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余额上升的主要动力

㈠ 提高人均GDP的动力是什么

理论上讲没有什么动力，一般说来，国民收入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一目的，毕竟正常国家的政＃府主要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服务而不是自身的利益。而提高人均gdp这种行为只适用于高压政＃治国家，是为了政＃权的形象而进行的不合理的所谓“经济建设”。

㈡ 拉动贷款余额上升的主要动力是

拉动贷款余额上升的动力是出口、消费和投资的增长，经济发展好了，贷款余额也会上升。

㈢ 贷款利率不降反升会对企业产生哪些影响

贷款利率市场化已推行10个多月，但令人诧异的是，贷款利率不降反升，最终传导至产业链下游，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对此，有经济学家认为，降低融资成本的重要一环在于商业银行，75%的存贷比考核限制了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对存贷比进行适当的改革有助于贷款利率的下行。与此同时，大额可转让存单有望于近期试点，我国利率市场化再迈步

“真的为贷款熬白了头，操碎了心。”在上海从事纺织生意的企业主李先生两鬓已经泛起“霜白”。他无奈地告诉记者，从今年春节之后，他曾经整晚地睡不着，害怕银行突然抽贷或者提高贷款利率，但如今这个噩梦仿佛又变为了现实。

“最近，银行对我们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又上调了，上浮幅度一般在30%-50%，最高的甚至达到60%，银行是一浮到底。而我们没有国有大型企业那样雄厚的资金，贷款成本的提升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别说贷不到钱，有时候真的不敢去贷。”李先生表示。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上海地区小企业贷款的利率差不多在18%左右，假设贷款100万元，每年就得还18万元，还要再加上3%左右的手续费也就是3万元，融资成本就接近21万元，比去年整整高出了20%。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自去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如今已经将近1年的时间了，但令不少像张先生这样的企业主诧异的是，贷款利率并未因竞争而下行，反而稳中有升。据记者了解，仅2013年全年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上升了0.4%。与此同时，央行推出的贷款基础利率也从去年10月的5.71%上升至今年的5.77%。

“下不去”的贷款利率显然成为了压在中小企业融资身上的“一座大山”。那么究竟为何在贷款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下，贷款利率不降反升？“存贷比”制度近年来缘何广受争议？利率市场化稳步推进—“大额可转让存单”惠利几何？利率市场化“下一步”又该如何迈进？

贷款利率不降反升

5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4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 3月份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18%，比上年12月下降0.02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37%，比上年12月上升0.23个百分点。另外，从利率浮动情况看，3月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为70.25%，比上年12月上升6.84个百分点。

“利率还是很高，3月份非金融部门的贷款利率加权平均是7点多，加上上浮，国有企业市场上贷款利率将近10%。”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表示。

根据数据，即便在利率市场化下放开贷款利率已将近1年，但贷款利率也并未像人们之前预想的那样稳中有降，反而部分小幅走高，与此同时，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也未见下行。

“企业融资成本的居高不下主要是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降低。因此，在信贷资源很稀缺，而市场需求仍然很旺盛的情况下，贷款利率就很容易提升上去。”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

浦发银行(600000,股吧)战略发展部总经理李麟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也指出：“从目前来看，银行贷款利率上升和资金面的紧张有关，可能属于阶段性现象。”

5月27日，央行在公开市场开展200亿元28天正回购，较5月22日缩量超三成，中标利率继续持平于4.00%。5月末最后一周，央行公开市场仅有500亿元正回购到期，无逆回购及央票到期，是央行正回购缩量提前维稳的主要原因，再加上5月29日央行和财政部投放400亿元国库现金定存，该周公开市场有望延续小幅净投放。此前一周，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1200亿元，创4个月来新高。

6月临近，银行理财产品揽储迹象又现苗头。“半年末时点将至，资金利率上行仍是大概率事件。”申银万国证券认为，事实上，在去年“钱荒”的教训之后，今年银行的“揽储战”已提前开始。目前银行陆续推出跨半年末的理财产品，收益率虽未现大涨，但亦有小幅回升迹象，6月“钱荒”再现的概率较小，但资金压力不容忽视。

一位商业银行交易员也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证实了这一消息，表示当前资金面延续了紧平衡态势，机构融入继续增多，而融出更显谨慎。

“受互联网金融冲击和金融脱媒（指在金融管制的情况下，资金的供给绕开商业银行这个媒介体系，直接输送到需求方和融资者手里，造成资金的体外循环）影响，2013年以来，银行业整体负债成本呈上升趋势，由此带动贷款利率向上迁移。”华夏银行(600015,股吧)发展研究部研究员杨驰告诉记者。

但对于央行货币政策的引导，也有不少专家认为，不可“操之过急”。

“央行货币政策起引导作用，推动利率市场化，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到位的，这其中得有一个过程，金融改革如何与市场以及政府之间共同协调共进，都存在巨大的挑战。另外，最近CPI和PPI走势背离，在这个过程中间，到底由什么来反映利率的真实性，可能也是对分析者的考验。”李麟进一步解释。

“此外，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反映在市场中每个主体对利率存有的一个敏感度，如今市场上有许多贷款的主体对利率市场化并不敏感，这就需要首先从国有企业入手，转变政府职能，让利率市场化这些主体对利率有充分的敏感度，从而大大影响利率市场化的效果。”李麟补充道，“说到底，是现在利率市场化还未进行彻底。”

在利率市场化专栏中，央行也强调货币政策框架向价格型调控的转型需要经历一个逐步完善和效果强化的过程，此时数量型政策工具和目标依然重要。从国际经验来看，美日英三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持续时间均在十年及以上。因此，中国短期内需要数量与价格相互协助，共同完成调控目标。

“推进之后至少还得看运行几年，才能够考虑利率市场化大踏步向前推进，因为还得看看这个制度推行以后是否合适，市场是否接受，大家是否认同，运行效果到底如何。”连平告诉记者，“不在利率市场化本身，而在于利率市场化一系列配套设施是否建立完善。”

专家呼吁取消存贷比

贷款利率“不降反升”，让不少专家学者将矛头对准了存贷比这一历时已久的货币监管制度，认为75%的存贷比考核限制了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一时间呼吁取消存贷比的声音“不绝于耳”。

所谓存贷比，是指商业银行贷款总额除以存款总额的比值。从银行盈利的角度讲，存贷比越高越好，因为存款是要付息的，即所谓的资金成本，如果一家银行的存款很多，贷款很少，就意味着它成本高，而收入少，银行的盈利能力就较差。

“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75%”这项规定发端于1995年7月开始实施的《商业银行法》。该法虽经多次修改，但对存贷比的规定却延续至今。

“在银行资金来源和运用单一的情况下，存贷比无论是作为流动性监管指标还是贷款额度控制指标都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金融脱媒的情况下，存贷比的弊端日渐显现。”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据了解，过去10年，银行的存款和贷款的增速基本是一致的，但从去年开始，存款的增速明显跟不上贷款的增长，两者相差两个百分点。今年第一季度差距更大，贷款增速为13.9%，存款增速为11.1%，相差近3个百分点。

连平认为，在“存贷差”日益加大的今天，“存贷比”这一监管制度变得尤为“惹人非议”，“一方面银行不愿意放手贷款规模的投放，另一方面由于金融脱媒加快、互联网金融进一步发展、IPO开闸以及财政存款难以大幅下放等因素，使得现在银行存款增速明显放慢。因此，存贷比监管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得商业银行在市场想尽办法拉拢资金，比如每逢月末、季末、年末，银行推出各类高收益的理财产品，这些都势必会造成市场利率水平上升。”

具体来看，截至2013年末，已有多家上市银行的存贷比全线“飘红”：交行、民生、浦发、中信、光大、中行存贷比分别为73.40%、73.39%、73.01%、72.79%、72.59%、72.52%，其中招行以74.44%“稳居榜首”，逼近75%的监管红线。此外，从趋势上看，存贷比数据近两年呈逐步攀升的态势。市场流动性偏紧导致大部分中国上市银行2013年末存贷比上升、流动性比例下降。

因此，连平分析，对存贷比进行适当的改革将有助于贷款利率的下行。“如果同业存款也列入商业银行存贷比考核的一个分目进行计算，商业银行就可以简单从同业市场获得资金。将分母做大，银行可以把更多贷款放出去，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像现在这样疲于奔命，想尽一切办法用很高成本把资金拉进。”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也持有相同观点，其表示在《商业银行法》对存贷比指标暂没有取消之前，应尽快改变商业银行存贷比的计算口径，将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纳入一般存款统计，同时把同业存款也计入存贷比的分母，承认吸收同业的存款也是资金来源之一，降低一般存款与同业存款之间的套利行为。

此外，呼吁取消存贷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更完善的指标代替存贷比反映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我国已经开始实施的巴塞尔协议中，已经引入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来监测银行的流动性风险，这两大指标覆盖的资金来源和运用更全面，比存贷比这一传统指标更准确。”李慧勇表示。

近日，监管部门对于“存贷比”这一制度的完善再一次提上“议程”：5月14日，上海银监局发布《关于试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行业监管相关制度安排的通知》中显示，“在试验区业务开展初期不对试验区业务和试验区内分支机构下达单独的贷存比考核指标”。这是监管部门首次公开强调对城市中的分支机构存贷比放松。

在连平看来，短期内取消存贷比考核并不现实，“即使要取消，从法律上来说还要有程序，至少还要1－2年的时间。”

试水大额可转让存单

2013年7月20日，央行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这是长期实行利率管制的我国金融市场迈出的一大步，虽然其效果并未“立竿见影”，但央行推动利率市场化的脚步没有放慢。中国人民银行在《2014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表示，目前我国同业存单市场已初具规模，而作为利率市场化的关键一环，面向企业、个人的大额可转让存单将有望于年内推出。

所谓大额可转让存单（NCDS），是由商业银行发行，可在二级市场上转让的存款凭证，通常票面利率比同期定期存款利率略高，且利率可以浮动，这是它与定期存款最大的不同。大额可转让存单一般期限为14天至1年，面向机构投资者发行的金额较大，例如在美国为10万美元，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的金额相对较小，美国的最小面额为100美元。

家住上海的张女士只看了一眼今年第二期凭证式国债（一年期仅3.6%的票面年利率），便连连摇头说：“我是不会买的。”张女士很坚定地告诉记者，这几年来一直在买银行的理财产品，虽然现在的收益率和春节前后那段时间不能相比，但是想要买到1年期5%收益率的理财产品还是挺容易的。

而张女士可能不清楚的是，以后一年期国债这种稳妥的理财方式，可能将逐步被银行所发行的大额可转让存单所取代。

设想一下，不久的将来，张女士去银行购买理财产品时，工作人员会向她介绍大额可转让存单：一种市场化定价的存款单证，凭证上印有一定的票面金额、存入和到期日以及利率，到期后可按票面金额和规定利率提取全部本息。收益率不错，也可以通过银行随时转让给其他储户，自由买卖，转让时的利率随行就市。

“大额可转让存单的推出，对普通居民而言，无疑在其投资方式中又增添一类新的理财工具。”李麟告诉记者，“与此同时，这种产品拥有两个非常突出的优势，首先是流动性好，其次相对于与第三方对接，或者两头在外的其他理财产品来说，由于大额可转让存单是定向发行，并且通常是银行和个人之间或者是银行和发行对手之间的交易，更接近于存款，储蓄性质更强，因此对于个人储户—尤其是风险偏好较低的储户，将会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另外，在极端情况下，比如股市融资高风险，债市配置又会出现刚性兑付，储蓄大量回流时，大额可转让存单将会非常受欢迎。”李麟补充说。

对于将来大额可转让存单可能的具体实施细节，目前不少银行负责人表示，细则还未推出，但届时会在总行的设计安排和统一发布下时时跟进。“我们也非常希望细则的正式落地，会时刻关注，相信总行正在研究之中。”上海农商银行自贸区分行副行长季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李麟预测，未来中小银行推大额可转让存单的动力更大，其次大额可转让存单的购买起点相对来讲并不会低。“如果购买起点太低的话，银行的成本会比较高。所以，在试点阶段，大额可转让存单的购买起点可能会设置得较高，至少在100万元左右。”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会有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分拆代销，从而降低门槛。期限可能为1个月、3个月、6个月、9个月和1年，一般不超过1年。利率可参考同期限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或者目前运行的同业存单利率定价。

据了解，大额可转让存单起源于美国，1973年美联储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成为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重要切入点，并逐渐成为银行资金的主要来源。同样，这一货币市场工具也在1979年的日本利率市场化和1994年韩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起到“敲门砖”的作用。大额可转让存单的推出，意味着利率市场化仅剩“临门一脚”—存款利率的放开。

“针对个人的大额可转让存单的推出，可视为我国取消存款利率管制、利率市场化向前推进过程中的重要一步。”连平认为，“存款利率放开的时间表既然已经确定，这将倒逼大额可转让存单的启动。根据国际经验，大额可转让存单将根据先大额后小额、先长期后短期的顺序渐次推出。”

㈣ 央行重磅！2021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公布，涉及房地产等

5月11日，央行发布2021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报告中值得关注的有以下要点：

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2021 年第一季度，人民银行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综合运用再贷款、再贴现、中期借贷便利（MLF）、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投放流动性，及时熨平春节前后现金投放、财政税收、季末等多种短期波动因素，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春节前不紧，春节后不松，维护市场预期稳定和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

同时，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与公众沟通，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操作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引导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围绕公开市场 7 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在合理区间波动，政策利率的中枢作用进一步增强。3月末，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为1.5%，比上年同期低0.6个百分点。

货币信贷合理增长

随着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深入推进，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显著提升，信贷投放保持较快增长，有力支持了经济恢复、稳中加固、稳中向好。3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186.4万亿元，同比增长12.3%，比年初增加8.0万亿元，同多增 6734 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80.4万亿元，同比增长12.6%，比年初增加7.7万亿元，同比多增5741亿元。金融机构信贷投放节奏把握适度，保持了支持实体经济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增强了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后劲。

推动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有序落地

2020 年末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出台后，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指导省级分支机构合理确定地方法人银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督促集中度超出上限的商业银行制定过渡期调整方案。目前，信贷结构优化有序推进，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进入常态化政策执行和实施阶段。

房地产行业数据

2021年第一季度，全国房价总体稳定。受上年低基数影响，商品房销售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出现明显增长。3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同比分别上涨4.4%和3.3%，涨幅较上年末分别高0.7个和1.2个百分点。一季度，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63.8%，两年平均增长9.9%；销售额同比增长88.5%，两年平均增长19.1%。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25.6%，两年平均增长7.6%；其中，住宅开发投资同比增长28.8%，两年平均增长9.3%，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74.8%。

房地产贷款增速总体保持平稳。3月末，全国主要金融机构（含外资）房地产贷款余额 50.0万亿元，同比增长10.9%，增速较上年末低 0.6个百分点。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35.7万亿元，同比增长14.5%，增速较上年末低0.1个百分点；住房开发贷款余额 9.5万亿元，同比增长5.8%，增速较上年末低2.4个百分点。

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

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起草《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于4月2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附加监管规定》从附加监管指标体系、恢复与处置计划、审慎监管措施等方面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附加监管要求，是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的一般性框架。

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制度

2021 年以来，人民银行积极做好金融控股公司行政许可相关工作，于3月31日发布《金融控股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备案管理暂行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令〔2021〕第2号），明确由人民银行对金融控股公司董监高实行备案管理，规定人员任职条件和备案程序，并加强任职管理，防控关键岗位人员风险，规范兼职、代为履职、公示人员信息等行为。

深入推进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

召开全国主要银行信贷结构调整座谈会，加强政策指导，推动银行持续改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促进小微企业融资“增量、降价、提质、扩面”。加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切实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保持主要金融帮扶政策总体稳定，继续发挥再贷款的精准滴灌和正向激励作用，降低“三农”融资成本。做好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继续落实好创业担保贷款、助学贷款等政策。做好易地搬迁后续金融服务，研究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金融资源倾斜。

着力加大对乡村振兴领域资源投入

做好春耕备耕、粮食安全、种业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服务，支持开展农机具、大棚设施、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等抵质押贷款业务。鼓励金融机构发行“三农”专项金融债券，拓宽低成本资金来源。

有序推进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和改革重组

努力克服疫情影响，推动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处置取得关键进展和重要阶段性成果。恒丰银行改革重组方案顺利实施，锦州银行风险处置和改革重组工作基本完成，确保了关键敏感时期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加强外汇市场管理

加强非现场监督能力建设，继续严厉打击地下钱庄、跨境赌博等非法金融活动，重点查处虚假欺骗性交易，有力维护外汇市场良性秩序。第一季度，共查处外汇违规案件661起，罚没款2.16亿元。

主要经济体超宽松宏观政策的后续影响和货币政策转向的风险需密切关注

2021年一季度末，美联储、欧央行、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表分别较 2019年末扩张85%、60%、25%，主要是购买政府债券，2020年美国新增国债中超过一半由美联储购买。发达经济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紧密结合，规模巨大，推动全球资产价格上涨，与实体经济相脱离，金融风险隐患不断增加，未来是否会通过主权债务风险、高通胀、汇率利率波动、股市债市估值调整等造成风险转移，需要密切关注。一季度美国长端利率上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加剧，一些基本面脆弱的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压力上升。加拿大央行已在4月削减资产购买规模，未来若主要发达经济体释放明确的货币政策转向信号，可能产生外溢效应，进一步放大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

全球通胀水平可能继续升温

全球经济回暖拉动大宗商品和原材料需求走高，加上流动性环境极度宽裕，国际大宗商品如铁矿石、铜、原油、大豆等产品价格上涨较快。叠加去年低基数效应，未来一段时间全球通胀指标的同比读数可能会普遍趋于抬升，进一步推升通胀预期。

中国宏观经济展望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稳定恢复态势，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第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18.3%，两年平均增长5.0%，经济运行开局良好，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我国经济发展动力不断增强，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增多。

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依然复杂严峻，我国经济恢复不均衡、基础不稳固，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不少风险挑战。

物价走势总体稳定，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缩的基础。

下一阶段主要政策思路

一是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二是落实和发挥好再贷款、再贴现和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的牵引带动作用。

三是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四是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五是加强金融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市场风险。

六是进一步推进金融机构改革，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优化金融供给。

七是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长效机制。

㈤ 拉动贷款余额上升的主要动力是

你好！
消费力，只有挣得多了，消费力提升了，市场经济也就被带动起来了，自然贷款的人也就多了，银行业也就活了，所以主要动力是人民的消费能力
如有疑问，请追问。

㈥ 当前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奇迹，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接近10%，是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国家。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入世”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得到充分发挥，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中国制造遍布全球。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经济也积累了诸多问题和隐患，并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愈发凸显，集中体现在：政府主导投资造成行业产能过剩、投资效益低下；全球化红利逐步释放，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为继；人口红利逐步衰减，老龄化加大社会压力；房地产泡沫化，经济存在硬着陆风险；货币供应过剩，中长期通胀压力较大。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将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由重工业拉动转向服务业拉动，由政府主导投资转向私人主导投资。同时，通过改善劳动者报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促进消费升级，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不再高速但更加稳健，石油消费增速随之放缓；大消费时代带来乘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支撑汽油需求刚性持续增加；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占比提升，柴油需求受到抑制；房地产降温，下游化工品需求增速下降；中西部地区将成为拉动成品油需求的新亮点。一、中国经济面临六大中长期风险1.风险一：政府主导投资造成产能过剩、投资效益低下与欧美发达国家靠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不同，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自2003年起，我国的资本形成率已经连续9年维持在40%以上，2011年高达49%，分别为美国、日本、韩国的4倍、2.3倍、1.8倍。投资具有乘数效应，刺激经济增长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成就了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造成了产能过剩、持续性不足、投资效率低下、借贷风险上升等问题。过度投资加剧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主要在钢铁、水泥、石化等支柱性行业，这些行业已经出现了供大于求的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挑战。投资的快速增长是造成我国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2001-2011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年均增速达23%，高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速8.1个百分点。政府主导投资是造成产能过剩的体制性原因，以GDP增长为考核指标促使地方政府投资热情高涨，导致各地过度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大规模高铁建设计划，拉动了钢铁、有色、石化、风电、水泥等行业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加剧了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过度投资导致投资效率低下。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投资的快速增长，我国产能利用率呈现持续下降态势，从1991年的84%下降到2011年的63%。“十一五”期间，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1万亿元，每平方千米投资在3.3亿元以上；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达1.9万亿元，每平方千米投资超过1.6亿元。政府主导投资不能充分发挥市场资源优化配置作用，容易造成投资效率低下、重复建设和利用率低等问题。目前我国大城市已经面临投资饱和的尴尬，未来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2.风险二：依赖出口的发展模式使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与东亚许多国家一样，我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加入WTO后，借助廉价劳动力和低端制造业优势，我国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在GDP中的占比不断攀升，在金融危机前，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占GDP比重一度高达66%。从出口总量来看，2011年，我国出口总额为3.6万亿美元，占全球近11%份额，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严重依赖出口的发展模式使我国经济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出口停滞，国内经济增速降至7.8%；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我国出口增速降至-13.8%，经济增速也随之下降。我国出口产品以加工制造业为主，在全球产业链中定位低端。出口产品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服装、纺织、鞋类、家具和箱包等商品均排在制成品出口金额的前十位。尽管我国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极低。据统计，在全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美国占37%、欧洲27%、日本18%、韩国4%，中国只有3%。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我国制造业以加工制造业为主，在价值链中处于低端，也就是只在利润最低端的组装和制造环节占有一席之地。未来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金融危机后，随着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全球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更年轻国家的崛起，使中国面临外需环境恶化和部分制造业优势消失的双重压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由外向型经济回归大陆型经济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3.风险三：人口红利即将过去，未富先老，社会养老压力巨大，成为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过去3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之比从1上升到1.3。人口红利提振了中国经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带来的成本优势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和第一大出口国。据瑞银集团测算，在过去30年，我国人均GDP年均9%的实际增速中，人口红利因素贡献了约0.8个百分点①。“人口红利”之后是“人口债务”。据联合国预测，中国总人口将在2030前后达到14亿峰值，随后开始下降。其间，人口结构也将发生显著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逐步下降，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16.2%，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24.7%，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从劳动供给来看，目前我国仍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但如果保持现有的人口政策不变，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前后停止增长②。虽然我国城乡二元化结构将一定程度上缓冲劳动力不足问题，但由于农村可转移的富余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少，城镇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有限，预计我国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显现。人民未富先老，社会养老压力巨大。预计我国将在2025-2030年进入“老龄社会”。根据发达国家经验，老龄化往往是与经济发展同步，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一般在5000～10000美元，而中国将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即所谓的未富先老。随着老龄人口持续增加，我国养老金制度面临严峻挑战。首先，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受益人数量增长较快，养老金需求不断增加，同时缴纳人数量增长相对缓慢，导致养老金压力不断增长。其次，农村老龄化问题压力较大。我国老年人口近60%分布在农村，而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健全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还处在试点阶段，未来农村老龄人口养老将成为社会难题。此外，我国养老金账户存在较大缺口。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统计，截至2010年中国养老金系统中的个人账户本应有资产19596亿元人民币，但实际只有2039亿元人民币，缺口1.7万亿元人民币以上。4.风险四：随着人口红利消退，房地产泡沫面临破裂风险新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住房需求的不断增加，推动了房地产建设热潮，刺激了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最近几年房地产建设活动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从2009年开始，房地产建设活动占GDP比重已经连续三年超过12%，2011年该比重上升至12.4%。同时房价大幅上涨，引发了人们对房地产泡沫的普遍担忧。尽管受诸多因素影响，但供需关系始终是决定房地产价格最核心的因素。人口结构影响住房需求，进而影响房地产价格。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经验来看，房地产价格和劳动力拐点密切相关，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将拉动房地产价格上涨，反之亦然。如果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于2015年左右停止增长，将大大改变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结构，人口红利的消失将导致房地产价格下滑，未来我国房地产泡沫面临破裂风险。房地产泡沫破灭往往会引发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危机，90年代日本房地产崩盘，以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而言，由于房地产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紧密相连，若房地产业出现问题，哪怕是局部地区出现崩盘情况，都将对经济造成致命的影响。5.风险五：地方债务风险巨大，银行业存在系统性风险，经济有硬着陆可能我国政府债务水平在金砖国家中偏高。我国政府债务包括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其中中央政府债务占比约为62%，地方政府债务占比约为38%③。截至2010年，我国中央及地方两级政府全部债务总和占GDP的比重约为68%，略高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低于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但是在新兴经济体中，我国政府债务水平偏高，比印度高20个百分点，比俄罗斯高40多个百分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已超过我国GDP的1/4。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刺激经济增长，我国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巨额投资计划，资金需求主要通过银行贷款和地方融资平台等渠道提供，导致地方债务风险积聚。据审计署统计，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显性负债规模达6.7万亿，隐性负债规模达4万亿，合计10.7万亿。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即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为52.25%，加上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债务率为70.45%④。地方债务对土地财政和银行信贷依赖过大。首先，地方债务严重依赖土地财政，受房地产市场波动影响较大。2010年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中，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为2.55万亿元，共涉及12个省级、307个市级和1131个县级政府。同时，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近30%的比重。其次，中国地方债务对银行信贷依赖过大，在地方债务中，银行贷款为8.47万亿元，占比79%，是地方债务的主要组成部分。地方债务潜在风险巨大。一是个别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较重。截至2010年底，有78个市级和99个县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分别占两级政府总数的19.9%和3.56%。二是房地产调控使地方政府偿债能力下降。由于地方债务对土地财政依赖大，当遭遇紧缩性房地产调控时，房地产市场表现不佳，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大幅下降，部分过分依赖土地财政的地区可能出现流动性紧张，甚至是偿付危机。三是地方债务与银行绑定，增大银行业风险。如果地方政府债务出现不良贷款，将导致银行总体的不良贷款余额上升。四是经济减速影响地方债务偿付能力。2011年以来，受经济持续下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企业利润下降、结构性减税的影响，财政收入大幅减少，政府偿债能力明显下降。6.风险六：货币泡沫巨大，我国中长期面临通胀压力货币泡沫是房地产泡沫和一切资产泡沫的前提和基础，世界上任何资产泡沫和通胀背后都有货币超发的影子。我国货币超发现象长期存在，从经济运行的情况看，我国货币存量偏多。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货币大国，截至2011年底，M2余额为85.1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6%，折合美元13.18万亿元，是同期美国M2的1.36倍。从增速看，过去20年我国M2增速平均是21%%，而GDP是10.5%，M2增速是GDP增速的两倍。高存量货币导致了强烈的通胀预期，促使商品和资产价格上扬，2003年以来我国房地产价格和资本品价格飞涨即是很好的例证。从长期来看，我国存在着较强的通胀压力，一是由于高货币存量推高长期通胀水平；二是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步削弱，工资将螺旋上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这些都将带来持久通货膨胀的压力；三是随着能源价格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我国资源品价格面临上涨压力。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之路1.转变之一：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消费”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往往代表了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容易造成经济的波动；消费驱动型增长则代表了成熟经济国家的主要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发展更加稳固和持久。欧美发达国家消费占GDP比重在70%左右，印度和巴西消费占GDP比重也分别达到81%和79%，而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47%。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率和总体消费率分别比全球平均水平低25和30个百分点。过去20年，我国居民消费对GDP贡献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49%下降到2011年的35%，同期我国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则从35%上升到49%。投资贡献较大、消费贡献下降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经济不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使得中国经济往往受外界影响波动剧烈。扩大消费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逐步完善，税制改革、金融改革不断深化，以及房地产调控等，将有利于消费时代的到来。随着我国消费水平的上升，我国经济结构将趋于改善，经济增长将依靠内需驱动。2.转变之二：转变重化工业的增长模式，进一步提升服务业比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钢铁、化工为代表的重化工业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模式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例如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2011年，我国GDP占世界的10%，但是消耗的资源占世界原煤的49%、原油的11%、粗钢的45%、铁矿石的35%。从国际经验看，上世纪完成工业化的主要经济体中，工业化进程平均耗时15～20年，其中日本耗时20年，韩国耗时18年，中国台湾耗时15年，届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为1/3。相比之下，我国工业化已经历时27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达44%。重化工业之路过头使得我国经济比例失衡，服务业被挤压。倘若继续推进重化工业的增长方式，不仅环境与资源无法承受，也将加剧产能过剩，生产效率难以提高。服务业发达程度是衡量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发达国家服务业比重普遍偏高，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美国为75%、日本为68%、韩国为55%、法国为72%。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于整体经济，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偏低。截至2011年底，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3%，与发达国家服务业水平仍然有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与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末期的中国台湾、80年代初的韩国具有类似性。根据国际经验，随着工业化进程进入尾声，未来我国服务业发展将步入加速期，随着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未来我国服务业比重将持续提升。3.转变之三：改善劳动者报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收入，扩大消费规模，促进消费升级。1979-201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9%，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3%，经济与居民收入增速相差2.6个百分点。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消费占GDP的比重与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密切相关，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稳步增加，将有利于促进消费扩大和升级。在人均GDP达到6000～7000美元时，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出现了明显的消费升级趋势。按照平均汇率折算，我国人均GDP已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有望在2015年超过7000美元，届时我国将进入消费升级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提高居民消费率。社会保障制度对个人储蓄存在着“挤出效应”，长期以来，我国较低的社会福利支出导致居民倾向于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党的十八大提出，要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保障全民覆盖，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成，社会和谐稳定。未来随着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的力度不断加大，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将进入“快车道”。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将在不同程度上促进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居民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相应降低，有利于居民减少预防性储蓄，提高全社会的消费倾向。4.转变之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调节贫富差距，促进消费增长税收体制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一直在促进经济增长、抚平经济波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按照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分配关系、完善税权配置的原则，健全税制体系。党的十八大再次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财税改革主要体现在降低税负和优化结构两个方面。在降低税负方面，我国税种法定税率偏高，例如目前我国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基本税率为17%，如果换算成国外可比口径，即换算成“消费型”的增值税，则税率高达23%，高于西方国家的水平(大多在20%以下)⑤。此外，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而英国是40%，日本是37%，美国、印度、俄罗斯分别为35%、34%、13%。从整体上降低居民税负，可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减少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挤压，进而提高居民消费。从税收结构看，我国的税制结构依然是以流转税为主体，而所得税的主体地位还比较薄弱。我国税收总量中流转税收入占62%，所得税收入占26%。相比之下，国外主要发达国家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平均在50%左右，流转税比重往往不到40%。优化税收结构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提升消费水平。例如，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具有累退性，这部分税负主要在中低收入人群，降低此类税率可以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同时应增加资本利得税、遗产税、房产税等财产性税收，这部分税负主要在资本所有者和高收入人群，增加此类税收有利于调节贫富差距。5.转变之五：改变由政府投资为主导的模式，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政府支出增加容易引起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的降低。长期以来，我国投资由政府主导，特别是1995年以来，我国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低于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导致个体经济占总投资比重由1990年的22%下降到2010年的3%。政府主导投资存在诸多问题：一是由于缺乏监管，容易造成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二是无法充分发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资源难以得到优化配置，造成投资效率低下；三是政府主导投资限制了私人投资的发展。作为新生力量，民营企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与日俱增，尤其是在解决就业方面。据统计，私营企业占中国法人企业的60%以上，解决了社会新增非农就业人员份额的80%以上；拥有全国66%的专利、74%的技术创新以及82%的新产品开发等等。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民营企业生存状态并不乐观，需要国家政策的倾斜和扶持。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多项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例如2009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向微小型企业提高税负优惠，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2010年出台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等；2012年国家出台《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开展境外投资的18条政策措施》，提出加强民企境外投资的规划指导，做好境外投资投向引导，完善财税支持政策，健全境外投资法规制度等。党的十八大也提出要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发展。三、中国经济发展对国内石油市场的影响1.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国内石油消费增速将随之放缓经济发展是石油需求增加的源动力。过去30年，我国石油消费增速呈现与经济增长同步的特点，两者相关系数高达90%，且石油需求弹性系数呈上升趋势，显示经济增长对石油需求的拉动作用更趋明显。例如，1980-199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21%，石油消费量年均增长2.75%，石油需求弹性系数为0.3；1990-200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85%，石油消费量年均增长6.27%，石油需求弹性系数上升至0.6.3；2000-201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0.3%，石油消费量年均增长7.18%，石油需求弹性系数为0.69。未来我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难以维持过去20年9%～11%的平均水平。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预计2010-2020年GDP增速将降至7%～8%，2020-2030年将降至5%～6%。随着经济潜在增速下滑，未来包括石油在内的能源需求增速也将随之放缓。经过模型测算，当季度GDP下降1个百分点，季度石油消费将下降2.75个百分点，季度成品油消费下降3.3个百分点。分油品看，柴油需求与宏观经济走势关联更为密切，当国内GDP下降1个百分点，柴油消费下降4.8个百分点。汽油消费需求刚性，受宏观经济走势影响相对较小，当国内GDP下降1个百分点，汽油消费下降约0.15个百分点。综合考虑经济发展、能耗下降、产业升级、主要用油行业发展以及替代能源的影响，预计2020年我国石油需求总量将达到5.87亿吨，比2011年增加1.2亿吨，年均增速将从最近10年的7%大幅下降至2.3%，石油需求弹性系数降至0.35；预计2030年石油需求总量达到6.98亿吨，年均增速进一步降至1.7%，石油需求弹性系数降至0.31。2.大消费时代到来，乘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支撑汽油需求持续增加汽车和摩托车用油占汽油消费总量的95%左右，汽油消费与车辆保有量相关系数达到0.97，汽车保有量是影响汽油消费的首要因素。经验表明，人均汽车保有量规模及增速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人均GDP和千人汽车保有量显著正相关。人均GDP越高的国家，汽车保有量也较高，例如美国千人汽车拥有量达到828辆，为世界第一石油消费大国。我国千人汽车拥有量仅为60辆，不仅远落后于发达经济体，在新兴经济体中也处于较低水平。未来随着居民收入持续提高、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继续深化，我国将逐步跨入大消费时代，汽车消费将快速增长。目前我国汽车总销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位，但千人汽车保有量、千人汽车销量等指标与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初期和韩国80年代中期相当，未来我国汽车市场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预计到2020年我国汽车销量将达到3000万辆，每千人汽车保有量将达到184辆。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加，国内汽油消费也将呈持续增长态势，预计到2020年国内汽油需求将达到1.1亿吨，2030年达到1.4亿吨。3.随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占比提升，柴油需求受到抑制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工业一直是能源消费大户，其能源消费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保持在70%左右。根据经验，工业经济占国民经济比重提升，将带动能源消费加速增长。近30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已成为世界煤炭消费第一大国，石油和电力消费第二大国。与工业相比，服务业单位能源消耗较少。通过计量分析也发现，第二产业增长对石油需求增长的带动远大于第三产业。从美国经验看，1970年以来，美国工业占GDP比重从35%下降到20%，服务业占GDP比重从61%上升到78%，同期石油消费增速由年均4%下降到年均1%。未来随着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趋于下降，服务业比重将趋于提升。产业结构变化将影响我国石油需求变化，柴油与工业发展密切相关，未来柴油需求将逐步放缓，柴汽比或将有所降低。预计到2020年，柴油需求为2.3亿吨，年均增速约5%，柴汽比进一步下降到1.99。

㈦ 小贷行业贷款余额上升但是营业收入下降是为什么

1：市场问题：下游用户不景气，造成销售减少，同行业产能过大，不计成本激烈竞争市场。
2：招工难：由于长期不能招满需要的熟练工，造成减产。
3：资金问题：由于银行贷款只收不放，缺乏流动资金，原料不能及时补充，造成停工待料。
4：技术革新问题：由于没有及时跟上技术革新，被同行的新产品抢占市场。
5：要是出口就说外商订单减小。
还有电力紧张、销售效益下降等等，上述原因仅供参考，具体要结合实际情况，要有理有据才能让税务部门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