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華商時代貸款公司

1. 深圳emba學費多少

深圳EMBA學費根據學員選擇的課程不同收費也是不同的。一般情況下，EMBA學費包括：聽課費、教材和講義費、同聲傳譯費和翻譯費、學校資源(如圖書館、計算機中心)使用費、論文答辯費、課間茶點等費用。此費用不包含海外上課所需的國際旅費和食宿費用。外地學生住宿費、赴異地上課或企業參訪的差旅費及國際機票與海外賓館住宿費用除外。

EMBA學費原則上需要一次付清，不可以分期付款。如本人確有實際困難，可以向自己所讀的EMBA院校中心提出書面申請，中心將根據具體情況決定是否批准。根據學校規定執行收費標准，學費不可以優惠打折。

EMBA學費付款是有期限的，一般是在付款通知開出之日起2周內繳付全部款項。而且，繳納EMBA學費之後，學校一般情況下是不會退回的。不過，有的EMBA院校是可以貸款繳納的。

時代華商商學院的企業管理課程廣泛地適用於任何層次的管理者和員工，面向企業總裁、總經理，中高層管理人員、基層員工等對象。課程分為：總裁董事課程、總監副總課程等等，以提高管理者戰略思維、商業模式創新、改善企業文化、提高員工技能為目標而量身定製。

2. 空手套白狼是什麼意思

1、現義

「空手套白狼」在今天是一個貶義詞，比喻那些不做任何投資到處行騙的騙子所用的欺騙手段。

2、原意

白狼，即白色的狼，古以為祥瑞。在中國古代，白狼是一種祥瑞的動物，它的出現往往和聖人，和改朝換代聯系在一起。《瑞應圖》：「白狼，王者仁德，明哲則見」。「空手套白狼「就此成為一句褒獎之語。

典故與案例：

1、典故

據戰國時魏國的史書《竹書紀年》記載：「有神牽白狼銜鉤而入商朝。」《帝王世紀》也記載：「湯得天下，有神獐、白狼銜鉤入殿朝。」孟子說五百年必有聖人出，因此當商朝取代夏朝的時候，祥瑞的白狼就出現了，預示著商朝替換夏朝統治天下。

2、案例

希爾頓從一文不名到成為身家5.7億美元的富翁只用了17年的時間，他發財的秘訣就是空手套白狼。

事情是這樣的，他看中了一片地，想在上面蓋一家飯店。然而這塊地的主人，一個叫德米克的老頭子說，「給我30萬美元，地歸你。」

希爾頓轉身就找了人算一下蓋起來他的飯店需要多少錢，專家告訴他，最少一百萬。希爾頓笑了，然後捂緊了錢包里的5000美元。

為了蓋上他心中的飯店，希爾頓開啟了忽悠模式。他先是拉到了朋友的投資，湊到了十萬美元，然後忽悠德米克，把地皮以每年3萬美元的價格租給他，簽訂合同之後拿地皮作為抵押去貸款，貸到了30萬美元。

又忽悠了一個土地開發商給他投資20萬美元。就這樣，他擁有了60萬美元。然後飯店建到一半，錢沒了。希爾頓的忽悠功力又發揮了作用，他說服了德米克出資把飯店建完，並且承諾把每年租金提高到10萬美元。

最終，飯店順利建成，每個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

3. 民國時期的社會是怎樣的

從1912年到1949年的中國，可以稱為中華民國時期。這個時期中國的社會形態，屬於半封建半資本主義，在與西方資本主義強國的關繫上，則屬於半獨立半殖民地國家。也就是說，它屬於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開始的那個半封建半資本主義時代中的一個階段。中華民國時期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同晚清時期相比，只是封建主義的東西少了一些，而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一些，從而顯現了中華民國的歷史面貌與晚清帝國的差別。我們的使命就是指出這些差別，並進一步分析這些差別，或許還有其他一些因素怎樣導致延續了100多年的半封建半資本主義、半獨立半殖民地時代的結束。
1840年到1949年的百餘年，中國社會處於半封建半資本主義、半殖民地時代。史學界多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為界，將這個時代劃分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時期。這種劃分有合理性，便於從人類活動史的角度考察這百餘年間中國歷史的發展。但在研究社會形態的變化時，筆者不打算將1919年作為本編的起點，而是以1912年中華民國的建立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為一個歷史區間。理由有兩個，首先是五四運動前後，中國經濟的社會形態並未發生根本性質的改變；第二是1912年資產階級建立中華民國，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皇朝，從政治上結束了封建帝制，開始建立共和民主政體，使中國社會上層建築中的政治制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雖有袁世凱稱帝和張勛復辟，但已無法改變這一歷史結果。這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事件之一。同時，辛亥政制遽變，明顯打破了中國社會原有的價值系統與政治系統的高度整合，使政治對文化和經濟的控制有所放鬆，造成文化相對自由發展的可能性。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都與民初社會文化的更新有深刻的聯系。
1912年到1949年，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曾經出現過比較明顯的發展，但從總體上看，社會生產力的性質沒有重大變化，對社會形態的變化所起的作用不大。而從事歷史活動的人卻發生了重大變化。無產階級開始登上政治舞台，領導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由此決定了中國社會開始由半封建半資本主義向新民主主義演進。所以，各主要政治集團力量的消長，成為觀察這一時期中國社會形態發展趨向的一個重要參考因素。
對「黃金時代」中國城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育程度的估計不應過高

19世紀60年代以後，從西方直接引進以蒸汽為動力的機械性生產工具，引發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現代性變革。到北洋政府統治時期，除外資企業和官辦企業外，以民族工業的壯大最為引人注目。辛亥革命後，民族資本投資設廠的熱情空前高漲，人們認為這是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一個「黃金時代」。
繼清末出現一次鼓勵和保護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經濟法制建設高潮之後，民國初年又一次形成了經濟立法熱潮。南京臨時政府在「振興實業」的方針下，在存在的3個月內，頒布了30多項鼓勵發展工商業的法令和措施。接收辛亥革命成果的北洋政府，在先後擔任農商總長的國民黨人劉揆一和著名實業家張謇的主持下，又陸續頒布了40多項「振興實業」的經濟法規，不但范圍擴大了，而且條例規定也趨於完備。如袁世凱當政時期，陸續頒發了《民業鐵路法》、《礦業條例》、《礦業注冊條例》、《徵收礦稅簡章》、《審查礦商資格規則》、《特准探采鐵礦暫行辦法》、《查勘礦區規則》以及《鐵礦公司監督許可權章程》等多項法規。《礦業條例》中所規定的礦稅，較清末大為減輕。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的勞動立法肇端於這一時期。1923年農商部制定的《暫行工廠通則》，被譽為中國「工廠法的第一聲」。以它為代表的一系列法規，涉及工人的工作時間、休息時間、工資給付、勞動條件、福利待遇、補習教育及童工、女工的保護等方面，加上擬議中的《工會條例草案》，基本上涵蓋了勞動關系的各個領域。這些法規與清王朝直接把封建刑罰援用於廠礦企業之內的做法相比是有所進步的。當然，制定法規和實施法規之間，還有不小的距離。但自清末立憲運動時期開始的制定和頒布各種資本主義經濟法規的工作，沒有因辛亥革命而中斷，在北洋政府時期初步完成，給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提供了一定法制保障，這是有進步意義的。我們雖然不能簡單地說北洋政府促進了民族工商業的繁榮，但至少可以說這個軍閥政府還沒有阻斷民族工商業的發展。
這一時期，中國資本主義出現「黃金時代」，本國工業在1912～1920年的年均增長率達到13.4%，反映了生產與資本積累的發展。1913年，本國資本開辦的現代工業企業（不包括礦業）有698家，擁有創業資本330824000元，工人270717名；1920年有1759家工廠，擁有創業資本500620000元，工人557622名1。個別企業家的資本積累十分突出。如榮宗敬兄弟的申新紗廠和福新麵粉廠兩大系統的資本，在1923年以後迅速增長；簡照南兄弟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資本，在1920～1927年的8年間，由1500萬元上升到2011萬元。民初的公路建設引人矚目。1913～1927年間，全國各省公路的修建里程，其中包括紳商和海外僑胞集資修建的，將近3萬公里2。在航運業中，本國資本的輪運企業資本1921年比1900年增加了8倍多，達到8899.7萬元；輪船噸位增加了6倍多，達到489190噸。有的企業發展速度十分驚人。如虞洽卿的三北輪埠公司在1921年以後的10年間，資本由20萬元上升到320萬元，增加了15倍3。中國銀行資本的發展似乎比工業資本更加迅速。1912～1927年間，新設銀行多達313家，資本總額高達20602.8萬元，是1911年的8倍。錢庄也有一定的發展變化。以上海為例，1912～1926年間，錢庄數目由28個上升到87個，資本額由106.4萬兩增加到1341.1萬兩。原來和產業界聯系較少的錢庄，此時開始面向本國資本的工業企業。上海著名的福源錢庄，在1925年到1927年3年中，做過31筆工業貸款，總額達219.4萬元4。
中國民族工商業發展的最主要原因，是趕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歷史機遇。戰爭使帝國主義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侵略，也使世界對糧食和原料的需求急劇增長，而中國正處於能夠滿足這一市場需求的有利地位，這種需求一直保持到戰後建設時期。1919年上海的出口值比1918年提高了30%。全國的對外貿易值1918年是10.4億兩，1923年增至16.7億兩。中國資本家在西方市場購買紡織設備所花費的資金，1918年是180萬兩，1919年增加到390萬兩。全國的紗錠數從1919年的658748枚增加到1922年的1506634枚，其中的63%屬於中國廠主。自1917年至1922年，新開辦了26家麵粉廠，還購進了一些原來由外商擁有的榨油廠，證明了中國食品工業的增長。煙草和卷煙業也有相當大的發展5。1912～1927年，全國新設銀行313家，資本總額高達20602.8萬元，是1911年以前的8倍6。
還應指出的是，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特別是袁世凱之後，由於一再出現政治權力危機，政治混亂，內戰頻繁，所以北洋政府對經濟的影響和控制能力相當弱。在一定意義上，一個政府如果不能有力地操縱社會經濟，也就同時意味著它不能輕易地破壞社會經濟，這反倒給本國資本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空間。當然，這一時期中國人民多次開展的抵制洋貨的反帝愛國斗爭，也有力支持了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
隨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擴大和國內工商業的發展，農業生產關系也有一定變化，這就是富農經濟、經營地主、新式農墾企業在一些地區的產生和發展。據北洋政府農商部的統計，1912年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河南、吉林、察哈爾等8省注冊的農牧墾殖公司共有59家，資本總額286萬元；而1919年已經發展到100家，資本總額1245萬元。經營范圍包括農、林、牧、副、漁各業，其中種植棉花、桑樹等經濟作物的較多。投資人主要是軍閥、官僚、買辦商人、華僑，也有少數工業資本家。20年代前期，租地農牧場經營就已經大量出現，例如，1915年，廣東一楊姓商人在江灣租地60畝，仿照西法種植靛青，經營獲利，第二年租地200畝擴大經營。在其帶動下，一些「農業資本家」紛紛用自己的資本，向一個或數個地主租地，僱傭農民耕地，自己完全屬於監督地位，少數農墾公司大量採用資本主義經營方式，成效頗豐。如1915年，一寧波人在黑龍江經營的大農場，資本達80萬元，面積36萬畝，有大型拖拉機5台、25馬力拖拉機2台、打穀機3台、割禾機8台、播種機8台、大型犁3台、僱工45人，主要種植小麥和燕麥，並附設麵粉加工廠，產品行銷縣內外。廣東的香山縣，1919年也出現規模較大的種植糧食的農業公司和種植水果的公司。[1]這些公司在引進近代農業機械、新品種種植和先進生產技術，以及促進商品性農業生產的發展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由於受到國內外市場需求的刺激，農村手工業生產的商品化程度提高，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如在織布業較集中的河北高陽、寶坻，江蘇南通等地，一些織戶已經屬於資本主義作坊或手工業工廠性質；隨著農戶手織業的商品化，織戶與商人之間成為實質上的資本主義僱傭關系，於是工資織戶不斷增加。1912年，高陽的工資織戶占總織戶的34.5%，1917年增長到69.2%，1927年達到88.6%[2]。
但農村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些微發展，遠遠達不到動搖封建生產關系的程度。辛亥革命後，封建地主經濟依然占據統治地位。在北洋政府的「振興實業」計劃中，農業振興不佔主導地位；即便有所謂「興農」主張，也沒有更不可能觸動封建土地關系，根本無力改變農業生產的局面。北洋政府實行過所謂的移民放荒政策，把官有荒地、海灘、湖盪的沙田、林地以及寺廟等各種公有土地丈放出賣，封建官地和公地加入了私有化的行列。但這些土地基本上被地主商人以及大小軍閥乘機包攬，他們大量圈佔荒地，由此出現了軍閥地主和官僚地主階層，這是民國以來封建土地關系變化的一個顯著特點。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土地的自由買賣更加頻繁。除了軍閥、官僚利用手中的政治特權和軍事暴力侵佔土地以外，商人、高利貸者也通過自由買賣兼並土地，加速了土地集中的趨勢。
綜上所述，對這一時期中國城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育程度不應估計過高。首先是這一時期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雖然不能否認內因的作用，但「黃金時代」的出現主要是外因的作用。其次，中國經濟的半殖民地性質決定了民族資本的發展空間一定會受到外國資本的擠壓。「民族資本的，即便在它有所發展的時候，也潛伏著難以掙脫厄運的危機。作為中國民族工業中堅的棉紡織工業的歷史，就是一個有說服力的例證。外國資本對華商紗廠的兼並和控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是一個相當突出的現象。……令人驚異的是：華商紗廠被外國資本的侵蝕過程的開始，卻是緊接在它獲取高額利潤的大發展之後乃至就在大發展的過程中，出現在被人們所共稱的民族資本棉紡織業的黃金時代。……天津兩大華商紗廠——華新和裕元，一個在1919年一年之中盈利150萬元之多，一個在1918～1922年間盈利達600餘萬元之巨，然而就在它們營業鼎盛之秋，日本資本集團的貸款，就開始登錄在他們的負債表上。而一旦洋債纏身，最後便落得一個被接管或拍賣的結局。上海申新紗廠是華資紗廠中規模最大的一個。它的盈利，在歐戰期間，幾乎是直線上升。一個以30萬元資本起家的申新一廠，在1920年的盈利竟高達110萬元。然而就在這個空前的繁榮期中，申新公司下屬各廠中，已經開始有以自己的廠基、機器向外國資本多次進行抵押借款。其中有的工廠後來甚至險遭拍賣。這一發展基礎的脆弱是可想而知的。而華商發展基礎的脆弱和外商壓力的強大，又是不可分的連檔褲。」[3]再次，中國農村經濟的資本主義因素是在外國帝國主義侵略基礎上產生的，完全在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支配與控制之下，農業生產力自身無力突破封建生產關系的束縛，因此，中國農業經濟的商品化很難有持久的繁榮。不論是富農經濟、經營性地主經濟，還是資本主義股份制的新式農場，都保留著封建根子。在面臨封建剝削制度的重壓時，它們就會向封建地主經濟逆轉，失去向資本主義繼續發展的可能。

4. 中國太平的發展歷程

太平人壽——80年的「中國太平」之路
太平人壽，始創於1929年。一家擁有八十年歷史的壽險公司。在其80年的「中國太平」之路中，見證了中國民族保險業發展的歷史。公司自2001年國內復業至今的八年來，堅持走內涵式發展道路，顯示出了強大的生命力，亮點頻現。
亮點1：穩定的股東結構，持續的資本注入，太平人壽發展力量更強大；
亮點2：綜合競爭力快速提升，躍居亞洲壽險公司第九位；
亮點3：實現連續四年盈利，太平人壽已建立起可持續發展能力；
亮點4：穩健高效的投資管理優勢，為客戶帶去更多效益；
亮點5：堅持「三高團隊」建設，引領國內壽險業專業經營先潮；
亮點6：堅持專業經營，太平人壽個人業務構建起體系運作的「八大體系」；
亮點7：一流的服務支援體系，保障公司高效進行專業經營；
亮點8：勇擔企業公民和社會大眾保險服務商的責任，參與各項社會公益活動，承攬國際國內各項重要活動。
金城銀行創辦太平保險，開風氣之先
1929年11月20日，太平保險公司創立於上海。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民族保險業正處在有史以來第一個發展高潮期。
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國人的民族意識不斷增強。有感於「海通以來，我國的財產保險與生命保險為外商所壟斷，金錢外溢與年俱增，不獨有損利權，漏卮難塞，其影響我國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尤為嚴重」（沈雷春：1937年《中國保險年鑒》），一些有識之士開始集資創辦保險公司，力圖與洋保險相抗衡。據資料記載，1919年至1935年間，國人共開設保險公司30餘家。
在此期間，中國保險業還出現了一個新形勢，就是銀行業投資辦保險蔚然成風。銀行與保險具有天然的聯系：它所經營的貸款業務，貸款戶的貨物或不動產抵押都必須投保以資保證。在保險業方興未艾之時，銀行家看到這是一個有利可圖的行業，因此紛紛起而經營。從1926年以後的10年間，由私營銀行和官辦銀行投資設立的保險公司共有12家。《中國保險史》對此評論道：「中國從1926年到1936年期間，由於金融業以其雄厚的資金投入保險業，改善了公司的經營管理，注意培養專業人才，拓展險種，發展經紀人，並利用銀行貸款關系，爭取工商業的保險業務。民族保險業有了迅速發展，與1914年相比，公司家數增加兩倍多，資本金增加五倍多，呈現一片新的景象。」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繼1926年東萊銀行設立安平水火保險公司之後，私營的金城銀行於1929年投資100萬元（實收50萬元）開設了太平水火保險公司，設址於上海江西路212號金城銀行大樓。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由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兼任，丁雪農任第一協理，王伯衡任第二協理。太平保險公司以太極圖形為商標，取「生生不息」之意，並打出了「太平保險，保險太平」的口號。
公司於1929年11月20日成立，次年2月19日正式開業。公司以經營水險、火險、船殼保險、汽車保險等為主，並酌量辦理「玻璃」、「郵包」、「行動」、「繭紗」等險種。「創辦初期，雖值百業不振，然歷年決算頗具效益，且業務亦日在進展之中」（金城銀行檔案）。但畢竟由於資本額不夠雄厚，遇有大額業務便無力承做，或只得分與他人，影響收益。1933年，金城銀行擬將太平擴大經營，而其他尚未涉足保險業的銀行也正躍躍欲試，於是，金城邀集交通、大陸、中南、國華等四家銀行加入太平，資本額擴大為500萬元（實收300萬元）。一時聲勢浩大，金融界為之矚目。7月，公司改組完成，黃奕住任董事長，周作民任常務董事兼總經理，聘丁雪農、王伯衡為協理。同時，將公司名稱中的「水火」兩字刪去，改稱太平保險公司，並添辦人壽、意外等保險。
太平保險從此步入大型華商保險公司的行列
接收安平豐盛天一，集團化經營蔚為大觀
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市場上保險公司的生生滅滅、分化重組乃是尋常之事。從1934年起的三年間，太平保險公司陸續收購了幾家華商保險公司，開始向集團化的方向邁進。
1934年初，豐盛保險公司因經營不善，擬將大部分股份售與太平，改組公司，與太平合作營業。太平對合辦並不感興趣，但考慮到該公司的牌號已有多年歷史，若將其全盤接辦，作為子公司繼續營業，「則所有業務上衡量操縱、選擇迎拒之便利既可繼續存在，且可以豐盛公司之名義，多一招攬生意之機會，增厚進展之力量，相輔而行」（太平檔案）。經談判，太平最終以一萬元的價格收買了豐盛。
1935年5月，東萊銀行加入成為太平保險的第六個股東。同時，東萊銀行創辦的安平保險公司經營上發生困難，亦由太平接收合並。
1936年，中國墾業銀行投資開辦的中國天一保險公司因無人管理，也以低微的價格轉讓給太平接辦。
上述三家公司對外仍保留原來的牌號，各地的分支機構及代理處仍繼續營業。為了加強領導和管理，1935年設立了太平安平豐盛總經理處，次年改為太平安平豐盛天一總經理處，統轄四公司的一應事宜。總經理處設在太平保險總公司內，太平保險公司總協理兼任「太安豐天總經理處」總協理。這樣，太平只須用一套管理人員來處理四個公司的業務，這種歐美托拉斯性質的管理形式，在當時中外保險公司中尚屬獨樹一幟，為業界所矚目。
成為集團公司後，太平不但資金實力大增，而且業務聯系更為廣泛，所有六家股東銀行及四行儲蓄會的各地分支行、會，均由總公司與之訂立契約，委託為公司業務代理人，通過這種方式，把所有六行一會的所有放款與押匯全部交由太平保險集團承保，於是業務大振。
太平保險除在上海設總公司外，在京、漢、津、哈、魯、粵等六大區域的大中城市廣設分支公司或代理處，最鼎盛的時候，全國代理網點總數達900餘處，還在香港、新加坡、西貢、雅加達、馬尼拉等地設立了分支公司。不數年間，太平成為全國最大的華商保險公司之一。
那年月，民族保險公司大多資本數額較小，承保能力和限額也受到相應限制。為了增強對巨額業務的承保力量，一些華商公司開始走向聯合的道路。1933年6月，肇泰、華安、永寧、永安、先施、海上、聯保、通易、寧紹、華興等10家公司發起設立了華商聯合保險公司，並被國民政府特許為經營分保業務的專業再保險公司，其營業性質以便利各家之分保為重點。1936年，通易公司倒閉，華商聯合保險公司資金受嚴重影響，當年虧損2萬元，公司面臨解散的危險。經過數度接洽，太平保險集團出面繼承了通易名下的全部股份票面51000元，由太平擔認26000元，安平擔認25000元。並據此修改了華商聯合保險公司章程，增加董事名額，由太平出任常務董事兼董事長，主持該公司事務，安平任董事。並與瑞士再保險公司訂立了分保契約。同年，太平保險又與倫敦市場的勞合社、世紀、Willis Faber & Dumas等保險集團訂立了互惠分保合約。自此，太平又在再保險領域佔得舉足輕重的地位。
創建太平人壽，產壽險分業經營
太平在創立之初，定名為「太平水火保險公司」。1933年7月，公司增資擴股，股東由一變五，資本由100萬而至500萬。不僅如此，還將公司名字中的「水火」二字去掉，准備添辦人壽保險業務。
鑒於壽險業務的特殊性，是年9月，董事會決定人壽保險部之會計獨立，並從公司資本中特撥國幣100萬元，備作舉辦壽險業務之基金。12月，公司指定專人開始籌備事宜。
1934年4月20日，人壽保險部正式成立，並自即日起開始對外營業，到年底，有效保額已達170萬元，自後逐年增加，營業范圍亦逐漸擴展至全國。1936年8月，太平保險收購中國天一保險，天一壽險部的全部壽險契約也由太平概括承受。到1938年底太平保險壽險部改組為太平人壽保險公司時，太平的壽險有效保額已達國幣700萬元。
1937年1月11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保險業法及保險業法施行法，規定同一保險業不得兼營損失保險與人身保險，在保險業法施行前兼營者，應於保險業法施行後兩年內依法改組。劃出壽險部，設立單獨的人壽保險公司乃提上議事日程。
太平的壽險部從一開始就自成機構，業務及會計獨立，不與其他業務部門相混合，因此改組手續較為簡便。經過一年多的布置，由太平的股東——交通、金城、大陸、中南、國華、東萊等六大銀行——另行認繳股本100萬元國幣。然後熱熱鬧鬧地召開了創立大會，選定周作民為董事長，丁雪農、王伯衡為常務董事，許漢卿等7人為董事，周繼雲等5人為監察人，並呈請登記。
1938年8月10日，經國民政府經濟部核准，發給營業執照。同年12月30日，太平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正式公告改組成立，太平保險公司壽險部的全部資產負債以及契約上之權利義務，俱由太平人壽保險公司概括承受，太平保險公司壽險部同日取消。推定周作民為總經理，丁雪農、王伯衡為協理。
從1929年11月太平保險創立到1938年底分設太平人壽，整整9年。這9年中，1933年增資擴股、1935年開始集團化經營、1938年創設太平人壽，基本上是3年跨一台階，其發展壯大之迅猛，實為當時所罕見。
組織太平分保集團，於艱危時世中奮爭
1937年，日本發動對華侵略戰爭。日本佔領上海後，並未立即與英美等國形成公開對抗，上海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乃成為日軍佔領區包圍中的「孤島」。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開進上海租界，昔日操縱上海保險市場的英、美、法等國的保險公司，被勒令停業，其外籍人員被關進集中營。
由於外商保險公司長期壟斷中國保險市場，加之華商保險公司資金短少，實力微薄，中國民族保險公司的再保險問題一直都依賴外商保險公司解決，主要是英商、美商及瑞士再保險公司。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華商保險公司對英美等國的分保渠道被迫中斷。上海的華商保險公司乃自謀出路，組建華商分保集團。
1942年2月，太平保險公司聯合寶隆、大業等保險公司組成太平分保集團，到7月，成員公司擴大至19家。幾年內，上海的華商保險公司相繼組建了大上海、久聯、五聯、十五聯、華商聯合等分保集團，加上太平分保集團，共計6個，參加公司達80家。在這6家中，太平頗有些與眾不同。太平檔案對此有如下記載：「講到太平分保集團的特點，就是一切集團事宜，均由太平一家負責處理，不受其他會員公司的支配與節制，與久聯集團由參加公司另組辦事處及大上海集團之另組一公司專司其事者有顯著區別。還有太平與國內外同業訂立溢額合約分保多以互惠為原則，惟因此而獲得的分入合約分保，均由太平獨家接受，並不能分與集團會員公司。因為一則它們資力薄弱，不願負額外的責任；二則國外無分支機構，遇有賠款，無法按原幣攤付。」
華商保險公司組建分保集團，有效地解決了民族保險業的危險分散問題，並為華商保險業逐步自主經營打下了基礎。
在國民黨統治的後期，通貨惡性膨脹，經濟秩序混亂不堪。據統計，1946年9月至1949年5月，物價驟漲1.051億倍。中國保險業遭到嚴重摧殘，一大批保險機構坐吃山空，負債度日，連一些較有實力的公司也陷於難以支撐的困境。華商聯合分保集團發出感嘆：「金圓券發行未久，遽爾貶值，嗣後是否有保持穩定之可能，無人敢逆料，倘法幣末期之困難情勢重演於今日，則恐我保險業將瀕於危殆。」保戶對金圓券已失去信心，即使有投保意向，也只願以外幣保額投保和計算賠款。於是，國營的和其他一些尚有餘力的保險公司，改以銀元、美金和港幣承保。太平分保集團也曾於1948年7月1日組織了包括22家成員公司的外幣業務集團，於艱危時世中勉力支撐，直到1949年解放前解散。
公私合營，天下一統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根據上海市軍管會發布的訓令，包括太平保險公司在內的64家華商保險公司和42家外商保險公司獲准恢復營業。
此後十餘年間，人民政府對保險市場進行了大刀闊斧地改革，太平保險公司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解放之初，大部分保險公司資力薄弱，承保能力有限。為緩解華商保險公司的分保問題，在軍管會的領導和中國保險公司的支持下，1949年7月20日，47家華商私營保險公司聯合組成民聯分保交換處，太平保險公司協理丁雪農被公推為主任委員，民聯的辦事機構也設在太平保險公司內。
民聯分保交換處是解放後上海工商業中最早成立的一個聯營機構，它的創辦，改變了華商保險公司依賴外商的心理，大大增強了華商保險業的信心，同時為私營保險公司的進一步聯營奠定了基礎。
在人民政府對私營保險公司「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主導下，1951年下半年，上海25家私營華商產物保險公司開始醞釀合並問題。同時，天津的3家私營保險公司也派代表赴上海聯系，表示願意合並。經過緊張籌備，這28家私營保險公司分別組成太平和新豐兩家保險公司，由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投入一半以上的資金，走上了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
公私合營的太平保險公司由15家公司組成，其中上海12家，即太平、安平、中國天一、太安豐、華商聯合、福安、寶隆、建國、大豐、大信、裕民、揚子；天津3家，即大昌、中安、中國平安。公司資本總額定為人民幣100億元（舊人民幣，下同），其中參加合並的公司以其凈資產作為投資，總額定為45億元，其餘55億元悉由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投資。合並協議於1951年10月22日正式簽定，11月1日，公私合營太平保險公司正式開業。
太平保險公司設立19人組成的董事會，並設立監察7人。經董事會推選確認，周作民等7人為常務董事，周作民任董事長，謝壽天任副董事長，林震峰為總經理，李祖模、金瑞麒為副總經理。
公私合營新豐保險公司由上海的13家私營保險公司組成，資本總額60億元人民幣，公司於1952年1月1日宣告開業。
1953年4月，作為國家保險公司的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開始考慮太平、新豐兩公司進一步合並的計劃，打算通過兩公司的合並，逐步做到國內保險業務由國家專營，而以合並後的合營公司加強其國外機構，進一步發展國外保險業務。1955年，在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洪流中，全保險行業的公私合營終於由設想變為現實。1955年11月11日，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由其上海分公司提出了《關於公私合營太平、新豐保險公司合並的方案》，建議：兩公司合並後的業務重點將放在國外，成為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領導下的一個專業性保險公司，加強對國外業務的領導，進一步發揮其助手作用，分擔起促進國際貿易、吸收外匯資金的光榮任務。考慮到太平保險公司在香港、新加坡、馬來亞、印度尼西亞等海外地區設有分支機構，而新豐保險公司沒有海外機構，因此建議合並後的新機構定名為公私合營太平保險公司。
1956年3月21日、22日，兩公司董監事會在上海分別舉行，會議就兩公司合並、總部遷往北京、國內不再設立分支機構等一應事宜作出決議。
1956年8月1日、2日，太平、新豐兩公司在上海《解放日報》刊登聯合啟事，宣告：「自1956年8月1日起，我兩公司合並為公私合營太平保險公司，並將合並後機構遷移北京辦公，兩公司原在上海機構同時撤消」。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上海分公司亦同時刊登通告，「同意接受該兩公司在上海地區簽發的保險單尚未滿期的保險責任」。新的太平保險總公司設址於北京阜成門外天寧寺路。
太平、新豐兩保險公司的合並、遷京、停辦國內業務，標志著中國保險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面完成，中國保險市場從此進入國家專營的時代。
根據兩公司最後一次董監事會議的決議，新的公私合營太平保險公司的任務是：加強國外分支公司的領導，積極開展國外業務，繼續為僑胞服務和替國家積累外匯資金。太平保險公司自此移師海外，致力於拓展國際保險市場。
這一去就是45年。
國內復業，圓了幾代人的夢
從1956年之後的數十年間，中國保險市場幾度風雲變幻，太平保險在海外也是篳路藍縷，幾代太平人胼手胝足，在香港、澳門、新加坡等地闖出一片天地，贏得了廣泛認同。
1998年，根據國務院決定，中國人民保險（集團）公司撤銷，原中國人民保險（集團）公司的海外經營性機構劃歸中國保險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8月20日，中國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更名為中國保險（控股）有限公司），太平保險公司和太平人壽保險公司於是成為中國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兩支勁旅。
轉眼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一步步逼近世界貿易組織的大門，中國保險市場擴大開放勢在必然。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向國務院和中國保監會提出了回國創業的請求，同時對旗下資源進行戰略性重組：在香港，將太平保險與民安保險公司、中國保險香港分公司合並，以香港民安保險公司名義對外營業；在新加坡，將太平保險與中國保險新加坡分公司合並，以中國保險新加坡分公司名義對外營業；將中國人壽保險公司香港分公司與太平人壽合並，以中國人壽香港分公司的名義對外營業。
2001年5月22日，經國務院同意，中國保監會批准太平保險公司和太平人壽保險公司全面恢復中國境內的保險業務。經過半年多的籌備，太平保險公司於2001年12月20日宣布開業，總部設在深圳。此時的太平保險公司已經過股權改造，由中國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持股45.05%，中保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持股30.05%，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持股24.9%。太平人壽保險公司亦於11月30日開業，總部設於太平保險的發源地上海。
海外拓業近半個世紀，一朝榮歸故里，太平保險開始在國內市場大展拳腳。復業後第一年，太平保險在深圳、北京、廣東、上海等四地開設了分公司；2003年，又一口氣在天津、大連、四川、江蘇、浙江、湖北、河南、山東等8省市開設了分公司；2004年，開設湖南、青島、重慶分公司；2005年，設立山西、陝西、安徽、福建分公司。至此，太平保險已設立19家分公司，作為全國性保險公司的機構網路布局基本形成。

5. 企業家面臨的最大風險是什麼

企業家的最大風險是停止學習進步。只靠經驗摸索。
至於企業管理能力，發展方向，經營模式，時代機遇，都需要不斷學習才能發展的越來越好。
汽車的發明，就註定了馬車和相關行業的衰敗。即使是最好的馬車企業也一樣倒閉。但是如果提早轉行開馬場就順應了時代需求。
說到底唯一不被時代淘汰的就只有多學習進步。應對時代發展而做出正確的決策。

6. 如何弘揚晉商精神

一是加強自己的晉商道文化素養，即首先使自己在晉商知識和文化方面強大起來，這樣才有資格有能力在各種機會中宣傳晉商文化。
二呢，運用經濟手段，別忘了，晉商文化之所以獨特而有廣泛的影響力，離不開當年的晉商在經濟尤其是金融界的影響的，這一點在當今社會同樣適用。
三是在組建晉商相關團體，包括經濟社會界的晉商團體和民間晉商愛好者團體，別忘了歷史上的晉商基上都是以團體的形式存在的，即商幫，內以此團體形式宣傳才會更有效果。
說句題外話，此刻的我並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回答你這種問題，算是我犯二吧，當今社會還有幾個像容我這樣的九零後在乎那曾經輝煌、令山西引以為傲的五百年晉商史呢！

望採納，謝謝！

7. 有哪些不正規的網貸平台

有哪些不正規的網貸平台？網路金融服務的初衷是給那些有困難的人提供幫助，但是這些年隨著金融服務的提升很多不正規的網貸平台也越來越多。在315協會曝光違規網路借貸平台，我們才真正意識到違規網貸平台高額利息和暴利是相當的驚人。初中是為了給人提供幫助，不僅沒有解決借貸人的才不危機問題，還給接待人增加了財務危機。不正規的網貸平台很多，大家採取網路借貸，一定要慎重選擇。像人人貸，金條，拉卡拉，飛貸，秒分這種不要借。三，慎重選擇借貸平台。 對於想在網路平台上借貸的人，多數是因為沒有錢導致的，或者是想著天掉餡餅。想要在網路平台上借貸，一定要選擇一些正規的網路借貸平台。對於正規的網路借貸平台一般不會出現高額的利息和暴力催收的情況，這一部分網路正規平台都是網路徵信的。

8. 我來貸中「因提現火爆資金緊張安排中」是什麼意思

我來貸中「因提現火爆資金緊張安排中」的意思是正在收集資金准備放款，請耐心等待。

我來貸中個人信用貸款申請條件如下：

1、在中國境內有固定住所、有當地城鎮常住戶口、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中國公民；

2、有正當且有穩定經濟收入的良好職業，具有按期償還貸款本息的能力；

3、遵紀守法，沒有違法行為及不良信用記錄；

4、在工商銀行取得A-級（含）以上個人資信等級；

5、在工商銀行開立個人結算賬戶；

6、銀行規定的其他條件。

(8)天津華商時代貸款公司擴展閱讀：

我來貸中的其他事件：

我來貸（Welab）一款移動借貸APP ，由衛盈聯信息技術(深圳)有限公司開發。我來貸依靠自主研發的風險管理系統和人工智慧技術，為工薪族、個體工商戶、小微企業主提供消費信貸服務。

融資概括：

我來貸投資方包括長江和記旗下的TOM集團、馬來西亞主權基金KhazanahNasionalBerhad、阿里巴巴創業者基金、紅杉資本、建銀國際、歐洲大型銀行ING等等，迄今融資規模已達26億人民幣。

管理團隊：

創始人及CEO龍沛智先生在創立我來貸前，曾先後效力於花旗銀行及渣打銀行管理層共十五年。龍沛智先生曾任渣打銀行東北亞地區主管，管理中國香港、大陸及台灣私人貸款及信用卡業務，並將其改造為該行在大中華地區獲利最高的成功業務之一，他同時是該行香港消費金融管理委員會委員。

龍沛智先生是注冊會計師並持有美國斯坦福商學院的碩士學位。此外，龍沛智先生還是深圳市消費者委員會顧問，香港貿發局和香港總商會委員之一。 龍沛智先2018年榮獲團結香港基金頒發的「香港創新領軍人物大獎」 世界華商投資基金會頒發的「世界傑出華人青年企業家獎。

9. 晉商是被誰搞垮的

明清五百年，晉商曾是中國最為顯赫的商幫之一，他們開設的票號鼎盛之時，壟斷了全國金融。

晉商在清代的輝煌還一度製造了一種奇特地圖炮。康熙南巡時就跟人感慨，說朕經過吳越州郡，察看他們的市場、商業區，多是山西來的商人，本地商人很少，這應該是因為山西人勤儉節約、積蓄致富；南方人貪圖奢靡，有一分錢就花一分錢。

電視劇里的晉商總是梳著辮子、穿著長袍，他們的影響力始終留在清朝。似乎一到20世紀，這幫顯赫一時的商人就消失不見了。

武昌起義後，清政府對票號的大筆欠款無法清償。1911年11月，經過袁世凱內閣同意，清廷還打算向各票號借款500萬兩。

然而各票號在兩次會議商討後，以清廷之前已向各票號借款700萬兩尚未歸還為由，拒絕了此項貸款。顯然，借給清政府的700萬壞賬是不可能要回來了。

隨著政治靠山的倒台，票號的信譽也遭遇巨大危機，各地出現擠兌風潮，票號開始大規模倒閉。到1913年末，山西幫24家票號中已有5家倒閉，包括「天下第一票號」日升昌。至1921年，僅有4家倖存，隨後基本退出金融市場。

少數晉商通過中俄貿易在俄國購置資產，實現了資產轉移，然而也並不能躲開厄運。隨著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在俄晉商的貨幣變為廢紙，財產被全部充公，甚至性命不保。

蒙古一度是晉商最為興旺的地區，但這里的晉商也沒能逃脫慘痛的宿命。在外蒙由俄國策動獨立後，俄國人對當地富裕的華商進行了系統性的洗劫。

據《大公報》記載：「車臣汗盟各旗所有之商號四五百家，強半被俄匪搶劫，各旗之商人已知確被搶害者三十餘人……萬源長四人、世泰榮鋪長被匪開膛，鋪伙被釘樹上而死。」晉商原先在蒙古掌控的商業領域也由俄國國企盡數奪走。

隨著兩次押寶的接連失敗，中國一代商業傳奇最終只得隨之衰敗。晉商這個詞再一次為人所熟知，就要等到「煤老闆」的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