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银行家小额贷款

① 甘肃陇南武都区的金桥村镇银行怎么样待遇啊，发展啊

7月20日，位于甘肃陇南的武都金桥村镇银行成立两年了。两年的时间，这个只有8个信贷员的村镇银行没有一单贷款坏账。

奔腾的白龙江流经武都，两岸高耸的山上，是崎岖的山路以及世代生活于斯的人们，种花椒、核桃、油橄榄，贩运花椒、猪毛是他们的主要营生。

在这个高山深谷里，金桥村镇银行已累计发放贷款1.16亿元，其中支农贷款8492万元，共涉及18个乡镇，104个行政村，2838户农户，发放灾后重建贷款779户3726万元。

在穷乡僻壤发放贷款

2004年的秋天，在当地某公司工作的王芳看到了金桥村镇银行招聘启事，参加了考试。如今，曾经对银行一无所知的王芳已经成为这家银行的一名业务经理。

同时进来的还有樊国太，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当时在烟草公司工作。来自农村的樊国太对农民的贷款之难深有体会，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小时候家里开了一个门市部，贷款根本贷不出来。”而当时，在农村贷款只能去信用社，没有别的选择。

在王芳的记忆里，进入村镇银行的第一笔业务是向武都区汉王镇的罗寨村110户贩核桃的村民发放180万元的贷款。第一天他们进村调查了解情况，当天晚上开折子开到凌晨4点多。第二天，他们带着折子和50万元的现金来到村里，现场把款额发放到农户手里。

“当时农户都很激动，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银行。”王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也让我很激动，觉得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这第一笔巨额贷款的发放，让人为金桥村镇银行行长孙武强捏了一把汗。熟知当地农村情况的孙武强对自己的这一决定毫不怀疑，但一些当地金融界的人士还是善意的提醒他，180万元，不是一个小数字，万一到时收不回来咋办？风险太大了！

一年后，罗寨村的村民们不仅按时还上了贷款，还送来了致谢的锦旗。

采访之中，孙武强谈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他对这个有“穷人的银行家”之称的小额贷款之父充满了敬佩之情，“正是他给了我们向前跋涉的力量。”

暂解“花椒之乡”的“金融之渴”

海拔1200米的徐山乡贺家坪村，60%的农户从事羊肚菌的贩运，主要收购产自九寨沟、迭部等处大森林里的野生羊肚菌，然后贩运到成都等地。该村主任潘春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羊肚菌的价格下降了一半多，导致许多村民亏本。今年，正值羊肚菌收购的季节，金桥村镇银行的贷款真是雪中送炭！”

金桥村镇银行在海拔800米的马街镇梨树坪村放款42户，共计120万元。该村书记杨福材向村镇银行贷款5万元用来收购和贩运花椒，并且还办了一个黄酒厂，每年实现毛利润60万左右。

武都区柏林乡腰坡村书记马鸿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村里的四大产业是畜牧养殖、劳务输出、花椒、蔬菜。其中，花椒种植700多亩，搞牛羊养殖贩运的农户占60%以上。“村委会一直想把养殖业、花椒产业做大做强，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资金不雄厚，到信用社贷款贷不来，人家要抵押”。该村养殖协会理事长牟忠说：“金桥村镇银行的贷款解了农户的燃眉之急。”

对于当地一些边远山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孙武强行长表示：“通过我们的支持，相信三年后，这些村子的经济会有一个大的发展。”而孙武强每到一个村子，都要告诉农户，“金桥村镇银行就是以农村为服务对象，只要你讲诚信，我们会逐年增加贷款额度，满足群众的贷款需求。”

据介绍，武都金桥村镇银行在组建之初，第一件工作是派遣工作组深入武都区各村镇进行调查，在掌握了武都公路沿线村镇的金融需求现状的基础上，确定了“立足地方、服务村镇、坚持微小、发展经济”的市场定位。而这一方针的确立者，正是金桥村镇银行的大股东、兰州银行的董事长李治文。

到期贷款回收率100%

据悉，农村金融信贷存在着较高的风险。为化解这种风险，武都金桥村镇银行探索出了自己的独特贷款风险控制模式，即：“农民申请、农户联保、干部推荐、基金保证”。

陇南武都区金桥村镇银行董事长郭泉告诉记者，这种模式的主要流程是：农户若需要贷款，必须在该村参加3至5户自由联合组成的联保小组，同时由村干部和德高望重的村民5至7人组建贷款推荐委员会对农户加入联保小组和贷款进行资格初审、推荐，并由村里的联保基金作保证。

贷款到期还清本息后，按原贷款额2%缴纳的联保基金全额退回。如有拖欠，该基金将被扣收所欠贷款本息。此模式的使用，有效地保证了贷款的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又改善了农户贷款难的现状。孙行长表示，到目前为止，到期贷款回收率100%，没有一笔不良贷款。

武都金桥村镇银行之所以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与该行按农户的生产周期确定还款期限是分不开的。由于当地银行机构一般年初放款，年尾收款，往往是不用款的时候必须贷款(年中一般不贷款)，正在用款的关键时候必须还款，给贷款农户带来极大的不便和不应有的损失。为此，武都金桥村镇银行改变这种不良情况，根据当地农民的生产周期确定还款期限。

记者手记

村镇银行不该受“歧视”

村镇银行在2006年底得到中国银监局的批准，陇南市武都金桥村镇银行建行到现在才两年，其生存环境不容乐观，还存在着许多制约其发展壮大的瓶颈。在谈及武都金桥村镇银行发展前景时，孙行长显得有点无奈和委屈。

村镇银行主要是扶持农户、农民和当地的微小企业等弱势群体，但却得不到政府的有效支持，使得村镇银行不能与其他农村银行机构同台竞技。

同样为“三农”服务，有些银行机构可以不缴纳营业税和所得税，但是，村镇银行必须缴纳5.56%的营业税及附加税和25%的企业所得税。

截至2009年6月末，武都金桥村镇银行已累计发放灾后重建贷款779户3726万元。但是，与其他银行支持重建工作相比，村镇银行得不到政府贴息。这种“歧视”让村镇银行很是受伤。

此外，村镇银行存款增长缓慢，筹集资金困难。存款增长乏力是村镇银行经营发展中存在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是农户对村镇银行的知名度和信誉度存在质疑，认为村镇银行是“私人银行”，不愿意将钱存入。主要表现为：一是网点少，服务半径短，乡镇没有网点；二是受资金实力限制，金融服务项目单一；三是结算渠道不畅，现代化手段缺乏；四是地震灾后，大多村民存款用于灾后重建，资金在短时间内难以回笼和周转。

对此，业界人士希望政府和相关部门关注和重视村镇银行。同时，一些专家呼吁：“为了提高村镇银行支持地方经济的能力和可用资金量，央行应当给予村镇银行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比如降低村镇银行的存款准备率、提高存贷比、提高利率市场化水平等。”

② 如何做好小额贷款工作

有一本书叫《穷人的银行家》我的博客有看，里面写道，借贷给穷人，更容易收回借贷，但前提是要有一个完美的监督体制，比如别人如果穷的都揭不开锅，而且又没什么本事，这种人万不可借。

③ 中和农信是国企吗

中和农信既不是私企也不是国企，是公益性组织，属于事业单位。
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和农信第一次上央视了。2017年10月21日，中和农信成为精准扶贫的典型，第一次登上央视《新闻周刊》栏目。在过去的“一刀切”扶贫模式下，很多非贫困人口得不到政策扶持，但是在实际创业上也有资金需求。中和农信的小额贷款模式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提升他们的挣钱能力，让负债和收入进入良性循环，帮助广泛中低收入群体过上更好的生活。

2018年3月17日，中和农信因为解决了农户致富路上借钱难、贷款难再次登录央视《新闻周刊》栏目。


农民紧急的资金需求和银行繁琐的贷款手续之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而这一矛盾被中和农信的小额贷款模式完美解决。不需要抵押、不需要公务员担保、没有繁琐手续、没有人情消费、三两天就可以到账的贷款模式，更加贴合农户实际需求，帮助许多农民走出困境。

就在登上央视《焦点访谈》的第二天，中和农信再度进入公众视野，成为“焦点”。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中和农信再成焦点

10月18日，2018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在北京举办，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会长兼党委书记向为国发表演讲。向为国表示，小贷公司是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攻坚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时亟需法规政策支持。在演讲中，向书记特别提到，在国家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当中，都有以中和农信为代表的小贷公司的身影。“万家小贷公司覆盖着全国95%以上的县域地区，处于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前沿阵地，像中和农信、东方惠民等小贷公司的市场定位都在最后一百米，相当一部分小贷公司都在做着为“小微贫弱”群体一家一户的零距离信用贷款服务。”向书记在其他场合也曾高度评价过中和农信。“一是情怀，中和农信的员工有情怀，能吃苦，没有情怀做不了小额信贷，市场化、商业化以后更要有情怀，我们一定要着力倡导；二是理念，包括市场化理念，本源理念，不忘初心，还要不断创新；三是技术，中和农信的微贷技术已经非常先进，客户经理也有管理和维护客户的技术；四是管理，中和农信的发展离不开高效管理，无论是对业务还是员工的管理；五是团队，中和农信的团队建设和激励机制非常好，值得行业学习。中和农信是真正体现市场化的小额信贷公司，中和农信是沉下去的小额信贷，做得非常好，有巨大的市场，同时希望中和农信的品牌一直要坚持下去，在理念和技术上能够引领行业的发展。”除了向书记，社会各界对于中和农信都不吝溢美之词。“中和农信不仅仅捍卫了小额信贷的本源，同时也是在向全社会证明，小额信贷是能够成功的。其中最关键的是从一开始你们就做了正确的事情，并在做对事情的基础上把业务规模数字不断扩大。做到这一点真得很不容易，我深知当中需要多少努力，才能够把你们的触角伸到最偏远的农村。”

穆罕默德·尤努斯
孟加拉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创始人、“穷人的银行家”、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和农信现在已经拥有了一支4000多人的工作团队，经过多年的实践历练，不仅积累了可观的人力资源，也凝聚了宝贵的人才资源。

我们小额信贷工作，信为根，贷为本。根就是要不忘初心，要始终坚持瞄准贫困人口和农村中低收入群体，为他们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这个定位不能动摇；本，就是要不断的把小额信贷这个主业做细、做好、做精、做强。”

郑文凯
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


“咱们中和农信有顽强的生命力，能够经受住任何风浪，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有了这个能力，它的成长就会更加迅猛。
20多年来，我们始终不忘初心，始终坚守这个初衷，并且作出了我们的贡献。在未来的三年里，脱贫攻坚战役中，我们还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我们的贡献。同时，我们要积极参与振兴农村战略的实施。”

段应碧
中国扶贫基金会原理事长、中农办原主任


“我自2016年底返回人民银行工作后，接触到一些中国做普惠金融的机构，其中最让我受感动的就是中和农信公司。中和农信4500员工，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在280多个贫困县，默默地帮助着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使得他们逐渐地获得经济上的翻身，逐渐地获得了更多的尊严。只要中国仍然有贫困人口，中和农信公司的员工就永远是他们最知心的朋友。中和农信的发展让中国的贫困人口看到希望，同时，希望其他富有情怀的小贷机构也能够做些真正的普惠金融工作。”

鲍永东
泛美开发银行原高级顾问


“我在蚂蚁金服负责融资，出去跟投资人讲的时候一般会讲到两家公司，其中一家就是中和农信。我会跟每个投资者讲，如果你想了解中国的农村，如果你想了解中国的农村金融，我欢迎你们跟我们一起到中和农信看一看，一起去农村走一走，这是我们的荣幸，也是让我们自豪的事情。
中和农信做农村金融的时候不光是坚守使命，坚守愿景，同时有一个非常强的组织保障，说得简单一点：这帮人靠谱。不光是管理团队靠谱，而是从上到下，从大区经理，到分支主任，到下面的督导、信贷员都靠谱，我们觉得这是这家公司——中和农信核心的竞争力。”

韩歆毅
蚂蚁金服副总裁


“这是被媒体誉为英国社会创新之父迈克尔·诺顿先生讲的“立业为善、善业自成”。中和农信就是一个帮扶弱势群体，尤其是在农村弱势群体的企业，它是以向善为驱动的业务模式，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中和农信会走得更好。”

王东
VISA中国区普惠金融及教育负责人、高级总监


“中和农信是国家普惠金融战略的真正实践者、为乡村振兴战略发挥了重要的金融服务作用。
经过10年的发展，到今年一季度末，全国共有小贷公司8471家，贷款余额9630亿元，从业人员10多万人。在近万家小贷公司中，无论从贷款服务的广度还是深度来看，中和农信都是行业当之无愧的翘楚！
在今年初召开的协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经全体会员投票决议，中和农信当选为中贷协第一届副会长单位，标志着中和农信初步完成了向专业小贷机构转型的战略目标，其专业性、合规性已得到了社会大众及行业的充分认可。”

白雪梅
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


“产业兴旺就是要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主要是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促进一产、二产、三产融合发展。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也离不开投入，也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这方面我们中和农信也大有可为。”

宋洪远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在媒体眼中，中和农信始终是脱贫攻坚战中的“排头兵”！

④ 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

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讲“三国”的易中天先生，在他的学术专著《帝国的惆怅》中，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下了一个很潇洒的判断：“变法帮了腐败的忙”。这个判断遭到“百家讲坛吧”网友的坚决反对；网友用了这样一个反问：毛泽东时代的腐败很少，我们能否说现在的改革也是帮了腐败的忙？当然，如果说腐败是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那没问题；今天有识之士也在忧虑：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疯狂的腐败，会不会最终导致我们民族有史以来这场最伟大的改革失败？

我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最重要的是“组织”原因。

中国是人治社会，人治社会组织结构金字塔顶端的统治者最有话语权，因此，宋神宗是王安石变法最重要的组织因素。宋神宗在颖邸就是王安石改革思想的粉丝，神宗委托王安石进行改革时，也曾自称过“朕与安石如一人”。王安石也多次向神宗表达：“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虑者，开群枉之门。”“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稍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宋神宗在支持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的摇摆性，这种摇摆性，正是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最大组织原因。

宋神宗在启用王安石为相前，曾多次征求别人意见。征求过富弼、韩琦、吴奎和曾公亮的意见，这些人中，除曾公亮是因反感韩琦跋扈，想引入王安石以制衡而“力荐”之外，其余都态度鲜明地反对王安石入相：韩琦认为“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吴奎则告诉神宗，“臣尝与安石同领群牧，见其护前自用，所为迂阔，万一用之，必乱纲纪。”宋神宗如此反复询问，可见他心底的主见并不果决。

在对待王安石最大的反对者、被视为反对派“精神领袖”司马光的问题上，神宗心底那种不果决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也许，其中有“异论相搅”的祖宗权术，但还是说明他对王安石内心深处留有余地。宋神宗重用王安石为宰相之后，也想重用司马光为枢密副使，相当于军委副主席。神宗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明确表示：如果使司马光身居高位，反对变法的人就会倚之为重，就像当年韩信在赵地立汉王旗帜“赵卒气夺”一样，“今用光，是与异论者立赤帜也”。然而，宋神宗还是不顾王安石反对，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虽然司马光拒绝任命，因为他的前提条件是要宋神宗全面停止王安石变法，神宗无法满足，但以司马光代表的反对派，却在神宗这种犹豫和护佑下声势大振。

还有一个例子，是反对派富弼的女婿冯京，王安石变法时他上书弹劾，说王安石“更张失当”，被王安石“指为邪说”，请罢黜冯京御史官职，宋神宗却“以为可用”，后来还把冯京提为枢密副使，然后又是参知政事。从此，“士大夫不逞者，皆以京为归”，又为反对派树立起一个核心人物。

熙宁三年二月，出任河北安抚使的韩琦上书反对青苗法，神宗马上表现出对待变法的动摇性：“琦真忠臣……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并提出暂停实行青苗法，这当然遭到王安石的坚决反对，不惜以辞去宰相以抵制。

实际上，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之时，新法已经取得初步成就，赤字的财政不但收支持平，甚至还有节余，与西夏的战争，也取得了近百年来没有过的胜利。然而，熙宁六年七月起，河北路、京西路、京东路、河东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等一场百年不遇的旱灾继蝗灾，又给宋神宗带来巨大的冲击，在司马光上折、郑侠上“流民图”等反对新法潮流的冲击下，宋神宗不去甄别灾难与变法的逻辑关系，居然在没有征求王安石意见的情况下，就直接在早朝上颁布谕旨宣布暂停新法。

当然，我们不能轻率地无视一个二十多岁皇帝面对一个庞大帝国时心态的复杂性，但我们也有理由指出，宋神宗的犹豫和摇摆，是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组织原因；我们有理由从商鞅变法中看到，秦孝公那种“疑行无名，疑事无功”的坚定不移的信任与支持，是其成功的组织保证；我们也容易体会到邓小平改革大政应该“一百年不变”的政治用意。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第二个组织原因，是“地方包围中央”。我们以《宋史纪事本末》等书为依据，大致梳理一下反对派被从中央贬到地方的情况：韩琦虽然罢相，但却成为地方大员，河北路安抚使，并领大名府路，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赵抃上书反对王安石的同时，自己主动“恳求去位”，于是到杭州当市长；苏轼也是上书反对王安石，到杭州当市长助理，然后到密州和徐州当市长；御史中丞吕公着反对青苗法，到颖州当市长；改革家范仲淹之子、知谏院范纯仁，上书皇帝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到河中府当市长，后迁徙成都转运使，也相当于省委书记；反对王安石的“急先锋”、御史中丞吕诲，也是到邓州当市长……一大批在地方为官的新法反对派，他们以其资历和影响，在地方形成了一道阻挠新法实施的围墙。

而且，这批基础深厚、影响甚大的官员，还敢明目张胆地在自己治下拒绝推行新法。邓广铭先生认为，正因为此，在宋神宗36岁英年早逝之后，反对派的后台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反对派一拥而上，王安石变法的成果便非常轻易地被全面推翻了。

至于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第三个组织原因，相信今天的中国人都不会陌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借改革以营私腐败。这是一个官僚体制的问题，只要我们把历史与现实映照和互证就不难理解。有人曾经这样形容中国封建社会的组织结构特点：就像一棵爬满了猴子的树，向上看全是屁股，向下看全是笑脸；就是最后让老百姓看到的那位小官或胥吏，也都只能是屁股-这些虎狼一样的官吏，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用屁股对着老百姓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土皇帝”，他们都不愿干该用脑袋思考的事情。

对中国这样的官僚执行系统，王安石不是没有考虑，他在给宋神宗的“五事札子”中就说到，推行新法，“有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图之，则为大害。”其实，王安石的“得其人”带有非常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从哪里去“得其人”？就算能从上帝那里借来那么多公正忠实执行改革的人才，庞大官僚体系中的那些贪官污吏，上帝也没有办法为你替换掉。

当代孟加拉国国出了个尤努斯，他看到了农民的青黄不接时段，也看到了农民的小生意对资金的需求，于是开办小额贷款银行，当“穷人的银行家”，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王安石的“青苗法”就是想在农民青黄不接之际，由政府给他们提供小额贷款，利息20%，比当时民间豪强大户的高利贷100%至300%的利息优惠多了。这样的改革措施，从立法角度看当然充满善意，是利民的法律，然而，帝国大大小小的官吏们，就硬是能把一个利民的“青苗法”给执行到害民地步。

比如，在王安石起草的“中央文件”上，严禁贷款“抑配”，也就是贷与不贷，由老百姓说了算，但是，官员胥吏为了政绩和私利，总是希望贷出越多越好，这就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治局面：不需要贷款，想办法也要让你需要，而且你还得说是“自愿”。另外，为了贷款容易收回，有的官员想出了聪明办法：让富裕户作担保，甚至强行让不需要贷款的富裕户也贷款，这就弄得怨声载道了。还有的地方官吏甚至胆敢把“中央文件”规定的20%利息擅自提高，常见的有30%40%的，据说还有翻35倍的。还有，北宋虽说是中国文化最好的时代，但绝大部分农民还是没有文化，“青苗法”的贷款合同都得请胥吏代写，那又是一笔贷款的利息支出-经过这样道道关口，用现代民间口语来说，再好的“中央文件”，都会被下边的歪嘴和尚给念歪。

在这种传统政治体制下，利益驱动力是有魔性的，而“中央文件”的约束不具备刚性。这里正好有一个时下新闻可以左证：2013年6月14日，国家统计局在其官方网站曝光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在工业企业统计上弄虚作假，经核查当地71家工业企业发现，经科局编报的2012年年报工业总产值85.1亿元，初步核实为22.2亿元，虚报62.9亿元。幅度如此巨大的数据变化，在这些官僚组织眼里，就是一条可以随着利益360度拉伸和缩短的猴皮筋-经过三十多年壮阔波澜改革开放的中国人，从现实的复杂性中，想来可以理解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官僚体制原因。

⑤ 考验问题有关中国的经济制度使得贫穷分化的原因大神们帮帮忙

1凯恩斯的“孩子” 1930年的一天，大萧条肆虐使得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忧心忡忡，他对未来经济的可能结果做了一番推测，把乐观的因素写在一张纸的左边，把悲观的因素写在右边。日益萧条的街景和日渐消沉的人影迫使凯恩斯无法停止思考，他将这个话题不断深入下去。冬天来了，凯恩斯的思索却走入了春天。在《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一书中，凯恩斯最终将乐观情绪留给了后代。他指出到20世纪末，也就是他的子孙们所处的年代，英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贫困现象能够终结，其原因是巨大的技术进步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从而惠及贫困人群，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凯恩斯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话只对了一半。发达国家的确消灭了赤贫现象，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却有拉大的趋势，而且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贫富成两极分化的趋势。技术进步和制度上的改善，使得“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但富裕起来的人群开始利用制度上的便利进一步攫取资源，使得贫困现象未能得到有效改善。 这一点在多年以后，深深触动了杰弗里·萨克斯，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主任。萨克斯曾经为东欧尤其是俄罗斯和波兰的改革提出了著名的“休克疗法”。这种清晰界定产权的方式，这种一步到位的设想，这种大规模的制度转变，是萨克斯学术与政治紧密结合的产物，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笃信使得萨克斯开出了这一药方。总体上看，俄罗斯的经济在短期内大有起色，但随后由于法律缺失制度不完善等一系列配套改革未能及时跟进，寡头攫取大量财富，民众生活普遍疾苦的“两极分化”开始在俄罗斯大地蔓延。时至今日，围绕“休克疗法”依旧充满了争议。这让萨克斯充满了困惑。 更令萨克斯困惑的是美国在9·11事件后，发动了一场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这使得美国2005年的军事开支达到了4500亿元。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萨克斯马上意识到，如果不用于战争，而将军费开支的十三分之一用于帮助解决世界上最贫困地区的问题，恐怕这150亿，美元带来的收益会大大超过“战争胜利的果实”。更何况现在战争还没有结束，旷日持久的战争也造成了数量惊人的浪费。 而与此同时，贫困的恶果正侵袭着那些可怜的人。萨克斯引用了一串触目惊心的数据。在一天之中，有8000个儿童死于疟疾，7500个年轻成人死于艾滋病，500个已婚成人死于肺结核，还有数千人死于非致命性的疾病，例如呼吸系统感染等。何以这些非致命的疾病就能吞噬人们的生命，答案只有一个。因为那些躯体已经饱受饥饿的折磨，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和服务、缺乏安全的饮用水等等，这一切都可以归结到一个原因——“贫困”，这才是生命的头号杀手。如果福柯在世，恐怕也不能为这些死去的人续编另一本《无名者的生活》，因为这些人死得悄无声息，没有任何记录显示他们曾经活过。 这些默默而死的生命，这些消失不见的历史，在凯恩斯主义者眼里，是无法容忍的。不管是凯恩斯思想的继承者萨克斯还是凯恩斯本人，都不能无动于衷。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就提到了政府在处理失业与通胀之间关系上大有可为，背后的意思是政府应该积极干预市场，帮助那些弱者。同样的逻辑也被萨克斯推广到对贫困问题的治理上，富国应该通过某些手段来帮助贫穷的国家，这正是萨克斯在《贫穷的终结》一书中表达出的强烈信号。 2贫穷的终结 “贫穷的终结”显然是一个关涉全球化的议题。“世界是平的”，弗里德曼为我们展示了他对全球化的乐观态度。“大规模协作将改变这个世界”，维基经济学的登堂入室提供了全球化的绝佳注释。米什金在最近的一本新书《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金融体系与落后国家的发展》中回顾了全球化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70年到1914年，凯恩斯后来在《和平的经济结果》中写道：这一结束于1914年8月的时代是人类经济史上多么辉煌的时代！伦敦的居民可以惬意地坐在床上喝早茶，电话订购全世界他们想要的不同商品，等着送到自己的家门口…… 这些乐观展望的背后，不能忽略的事实是诸如马拉维、孟加拉这样的国家，正陷于“与贫困搏斗”的僵局之中。而与此同时，印度和中国等新兴国家却在这一轮全球化进程中迅速崛起，迎来了新一波增长。特别是中国在改革30年以来，取得的成就足以在世界经济史上写上灿烂的一笔。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国家走向了富裕，而有的国家却依旧陷于贫困？而且贫富差距呈拉大趋势，是不是处境悲惨的人们在承受“全球化的恶果”，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中提出的质疑。斯蒂格利茨认为在国内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向外国资本开放金融市场会造成经济崩溃，而在承受经济崩溃的后果方面，富人比起穷人显然更有优势。 米什金在《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中对此进行了辨析。他指出当下的经济已经是一个开放经济。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并非全球化本身的过错，而是由于一些国家不能或者不愿意参与全球化进程所致。米什金新书的副标题是“金融体系与落后国家的发展”，这也提示了米什金的看法和态度。穷国只有开放金融体系，并且从内部健全金融体系，才能紧跟全球化的步伐，并且从中获益。但不可否认，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是对米什金思想的考验，同样也是对萨克斯富国能为穷国做点什么的质疑。萨克斯在《贫穷的终结》第四章“临床经济学”中反思了对经济学直接应用而不注重局限条件的做法。米什金和萨克斯都在书中回顾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危机及其经验教训，两人的思路不能说殊途同归，但至少有部分是相互重合的。例如自由贸易、例如开放金融但同时维持稳定的金融体系、例如健全法制等等。 米什金由此认为全球化本身并无过错，只要完善制度，不论穷国富国都能从中获益。于是他用乐观而又充满希望的笔调写下：贸易，而不是援助，将使世界成为一个更美好、更安全而且政治经济更稳定的世界。但萨克斯作为联合国反贫困千年计划的参与者，并没有放弃“援助”的思路，只是萨克斯认为应该将援助用于提高人力资本、基础设施、自然资源和公共制度上，由此可以解决贫困问题。这些被萨克斯认为是“为结束贫困而作的必要投资”。萨克斯尽管在书中也提到了孟加拉的“格莱珉银行”，但仅限于指出其在孟加拉实践的“移动电话革命”，而没有意识到小额贷款机制带来的金融体系变革，将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贫困的局面。 3本土力量的动员 萨克斯坚持美国对贫穷国家的责任是因为9·11事件的刺激，这让他认识到全球化如果不能消除贫困，和平就是个无法企及的梦想。而美国在全球化中获益，有责任担负起富国的责任，否则类似9·11这样的事件将会使美国损失惨重，甚至掩盖了全球化的收益。这是因为贫困与和平紧密相连，贫困会带来不确定性。 而尤努斯及其格莱珉银行则更多是从“本土力量动员”的视角来考虑消除贫困的。在尤努斯的《穷人的银行家》和阿西夫·道拉与迪帕尔·巴鲁阿的《穷人的诚信：第二代格莱珉银行的故事》中，可以总结格莱珉的成功经验。首先，在最贫困的人群中也隐藏着商业机会，因为最贫穷的人迫切需要生存下去，这种压力会迫使他们去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其次，穷人身上也有熊彼特所谓的“企业家精神”，他们同样富有创新能力，在恶劣的环境中把握商机；最后，格莱珉银行的成功表明市场手段可以有效解决贫困问题，在解决贫困问题的同时，也为增进和平贡献良多。格莱珉模式的成功不仅是商业上的创新，真正重要的是为所有人——包括穷人和富人——创造一个平等的竞技场，给每一个人公平的机会，而公平恰是和平的“垫脚石”。 所以终结贫穷要从国际和本土两个方向同时入手，让世界一起努力，将贫穷抛进历史。正如尤努斯说的：贫穷的位置，只应在博物馆里。

⑥ 穷人的银行家的目录

赤贫沙漠上的清泉——译序
序言
第一章 吉大港，博克瑟哈特大街20号
第二章 一个孟加拉人在美国
第三章 回到吉大港
第四章 乔布拉村做竹凳的匠人
第五章 试验项目的诞生
第六章 从乔布拉扩展到坦盖尔
第七章 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诞生了
第八章 为穷人服务的银行——成长与挑战，1984-1990
第九章 应用于其他贫穷国家
第十章 应用于美国与其他富有国家
第十一章 格莱眠在90年代
第十二章 超越小额贷款：格莱眠众企业的新世界
第十三章 第二代格莱珉银行
第十四章 未来
附录一 格莱珉简况
附录二 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