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的銀行家小額貸款

① 甘肅隴南武都區的金橋村鎮銀行怎麼樣待遇啊，發展啊

7月20日，位於甘肅隴南的武都金橋村鎮銀行成立兩年了。兩年的時間，這個只有8個信貸員的村鎮銀行沒有一單貸款壞賬。

奔騰的白龍江流經武都，兩岸高聳的山上，是崎嶇的山路以及世代生活於斯的人們，種花椒、核桃、油橄欖，販運花椒、豬毛是他們的主要營生。

在這個高山深谷里，金橋村鎮銀行已累計發放貸款1.16億元，其中支農貸款8492萬元，共涉及18個鄉鎮，104個行政村，2838戶農戶，發放災後重建貸款779戶3726萬元。

在窮鄉僻壤發放貸款

2004年的秋天，在當地某公司工作的王芳看到了金橋村鎮銀行招聘啟事，參加了考試。如今，曾經對銀行一無所知的王芳已經成為這家銀行的一名業務經理。

同時進來的還有樊國太，這個年輕的小夥子當時在煙草公司工作。來自農村的樊國太對農民的貸款之難深有體會，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小時候家裡開了一個門市部，貸款根本貸不出來。」而當時，在農村貸款只能去信用社，沒有別的選擇。

在王芳的記憶里，進入村鎮銀行的第一筆業務是向武都區漢王鎮的羅寨村110戶販核桃的村民發放180萬元的貸款。第一天他們進村調查了解情況，當天晚上開摺子開到凌晨4點多。第二天，他們帶著摺子和50萬元的現金來到村裡，現場把款額發放到農戶手裡。

「當時農戶都很激動，他們從來沒有接觸過這樣的銀行。」王芳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這也讓我很激動，覺得自己做了一個正確的選擇。」

這第一筆巨額貸款的發放，讓人為金橋村鎮銀行行長孫武強捏了一把汗。熟知當地農村情況的孫武強對自己的這一決定毫不懷疑，但一些當地金融界的人士還是善意的提醒他，180萬元，不是一個小數字，萬一到時收不回來咋辦？風險太大了！

一年後，羅寨村的村民們不僅按時還上了貸款，還送來了致謝的錦旗。

采訪之中，孫武強談到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他對這個有「窮人的銀行家」之稱的小額貸款之父充滿了敬佩之情，「正是他給了我們向前跋涉的力量。」

暫解「花椒之鄉」的「金融之渴」

海拔1200米的徐山鄉賀家坪村，60%的農戶從事羊肚菌的販運，主要收購產自九寨溝、迭部等處大森林裡的野生羊肚菌，然後販運到成都等地。該村主任潘春平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受金融危機的影響，羊肚菌的價格下降了一半多，導致許多村民虧本。今年，正值羊肚菌收購的季節，金橋村鎮銀行的貸款真是雪中送炭！」

金橋村鎮銀行在海拔800米的馬街鎮梨樹坪村放款42戶，共計120萬元。該村書記楊福材向村鎮銀行貸款5萬元用來收購和販運花椒，並且還辦了一個黃酒廠，每年實現毛利潤60萬左右。

武都區柏林鄉腰坡村書記馬鴻壽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村裡的四大產業是畜牧養殖、勞務輸出、花椒、蔬菜。其中，花椒種植700多畝，搞牛羊養殖販運的農戶佔60%以上。「村委會一直想把養殖業、花椒產業做大做強，但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資金不雄厚，到信用社貸款貸不來，人家要抵押」。該村養殖協會理事長牟忠說：「金橋村鎮銀行的貸款解了農戶的燃眉之急。」

對於當地一些邊遠山村特色產業的發展，孫武強行長表示：「通過我們的支持，相信三年後，這些村子的經濟會有一個大的發展。」而孫武強每到一個村子，都要告訴農戶，「金橋村鎮銀行就是以農村為服務對象，只要你講誠信，我們會逐年增加貸款額度，滿足群眾的貸款需求。」

據介紹，武都金橋村鎮銀行在組建之初，第一件工作是派遣工作組深入武都區各村鎮進行調查，在掌握了武都公路沿線村鎮的金融需求現狀的基礎上，確定了「立足地方、服務村鎮、堅持微小、發展經濟」的市場定位。而這一方針的確立者，正是金橋村鎮銀行的大股東、蘭州銀行的董事長李治文。

到期貸款回收率100%

據悉，農村金融信貸存在著較高的風險。為化解這種風險，武都金橋村鎮銀行探索出了自己的獨特貸款風險控制模式，即：「農民申請、農戶聯保、幹部推薦、基金保證」。

隴南武都區金橋村鎮銀行董事長郭泉告訴記者，這種模式的主要流程是：農戶若需要貸款，必須在該村參加3至5戶自由聯合組成的聯保小組，同時由村幹部和德高望重的村民5至7人組建貸款推薦委員會對農戶加入聯保小組和貸款進行資格初審、推薦，並由村裡的聯保基金作保證。

貸款到期還清本息後，按原貸款額2%繳納的聯保基金全額退回。如有拖欠，該基金將被扣收所欠貸款本息。此模式的使用，有效地保證了貸款的安全性、流動性、效益性，又改善了農戶貸款難的現狀。孫行長表示，到目前為止，到期貸款回收率100%，沒有一筆不良貸款。

武都金橋村鎮銀行之所以受到當地老百姓的歡迎，與該行按農戶的生產周期確定還款期限是分不開的。由於當地銀行機構一般年初放款，年尾收款，往往是不用款的時候必須貸款(年中一般不貸款)，正在用款的關鍵時候必須還款，給貸款農戶帶來極大的不便和不應有的損失。為此，武都金橋村鎮銀行改變這種不良情況，根據當地農民的生產周期確定還款期限。

記者手記

村鎮銀行不該受「歧視」

村鎮銀行在2006年底得到中國銀監局的批准，隴南市武都金橋村鎮銀行建行到現在才兩年，其生存環境不容樂觀，還存在著許多制約其發展壯大的瓶頸。在談及武都金橋村鎮銀行發展前景時，孫行長顯得有點無奈和委屈。

村鎮銀行主要是扶持農戶、農民和當地的微小企業等弱勢群體，但卻得不到政府的有效支持，使得村鎮銀行不能與其他農村銀行機構同台競技。

同樣為「三農」服務，有些銀行機構可以不繳納營業稅和所得稅，但是，村鎮銀行必須繳納5.56%的營業稅及附加稅和25%的企業所得稅。

截至2009年6月末，武都金橋村鎮銀行已累計發放災後重建貸款779戶3726萬元。但是，與其他銀行支持重建工作相比，村鎮銀行得不到政府貼息。這種「歧視」讓村鎮銀行很是受傷。

此外，村鎮銀行存款增長緩慢，籌集資金困難。存款增長乏力是村鎮銀行經營發展中存在的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主要是農戶對村鎮銀行的知名度和信譽度存在質疑，認為村鎮銀行是「私人銀行」，不願意將錢存入。主要表現為：一是網點少，服務半徑短，鄉鎮沒有網點；二是受資金實力限制，金融服務項目單一；三是結算渠道不暢，現代化手段缺乏；四是地震災後，大多村民存款用於災後重建，資金在短時間內難以回籠和周轉。

對此，業界人士希望政府和相關部門關注和重視村鎮銀行。同時，一些專家呼籲：「為了提高村鎮銀行支持地方經濟的能力和可用資金量，央行應當給予村鎮銀行一些特殊的優惠政策，比如降低村鎮銀行的存款准備率、提高存貸比、提高利率市場化水平等。」

② 如何做好小額貸款工作

有一本書叫《窮人的銀行家》我的博客有看，裡面寫道，借貸給窮人，更容易收回借貸，但前提是要有一個完美的監督體制，比如別人如果窮的都揭不開鍋，而且又沒什麼本事，這種人萬不可借。

③ 中和農信是國企嗎

中和農信既不是私企也不是國企，是公益性組織，屬於事業單位。
事實上，這並不是中和農信第一次上央視了。2017年10月21日，中和農信成為精準扶貧的典型，第一次登上央視《新聞周刊》欄目。在過去的「一刀切」扶貧模式下，很多非貧困人口得不到政策扶持，但是在實際創業上也有資金需求。中和農信的小額貸款模式很好的解決了這一問題，提升他們的掙錢能力，讓負債和收入進入良性循環，幫助廣泛中低收入群體過上更好的生活。

2018年3月17日，中和農信因為解決了農戶致富路上借錢難、貸款難再次登錄央視《新聞周刊》欄目。


農民緊急的資金需求和銀行繁瑣的貸款手續之間形成了難以調和的矛盾，而這一矛盾被中和農信的小額貸款模式完美解決。不需要抵押、不需要公務員擔保、沒有繁瑣手續、沒有人情消費、三兩天就可以到賬的貸款模式，更加貼合農戶實際需求，幫助許多農民走出困境。

就在登上央視《焦點訪談》的第二天，中和農信再度進入公眾視野，成為「焦點」。普惠金融國際論壇，中和農信再成焦點

10月18日，2018中國普惠金融國際論壇在北京舉辦，中國小額貸款公司協會會長兼黨委書記向為國發表演講。向為國表示，小貸公司是我國普惠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攻堅普惠金融最後一公里時亟需法規政策支持。在演講中，向書記特別提到，在國家扶貧和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當中，都有以中和農信為代表的小貸公司的身影。「萬家小貸公司覆蓋著全國95%以上的縣域地區，處於金融服務最後一公里的前沿陣地，像中和農信、東方惠民等小貸公司的市場定位都在最後一百米，相當一部分小貸公司都在做著為「小微貧弱」群體一家一戶的零距離信用貸款服務。」向書記在其他場合也曾高度評價過中和農信。「一是情懷，中和農信的員工有情懷，能吃苦，沒有情懷做不了小額信貸，市場化、商業化以後更要有情懷，我們一定要著力倡導；二是理念，包括市場化理念，本源理念，不忘初心，還要不斷創新；三是技術，中和農信的微貸技術已經非常先進，客戶經理也有管理和維護客戶的技術；四是管理，中和農信的發展離不開高效管理，無論是對業務還是員工的管理；五是團隊，中和農信的團隊建設和激勵機制非常好，值得行業學習。中和農信是真正體現市場化的小額信貸公司，中和農信是沉下去的小額信貸，做得非常好，有巨大的市場，同時希望中和農信的品牌一直要堅持下去，在理念和技術上能夠引領行業的發展。」除了向書記，社會各界對於中和農信都不吝溢美之詞。「中和農信不僅僅捍衛了小額信貸的本源，同時也是在向全社會證明，小額信貸是能夠成功的。其中最關鍵的是從一開始你們就做了正確的事情，並在做對事情的基礎上把業務規模數字不斷擴大。做到這一點真得很不容易，我深知當中需要多少努力，才能夠把你們的觸角伸到最偏遠的農村。」

穆罕默德·尤努斯
孟加拉鄉村銀行（格萊珉銀行）創始人、「窮人的銀行家」、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中和農信現在已經擁有了一支4000多人的工作團隊，經過多年的實踐歷練，不僅積累了可觀的人力資源，也凝聚了寶貴的人才資源。

我們小額信貸工作，信為根，貸為本。根就是要不忘初心，要始終堅持瞄準貧困人口和農村中低收入群體，為他們提供優質的金融服務，這個定位不能動搖；本，就是要不斷的把小額信貸這個主業做細、做好、做精、做強。」

鄭文凱
中國扶貧基金會理事長


「咱們中和農信有頑強的生命力，能夠經受住任何風浪，能夠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困難，有了這個能力，它的成長就會更加迅猛。
20多年來，我們始終不忘初心，始終堅守這個初衷，並且作出了我們的貢獻。在未來的三年裡，脫貧攻堅戰役中，我們還要盡我們最大的努力，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出我們的貢獻。同時，我們要積極參與振興農村戰略的實施。」

段應碧
中國扶貧基金會原理事長、中農辦原主任


「我自2016年底返回人民銀行工作後，接觸到一些中國做普惠金融的機構，其中最讓我受感動的就是中和農信公司。中和農信4500員工，用自己的辛勤勞動，在280多個貧困縣，默默地幫助著社會最底層的人們，使得他們逐漸地獲得經濟上的翻身，逐漸地獲得了更多的尊嚴。只要中國仍然有貧困人口，中和農信公司的員工就永遠是他們最知心的朋友。中和農信的發展讓中國的貧困人口看到希望，同時，希望其他富有情懷的小貸機構也能夠做些真正的普惠金融工作。」

鮑永東
泛美開發銀行原高級顧問


「我在螞蟻金服負責融資，出去跟投資人講的時候一般會講到兩家公司，其中一家就是中和農信。我會跟每個投資者講，如果你想了解中國的農村，如果你想了解中國的農村金融，我歡迎你們跟我們一起到中和農信看一看，一起去農村走一走，這是我們的榮幸，也是讓我們自豪的事情。
中和農信做農村金融的時候不光是堅守使命，堅守願景，同時有一個非常強的組織保障，說得簡單一點：這幫人靠譜。不光是管理團隊靠譜，而是從上到下，從大區經理，到分支主任，到下面的督導、信貸員都靠譜，我們覺得這是這家公司——中和農信核心的競爭力。」

韓歆毅
螞蟻金服副總裁


「這是被媒體譽為英國社會創新之父邁克爾·諾頓先生講的「立業為善、善業自成」。中和農信就是一個幫扶弱勢群體，尤其是在農村弱勢群體的企業，它是以向善為驅動的業務模式，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中和農信會走得更好。」

王東
VISA中國區普惠金融及教育負責人、高級總監


「中和農信是國家普惠金融戰略的真正實踐者、為鄉村振興戰略發揮了重要的金融服務作用。
經過10年的發展，到今年一季度末，全國共有小貸公司8471家，貸款余額9630億元，從業人員10多萬人。在近萬家小貸公司中，無論從貸款服務的廣度還是深度來看，中和農信都是行業當之無愧的翹楚！
在今年初召開的協會第一屆會員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經全體會員投票決議，中和農信當選為中貸協第一屆副會長單位，標志著中和農信初步完成了向專業小貸機構轉型的戰略目標，其專業性、合規性已得到了社會大眾及行業的充分認可。」

白雪梅
中國小額貸款公司協會專職副會長兼秘書長


「產業興旺就是要培育農村發展新動能，主要是發展新產業、新業態，促進一產、二產、三產融合發展。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也離不開投入，也離不開資金的支持，這方面我們中和農信也大有可為。」

宋洪遠
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在媒體眼中，中和農信始終是脫貧攻堅戰中的「排頭兵」！

④ 宋史紀事本末王安石變法失敗原因

曾經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上講「三國」的易中天先生，在他的學術專著《帝國的惆悵》中，對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下了一個很瀟灑的判斷：「變法幫了腐敗的忙」。這個判斷遭到「百家講壇吧」網友的堅決反對；網友用了這樣一個反問：毛澤東時代的腐敗很少，我們能否說現在的改革也是幫了腐敗的忙？當然，如果說腐敗是導致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之一，那沒問題；今天有識之士也在憂慮：如果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越來越瘋狂的腐敗，會不會最終導致我們民族有史以來這場最偉大的改革失敗？

我認為，王安石變法失敗，最重要的是「組織」原因。

中國是人治社會，人治社會組織結構金字塔頂端的統治者最有話語權，因此，宋神宗是王安石變法最重要的組織因素。宋神宗在穎邸就是王安石改革思想的粉絲，神宗委託王安石進行改革時，也曾自稱過「朕與安石如一人」。王安石也多次向神宗表達：「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慮者，開群枉之門。」「陛下方以道勝流俗，與戰無異。今稍自卻，即坐為流俗所勝矣。」但是，我們往往忽略了宋神宗在支持王安石變法過程中的搖擺性，這種搖擺性，正是導致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最大組織原因。

宋神宗在啟用王安石為相前，曾多次徵求別人意見。徵求過富弼、韓琦、吳奎和曾公亮的意見，這些人中，除曾公亮是因反感韓琦跋扈，想引入王安石以制衡而「力薦」之外，其餘都態度鮮明地反對王安石入相：韓琦認為「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吳奎則告訴神宗，「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亂綱紀。」宋神宗如此反復詢問，可見他心底的主見並不果決。

在對待王安石最大的反對者、被視為反對派「精神領袖」司馬光的問題上，神宗心底那種不果決更加明顯地暴露出來。也許，其中有「異論相攪」的祖宗權術，但還是說明他對王安石內心深處留有餘地。宋神宗重用王安石為宰相之後，也想重用司馬光為樞密副使，相當於軍委副主席。神宗徵求王安石的意見，王安石明確表示：如果使司馬光身居高位，反對變法的人就會倚之為重，就像當年韓信在趙地立漢王旗幟「趙卒氣奪」一樣，「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然而，宋神宗還是不顧王安石反對，任命司馬光為樞密副使，雖然司馬光拒絕任命，因為他的前提條件是要宋神宗全面停止王安石變法，神宗無法滿足，但以司馬光代表的反對派，卻在神宗這種猶豫和護佑下聲勢大振。

還有一個例子，是反對派富弼的女婿馮京，王安石變法時他上書彈劾，說王安石「更張失當」，被王安石「指為邪說」，請罷黜馮京御史官職，宋神宗卻「以為可用」，後來還把馮京提為樞密副使，然後又是參知政事。從此，「士大夫不逞者，皆以京為歸」，又為反對派樹立起一個核心人物。

熙寧三年二月，出任河北安撫使的韓琦上書反對青苗法，神宗馬上表現出對待變法的動搖性：「琦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並提出暫停實行青苗法，這當然遭到王安石的堅決反對，不惜以辭去宰相以抵制。

實際上，王安石第一次罷相之時，新法已經取得初步成就，赤字的財政不但收支持平，甚至還有節余，與西夏的戰爭，也取得了近百年來沒有過的勝利。然而，熙寧六年七月起，河北路、京西路、京東路、河東路、淮南東路、淮南西路等一場百年不遇的旱災繼蝗災，又給宋神宗帶來巨大的沖擊，在司馬光上折、鄭俠上「流民圖」等反對新法潮流的沖擊下，宋神宗不去甄別災難與變法的邏輯關系，居然在沒有徵求王安石意見的情況下，就直接在早朝上頒布諭旨宣布暫停新法。

當然，我們不能輕率地無視一個二十多歲皇帝面對一個龐大帝國時心態的復雜性，但我們也有理由指出，宋神宗的猶豫和搖擺，是導致王安石變法失敗的組織原因；我們有理由從商鞅變法中看到，秦孝公那種「疑行無名，疑事無功」的堅定不移的信任與支持，是其成功的組織保證；我們也容易體會到鄧小平改革大政應該「一百年不變」的政治用意。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第二個組織原因，是「地方包圍中央」。我們以《宋史紀事本末》等書為依據，大致梳理一下反對派被從中央貶到地方的情況：韓琦雖然罷相，但卻成為地方大員，河北路安撫使，並領大名府路，相當於今天的省委書記；趙抃上書反對王安石的同時，自己主動「懇求去位」，於是到杭州當市長；蘇軾也是上書反對王安石，到杭州當市長助理，然後到密州和徐州當市長；御史中丞呂公著反對青苗法，到穎州當市長；改革家范仲淹之子、知諫院范純仁，上書皇帝說「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到河中府當市長，後遷徙成都轉運使，也相當於省委書記；反對王安石的「急先鋒」、御史中丞呂誨，也是到鄧州當市長……一大批在地方為官的新法反對派，他們以其資歷和影響，在地方形成了一道阻撓新法實施的圍牆。

而且，這批基礎深厚、影響甚大的官員，還敢明目張膽地在自己治下拒絕推行新法。鄧廣銘先生認為，正因為此，在宋神宗36歲英年早逝之後，反對派的後台太皇太後高氏臨朝聽政，反對派一擁而上，王安石變法的成果便非常輕易地被全面推翻了。

至於導致王安石變法失敗的第三個組織原因，相信今天的中國人都不會陌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借改革以營私腐敗。這是一個官僚體制的問題，只要我們把歷史與現實映照和互證就不難理解。有人曾經這樣形容中國封建社會的組織結構特點：就像一棵爬滿了猴子的樹，向上看全是屁股，向下看全是笑臉；就是最後讓老百姓看到的那位小官或胥吏，也都只能是屁股-這些虎狼一樣的官吏，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里用屁股對著老百姓的時候，基本上就是「土皇帝」，他們都不願干該用腦袋思考的事情。

對中國這樣的官僚執行系統，王安石不是沒有考慮，他在給宋神宗的「五事札子」中就說到，推行新法，「有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害；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圖之，則為大害。」其實，王安石的「得其人」帶有非常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從哪裡去「得其人」？就算能從上帝那裡借來那麼多公正忠實執行改革的人才，龐大官僚體系中的那些貪官污吏，上帝也沒有辦法為你替換掉。

當代孟加拉國國出了個尤努斯，他看到了農民的青黃不接時段，也看到了農民的小生意對資金的需求，於是開辦小額貸款銀行，當「窮人的銀行家」，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王安石的「青苗法」就是想在農民青黃不接之際，由政府給他們提供小額貸款，利息20%，比當時民間豪強大戶的高利貸100%至300%的利息優惠多了。這樣的改革措施，從立法角度看當然充滿善意，是利民的法律，然而，帝國大大小小的官吏們，就硬是能把一個利民的「青苗法」給執行到害民地步。

比如，在王安石起草的「中央文件」上，嚴禁貸款「抑配」，也就是貸與不貸，由老百姓說了算，但是，官員胥吏為了政績和私利，總是希望貸出越多越好，這就出現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政治局面：不需要貸款，想辦法也要讓你需要，而且你還得說是「自願」。另外，為了貸款容易收回，有的官員想出了聰明辦法：讓富裕戶作擔保，甚至強行讓不需要貸款的富裕戶也貸款，這就弄得怨聲載道了。還有的地方官吏甚至膽敢把「中央文件」規定的20%利息擅自提高，常見的有30%40%的，據說還有翻35倍的。還有，北宋雖說是中國文化最好的時代，但絕大部分農民還是沒有文化，「青苗法」的貸款合同都得請胥吏代寫，那又是一筆貸款的利息支出-經過這樣道道關口，用現代民間口語來說，再好的「中央文件」，都會被下邊的歪嘴和尚給念歪。

在這種傳統政治體制下，利益驅動力是有魔性的，而「中央文件」的約束不具備剛性。這里正好有一個時下新聞可以左證：2013年6月14日，國家統計局在其官方網站曝光廣東省中山市橫欄鎮在工業企業統計上弄虛作假，經核查當地71家工業企業發現，經科局編報的2012年年報工業總產值85.1億元，初步核實為22.2億元，虛報62.9億元。幅度如此巨大的數據變化，在這些官僚組織眼裡，就是一條可以隨著利益360度拉伸和縮短的猴皮筋-經過三十多年壯闊波瀾改革開放的中國人，從現實的復雜性中，想來可以理解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官僚體制原因。

⑤ 考驗問題有關中國的經濟制度使得貧窮分化的原因大神們幫幫忙

1凱恩斯的「孩子」 1930年的一天，大蕭條肆虐使得偉大的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憂心忡忡，他對未來經濟的可能結果做了一番推測，把樂觀的因素寫在一張紙的左邊，把悲觀的因素寫在右邊。日益蕭條的街景和日漸消沉的人影迫使凱恩斯無法停止思考，他將這個話題不斷深入下去。冬天來了，凱恩斯的思索卻走入了春天。在《我們子孫後代的經濟可能》（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一書中，凱恩斯最終將樂觀情緒留給了後代。他指出到20世紀末，也就是他的子孫們所處的年代，英國和其他工業化國家的貧困現象能夠終結，其原因是巨大的技術進步能促進經濟的增長，從而惠及貧困人群，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凱恩斯沒有想到的是，他的話只對了一半。發達國家的確消滅了赤貧現象，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卻有拉大的趨勢，而且發展中國家內部的貧富成兩極分化的趨勢。技術進步和制度上的改善，使得「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但富裕起來的人群開始利用制度上的便利進一步攫取資源，使得貧困現象未能得到有效改善。 這一點在多年以後，深深觸動了傑弗里·薩克斯，這位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哈佛大學國際研究中心的主任。薩克斯曾經為東歐尤其是俄羅斯和波蘭的改革提出了著名的「休克療法」。這種清晰界定產權的方式，這種一步到位的設想，這種大規模的制度轉變，是薩克斯學術與政治緊密結合的產物，對於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篤信使得薩克斯開出了這一葯方。總體上看，俄羅斯的經濟在短期內大有起色，但隨後由於法律缺失制度不完善等一系列配套改革未能及時跟進，寡頭攫取大量財富，民眾生活普遍疾苦的「兩極分化」開始在俄羅斯大地蔓延。時至今日，圍繞「休克療法」依舊充滿了爭議。這讓薩克斯充滿了困惑。 更令薩克斯困惑的是美國在9·11事件後，發動了一場針對恐怖主義的戰爭。這使得美國2005年的軍事開支達到了4500億元。作為一個經濟學家，薩克斯馬上意識到，如果不用於戰爭，而將軍費開支的十三分之一用於幫助解決世界上最貧困地區的問題，恐怕這150億，美元帶來的收益會大大超過「戰爭勝利的果實」。更何況現在戰爭還沒有結束，曠日持久的戰爭也造成了數量驚人的浪費。 而與此同時，貧困的惡果正侵襲著那些可憐的人。薩克斯引用了一串觸目驚心的數據。在一天之中，有8000個兒童死於瘧疾，7500個年輕成人死於艾滋病，500個已婚成人死於肺結核，還有數千人死於非致命性的疾病，例如呼吸系統感染等。何以這些非致命的疾病就能吞噬人們的生命，答案只有一個。因為那些軀體已經飽受飢餓的折磨，沒有足夠的醫療設備和服務、缺乏安全的飲用水等等，這一切都可以歸結到一個原因——「貧困」，這才是生命的頭號殺手。如果福柯在世，恐怕也不能為這些死去的人續編另一本《無名者的生活》，因為這些人死得悄無聲息，沒有任何記錄顯示他們曾經活過。 這些默默而死的生命，這些消失不見的歷史，在凱恩斯主義者眼裡，是無法容忍的。不管是凱恩斯思想的繼承者薩克斯還是凱恩斯本人，都不能無動於衷。在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一書中，凱恩斯就提到了政府在處理失業與通脹之間關繫上大有可為，背後的意思是政府應該積極干預市場，幫助那些弱者。同樣的邏輯也被薩克斯推廣到對貧困問題的治理上，富國應該通過某些手段來幫助貧窮的國家，這正是薩克斯在《貧窮的終結》一書中表達出的強烈信號。 2貧窮的終結 「貧窮的終結」顯然是一個關涉全球化的議題。「世界是平的」，弗里德曼為我們展示了他對全球化的樂觀態度。「大規模協作將改變這個世界」，維基經濟學的登堂入室提供了全球化的絕佳注釋。米什金在最近的一本新書《下一輪偉大的全球化：金融體系與落後國家的發展》中回顧了全球化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870年到1914年，凱恩斯後來在《和平的經濟結果》中寫道：這一結束於1914年8月的時代是人類經濟史上多麼輝煌的時代！倫敦的居民可以愜意地坐在床上喝早茶，電話訂購全世界他們想要的不同商品，等著送到自己的家門口…… 這些樂觀展望的背後，不能忽略的事實是諸如馬拉維、孟加拉這樣的國家，正陷於「與貧困搏鬥」的僵局之中。而與此同時，印度和中國等新興國家卻在這一輪全球化進程中迅速崛起，迎來了新一波增長。特別是中國在改革30年以來，取得的成就足以在世界經濟史上寫上燦爛的一筆。那麼問題就是為什麼有的國家走向了富裕，而有的國家卻依舊陷於貧困？而且貧富差距呈拉大趨勢，是不是處境悲慘的人們在承受「全球化的惡果」，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滿》中提出的質疑。斯蒂格利茨認為在國內體制不健全的情況下，新興市場國家向外國資本開放金融市場會造成經濟崩潰，而在承受經濟崩潰的後果方面，富人比起窮人顯然更有優勢。 米什金在《下一輪偉大的全球化》中對此進行了辨析。他指出當下的經濟已經是一個開放經濟。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拉大並非全球化本身的過錯，而是由於一些國家不能或者不願意參與全球化進程所致。米什金新書的副標題是「金融體系與落後國家的發展」，這也提示了米什金的看法和態度。窮國只有開放金融體系，並且從內部健全金融體系，才能緊跟全球化的步伐，並且從中獲益。但不可否認，頻繁發生的金融危機是對米什金思想的考驗，同樣也是對薩克斯富國能為窮國做點什麼的質疑。薩克斯在《貧窮的終結》第四章「臨床經濟學」中反思了對經濟學直接應用而不注重局限條件的做法。米什金和薩克斯都在書中回顧了不同國家的經濟危機及其經驗教訓，兩人的思路不能說殊途同歸，但至少有部分是相互重合的。例如自由貿易、例如開放金融但同時維持穩定的金融體系、例如健全法制等等。 米什金由此認為全球化本身並無過錯，只要完善制度，不論窮國富國都能從中獲益。於是他用樂觀而又充滿希望的筆調寫下：貿易，而不是援助，將使世界成為一個更美好、更安全而且政治經濟更穩定的世界。但薩克斯作為聯合國反貧困千年計劃的參與者，並沒有放棄「援助」的思路，只是薩克斯認為應該將援助用於提高人力資本、基礎設施、自然資源和公共制度上，由此可以解決貧困問題。這些被薩克斯認為是「為結束貧困而作的必要投資」。薩克斯盡管在書中也提到了孟加拉的「格萊珉銀行」，但僅限於指出其在孟加拉實踐的「行動電話革命」，而沒有意識到小額貸款機制帶來的金融體系變革，將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貧困的局面。 3本土力量的動員 薩克斯堅持美國對貧窮國家的責任是因為9·11事件的刺激，這讓他認識到全球化如果不能消除貧困，和平就是個無法企及的夢想。而美國在全球化中獲益，有責任擔負起富國的責任，否則類似9·11這樣的事件將會使美國損失慘重，甚至掩蓋了全球化的收益。這是因為貧困與和平緊密相連，貧困會帶來不確定性。 而尤努斯及其格萊珉銀行則更多是從「本土力量動員」的視角來考慮消除貧困的。在尤努斯的《窮人的銀行家》和阿西夫·道拉與迪帕爾·巴魯阿的《窮人的誠信：第二代格萊珉銀行的故事》中，可以總結格萊珉的成功經驗。首先，在最貧困的人群中也隱藏著商業機會，因為最貧窮的人迫切需要生存下去，這種壓力會迫使他們去尋找一切可能的機會；其次，窮人身上也有熊彼特所謂的「企業家精神」，他們同樣富有創新能力，在惡劣的環境中把握商機；最後，格萊珉銀行的成功表明市場手段可以有效解決貧困問題，在解決貧困問題的同時，也為增進和平貢獻良多。格萊珉模式的成功不僅是商業上的創新，真正重要的是為所有人——包括窮人和富人——創造一個平等的競技場，給每一個人公平的機會，而公平恰是和平的「墊腳石」。 所以終結貧窮要從國際和本土兩個方向同時入手，讓世界一起努力，將貧窮拋進歷史。正如尤努斯說的：貧窮的位置，只應在博物館里。

⑥ 窮人的銀行家的目錄

赤貧沙漠上的清泉——譯序
序言
第一章 吉大港，博克瑟哈特大街20號
第二章 一個孟加拉人在美國
第三章 回到吉大港
第四章 喬布拉村做竹凳的匠人
第五章 試驗項目的誕生
第六章 從喬布拉擴展到坦蓋爾
第七章 一家為窮人服務的銀行誕生了
第八章 為窮人服務的銀行——成長與挑戰，1984-1990
第九章 應用於其他貧窮國家
第十章 應用於美國與其他富有國家
第十一章 格萊眠在90年代
第十二章 超越小額貸款：格萊眠眾企業的新世界
第十三章 第二代格萊珉銀行
第十四章 未來
附錄一 格萊珉簡況
附錄二 聯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