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贷款余额怎样影响利润

Ⅰ 计提拨备怎么冲减当期利润

对于计提拨备你可以这样理解：由于银行贷款给别人会存在相关的不还帐的风险的，故此对于银行来说要预测相关的不还款的可能性，对于存在不还款的资金银行要进行适量的估计，一般相关的估计是定期进行计量的，并进行一定的坏帐拨备准备，也就是所谓的信贷拨备，计提相关的拨备会减少利润，原因是银行会把相关的拨备看作是一个支出项目，故此信贷拨备的增减会对相关银行的业绩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若相关的计提拨备提多了，实际发生的金额比预计的少，那么对于没有使用的那一部分银行可以进行会计上的冲减转回到利润上。若发生的比预计多，最后还是要额外补上的。

对于你所问的并不太符合真实的情况，拨备一般是事前计提的，如果真的发生无法归还的情况银行会减少相关的拨备来抵销相关的坏帐的。对于银行来说相关的信贷拨备是对于未发生的事件做一个会计上的防范。那些准备金并不会封锁在库存里的，若真的发生相关的损失，就会从相关的拨备中扣除。

Ⅱ 银行不良贷款率怎么计算

不良贷款率计算公式如下：不良贷款率=（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损失类贷款）/各项贷款×100%
=贷款拨备率/拨备覆盖率×100%
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是评价金融机构信贷资产安全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不良贷款率高，可能无法收回的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越大；不良贷款率低，说明金融机构不能收回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越小。
正常类贷款定义为借款人能够履行合同，没有足够理由怀疑贷款本息不能按时足额偿还。关注类贷款定义为尽管借款人有能力偿还贷款本息，但存在一些可能对偿还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
次级类贷款定义为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明显问题，完全依靠其正常营业收入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可能会造成一定损失。可疑类贷款的定义为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肯定要造成较大损失。
损失类贷款定义为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本息仍然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极少部分。对各项贷款进行分类后，其后三类贷款合计为不良贷款。
各项贷款指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借款人融出货币资金形成的资产。主要包括贷款、贸易融资、票据融资、融资租赁、从非金融机构买入返售资产、透支、各项垫款等。
供参考，谢谢！

Ⅲ 那些银行收不回来的“不良贷款”，最后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作为经营风险的企业，不良贷款是每个银行都会遇到的问题，也是最头疼的问题，不过出现不良贷款并不代表就全部都是损失，否则银行早已无法维持了，举个例子：2018年的时候曾有新闻报道，贵阳农商行的不良率接近20%（不良贷款余额超100亿），如果不良贷款全部都算是损失的话，单以贵阳农商行目前的利润水平来说，在保证未来20年不出现新的不良贷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将现有的不良覆盖掉。现实真的如此严峻吗？显然并非如此，否则贵阳农商的行业评级就不会一直保持在A级以上了。

个人不良贷款的处置方式与企业不良贷款的处置方式基本一样，不过个人不良贷款不允许打包转让。对于不良贷款，银行是不会轻易认输的，一般都会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降低自身的损失，所以20%的不良率不代表着就真的是亏了20%，这只是明面上的数据而已。

Ⅳ 如何看待商业银行利润增速趋缓

原标题：如何看待商业银行利润增速趋缓？
多方面看银行利润增速趋缓

利差是构成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也是社会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银行利润增幅以两位数攀升，而在经济调整下行期，银行利润增速跌入“个位数”，甚至趋“负”，不是不可能。而实体经济的发展变化、互联网金融业的方兴未艾、银行收费业务的日渐规范、不良贷款对银行利润的侵蚀，特别是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都会造成银行利润增速回落。这一趋势有助于倒逼银行转变盈利模式

日前，多家上市银行相继公布2014年年报。数据显示，无论是国有控股大行，还是新兴股份制银行，尽管绝对利润额可观，但与前几年相比，利润增速普遍回落，有的甚至跌入“个位数”；另一方面，银行资产质量有所下滑，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双升”。自2010年以来，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连年趋缓。这种增速的变化，折射出商业银行利润增速趋缓已成为常态。

如何看待商业银行利润增速趋缓？

从银行利润获取的源头看，利差是构成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是银行让渡货币资本使用权的报酬。利差是社会平均利润的一部分，银行利润的来源是社会生产过程中资本的增值部分。而借贷资本一旦脱离生产过程，就会造成货币自行增值的表象，那种认为银行“赚钱太容易”、“暴利”的观点，是将借贷资本孤立看待，没有看到借贷资本参与社会再生产的本质。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银行利润增幅以两位数攀升，而在经济调整下行期，银行利润增速跌入“个位数”，甚至趋“负”，不是不可能。

从银行经营环境的层面看，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商业银行盈利增长的基石。银行作为顺周期行业，其盈利与实体经济发展走势基本一致。近年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增速由高速向中高速转变，实体经济有效信贷需求回落。去年银行业贷款增速降至13.5%，比前5年平均增速下降了6.5个百分点，导致银行利润增长下滑。同时，金融脱媒快速发展，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业方兴未艾，余额宝、P2P等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多家民营银行获准开业等，上述经营环境的变化，必然影响银行盈利增速。

从银行监管和息差层面看，有关部门密集出台相关政策规范银行收费，整治乱收费，自然会影响中间业务收入，加上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不对称降息及存款利率上浮区间的扩大，导致银行存贷利差收窄，保护性利差减少。去年商业银行存贷款利息净收入占营业净收入比例为48%，比3年前下降7.3个百分点，且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利差还会收窄，利息收入占比会持续下降。

从不良贷款反弹的层面看，数据显示，2014年年末，小贷公司和网贷平台贷款余额合计超过1万亿元。去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8426亿元，已连续12个季度上升，不良贷款率为1.25%，较年初上升0.22个百分点。不良贷款对银行利润的侵蚀，使银行不得不提取大量的利润做拨备，而损失拨备又没有列入银行利润中，这也造成银行利润增速回落。
今年以来，随着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存款保险制度正式实施，民营银行发展加快等，银行利差将继续缩小，银行利润增速仍处回落态势。正确看待银行利润增速放缓趋势，有助于深化金融改革，提升创新驱动能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倒逼银行转变盈利模式。

商业银行的改革应从5方面着力推进：一是积极稳妥推进银行业金融机构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民间资本多渠道进入各类银行机构。扩大民营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试点范围，扩大村镇银行民资参股占比，扩大民间资本参与机构重组范围。二是着力推进商业银行混业经营，优化盈利结构。银行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银行应积极创造条件，早做准备，通过提升银行非息收入占比，优化盈利结构。三是着力推进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融合，增加盈利增长点。四是着力推进银行机构扁平化、流程高效化、运营集约化，使银行业务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五是着力推进中间业务，拓宽非利息收益渠道，强化风险管控，节约成本，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吕志强系农行浙江省分行高级经济师）

Ⅳ 商业银行如何提高资产利润率

(一)内部融资
上面提及的增加分子项的正向影响，提高留存利润进行内部融资是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途径之一。相比外部融资，内部融资存在着融资规模小，注重银行的逐年积累等特点，但内部融资是增加资本金最廉价的方法，因为节省了上市融资所花费的各项成本费用，同时这种方法还可以防止股东权益被稀释，影响股东控制权。
（二）外部融资
1.国家注资。针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状况，国有商业银行是国有控股的，应首先考虑代表国家所有权的国家财政注资。随着近些年来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从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国家财政潜力很大，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缺口比较大，不可能一次性补足，可以考虑发行特别国债来筹集资金。
2.公开上市。银行上市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没有偿还期限，不需要偿还本金，这部分资本可以相对稳定地留在银行。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 上市融资是商业银行扩大资本规模, 特别是筹集长期、稳定资本的基本途径之一。从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交通银行成功上市到2010年中国农业银行上市，我国银行股份制改革在几年内初见成效。商业银行通过上市获得大量充足的自有资本，2010年我国银行业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融资，16家上市银行中的14家募集资金超过3400亿元，从而使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中国银监会2011年2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大幅提升，四季度末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12.2%。
3.发行中长期金融债券和可转换债券。此种方法从增加商业银行的附属资本入手，目前我国居民和企业的资金充裕，潜在购买力较大，债券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对投资者和投资机构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可转换债券利息成本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对可转换债券占附属资本的比例没有限制，银行可利用可转换债券的灵活性调整资本金。但是债券是需要到期偿付本金，定期给付利息的，因此商业银行须要合理安排债券的期限和利息。
(三)处理不良资产
由于历史制度原因，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高，不良贷款余额大，造成风险资产过高，资本充足率低下。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在国家的支持下经过几轮的剥离，成功将不良资产率降到一定范围内。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我国银行业制度不完善，加之银行本身内部制度上的缺陷，不良资产余额也不低，针对这样的情况，应该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 加快对之前坏账、呆账的核销，同时有必要进行深层次改革，在银行资产管理时切实建立贷款五级分类制度，加强内部管理和内部控制，力求从根上改变不良贷款形成机制，从而减少风险资产数额。

Ⅵ 不良贷款的负面影响

截至2003年国内各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及不良贷款率
单位：亿元人民币 银行名称 贷款 不良贷款额 不良贷款率 中国工商银行 29578.37 7598.78 21.56% 中国建设银行 17663.88 2679.60 11.90% 中国农业银行 19129.60 6982.03 30.07% 中国银行 18161.89 4085.31 18.07% 合计 84533.74 21345.72 25.26% 根据日本的经验，中国经济也象日本一样被不良贷款所拖累。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不良资产的危害性。
1．不良贷款率高，最大的危害是影响银行对经济的支持能力。中国的银行对贷款极其谨慎小心，就是因为不良贷款太多，影响了银行放款能力。
2．如果靠发行基础货币来解决不良贷款问题，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如果对之掉以轻心，不良贷款的大量发生还会诱发社会道德风险，如果加大处理不良贷款的力度又可能会引起企业连锁倒闭破产，增加财政风险和社会危机。 1、加强金融企业的业务监管，保证今后每一笔贷款的质量，防止新的不良贷款产生。
2．加大中国企业的体制改革，强化企业的经营和竞争机制。
3．适当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给一些能救活的企业输血，使之起死回生。
4．发行基础货币，冲淡不良贷款。
第3和第4种办法都是增加货币供给，通过适度通胀抵消不良贷款，从而活跃中国经济，使经济增加活力。 【企业不良贷款玩起“大转盘”】
企业因不良贷款产生的坏账，总让银行心慌慌，为了避免更多的贷款计入坏账造成利润下降，有些银行绞尽脑汁，开始玩起了坏账“大转盘”。某商业银行的分行为一笔5亿元的房地产开发贷款百般困扰。借款的开发商开盘后销售情况很差，造成资金回笼困难，无法按时偿还该银行的贷款。
按照银行贷款五级分类规定，这笔贷款从利息违约开始就计入五级分类中的关注类贷款。如今，这笔贷款就要下滑至不良类贷款。一旦下滑至不良类，该分行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行长及相关责任人肯定会被问责，整个分行上下也会受到严厉的批评。因此，该分行千方百计为这笔不良贷款找寻“大转盘”的下家。
不久后，某资产管理公司得知了此事。由于临近年末，各家银行都尽量压低不良贷款。在贷款变成不良贷款后，银行会让资产管理公司收购，这样就能在财务报表上让不良贷款“消失”。
具体操作手法是：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签定债权转让合同，银行卖断这笔贷款；资产管理公司与开发商签定债权重组合同，资产管理公司通过下设的公司以委托贷款形式、以20%的年利率向开发商授信，让开发商偿还银行贷款，但款项直接划给银行，不由开发商经手。资产管理公司当然不会做赔本的买卖，它一方面从银行获得基准利率下浮10%的贷款，另一方面将资金借给开发商，获得超过基准利率一倍多的收益率。
可以看出，这笔贷款从银行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后者可以借此大赚一笔。同样5亿元的贷款，银行的年利率为7%，而转手到资产管理公司后，利率高达20%，翻了一倍多，对开发商的财务压力可想而知。
面对强势的银行，房地产开发商也只能配合，因为一旦进入银行授信“黑名单”，所有融资渠道基本都会被关上。面对资产管理公司近乎苛刻的贷款条件，“大转盘”中的输家也只能继续玩下去。
业内专业人士指出，虽然银行通过这种卖断贷款的方式掩盖了坏账风险，有助于让资产质量显得“干净清透”，但实质上是将风险从银行转移到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影子银行”的金融体系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对中国日益膨胀的“影子银行”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信贷风险、流动性错配和道德风险提出警告。IMF表示，一些估算显示，通过“影子银行”提供的借贷总额占中国GDP的比率高达40%，加强监管和防范风险十分必要。

Ⅶ 不良贷款余额是什么

按五级分类,次级/可疑/损失类贷款为不良贷款,不良贷款余额就是这些贷款的余额

Ⅷ 怎样审计不良贷款余额的真实性

客观分析判断目前中国银行业的信贷资产质量，应当说资产质量是真实的，披露的不良贷款率基本准确。
首先，已披露的不良贷款信息是真实的。银行披露的重要经营数据信息，包括不良贷款等资产质量信息都是经过外部审计师审计的，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审计师都会要求银行进行调整，并按调整后的贷款质量分类进行披露。其中大型银行的外部审计更是由国际知名会计师机构承担的，说明银行所有的经营数据都是透明的。贷款质量分类如有重大不实或虚假，无论是银行还是外部审计师都须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尽管可能有少数银行分支机构采取弄虚作假等违规手段来掩盖其不良贷款，但上级行、监管部门通过各种方式的监测控制、现场检查以及外部审计，都会对此提出纠正或调整分类。当然也不排除在正常关注类贷款中仍还会有个别事实不良贷款。从总体上看，现在银行披露的不良贷款应当是真实的。
其次，资产保全与风险缓释措施是银行化解风险的重要方式。有人认为现在银行资产质量不实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不少银行的分支机构都在通过借款合同要素的调整、展期、重组甚至借新还旧等方式来掩盖真实的信贷资产质量。
现在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市场环境变了，交易模式变了，必然会使得一部分借款人难以继续履行原先与银行签订的融资合同。银行也会遇到许多新的不确定因素，需要采取各种不同的风险防范、保全、缓释、控制、处置等措施来保持信贷资产质量尽可能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与借款人商议，对原借款合同要素进行调整修改或展期，达成新的双方都可接受的、可执行的合同来缓释风险、保全资产，以适应新的经济运行。这既是企业维持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也是银行化解信用风险最重要、最常用的方式，完全符合监管等规制的要求，符合国际银行业的惯例。不能把银行这样的风险管理措施，视为掩盖真实信贷资产质量的行为。
事实上，这种借款合同要素的调整修改，就是在经济上行期也普遍存在，只是现在更多了。当然这类操作的基本原则，就是银行要确保风险不扩大或风险可控，不会对未来的信贷资产质量带来更大的压力。例如，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变化，销售进度大大放缓，原先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房地产开发贷款期限是按以往快速销售的惯性思维来设定的，与房地产市场变化后的销售进度不匹配，导致发生贷款违约的概率大大提高。银行与借款人需重新协商，根据实际的市场销售回款等情况，对原合同中的贷款期限、还款方式等一些要素做相应的调整，以使贷款能正常还本付息。针对诸如此类的风险因素，银行通过这样一些资产保全与风险缓释措施，以避免客户出现技术性违约。
再次，有潜在风险的贷款不是实际的不良贷款。近来不断有境外机构及其分析师对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进行分析，认为风险债务或风险贷款率较高，与披露的数据差异较大。这实际上说的是有风险因素或潜在风险的贷款，但时常被人误解为不良贷款。还有人随意放大中国银行业的信贷风险，把一些有潜在风险的贷款认定为不良贷款或称之为坏账贷款，并以此为由对银行披露的不良贷款率提出不实的质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4月出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银行业有风险债务的比例为15.5%。其定义的“风险债务”是指EBITDA利润（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的利润）不足以偿付当年利息的情况。但该报告还统计了样本企业连续两年的风险债务，这一比例就降到了9%，下降了6.5个百分点。显然，有风险因素的贷款不是实际的不良贷款。按此推测，如果统计连续三年，样本企业的风险债务可能会降至更低，这就与银行业披露的数据大体吻合了。这也说明中国银行业的信贷资产质量是真实的。即便一家企业连续多年都有以上债务风险，那也只是提升了违约的概率。只要企业有履约意愿和其他偿债来源，就不一定会发生违约。
从实际情况看，有些潜在风险因素确实会导致贷款劣变为不良，但大部分都不会劣变。据对工商银行的逾期贷款跟踪分析发现，有70%的逾期贷款风险可控，其中有近半是技术性的，逾期时间不足10天。只有大约30%的逾期贷款预期会有损失。如工作做得实一点、细致一点，有相当部分逾期贷款是可以不逾期的，不会有那么大的剪刀差，也会减少一些人的疑问。
可见，有潜在风险因素的贷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透过表象来做些具体的、有深度的解剖分析。但从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确实须引起高度关注，稍有不慎，对风险因素、潜在风险不及时采取措施或措施不力，就会有更多的潜在风险转变成现实风险。因此必须要提前做好风险防控工作，尽可能避免或降低对信贷资产质量的影响。事实上，这也是银行信贷风险管理最重要的内容。
最后，正确看待不良贷款的批量转让处置。近年来中国的商业银行通过批量转让方式处置不良贷款的比例逐步增大，从2013年的10%升至2015年32%。由此也有人认为，银行通过这种批量转让的方式，把不良贷款移出表外，是在掩盖不良贷款。
现金清收、呆账核销是银行不良贷款处置的最主要的方式，批量转让实际是现金清收和呆账核销两者的结合。批量处置不良贷款也是国际上常见的一种不良贷款处置方式，所以本身不存在掩盖不良贷款的问题。从中国目前的情况分析来看，银行不良贷款的核销、抵债等处置，要受到一定的政策约束和市场环境的限制，有些贷款还会因情况变化多、相互交叉多、涉及的责任人多等因素，难以及时核销，有些抵押物很难处理，这与国际上的同类银行有较大的差异。虽然资产证券化已经启动，但也只是尝试性的，目前市场还很小，且受到流程长、环节多、成本高等方面约束，远不能满足银行对不良贷款处置的需求。债转股也在探索，但需研究的问题可能更多。
商业化批量转让处置不良贷款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受到银行业的欢迎。但由于可以参与批量处置的机构很少，批量转让的市场有限，而需求则在不断增大，导致不良资产的价格逐步走低，转让成本增大。有的批量转让包的受偿率已不足贷款面值的10%，有的甚至是基本没受偿。
正是现行的不良贷款批量转让处置渠道、方式等比较窄，缺乏足够的市场空间、合适的投资者、相应的工具，迫使银行在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框架内，试图通过创新来寻找新的批量转让处置途径和方式，使不良贷款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处置。

Ⅸ 不良贷款对经济的影响

一、政策导向：再贷款的效应分析
发放再贷款是国家为了增强农村信用社支农能力，扶持农业发展的一项重大金融政策，也是支持农民致富、农民增收的一项“民心工程”，其对缓解农村资金需求矛盾，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我们以典型的农业市——咸宁市为样本，探讨再贷款政策实施效应。
从1999年开始，人民银行运用再贷款开始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通过近四年来的实施，再贷款对支持农村信用社和“三农”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
1、再贷款大投入：引导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大增长
一是再贷款总量大幅度上升。自1999年4月以来，人民银行武汉分行逐年对咸宁市增加了再贷款限额。据统计，1999-2003年9月，再贷款限额由7000万元增加到35000万元，四年间增长了4倍，年均增长100%，四年间人民银行累计向信用社发放再贷款由12650万元增加到37600万元（没有含展期再贷款），四年间增长100%，年均增长25%（见图一），四年来人民银行共累计发放再贷款14.19亿元，有力地促进了“多赢”的良好局面形成。
图一 再贷款增长
附图{图}
二是农村信用社成为农业贷款投放的主体。通过再贷款的大投入引导农村信用社对农业贷款的大增加。自1999年－2003年9月，农村信用社各项贷款余额由1999年的47459万元增加至2003年9月的122652万元，四年间增长1.58倍，平均每年增长39.5%，农户贷款余额由1999年的14894万元增加至2003年9月的38800万元，四年间增长1.6倍，平均每年增长40.1%（见图二）。农村信用社累计发放贷款32亿元，其中农户贷款19.5亿元，占59.7%，农村信用社农村贷款余额占全市农村贷款余额的96%以上。
图二 农信社贷款增长
附图{图}
2、农村经济效应
(1)助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咸宁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虽然有较多的自然优势和较强的基础优势，是有名的“茶叶之乡、楠竹之乡、桂花之乡、苎麻之乡”。但长期以来，农民以传统的种养业为主，收入有限，积累不足，导致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再投入能力有限，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辖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近年来，再贷款的投入和支农贷款的逐年大幅度增长弥补了这种不足，有力地助推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重点建成了雷竹、茶园、蔬菜、柑桔、猕猴桃、优质麻、名贵苗木等10多个产业化生产基地，并初步形成了区域性的特色产业化格局。
(2)农民的增收效应显现。大量贷款的农户通过运用再贷款发展特色农业，实施科技种植，提高了收入。2002年全市农民纯收入达到2204元，比1999年增加192元，平均增长3.3%。
(3)产出效应：资金要素的投入同时也推动了技术要素投入、劳动力效率的提高和规模经济性的获得，其增长或产出绩效是十分明显的。一是农民通过再贷款支持，广泛地购买、开发和应用农业生产新技术。如崇阳县铜钟乡在下村农民孙碧云掌握了养殖美国杜洛克猪、长白母猪的技术，在信用社的支持下，发展成为养殖大户，年创利润20万元。二是再贷款投入加速了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的进程。农村信用社紧紧依托农业产业化企业龙头，发展原材料生产基地，支持农户＋基地＋公司的产业发展模式，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规模种养和产业化经营，保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健康发展。
(4)农村信用观念改善。通过再贷款的运用，增强了农民信用观念，促进了农村文明建设。在全市普遍推行了“一户一证、一次核定、随用随贷、按期偿还、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信用等级管理办法。一举砍掉了农民难以跨越的信贷“门槛”，使贷款投入速度明显加快。
与此同时，农村信用社也从中获得巨大收益：(1)贴近了与农民的关系，基本解决了农民贷款难；(2)重塑了信合形象，提高了农村信用社的地位；(3)促进了农村信用社业务发展，拓展了生存空间。
二、传导梗滞：再贷款政策效应的约束
再贷款是在特定经济环境下为实现特殊的货币政策目标而运用的，既要受一定规模的限制，也要受供需双方和制度环境的约束，在传导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障碍和矛盾，影响其功能发挥，甚至存在风险或沉淀，必须加以重视。
（一）供给面：再贷款制度设计的缺陷
对农村信用社再贷款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必然要对再贷款的数量、价格、操作程序、运行规则进行设计。但从实际运作中看，这些制度设计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影响其功能的发挥。缺陷之一：再贷款限额调配不灵活、总量不足。再贷款是由人民银行总、分、支行逐级下达限额，但由于各地的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上所需的资金量随市场变化而迅速变化，再贷款限额实行严格的计划分配，人为控制，这与市场化配置资源不相吻合，导致区域性的再贷款达不到充分运用，有的闲置、有的不足。同时，再贷款的投量不足也难以满足农业生产资金之需。据咸宁市2001年、2002年农业生产资金需求情况调查：2001年农业生产共需要投入生产资金20.87亿元，可自筹资金12.85亿元（农业贷款），资金缺口达8.02亿元，而2001年再贷款限额为2亿元，占资金缺口的24.8%；2002年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共需投入资金32.9亿元，可自筹资金21.2亿元（包括农业贷款），预计资金缺口为11.7亿元。而2002年再贷款限额为3.5亿元，占资金缺口的29.9%。而且随着农业经济不断发展，结构调整不断升级，资金需求量会更大，再贷款总量投入不足将更加突出。缺陷之二：再贷款投向面窄与现代农业经济发展需要的矛盾。再贷款集中用于发放农户贷款，重点支持农民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的资金需求，以及农产品加工、储运业，还有农民消费贷款等需求，使用范围有限。但近几年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了大量新特点：一是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迅速。农村各类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等非农产业迅速发展，且在农民纯收入中，占比迅速上升；二是农业经济逐步向规模化发展，农业产业化开始形成。这些新变化也涌现出了不同的农村客户，出现了以农业经营为主的种植粮棉油的农户，以规模经营为主种养专业户，以劳务收入为主，家庭主要劳力外出打工的农户，农村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杨家才，2003）。再贷款所规定的用途已不适应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限制了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经营性组织、农产品深加工的“农字号”龙头企业，农村个体工商业、个体建筑业等的贷款需求，而这些农村法人组织和涉农工商业正是农业发展的主力军。若得不到再贷款资金支持，一方面使农信社缺失一大批优质客户群，同时也偏离了再贷款所应支持的政策方向。缺陷之三：有风险转嫁之嫌。一是效益风险转嫁。以一年期的再贷款为例，再贷款发放到农户实际使用只有9个月左右，而信用社支付利息时要以一年时间计算，而收取的利息只有9个月，名义上有近5个点的利差，实际上不到4个点的利差，再加上营业税和市场风险，收益则更低，同时由于贷款使用分散，管理成本较高，实际收益更小，农村信用社难以获取相应的收益，按照风险与收益对称的原则，会挫伤支农积极性，再贷款的政策性功能也难以全面发挥；二是经营风险转嫁。人民银行对信用社再贷款到期要求百分之百收回，而使用再贷款的农户，由于弱质农业靠天吃饭的影响必然导致信用社投放的再贷款不可能100%收回，这就需要农村信用社用自身资金来归还再贷款，由于中央银行再贷款的信贷风险没有相应的承诺和补偿措施，全部由农村信用社承担，信用社难以重负。据统计，通城县信用联社2000年就有179万元对农户的再贷款逾期。
（二）传导体：农村信用社违约倾向
再贷款要作用于农业经济实体，是靠农村信用社这个载体来传导的，而农村信用社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包袱重，不良贷款负担沉重，2002年全市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35427万元，不良率达55.3%，高出全省平均水平。经营举步维艰，2002年以来全市农村信用社累计亏损53833万元，加上机制不全、定位不准、人员素质不高。要让这样的载体承担再贷款政策传导的角色，是勉为其难的，而且在实际运作中也是如此。即使再贷款政策有一些优惠，但优惠政策所收效益难以化解农村信用社的包袱，据一位信用社主任算一笔账：向一位农户贷款1000元，期限6个月，最高月利率6.3‰（上浮50%），最多可收利息37.8元，经营成本如下：支付人行再贷款利息12.6元，各项税费约2.6元，含证费、宣传费平均每笔约6元，交通费约2元，1%的损失10元，流动成本合计33.2元，收获毛利4.6元，若其损失率达到2%，则要亏损5.4元，这不包括人员工资、营业费用等固定成本，政策性支农与效益性经营相冲突时，农村信用社有可能不遵守再贷款运行规则，出现违约行为，违约率必然上升。一是利率水平违约。再贷款利率规定联社调剂给基层法人社再贷款的利率不得高于人行再贷款同期限档次的利率，基层法人社再把再贷款资金贷给农户时，可上浮到50%。但由于联社从自身经营效益考虑，对基层信用社发放再贷款高于再贷款利率进行调剂，而基层信用社发放农户贷款时则利率百分之百上浮，上浮到50%，甚至更高，凭借其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地位以图利益最大化，出现了支农贷款“优而不惠”的现象，这与再贷款政策设计的初衷相违背；二是贷款期限管理有抑农倾向。再贷款期限经过多次调整，现行规定最长可贷一年，到期后还款有困难时可以展期，累计展期期限不超过2年，这大大有利于生长期较长的农户种养殖业。但是农村信用社在履行贷款期限时，依然是“春放、秋收、冬不贷”，贷款基本上不跨年度发放，使得跨年度使用、可展期的再贷款，农户难以跨年度使用，不仅违背了农业生产周期规律，也难以发挥再贷款的经济效益。三是挤占挪用倾向。近年来，由于农村信用社支付风险突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一直困扰着农信社的经营，在存款滑坡、支付困难时，有可能利用再贷款来保支付。由于“三农”贷款存在效益低、风险高的特点，为了追求利润，有的信用社也把再贷款用于非农产业，用于拆借，进入股市等。
（三）需求面：“三农”风险防范的脆弱性
再贷款的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受到了“三农”风险防范脆弱性的挑战。
1、农民在再贷款认识上的错觉。部分的基层政府和农户对再贷款存在认识误区，将再贷款理解为政策性贷款，把再贷款与扶贫资金、救灾款混为一谈，积极还贷的意识不强，致使再贷款面临一定的人为风险。
2、市场风险。农户市场观念差，信息量小，难以适应大市场的瞬息万变，由于市场信息掌握不准，农产品市场价格浮动不清楚，大量农民盲目跟着生产，出现了“菜贱伤农”、“谷贱伤农”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加大了再贷款投放的风险。
3、自然灾害风险及由此产生的信用风险。由于“三农”的发展受自然灾害损害大，靠天吃饭的多。今年咸宁市遭受旱灾、水灾，导致部分农户不能按时还款，不可避免带来了一定的贷款风险。
4、农村社会化配套服务不健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要大力发展特色农业、规模养殖业，而这些特色种养业技术要求较高，需要提供健全的社会化配套服务，但是为农业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
（四）管理面：安全与效率不相容性
再贷款作为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投放，必然要确保其资金安全，高效运转。为此，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严密的操作程序。由于制度设计上以安全为主，在实际运作中，从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再贷款使用效率，提高了操作成本和监管成本，反而安全也受到了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设立三级专户，但难以封闭运行。再贷款自人民银行发放到农户手中，要通过人民银行、联社、信用社三级再贷款专户，但资金专户只管发放时再贷款能受控制，而再贷款回笼时，专户却不专，因为农户使用再贷款时不可能100%的全部按期还款，但再贷款却需要100%回笼，保证其安全，如果要以回笼到专户的资金归还到期的再贷款，那么大部分再贷款要逾期了，因此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封闭运行。二是台账设置过细，目前再贷款管理要设立三级台账，直接建立到农户，但目前基层信用社人员少，只有6-8人，特别是信贷员更少，信贷员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建立再贷款台账，既增加了操作成本，对再贷款安全防范也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三是人民银行监控难度大，管理成本上升。由于台账和专户设计不合理，实际操作中无法达到账与户的数字平衡和衔接，也无法及时监控农村信用社资金的去向。同时管理规定要求支行要按月进行一次现场检查，中支按季进行一次抽查。同时合作金融监管部门也将再贷款列入监管重点，两个检查部门在服务于同一对象时出现“两张皮”，有时是信贷部门检查完毕，合作部门按照上级要求又要进行类似检查，信用社难以应付，以致有的信用社甚至不想发放再贷款，监管成本上升。
三、多视角的思考：再贷款政策效应的实现途径
再贷款政策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政策导向作用，但在传导过程中存在一些梗滞，为了进一步挖掘再贷款潜在效应，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作为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更好地发挥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作用，在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更大作用。
1、再贷款政策设计的合理化。一是再贷款限额调剂要按一定的市场规则来进行，总行、分行、支行要根据农村信用社“三农”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分配再贷款限额，限额调剂一定要向农业大区、资金需求量大的地区倾斜，实行区别对待，重点支持。二是放宽再贷款投向的范围，只要有利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只要是符合“农业、农村、农民”三个标准，都可以纳入再贷款的支持对象，允许向农业企业法人、经济组织和个体民营经济发放支农贷款；三是建立合理再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如果属于农业自然灾害或客观原因造成的再贷款损失，可按一定比例免予再贷款计息或者降低再贷款利率，给予农村信用社一定的补偿。
2、完善再贷款传导载体，引导农村信用社增强支农力度。一是深化农信社改革，重点是充实资本金，明确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把信用社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进一步改进服务，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更好地支持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二是农信社继续发挥“下田间地头”的优良传统，在再贷款的引导下，加大小额农户贷款力度，规范利率行为，依照农业生产周期合理确定再贷款期限。积极为农民在产前、产中、产后提供信息、技术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调动农民生产经营投资积极性。同时，要给予农村信用社税收和提取呆账准备金政策上的优惠，按国际惯例，一般对政策性产业以及与之相关的金融机构实行减免税制度。因此，国家税收政策应适当考虑降低农村信用社税率，增强其消化历史包袱能力。还要实行优惠的呆账准备金提取制度，督促农村信用社转变服务方式，促进业务创新，降低竞争成本，为再贷款货币政策的实施奠定良好的微观基础。
3、激活农户贷款需求，增强风险防范能力。一是调整再贷款利率政策，发挥其调节信贷结构的作用，用再贷款发放支农贷款利率不准上浮或最高不超过上浮20%。二是要建立对支农贷款投入的补偿机制。对使用再贷款资金发放支农贷款实行财政贴息，同时对再贷款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提高农户和农村经济组织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性。三是建立农村金融保障体系。建立农业政策性保险机构，一方面补偿农民因受自然灾害等原因无法收回农业生产投资而造成的资金损失，另一方面，补偿金融部门发放的农业贷款因受自然灾害等原因无法收回而造成的贷款损失，这样既可以调动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积极性，又可以增加金融部门对农业贷款投放的积极性。四是健全社会化配套服务。政府部门要从技术、信息、售后服务等方面加强与农户的联系，并实行质量负责制，给再贷款的使用、回收提供市场化保障。
4、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改善货币政策的实施环境。要积极倡导守信者光荣且受益，失信者可耻且受损的理念，对不守信用、逃废债者给予严厉制裁，要继续开展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的评选活动，积极建设农村信用工程，只有这样，再贷款的货币政策实施环境才会好起来。
5、适当减化再贷款操作手续，增强监管有效性。人民银行只实行专户管理，对农村信用社台账管理以农户借据代替，以减轻农村信用社人员负担，减少重复劳动。同时人民银行加强非现场监管手段，建立再贷款使用效益考核机制，通过这个机制可以随时监测农村信用社的去向和营运情况。一旦出现违规行为，进行现场督查，并落实纠错措施，提高再贷款使用的安全性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