一些低费率、广覆盖的保险服务产品，特别是要推出进城务工民工的保险险种。 3.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一是扩大农村信用社存款利率浮动幅度，增强其组织资金的能力；二是中央银行加大对农村信用社的再贷款支持力度；三是进一步建立完善邮政储蓄资金回流农村机制；四是规定商业银行每年新增存款的一定比例投放到农业或涉农领域。 4.拓宽支农领域。开发创业贷款、劳务输出贷款等产品。要把信贷与科技开发结合起来，支持科技研究，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把信贷与农村教育结合起来，帮助农民掌握实用技术，切实提高素质，使其成为新时代知识农业的主力军。通过科学合理地确定信贷投向，拓宽支农领域，提升信贷服务的层次。 5.改进支农方式。针对农户贷款额小、面广、量大的特点，农村信用社要继续增加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的投放，完善小额信贷机制，开展现场放贷，设立“贷款专柜”，简化手续，采取“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办法。

9. 农户贷款的当前农户贷款难的原因与对策建议

农户贷款难的问题比较复杂，存在诸多方面的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政策和市场因素
作为中部欠发达地区，传统农业比重较大，农业内部结构不尽合理，随着近几年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入，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大力推进农业结构的调整，使农业结构渐趋优化，总体上符合国家农业产业政策的要求。由于受地域及局部环境的影响，地方有关配套政策相对滞后，政府短期目标行为比较突出，影响了当地农业支柱产业的形成和农业的深层次开发。表现为农业主导产业及特色不明显，重点不突出，在结构调整中片面强调市场导向，而忽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一些地方领导行政干预严重，不顾农民意愿，一哄而起，农业结构的调整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如鄂东某县前几年为发展蚕桑，要求农民大面积种植蚕桑，当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后，蚕桑卖不出去，又挖掉蚕桑，后来市场稍有好转，又重新种植蚕桑，不行后又挖桑，形成“种桑、挖桑、再种桑、再挖桑”的怪事，结果不仅使农民利益受到损害，也使农业银行和信用社贷款受到损失，挫伤了农民生产和结构调整的积极性。农业是投资大、周期长、收益小的行业，对农户贷款几乎没有什么盈利，从经营角度讲，农村金融部门对这种低效农业不甚愿意给予贷款，这在客观上制约了对农户贷款的发放。地方相关政策的不配套，缺乏长远眼光和对市场的准确把握，以及不适当的行政干预，必然影响到信贷功能和作用的有效发挥，削弱了其支农的力度。
(二)资金因素
农户贷款主要由农村信用社发放，而信用社由于多年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和大气候的影响，经营中遇到很大困难，不良信贷资产占比重高，资金实力普遍不足。制约了对农业生产和农户所需的信贷投入。资金不足是欠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的突出问题。尽管近几年人民银行对信用社支农再贷款力度加大，资金总的看有所松动，但仍有不少信用社存在资金紧张问题。不少县市信用联社经常动用存款准备金，还有的县市为保付而不得不使用人民银行紧急贷款。信用社资金不足表现为：一是信贷资产质量板结，酿成了流动性陷阱，大多数信用社不良信贷资产占比达80%以上，大量不良信贷资产造成信用社支农能力下降；二是一些信用社亏损过大，占用了大量资金，造成了信用社支付困难，亏损的压力既削弱了信用社支农能力，又加剧了其支付矛盾，形成沉重的包袱；三是结算短脚，异地汇款几度转汇，又难于到帐，使农民客户不能得到快捷、便利的服务，致使一些大户和对公户纷纷转移他行，信用社的业务空间受到挤压，筹资能力受到削弱，进一步导致信用社负债比例失调。
(三)农村信用环境因素
在农村，尤其是在欠发达的贫困山区，人们的信用意识淡薄，法制观念不强，相对缺乏对信贷资金还本付息的主动性。农村金融业由于本身具有经营上的风险性，对法律机关的依赖性很强，但目前司法效率不高是不争的事实，使农村金融部门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不少信用社出于无奈，对大量不良信贷资产只好采取消极态度，一般都不愿意使用起诉方法来保护金融债权，使许多信贷资产处于自然流失状态。农村行政干预贷款现象也十分严重，由于近几年基层商业银行信贷权限上收，机构撤并，一些县、乡行政部门指令信用社发放本不应由信用社发放的非农贷款，这些贷款往往都是有借无还，使那些急需资金的农户得不到贷款支持。
(四)农户因素
对大部分农户来说，贷款难主要是由于偿还能力的问题。目前农户联保、抵押担保还不健全，一些边远山区这一办法尚未启动，缺乏贷款保证条件是农户得不到贷款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农户抵押物来看，仅仅是陈旧的农机具和房屋，由于农村距城区较远，这些抵押物多数未经过公证和过户。对农户的大额贷款的抵押实际是形同虚设，一旦贷款出现风险，抵押物难以受到法律保护。尤其是近年来农民收入普遍下降，稍有风险的项目不敢开发，农民单纯依靠种养业，收入很低，对贷款缺乏承受能力。大额信用贷款放出后很少能够归还，因此信用社非本社的存单作质押，一般不放大额贷款，而单纯从事种养业的农户，很少有大额存单进行质押，这必然影响到大额贷款的发放。
(五)贷款机构因素
一是健全了内控机制，收贷收息力度加大，对贷款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只惩不奖，使信贷人员普遍产生“惧贷”的心理，多以不贷为上策。加上目前信用社正逐步推行“工效挂钩”的人事工资制度改革，使信贷人员感到收贷收息与工效挂钩的压力和责任不断加大，受个人利益驱动，造成信贷人员畏首畏尾，以规避风险、明哲保身为主。
二是信用社放款的额度、权限也制约了农户贷款的发放，按规定5000元以上的所有贷款都必须报县联社集体审批。基层信用社只能发放少量的5000元以下的小额贷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农户的正常贷款。而且贷款手续繁琐，环节多，时间长，即使发放一笔小额贷款，从申请到发放，少则一个月，多则2—3个月。
三是在执行贷款政策上存在偏差，如有的信用社在对农户的等级评定中，要求申请贷款的农户必须在信用社入股，有股金和其它条件的，可评为一、二等，没有股金的则评为三、四等，而三、四等是不能获得贷款的，使那些没有人股但又需要贷款的农户得不到信用社的支持。
四是一些信贷人员作风不扎实，没有经常深入农户，了解农户的生产和资金需求情况，对信用社的支农政策宣传不够，服务不到位，只是被动地应付，甚至存在关系贷款、人情贷款的现象，使那些真正需要贷款而没有“路子”的农户实难获得贷款。
(六)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的政策因素
自1999年人民银行出台支农再贷款政策后，通过不断增加支农再贷款投入，较好地解决了农村信用社的资金紧张状况，扩大了农户贷款面，有力地支持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其积极作用是很明显的。但从支农再贷款的管理上看，支农再贷款期限较短，不能与农业生产的周期相适应。农业生产具有周期长、季节性强的特点，其资金周转比较慢，一般地说，传统的种植业生产周期大多在6个月以上，养殖业大多在9个月以上，有的经济作物如林果特产品甚至达2—3年才能产生效益。而支农再贷款的期限最长为一年，与农业生产周期不同步，与农户需求不一致，使得部分缺资信用社对支农再贷款的申请和使用采取极其谨慎态度。事实上，近两年已有一部分支农资金不能按期收回，信用社只好以拆借资金归还人民银行再贷款，影响了信用社对农户贷款的积极性，也影响了支农再贷款的效果。 从当前看，要把解决农户贷款难的问题作为农村金融部门特别是农村信用社的中心任务，要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把是否符合农民利益、是否让农民满意作为信用社支农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为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建议之一：加大支农投入，增加支农信贷资金
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指出：“农业是经济的基础，农业问题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而解决其资金来源则应主要依靠农村信用社”。因此，农村信用社应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作用，加大信贷支农力度，进一步拓展信贷支农范围，扩大服务领域，把贷款重点放在支持农户和农业生产上。信用社支农信贷投入总量不能低于上年水平，对农户和农业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比例应达70%左右。信用社要大力做好资金组织工作，认真清理外拆、外借、外贷资金，两级联社要做好辖内信用社的资金余缺调剂工作，确保支农资金及时投放：信用社在资金不足时，可酌情向人民银行申请支农再贷款，合理确定再贷款的期限和金额，保证用于信用社增加农户贷款。
建议之二：明确支持重点，搞好结构调整
农村金融部门要适应农业结构调整需要，拓展信贷领域，把支持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着力点放到支持结构调整上来。集中资金优先发放农户种养业贷款和为农业服务的农产品加工、运输、小型农机具贷款，支持以公司加农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贷款和农户多种经营贷款。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专业大户起着重要的带动作用，它们为农金部门扩大信贷投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要重点支持专业大户从事农业结构调整的资金需要。为防止结构调整可能造成的信贷资金流失，政府可建立农业结构调节基金，增强农户在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抗风险能力。政府在农户优势项目的产出期，可按农产品销售额提取千分之五的风险调节基金，作为农业发展项目专项扶持资金或新发展农业项目风险补偿金，在农产品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政府从调节基金中适当拿出一部分，作为价格补差，以平衡农户 心理，保护优势项目的稳定发展，避免“跟着感觉走”的短期行为。
建议之三：优化农村信用环境，提高社会信用水平
在这方面要借鉴广东高州市的做法，结合本地实际，大力推行农村信用镇、信用村、信用户的“三信”建设试点工作，由农信社、乡(镇)政府、村委会和农户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种“四位一体”的社会信用体系。具体通过评估农户资信、划分信用等级、确定授信额度、核发贷款证等，建立“一户一档”的贷款管理制度，提高整个农村社会信用水平：为解决那些急需贷款扶持而又缺乏相应保汪条件的大额农户贷款问题，可由政府牵头成立专门的中介担保机构，为农民提供相应的担保服务，培植更多的既符合贷款政策又具备贷款条件的农户，以利于争取信用社的进一步扶持，健全农联保贷款网络组织体系，农户小额贷款的联保可在自然村、组中进行，农村专业大户的联保应由所在乡、镇种养专业协会成员联保，无论那一类的联保都应手续齐全，切实做到既联保，又联责。
建议之四：完善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信贷管理机制
一是对大额农户贷款亦可实行信用放款，在健全农户经济档案、夯实农户信息咨询系统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农户信用贷款的额度，针对不同的农户，不同的农业项目准许发放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信用贷款。
二是适当下放农户贷款审批权，对20000元以下大额农户贷款，只要资金充足，可由乡镇信用社自主发放，只报联社备案。
三是在加强内控机制的同时，建立信贷激励机制，推行信贷营销责任制，把发放“三农”贷款、扩大农户贷款面作为对信贷人员考核的内容之一。在进行人事工资制度改革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地方实际，尽可能地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相关配套措施，保证责、权、利的对等，充分调动信贷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从机制上消除他们的“惧贷”心理。
四是对贷款的责任追究应区别对待，如对种养业大户确因自然灾害招致贷款损失，不应由信贷人员承担全部责任，以减轻信贷人员的心理压力。
建议之五：改进工作作风，完善金融服务
要在加强贷款管理的同时，按照灵活、方便、安全的原则，改进贷款方式，简化贷款手续，方便农民贷款。推行贷款公开制度，实现贷款发放“四公开”，即计划公开、对象公开、额度公开、利率公开，以接受农户的监督，增加透明度。信用社要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信贷人员要经常深入农户，搞好调查研究，及时了解农户的生产、生活资金需求，想农户所想，急农户所急，为农民提供资金、信息、技术等多方面的服务，当好农民致富的好参谋。
从长远看，为了解决信用社的历史包袱问题，增强信用社的资金实力，有必要从政策上加大对信用社的扶持力度。
第一，是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对农村信用社发放的粮棉油种养业贷款应免征营业税，对贫困地区信用社继续免征所得税，对高风险信用社在一定期限内实行免税优惠，使之能休养生息，降低财务风险。
第二，是实行优惠的财政政策。对信用社因承担政策性贷款业务造成的亏损包袱和信用社过去支付的保值储蓄贴补息，国家财政应予以补贴。
第三，是合理消化历史包袱。可考虑：A.对在行社脱钩时农业银行甩给信用社的不良资产划回农业银行；B.过去政策性的农业学大寨贷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的村组集体贷款、小水电贷款等大多已成呆帐，应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用专项资金予以本息核消；C.对信用社近些年来承担的在抗灾、扶贫、扶持集体经济、支持农业产业化建设等政策性支农业务中形成的不良资产，应由国家财政和人民银行共同组建全国信用社不良资产管理机构，采取收购的形式予以剥离；D.加大农村信用社呆帐核消力度，对有自身承受能力的信用社，允许其提高呆帐核消比例。
第四，是实行低成本融资政策。各级政府可安排一定数量的财政资金，以低利率、长期限(三至五年)借给信用社周转使用，人民银行可对各地流动性较好、信用较好，但暂时资金不足的信用社实行低息短期融资，加大对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