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华商时代贷款公司

1. 深圳emba学费多少

深圳EMBA学费根据学员选择的课程不同收费也是不同的。一般情况下，EMBA学费包括：听课费、教材和讲义费、同声传译费和翻译费、学校资源(如图书馆、计算机中心)使用费、论文答辩费、课间茶点等费用。此费用不包含海外上课所需的国际旅费和食宿费用。外地学生住宿费、赴异地上课或企业参访的差旅费及国际机票与海外宾馆住宿费用除外。

EMBA学费原则上需要一次付清，不可以分期付款。如本人确有实际困难，可以向自己所读的EMBA院校中心提出书面申请，中心将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批准。根据学校规定执行收费标准，学费不可以优惠打折。

EMBA学费付款是有期限的，一般是在付款通知开出之日起2周内缴付全部款项。而且，缴纳EMBA学费之后，学校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退回的。不过，有的EMBA院校是可以贷款缴纳的。

时代华商商学院的企业管理课程广泛地适用于任何层次的管理者和员工，面向企业总裁、总经理，中高层管理人员、基层员工等对象。课程分为：总裁董事课程、总监副总课程等等，以提高管理者战略思维、商业模式创新、改善企业文化、提高员工技能为目标而量身定制。

2. 空手套白狼是什么意思

1、现义

“空手套白狼”在今天是一个贬义词，比喻那些不做任何投资到处行骗的骗子所用的欺骗手段。

2、原意

白狼，即白色的狼，古以为祥瑞。在中国古代，白狼是一种祥瑞的动物，它的出现往往和圣人，和改朝换代联系在一起。《瑞应图》：“白狼，王者仁德，明哲则见”。“空手套白狼“就此成为一句褒奖之语。

典故与案例：

1、典故

据战国时魏国的史书《竹书纪年》记载：“有神牵白狼衔钩而入商朝。”《帝王世纪》也记载：“汤得天下，有神獐、白狼衔钩入殿朝。”孟子说五百年必有圣人出，因此当商朝取代夏朝的时候，祥瑞的白狼就出现了，预示着商朝替换夏朝统治天下。

2、案例

希尔顿从一文不名到成为身家5.7亿美元的富翁只用了17年的时间，他发财的秘诀就是空手套白狼。

事情是这样的，他看中了一片地，想在上面盖一家饭店。然而这块地的主人，一个叫德米克的老头子说，“给我30万美元，地归你。”

希尔顿转身就找了人算一下盖起来他的饭店需要多少钱，专家告诉他，最少一百万。希尔顿笑了，然后捂紧了钱包里的5000美元。

为了盖上他心中的饭店，希尔顿开启了忽悠模式。他先是拉到了朋友的投资，凑到了十万美元，然后忽悠德米克，把地皮以每年3万美元的价格租给他，签订合同之后拿地皮作为抵押去贷款，贷到了30万美元。

又忽悠了一个土地开发商给他投资20万美元。就这样，他拥有了60万美元。然后饭店建到一半，钱没了。希尔顿的忽悠功力又发挥了作用，他说服了德米克出资把饭店建完，并且承诺把每年租金提高到10万美元。

最终，饭店顺利建成，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3. 民国时期的社会是怎样的

从1912年到1949年的中国，可以称为中华民国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形态，属于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关系上，则属于半独立半殖民地国家。也就是说，它属于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开始的那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时代中的一个阶段。中华民国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同晚清时期相比，只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少了一些，而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一些，从而显现了中华民国的历史面貌与晚清帝国的差别。我们的使命就是指出这些差别，并进一步分析这些差别，或许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怎样导致延续了100多年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半独立半殖民地时代的结束。
1840年到1949年的百余年，中国社会处于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半殖民地时代。史学界多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界，将这个时代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这种划分有合理性，便于从人类活动史的角度考察这百余年间中国历史的发展。但在研究社会形态的变化时，笔者不打算将1919年作为本编的起点，而是以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一个历史区间。理由有两个，首先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经济的社会形态并未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第二是1912年资产阶级建立中华民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从政治上结束了封建帝制，开始建立共和民主政体，使中国社会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虽有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但已无法改变这一历史结果。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事件之一。同时，辛亥政制遽变，明显打破了中国社会原有的价值系统与政治系统的高度整合，使政治对文化和经济的控制有所放松，造成文化相对自由发展的可能性。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都与民初社会文化的更新有深刻的联系。
1912年到1949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曾经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社会生产力的性质没有重大变化，对社会形态的变化所起的作用不大。而从事历史活动的人却发生了重大变化。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领导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此决定了中国社会开始由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向新民主主义演进。所以，各主要政治集团力量的消长，成为观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形态发展趋向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
对“黄金时代”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育程度的估计不应过高

19世纪60年代以后，从西方直接引进以蒸汽为动力的机械性生产工具，引发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现代性变革。到北洋政府统治时期，除外资企业和官办企业外，以民族工业的壮大最为引人注目。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投资设厂的热情空前高涨，人们认为这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继清末出现一次鼓励和保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法制建设高潮之后，民国初年又一次形成了经济立法热潮。南京临时政府在“振兴实业”的方针下，在存在的3个月内，颁布了30多项鼓励发展工商业的法令和措施。接收辛亥革命成果的北洋政府，在先后担任农商总长的国民党人刘揆一和著名实业家张謇的主持下，又陆续颁布了40多项“振兴实业”的经济法规，不但范围扩大了，而且条例规定也趋于完备。如袁世凯当政时期，陆续颁发了《民业铁路法》、《矿业条例》、《矿业注册条例》、《征收矿税简章》、《审查矿商资格规则》、《特准探采铁矿暂行办法》、《查勘矿区规则》以及《铁矿公司监督权限章程》等多项法规。《矿业条例》中所规定的矿税，较清末大为减轻。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劳动立法肇端于这一时期。1923年农商部制定的《暂行工厂通则》，被誉为中国“工厂法的第一声”。以它为代表的一系列法规，涉及工人的工作时间、休息时间、工资给付、劳动条件、福利待遇、补习教育及童工、女工的保护等方面，加上拟议中的《工会条例草案》，基本上涵盖了劳动关系的各个领域。这些法规与清王朝直接把封建刑罚援用于厂矿企业之内的做法相比是有所进步的。当然，制定法规和实施法规之间，还有不小的距离。但自清末立宪运动时期开始的制定和颁布各种资本主义经济法规的工作，没有因辛亥革命而中断，在北洋政府时期初步完成，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提供了一定法制保障，这是有进步意义的。我们虽然不能简单地说北洋政府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繁荣，但至少可以说这个军阀政府还没有阻断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出现“黄金时代”，本国工业在1912～1920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3.4%，反映了生产与资本积累的发展。1913年，本国资本开办的现代工业企业（不包括矿业）有698家，拥有创业资本330824000元，工人270717名；1920年有1759家工厂，拥有创业资本500620000元，工人557622名1。个别企业家的资本积累十分突出。如荣宗敬兄弟的申新纱厂和福新面粉厂两大系统的资本，在1923年以后迅速增长；简照南兄弟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资本，在1920～1927年的8年间，由1500万元上升到2011万元。民初的公路建设引人瞩目。1913～1927年间，全国各省公路的修建里程，其中包括绅商和海外侨胞集资修建的，将近3万公里2。在航运业中，本国资本的轮运企业资本1921年比1900年增加了8倍多，达到8899.7万元；轮船吨位增加了6倍多，达到489190吨。有的企业发展速度十分惊人。如虞洽卿的三北轮埠公司在1921年以后的10年间，资本由20万元上升到320万元，增加了15倍3。中国银行资本的发展似乎比工业资本更加迅速。1912～1927年间，新设银行多达313家，资本总额高达20602.8万元，是1911年的8倍。钱庄也有一定的发展变化。以上海为例，1912～1926年间，钱庄数目由28个上升到87个，资本额由106.4万两增加到1341.1万两。原来和产业界联系较少的钱庄，此时开始面向本国资本的工业企业。上海著名的福源钱庄，在1925年到1927年3年中，做过31笔工业贷款，总额达219.4万元4。
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最主要原因，是赶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历史机遇。战争使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也使世界对粮食和原料的需求急剧增长，而中国正处于能够满足这一市场需求的有利地位，这种需求一直保持到战后建设时期。1919年上海的出口值比1918年提高了30%。全国的对外贸易值1918年是10.4亿两，1923年增至16.7亿两。中国资本家在西方市场购买纺织设备所花费的资金，1918年是180万两，1919年增加到390万两。全国的纱锭数从1919年的658748枚增加到1922年的1506634枚，其中的63%属于中国厂主。自1917年至1922年，新开办了26家面粉厂，还购进了一些原来由外商拥有的榨油厂，证明了中国食品工业的增长。烟草和卷烟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5。1912～1927年，全国新设银行313家，资本总额高达20602.8万元，是1911年以前的8倍6。
还应指出的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特别是袁世凯之后，由于一再出现政治权力危机，政治混乱，内战频繁，所以北洋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和控制能力相当弱。在一定意义上，一个政府如果不能有力地操纵社会经济，也就同时意味着它不能轻易地破坏社会经济，这反倒给本国资本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空间。当然，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多次开展的抵制洋货的反帝爱国斗争，也有力支持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扩大和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关系也有一定变化，这就是富农经济、经营地主、新式农垦企业在一些地区的产生和发展。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统计，1912年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河南、吉林、察哈尔等8省注册的农牧垦殖公司共有59家，资本总额286万元；而1919年已经发展到100家，资本总额1245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其中种植棉花、桑树等经济作物的较多。投资人主要是军阀、官僚、买办商人、华侨，也有少数工业资本家。20年代前期，租地农牧场经营就已经大量出现，例如，1915年，广东一杨姓商人在江湾租地60亩，仿照西法种植靛青，经营获利，第二年租地200亩扩大经营。在其带动下，一些“农业资本家”纷纷用自己的资本，向一个或数个地主租地，雇佣农民耕地，自己完全属于监督地位，少数农垦公司大量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成效颇丰。如1915年，一宁波人在黑龙江经营的大农场，资本达80万元，面积36万亩，有大型拖拉机5台、25马力拖拉机2台、打谷机3台、割禾机8台、播种机8台、大型犁3台、雇工45人，主要种植小麦和燕麦，并附设面粉加工厂，产品行销县内外。广东的香山县，1919年也出现规模较大的种植粮食的农业公司和种植水果的公司。[1]这些公司在引进近代农业机械、新品种种植和先进生产技术，以及促进商品性农业生产的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由于受到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刺激，农村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提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如在织布业较集中的河北高阳、宝坻，江苏南通等地，一些织户已经属于资本主义作坊或手工业工厂性质；随着农户手织业的商品化，织户与商人之间成为实质上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于是工资织户不断增加。1912年，高阳的工资织户占总织户的34.5%，1917年增长到69.2%，1927年达到88.6%[2]。
但农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些微发展，远远达不到动摇封建生产关系的程度。辛亥革命后，封建地主经济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在北洋政府的“振兴实业”计划中，农业振兴不占主导地位；即便有所谓“兴农”主张，也没有更不可能触动封建土地关系，根本无力改变农业生产的局面。北洋政府实行过所谓的移民放荒政策，把官有荒地、海滩、湖荡的沙田、林地以及寺庙等各种公有土地丈放出卖，封建官地和公地加入了私有化的行列。但这些土地基本上被地主商人以及大小军阀乘机包揽，他们大量圈占荒地，由此出现了军阀地主和官僚地主阶层，这是民国以来封建土地关系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的自由买卖更加频繁。除了军阀、官僚利用手中的政治特权和军事暴力侵占土地以外，商人、高利贷者也通过自由买卖兼并土地，加速了土地集中的趋势。
综上所述，对这一时期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育程度不应估计过高。首先是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不能否认内因的作用，但“黄金时代”的出现主要是外因的作用。其次，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质决定了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一定会受到外国资本的挤压。“民族资本的，即便在它有所发展的时候，也潜伏着难以挣脱厄运的危机。作为中国民族工业中坚的棉纺织工业的历史，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外国资本对华商纱厂的兼并和控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是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令人惊异的是：华商纱厂被外国资本的侵蚀过程的开始，却是紧接在它获取高额利润的大发展之后乃至就在大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在被人们所共称的民族资本棉纺织业的黄金时代。……天津两大华商纱厂——华新和裕元，一个在1919年一年之中盈利150万元之多，一个在1918～1922年间盈利达600余万元之巨，然而就在它们营业鼎盛之秋，日本资本集团的贷款，就开始登录在他们的负债表上。而一旦洋债缠身，最后便落得一个被接管或拍卖的结局。上海申新纱厂是华资纱厂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它的盈利，在欧战期间，几乎是直线上升。一个以30万元资本起家的申新一厂，在1920年的盈利竟高达110万元。然而就在这个空前的繁荣期中，申新公司下属各厂中，已经开始有以自己的厂基、机器向外国资本多次进行抵押借款。其中有的工厂后来甚至险遭拍卖。这一发展基础的脆弱是可想而知的。而华商发展基础的脆弱和外商压力的强大，又是不可分的连档裤。”[3]再次，中国农村经济的资本主义因素是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基础上产生的，完全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支配与控制之下，农业生产力自身无力突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因此，中国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很难有持久的繁荣。不论是富农经济、经营性地主经济，还是资本主义股份制的新式农场，都保留着封建根子。在面临封建剥削制度的重压时，它们就会向封建地主经济逆转，失去向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可能。

4. 中国太平的发展历程

太平人寿——80年的“中国太平”之路
太平人寿，始创于1929年。一家拥有八十年历史的寿险公司。在其80年的“中国太平”之路中，见证了中国民族保险业发展的历史。公司自2001年国内复业至今的八年来，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亮点频现。
亮点1：稳定的股东结构，持续的资本注入，太平人寿发展力量更强大；
亮点2：综合竞争力快速提升，跃居亚洲寿险公司第九位；
亮点3：实现连续四年盈利，太平人寿已建立起可持续发展能力；
亮点4：稳健高效的投资管理优势，为客户带去更多效益；
亮点5：坚持“三高团队”建设，引领国内寿险业专业经营先潮；
亮点6：坚持专业经营，太平人寿个人业务构建起体系运作的“八大体系”；
亮点7：一流的服务支援体系，保障公司高效进行专业经营；
亮点8：勇担企业公民和社会大众保险服务商的责任，参与各项社会公益活动，承揽国际国内各项重要活动。
金城银行创办太平保险，开风气之先
1929年11月20日，太平保险公司创立于上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保险业正处在有史以来第一个发展高潮期。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国人的民族意识不断增强。有感于“海通以来，我国的财产保险与生命保险为外商所垄断，金钱外溢与年俱增，不独有损利权，漏卮难塞，其影响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尤为严重”（沈雷春：1937年《中国保险年鉴》），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集资创办保险公司，力图与洋保险相抗衡。据资料记载，1919年至1935年间，国人共开设保险公司30余家。
在此期间，中国保险业还出现了一个新形势，就是银行业投资办保险蔚然成风。银行与保险具有天然的联系：它所经营的贷款业务，贷款户的货物或不动产抵押都必须投保以资保证。在保险业方兴未艾之时，银行家看到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因此纷纷起而经营。从1926年以后的10年间，由私营银行和官办银行投资设立的保险公司共有12家。《中国保险史》对此评论道：“中国从1926年到1936年期间，由于金融业以其雄厚的资金投入保险业，改善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注意培养专业人才，拓展险种，发展经纪人，并利用银行贷款关系，争取工商业的保险业务。民族保险业有了迅速发展，与1914年相比，公司家数增加两倍多，资本金增加五倍多，呈现一片新的景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继1926年东莱银行设立安平水火保险公司之后，私营的金城银行于1929年投资100万元（实收50万元）开设了太平水火保险公司，设址于上海江西路212号金城银行大楼。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由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兼任，丁雪农任第一协理，王伯衡任第二协理。太平保险公司以太极图形为商标，取“生生不息”之意，并打出了“太平保险，保险太平”的口号。
公司于1929年11月20日成立，次年2月19日正式开业。公司以经营水险、火险、船壳保险、汽车保险等为主，并酌量办理“玻璃”、“邮包”、“行动”、“茧纱”等险种。“创办初期，虽值百业不振，然历年决算颇具效益，且业务亦日在进展之中”（金城银行档案）。但毕竟由于资本额不够雄厚，遇有大额业务便无力承做，或只得分与他人，影响收益。1933年，金城银行拟将太平扩大经营，而其他尚未涉足保险业的银行也正跃跃欲试，于是，金城邀集交通、大陆、中南、国华等四家银行加入太平，资本额扩大为500万元（实收300万元）。一时声势浩大，金融界为之瞩目。7月，公司改组完成，黄奕住任董事长，周作民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聘丁雪农、王伯衡为协理。同时，将公司名称中的“水火”两字删去，改称太平保险公司，并添办人寿、意外等保险。
太平保险从此步入大型华商保险公司的行列
接收安平丰盛天一，集团化经营蔚为大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市场上保险公司的生生灭灭、分化重组乃是寻常之事。从1934年起的三年间，太平保险公司陆续收购了几家华商保险公司，开始向集团化的方向迈进。
1934年初，丰盛保险公司因经营不善，拟将大部分股份售与太平，改组公司，与太平合作营业。太平对合办并不感兴趣，但考虑到该公司的牌号已有多年历史，若将其全盘接办，作为子公司继续营业，“则所有业务上衡量操纵、选择迎拒之便利既可继续存在，且可以丰盛公司之名义，多一招揽生意之机会，增厚进展之力量，相辅而行”（太平档案）。经谈判，太平最终以一万元的价格收买了丰盛。
1935年5月，东莱银行加入成为太平保险的第六个股东。同时，东莱银行创办的安平保险公司经营上发生困难，亦由太平接收合并。
1936年，中国垦业银行投资开办的中国天一保险公司因无人管理，也以低微的价格转让给太平接办。
上述三家公司对外仍保留原来的牌号，各地的分支机构及代理处仍继续营业。为了加强领导和管理，1935年设立了太平安平丰盛总经理处，次年改为太平安平丰盛天一总经理处，统辖四公司的一应事宜。总经理处设在太平保险总公司内，太平保险公司总协理兼任“太安丰天总经理处”总协理。这样，太平只须用一套管理人员来处理四个公司的业务，这种欧美托拉斯性质的管理形式，在当时中外保险公司中尚属独树一帜，为业界所瞩目。
成为集团公司后，太平不但资金实力大增，而且业务联系更为广泛，所有六家股东银行及四行储蓄会的各地分支行、会，均由总公司与之订立契约，委托为公司业务代理人，通过这种方式，把所有六行一会的所有放款与押汇全部交由太平保险集团承保，于是业务大振。
太平保险除在上海设总公司外，在京、汉、津、哈、鲁、粤等六大区域的大中城市广设分支公司或代理处，最鼎盛的时候，全国代理网点总数达900余处，还在香港、新加坡、西贡、雅加达、马尼拉等地设立了分支公司。不数年间，太平成为全国最大的华商保险公司之一。
那年月，民族保险公司大多资本数额较小，承保能力和限额也受到相应限制。为了增强对巨额业务的承保力量，一些华商公司开始走向联合的道路。1933年6月，肇泰、华安、永宁、永安、先施、海上、联保、通易、宁绍、华兴等10家公司发起设立了华商联合保险公司，并被国民政府特许为经营分保业务的专业再保险公司，其营业性质以便利各家之分保为重点。1936年，通易公司倒闭，华商联合保险公司资金受严重影响，当年亏损2万元，公司面临解散的危险。经过数度接洽，太平保险集团出面继承了通易名下的全部股份票面51000元，由太平担认26000元，安平担认25000元。并据此修改了华商联合保险公司章程，增加董事名额，由太平出任常务董事兼董事长，主持该公司事务，安平任董事。并与瑞士再保险公司订立了分保契约。同年，太平保险又与伦敦市场的劳合社、世纪、Willis Faber & Dumas等保险集团订立了互惠分保合约。自此，太平又在再保险领域占得举足轻重的地位。
创建太平人寿，产寿险分业经营
太平在创立之初，定名为“太平水火保险公司”。1933年7月，公司增资扩股，股东由一变五，资本由100万而至500万。不仅如此，还将公司名字中的“水火”二字去掉，准备添办人寿保险业务。
鉴于寿险业务的特殊性，是年9月，董事会决定人寿保险部之会计独立，并从公司资本中特拨国币100万元，备作举办寿险业务之基金。12月，公司指定专人开始筹备事宜。
1934年4月20日，人寿保险部正式成立，并自即日起开始对外营业，到年底，有效保额已达170万元，自后逐年增加，营业范围亦逐渐扩展至全国。1936年8月，太平保险收购中国天一保险，天一寿险部的全部寿险契约也由太平概括承受。到1938年底太平保险寿险部改组为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时，太平的寿险有效保额已达国币700万元。
1937年1月11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保险业法及保险业法施行法，规定同一保险业不得兼营损失保险与人身保险，在保险业法施行前兼营者，应于保险业法施行后两年内依法改组。划出寿险部，设立单独的人寿保险公司乃提上议事日程。
太平的寿险部从一开始就自成机构，业务及会计独立，不与其他业务部门相混合，因此改组手续较为简便。经过一年多的布置，由太平的股东——交通、金城、大陆、中南、国华、东莱等六大银行——另行认缴股本100万元国币。然后热热闹闹地召开了创立大会，选定周作民为董事长，丁雪农、王伯衡为常务董事，许汉卿等7人为董事，周继云等5人为监察人，并呈请登记。
1938年8月10日，经国民政府经济部核准，发给营业执照。同年12月30日，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正式公告改组成立，太平保险公司寿险部的全部资产负债以及契约上之权利义务，俱由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概括承受，太平保险公司寿险部同日取消。推定周作民为总经理，丁雪农、王伯衡为协理。
从1929年11月太平保险创立到1938年底分设太平人寿，整整9年。这9年中，1933年增资扩股、1935年开始集团化经营、1938年创设太平人寿，基本上是3年跨一台阶，其发展壮大之迅猛，实为当时所罕见。
组织太平分保集团，于艰危时世中奋争
1937年，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日本占领上海后，并未立即与英美等国形成公开对抗，上海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乃成为日军占领区包围中的“孤岛”。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进上海租界，昔日操纵上海保险市场的英、美、法等国的保险公司，被勒令停业，其外籍人员被关进集中营。
由于外商保险公司长期垄断中国保险市场，加之华商保险公司资金短少，实力微薄，中国民族保险公司的再保险问题一直都依赖外商保险公司解决，主要是英商、美商及瑞士再保险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商保险公司对英美等国的分保渠道被迫中断。上海的华商保险公司乃自谋出路，组建华商分保集团。
1942年2月，太平保险公司联合宝隆、大业等保险公司组成太平分保集团，到7月，成员公司扩大至19家。几年内，上海的华商保险公司相继组建了大上海、久联、五联、十五联、华商联合等分保集团，加上太平分保集团，共计6个，参加公司达80家。在这6家中，太平颇有些与众不同。太平档案对此有如下记载：“讲到太平分保集团的特点，就是一切集团事宜，均由太平一家负责处理，不受其他会员公司的支配与节制，与久联集团由参加公司另组办事处及大上海集团之另组一公司专司其事者有显著区别。还有太平与国内外同业订立溢额合约分保多以互惠为原则，惟因此而获得的分入合约分保，均由太平独家接受，并不能分与集团会员公司。因为一则它们资力薄弱，不愿负额外的责任；二则国外无分支机构，遇有赔款，无法按原币摊付。”
华商保险公司组建分保集团，有效地解决了民族保险业的危险分散问题，并为华商保险业逐步自主经营打下了基础。
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期，通货恶性膨胀，经济秩序混乱不堪。据统计，1946年9月至1949年5月，物价骤涨1.051亿倍。中国保险业遭到严重摧残，一大批保险机构坐吃山空，负债度日，连一些较有实力的公司也陷于难以支撑的困境。华商联合分保集团发出感叹：“金圆券发行未久，遽尔贬值，嗣后是否有保持稳定之可能，无人敢逆料，倘法币末期之困难情势重演于今日，则恐我保险业将濒于危殆。”保户对金圆券已失去信心，即使有投保意向，也只愿以外币保额投保和计算赔款。于是，国营的和其他一些尚有余力的保险公司，改以银元、美金和港币承保。太平分保集团也曾于1948年7月1日组织了包括22家成员公司的外币业务集团，于艰危时世中勉力支撑，直到1949年解放前解散。
公私合营，天下一统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根据上海市军管会发布的训令，包括太平保险公司在内的64家华商保险公司和42家外商保险公司获准恢复营业。
此后十余年间，人民政府对保险市场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太平保险公司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解放之初，大部分保险公司资力薄弱，承保能力有限。为缓解华商保险公司的分保问题，在军管会的领导和中国保险公司的支持下，1949年7月20日，47家华商私营保险公司联合组成民联分保交换处，太平保险公司协理丁雪农被公推为主任委员，民联的办事机构也设在太平保险公司内。
民联分保交换处是解放后上海工商业中最早成立的一个联营机构，它的创办，改变了华商保险公司依赖外商的心理，大大增强了华商保险业的信心，同时为私营保险公司的进一步联营奠定了基础。
在人民政府对私营保险公司“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主导下，1951年下半年，上海25家私营华商产物保险公司开始酝酿合并问题。同时，天津的3家私营保险公司也派代表赴上海联系，表示愿意合并。经过紧张筹备，这28家私营保险公司分别组成太平和新丰两家保险公司，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入一半以上的资金，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公私合营的太平保险公司由15家公司组成，其中上海12家，即太平、安平、中国天一、太安丰、华商联合、福安、宝隆、建国、大丰、大信、裕民、扬子；天津3家，即大昌、中安、中国平安。公司资本总额定为人民币100亿元（旧人民币，下同），其中参加合并的公司以其净资产作为投资，总额定为45亿元，其余55亿元悉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资。合并协议于1951年10月22日正式签定，11月1日，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正式开业。
太平保险公司设立19人组成的董事会，并设立监察7人。经董事会推选确认，周作民等7人为常务董事，周作民任董事长，谢寿天任副董事长，林震峰为总经理，李祖模、金瑞麒为副总经理。
公私合营新丰保险公司由上海的13家私营保险公司组成，资本总额60亿元人民币，公司于1952年1月1日宣告开业。
1953年4月，作为国家保险公司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考虑太平、新丰两公司进一步合并的计划，打算通过两公司的合并，逐步做到国内保险业务由国家专营，而以合并后的合营公司加强其国外机构，进一步发展国外保险业务。1955年，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洪流中，全保险行业的公私合营终于由设想变为现实。1955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由其上海分公司提出了《关于公私合营太平、新丰保险公司合并的方案》，建议：两公司合并后的业务重点将放在国外，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领导下的一个专业性保险公司，加强对国外业务的领导，进一步发挥其助手作用，分担起促进国际贸易、吸收外汇资金的光荣任务。考虑到太平保险公司在香港、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地区设有分支机构，而新丰保险公司没有海外机构，因此建议合并后的新机构定名为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
1956年3月21日、22日，两公司董监事会在上海分别举行，会议就两公司合并、总部迁往北京、国内不再设立分支机构等一应事宜作出决议。
1956年8月1日、2日，太平、新丰两公司在上海《解放日报》刊登联合启事，宣告：“自1956年8月1日起，我两公司合并为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并将合并后机构迁移北京办公，两公司原在上海机构同时撤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亦同时刊登通告，“同意接受该两公司在上海地区签发的保险单尚未满期的保险责任”。新的太平保险总公司设址于北京阜成门外天宁寺路。
太平、新丰两保险公司的合并、迁京、停办国内业务，标志着中国保险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完成，中国保险市场从此进入国家专营的时代。
根据两公司最后一次董监事会议的决议，新的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的任务是：加强国外分支公司的领导，积极开展国外业务，继续为侨胞服务和替国家积累外汇资金。太平保险公司自此移师海外，致力于拓展国际保险市场。
这一去就是45年。
国内复业，圆了几代人的梦
从1956年之后的数十年间，中国保险市场几度风云变幻，太平保险在海外也是筚路蓝缕，几代太平人胼手胝足，在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闯出一片天地，赢得了广泛认同。
1998年，根据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撤销，原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的海外经营性机构划归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8月20日，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太平保险公司和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于是成为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两支劲旅。
转眼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一步步逼近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中国保险市场扩大开放势在必然。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国务院和中国保监会提出了回国创业的请求，同时对旗下资源进行战略性重组：在香港，将太平保险与民安保险公司、中国保险香港分公司合并，以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名义对外营业；在新加坡，将太平保险与中国保险新加坡分公司合并，以中国保险新加坡分公司名义对外营业；将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与太平人寿合并，以中国人寿香港分公司的名义对外营业。
2001年5月22日，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保监会批准太平保险公司和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全面恢复中国境内的保险业务。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太平保险公司于2001年12月20日宣布开业，总部设在深圳。此时的太平保险公司已经过股权改造，由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45.05%，中保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持股30.05%，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持股24.9%。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亦于11月30日开业，总部设于太平保险的发源地上海。
海外拓业近半个世纪，一朝荣归故里，太平保险开始在国内市场大展拳脚。复业后第一年，太平保险在深圳、北京、广东、上海等四地开设了分公司；2003年，又一口气在天津、大连、四川、江苏、浙江、湖北、河南、山东等8省市开设了分公司；2004年，开设湖南、青岛、重庆分公司；2005年，设立山西、陕西、安徽、福建分公司。至此，太平保险已设立19家分公司，作为全国性保险公司的机构网络布局基本形成。

5. 企业家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企业家的最大风险是停止学习进步。只靠经验摸索。
至于企业管理能力，发展方向，经营模式，时代机遇，都需要不断学习才能发展的越来越好。
汽车的发明，就注定了马车和相关行业的衰败。即使是最好的马车企业也一样倒闭。但是如果提早转行开马场就顺应了时代需求。
说到底唯一不被时代淘汰的就只有多学习进步。应对时代发展而做出正确的决策。

6. 如何弘扬晋商精神

一是加强自己的晋商道文化素养，即首先使自己在晋商知识和文化方面强大起来，这样才有资格有能力在各种机会中宣传晋商文化。
二呢，运用经济手段，别忘了，晋商文化之所以独特而有广泛的影响力，离不开当年的晋商在经济尤其是金融界的影响的，这一点在当今社会同样适用。
三是在组建晋商相关团体，包括经济社会界的晋商团体和民间晋商爱好者团体，别忘了历史上的晋商基上都是以团体的形式存在的，即商帮，内以此团体形式宣传才会更有效果。
说句题外话，此刻的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回答你这种问题，算是我犯二吧，当今社会还有几个像容我这样的九零后在乎那曾经辉煌、令山西引以为傲的五百年晋商史呢！

望采纳，谢谢！

7. 有哪些不正规的网贷平台

有哪些不正规的网贷平台？网络金融服务的初衷是给那些有困难的人提供帮助，但是这些年随着金融服务的提升很多不正规的网贷平台也越来越多。在315协会曝光违规网络借贷平台，我们才真正意识到违规网贷平台高额利息和暴利是相当的惊人。初中是为了给人提供帮助，不仅没有解决借贷人的才不危机问题，还给接待人增加了财务危机。不正规的网贷平台很多，大家采取网络借贷，一定要慎重选择。像人人贷，金条，拉卡拉，飞贷，秒分这种不要借。三，慎重选择借贷平台。 对于想在网络平台上借贷的人，多数是因为没有钱导致的，或者是想着天掉馅饼。想要在网络平台上借贷，一定要选择一些正规的网络借贷平台。对于正规的网络借贷平台一般不会出现高额的利息和暴力催收的情况，这一部分网络正规平台都是网络征信的。

8. 我来贷中“因提现火爆资金紧张安排中”是什么意思

我来贷中“因提现火爆资金紧张安排中”的意思是正在收集资金准备放款，请耐心等待。

我来贷中个人信用贷款申请条件如下：

1、在中国境内有固定住所、有当地城镇常住户口、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

2、有正当且有稳定经济收入的良好职业，具有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

3、遵纪守法，没有违法行为及不良信用记录；

4、在工商银行取得A-级（含）以上个人资信等级；

5、在工商银行开立个人结算账户；

6、银行规定的其他条件。

(8)天津华商时代贷款公司扩展阅读：

我来贷中的其他事件：

我来贷（Welab）一款移动借贷APP ，由卫盈联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开发。我来贷依靠自主研发的风险管理系统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工薪族、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提供消费信贷服务。

融资概括：

我来贷投资方包括长江和记旗下的TOM集团、马来西亚主权基金KhazanahNasionalBerhad、阿里巴巴创业者基金、红杉资本、建银国际、欧洲大型银行ING等等，迄今融资规模已达26亿人民币。

管理团队：

创始人及CEO龙沛智先生在创立我来贷前，曾先后效力于花旗银行及渣打银行管理层共十五年。龙沛智先生曾任渣打银行东北亚地区主管，管理中国香港、大陆及台湾私人贷款及信用卡业务，并将其改造为该行在大中华地区获利最高的成功业务之一，他同时是该行香港消费金融管理委员会委员。

龙沛智先生是注册会计师并持有美国斯坦福商学院的硕士学位。此外，龙沛智先生还是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顾问，香港贸发局和香港总商会委员之一。 龙沛智先2018年荣获团结香港基金颁发的“香港创新领军人物大奖” 世界华商投资基金会颁发的“世界杰出华人青年企业家奖。

9. 晋商是被谁搞垮的

明清五百年，晋商曾是中国最为显赫的商帮之一，他们开设的票号鼎盛之时，垄断了全国金融。

晋商在清代的辉煌还一度制造了一种奇特地图炮。康熙南巡时就跟人感慨，说朕经过吴越州郡，察看他们的市场、商业区，多是山西来的商人，本地商人很少，这应该是因为山西人勤俭节约、积蓄致富；南方人贪图奢靡，有一分钱就花一分钱。

电视剧里的晋商总是梳着辫子、穿着长袍，他们的影响力始终留在清朝。似乎一到20世纪，这帮显赫一时的商人就消失不见了。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对票号的大笔欠款无法清偿。1911年11月，经过袁世凯内阁同意，清廷还打算向各票号借款500万两。

然而各票号在两次会议商讨后，以清廷之前已向各票号借款700万两尚未归还为由，拒绝了此项贷款。显然，借给清政府的700万坏账是不可能要回来了。

随着政治靠山的倒台，票号的信誉也遭遇巨大危机，各地出现挤兑风潮，票号开始大规模倒闭。到1913年末，山西帮24家票号中已有5家倒闭，包括「天下第一票号」日升昌。至1921年，仅有4家幸存，随后基本退出金融市场。

少数晋商通过中俄贸易在俄国购置资产，实现了资产转移，然而也并不能躲开厄运。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俄晋商的货币变为废纸，财产被全部充公，甚至性命不保。

蒙古一度是晋商最为兴旺的地区，但这里的晋商也没能逃脱惨痛的宿命。在外蒙由俄国策动独立后，俄国人对当地富裕的华商进行了系统性的洗劫。

据《大公报》记载：「车臣汗盟各旗所有之商号四五百家，强半被俄匪抢劫，各旗之商人已知确被抢害者三十余人……万源长四人、世泰荣铺长被匪开膛，铺伙被钉树上而死。」晋商原先在蒙古掌控的商业领域也由俄国国企尽数夺走。

随着两次押宝的接连失败，中国一代商业传奇最终只得随之衰败。晋商这个词再一次为人所熟知，就要等到「煤老板」的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