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論文中國鋼鐵行業定價權有幾方面
一、中國經濟面臨六大中長期風險
1.風險一：政府主導投資造成產能過剩、投資效益低下
與歐美發達國家靠消費驅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不同，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自2003年起，我國的資本形成率已經連續9年維持在40%以上，2011年高達49%，分別為美國、日本、韓國的4倍、2.3倍、1.8倍。投資具有乘數效應，刺激經濟增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依靠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成就了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但同時也造成了產能過剩、持續性不足、投資效率低下、借貸風險上升等問題。
過度投資加劇產能過剩。產能過剩主要在鋼鐵、水泥、石化等支柱性行業，這些行業已經出現了供大於求的問題，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大挑戰。投資的快速增長是造成我國產能過剩的根本原因，2001-2011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年均增速達23%，高於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速8.1個百分點。政府主導投資是造成產能過剩的體制性原因，以GDP增長為考核指標促使地方政府投資熱情高漲，導致各地過度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金融危機後，中國政府先後出台了4萬億投資計劃、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和大規模高鐵建設計劃，拉動了鋼鐵、有色、石化、風電、水泥等行業快速發展，但同時也加劇了這些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
過度投資導致投資效率低下。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投資的快速增長，我國產能利用率呈現持續下降態勢，從1991年的84%下降到2011年的63%。「十一五」期間，上海市固定資產投資達到2.1萬億元，每平方千米投資在3.3億元以上；北京市固定資產投資達1.9萬億元，每平方千米投資超過1.6億元。政府主導投資不能充分發揮市場資源優化配置作用，容易造成投資效率低下、重復建設和利用率低等問題。目前我國大城市已經面臨投資飽和的尷尬，未來依靠大規模投資驅動經濟增長的模式不可持續。
2.風險二：依賴出口的發展模式使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面臨重大挑戰
與東亞許多國家一樣，我國採取了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加入WTO後，藉助廉價勞動力和低端製造業優勢，我國對外貿易不斷擴大，在GDP中的佔比不斷攀升，在金融危機前，我國對外貿易總額佔GDP比重一度高達66%。從出口總量來看，2011年，我國出口總額為3.6萬億美元，佔全球近11%份額，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國。嚴重依賴出口的發展模式使我國經濟受外部環境影響較大。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我國出口停滯，國內經濟增速降至7.8%；2008年的金融危機使我國出口增速降至-13.8%，經濟增速也隨之下降。
我國出口產品以加工製造業為主，在全球產業鏈中定位低端。出口產品主要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服裝、紡織、鞋類、傢具和箱包等商品均排在製成品出口金額的前十位。盡管我國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國，但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佔比極低。據統計，在全球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中，美國佔37%、歐洲27%、日本18%、韓國4%，中國只有3%。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我國製造業以加工製造業為主，在價值鏈中處於低端，也就是只在利潤最低端的組裝和製造環節佔有一席之地。
未來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金融危機後，隨著發達國家製造業回歸、全球人口結構的變化以及更年輕國家的崛起，使中國面臨外需環境惡化和部分製造業優勢消失的雙重壓力，出口拉動經濟增長方式將難以為繼，由外向型經濟回歸大陸型經濟是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必然選擇。
3.風險三：人口紅利即將過去，未富先老，社會養老壓力巨大，成為嚴重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過去3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快速增長，有效生產者與有效消費者之比從1上升到1.3。人口紅利提振了中國經濟，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帶來的成本優勢使我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製造國和第一大出口國。據瑞銀集團測算，在過去30年，我國人均GDP年均9%的實際增速中，人口紅利因素貢獻了約0.8個百分點①。
「人口紅利」之後是「人口債務」。據聯合國預測，中國總人口將在2030前後達到14億峰值，隨後開始下降。其間，人口結構也將發生顯著變化，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逐步下降，老齡人口比重上升，到2030年中國65歲以上的人口將佔16.2%，到2050年這一比例將上升到24.7%，人口紅利將逐步消失。從勞動供給來看，目前我國仍然處於勞動年齡人口最豐富的時期，但如果保持現有的人口政策不變，隨著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的減緩，勞動年齡人口將在2015年前後停止增長②。雖然我國城鄉二元化結構將一定程度上緩沖勞動力不足問題，但由於農村可轉移的富餘青壯年勞動力越來越少，城鎮化帶來的勞動力供給有限，預計我國勞動力數量不足的問題會很快顯現。
人民未富先老，社會養老壓力巨大。預計我國將在2025-2030年進入「老齡社會」。根據發達國家經驗，老齡化往往是與經濟發展同步，進入老齡社會時人均GDP一般在5000～10000美元，而中國將在經濟還不發達的情況下提前進入老齡社會，即所謂的未富先老。隨著老齡人口持續增加，我國養老金制度面臨嚴峻挑戰。首先，人口結構變化導致受益人數量增長較快，養老金需求不斷增加，同時繳納人數量增長相對緩慢，導致養老金壓力不斷增長。其次，農村老齡化問題壓力較大。我國老年人口近60%分布在農村，而農村絕大部分地區尚未建立健全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還處在試點階段，未來農村老齡人口養老將成為社會難題。此外，我國養老金賬戶存在較大缺口。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統計，截至2010年中國養老金系統中的個人賬戶本應有資產19596億元人民幣，但實際只有2039億元人民幣，缺口1.7萬億元人民幣以上。
4.風險四：隨著人口紅利消退，房地產泡沫面臨破裂風險
新世紀以來，隨著人們對住房需求的不斷增加，推動了房地產建設熱潮，刺激了房地產投資的快速增長。最近幾年房地產建設活動佔GDP的比重持續上升，從2009年開始，房地產建設活動佔GDP比重已經連續三年超過12%，2011年該比重上升至12.4%。同時房價大幅上漲，引發了人們對房地產泡沫的普遍擔憂。盡管受諸多因素影響，但供需關系始終是決定房地產價格最核心的因素。人口結構影響住房需求，進而影響房地產價格。從美國、日本等國家的經驗來看，房地產價格和勞動力拐點密切相關，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上升將拉動房地產價格上漲，反之亦然。如果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於2015年左右停止增長，將大大改變我國房地產市場的供求結構，人口紅利的消失將導致房地產價格下滑，未來我國房地產泡沫面臨破裂風險。房地產泡沫破滅往往會引發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例如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危機，90年代日本房地產崩盤，以及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對我國而言，由於房地產發展和國民經濟發展緊密相連，若房地產業出現問題，哪怕是局部地區出現崩盤情況，都將對經濟造成致命的影響。
5.風險五：地方債務風險巨大，銀行業存在系統性風險，經濟有硬著陸可能
我國政府債務水平在金磚國家中偏高。我國政府債務包括中央政府債務和地方政府債務，其中中央政府債務佔比約為62%，地方政府債務佔比約為38%③。截至2010年，我國中央及地方兩級政府全部債務總和佔GDP的比重約為68%，略高於國際公認的安全線，低於美、日、歐等發達經濟體。但是在新興經濟體中，我國政府債務水平偏高，比印度高20個百分點，比俄羅斯高40多個百分點。
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已超過我國GDP的1/4。金融危機爆發後，為刺激經濟增長，我國各級政府紛紛出台巨額投資計劃，資金需求主要通過銀行貸款和地方融資平台等渠道提供，導致地方債務風險積聚。據審計署統計，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顯性負債規模達6.7萬億，隱性負債規模達4萬億，合計10.7萬億。省、市、縣三級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率，即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與地方政府綜合財力的比率為52.25%，加上地方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或有債務，債務率為70.45%④。
地方債務對土地財政和銀行信貸依賴過大。首先，地方債務嚴重依賴土地財政，受房地產市場波動影響較大。2010年底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中，承諾用土地出讓收入作為償債來源的債務余額為2.55萬億元，共涉及12個省級、307個市級和1131個縣級政府。同時，土地出讓金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來源，土地出讓收入佔地方財政收入近30%的比重。其次，中國地方債務對銀行信貸依賴過大，在地方債務中，銀行貸款為8.47萬億元，佔比79%，是地方債務的主要組成部分。
地方債務潛在風險巨大。一是個別地方政府債務負擔較重。截至2010年底，有78個市級和99個縣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債務率高於100%，分別占兩級政府總數的19.9%和3.56%。二是房地產調控使地方政府償債能力下降。由於地方債務對土地財政依賴大，當遭遇緊縮性房地產調控時，房地產市場表現不佳，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大幅下降，部分過分依賴土地財政的地區可能出現流動性緊張，甚至是償付危機。三是地方債務與銀行綁定，增大銀行業風險。如果地方政府債務出現不良貸款，將導致銀行總體的不良貸款余額上升。四是經濟減速影響地方債務償付能力。2011年以來，受經濟持續下行、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回落、企業利潤下降、結構性減稅的影響，財政收入大幅減少，政府償債能力明顯下降。
6.風險六：貨幣泡沫巨大，我國中長期面臨通脹壓力
貨幣泡沫是房地產泡沫和一切資產泡沫的前提和基礎，世界上任何資產泡沫和通脹背後都有貨幣超發的影子。我國貨幣超發現象長期存在，從經濟運行的情況看，我國貨幣存量偏多。目前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一貨幣大國，截至2011年底，M2餘額為85.16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3.6%，摺合美元13.18萬億元，是同期美國M2的1.36倍。從增速看，過去20年我國M2增速平均是21%%，而GDP是10.5%，M2增速是GDP增速的兩倍。
高存量貨幣導致了強烈的通脹預期，促使商品和資產價格上揚，2003年以來我國房地產價格和資本品價格飛漲即是很好的例證。從長期來看，我國存在著較強的通脹壓力，一是由於高貨幣存量推高長期通脹水平；二是隨著我國人口紅利逐步削弱，工資將螺旋上漲，特別是黨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標，這些都將帶來持久通貨膨脹的壓力；三是隨著能源價格市場化進程不斷推進，我國資源品價格面臨上漲壓力。
二、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變之路
1.轉變之一：從「中國製造」到「中國消費」
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往往代表了粗放型的增長模式，容易造成經濟的波動；消費驅動型增長則代表了成熟經濟國家的主要經濟增長模式，經濟發展更加穩固和持久。歐美發達國家消費佔GDP比重在70%左右，印度和巴西消費佔GDP比重也分別達到81%和79%，而我國消費佔GDP的比重僅為47%。目前，我國居民消費率和總體消費率分別比全球平均水平低25和30個百分點。過去20年，我國居民消費對GDP貢獻率總體呈下降趨勢，從1990年的49%下降到2011年的35%，同期我國資本形成對GDP的貢獻率則從35%上升到49%。投資貢獻較大、消費貢獻下降普遍被認為是中國經濟不平衡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使得中國經濟往往受外界影響波動劇烈。
擴大消費將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隨著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的持續增加，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逐步完善，稅制改革、金融改革不斷深化，以及房地產調控等，將有利於消費時代的到來。隨著我國消費水平的上升，我國經濟結構將趨於改善，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內需驅動。
2.轉變之二：轉變重化工業的增長模式，進一步提升服務業比重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以鋼鐵、化工為代表的重化工業的發展。但這種發展模式也帶來了諸多問題，例如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2011年，我國GDP佔世界的10%，但是消耗的資源佔世界原煤的49%、原油的11%、粗鋼的45%、鐵礦石的35%。從國際經驗看，上世紀完成工業化的主要經濟體中，工業化進程平均耗時15～20年，其中日本耗時20年，韓國耗時18年，中國台灣耗時15年，屆時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約為1/3。相比之下，我國工業化已經歷時27年，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已達44%。重化工業之路過頭使得我國經濟比例失衡，服務業被擠壓。倘若繼續推進重化工業的增長方式，不僅環境與資源無法承受，也將加劇產能過剩，生產效率難以提高。
服務業發達程度是衡量現代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發達國家服務業比重普遍偏高，第三產業佔GDP比重，美國為75%、日本為68%、韓國為55%、法國為72%。長期以來我國服務業發展滯後於整體經濟，第三產業佔GDP比重偏低。截至2011年底，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為43%，與發達國家服務業水平仍然有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國產業結構與上世紀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末期的中國台灣、80年代初的韓國具有類似性。根據國際經驗，隨著工業化進程進入尾聲，未來我國服務業發展將步入加速期，隨著經濟發展模式轉變，未來我國服務業比重將持續提升。
3.轉變之三：改善勞動者報酬，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提高居民收入，擴大消費規模，促進消費升級。1979-2010年，我國GDP年均增長9.9%，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7.3%，經濟與居民收入增速相差2.6個百分點。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到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消費佔GDP的比重與居民收入佔GDP的比重密切相關，隨著我國居民收入的穩步增加，將有利於促進消費擴大和升級。在人均GDP達到6000～7000美元時，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都出現了明顯的消費升級趨勢。按照平均匯率折算，我國人均GDP已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有望在2015年超過7000美元，屆時我國將進入消費升級期。
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改革，提高居民消費率。社會保障制度對個人儲蓄存在著「擠出效應」，長期以來，我國較低的社會福利支出導致居民傾向於增加儲蓄、減少消費。黨的十八大提出，要統籌推進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社會保障全民覆蓋，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住房保障體系基本形成，社會和諧穩定。未來隨著國家財政對社會保障投入的力度不斷加大，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將進入「快車道」。隨著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將在不同程度上促進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居民所面對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也相應降低，有利於居民減少預防性儲蓄，提高全社會的消費傾向。
4.轉變之四：深化財稅體制改革，調節貧富差距，促進消費增長
稅收體製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一直在促進經濟增長、撫平經濟波動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十二五」發展規劃綱要提出，改革和完善稅收制度，按照優化稅制結構、公平稅收負擔、規范分配關系、完善稅權配置的原則，健全稅制體系。黨的十八大再次明確提出：要加快改革財稅體制，形成有利於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
財稅改革主要體現在降低稅負和優化結構兩個方面。在降低稅負方面，我國稅種法定稅率偏高，例如目前我國實行的「生產型」增值稅，基本稅率為17%，如果換算成國外可比口徑，即換算成「消費型」的增值稅，則稅率高達23%，高於西方國家的水平(大多在20%以下)⑤。此外，我國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為45%，而英國是40%，日本是37%，美國、印度、俄羅斯分別為35%、34%、13%。從整體上降低居民稅負，可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比重，減少政府部門對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的擠壓，進而提高居民消費。
從稅收結構看，我國的稅制結構依然是以流轉稅為主體，而所得稅的主體地位還比較薄弱。我國稅收總量中流轉稅收入佔62%，所得稅收入佔26%。相比之下，國外主要發達國家所得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平均在50%左右，流轉稅比重往往不到40%。優化稅收結構有利於縮小貧富差距，提升消費水平。例如，增值稅、營業稅等間接稅具有累退性，這部分稅負主要在中低收入人群，降低此類稅率可以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同時應增加資本利得稅、遺產稅、房產稅等財產性稅收，這部分稅負主要在資本所有者和高收入人群，增加此類稅收有利於調節貧富差距。
5.轉變之五：改變由政府投資為主導的模式，大力發展民營企業
政府支出增加容易引起私人消費和私人投資的降低。長期以來，我國投資由政府主導，特別是1995年以來，我國個體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低於國有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導致個體經濟占總投資比重由1990年的22%下降到2010年的3%。政府主導投資存在諸多問題：一是由於缺乏監管，容易造成腐敗和國有資產流失；二是無法充分發揮市場這只「無形的手」，資源難以得到優化配置，造成投資效率低下；三是政府主導投資限制了私人投資的發展。
作為新生力量，民營企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與日俱增，尤其是在解決就業方面。據統計，私營企業佔中國法人企業的60%以上，解決了社會新增非農就業人員份額的80%以上；擁有全國66%的專利、74%的技術創新以及82%的新產品開發等等。但是由於一些客觀原因，民營企業生存狀態並不樂觀，需要國家政策的傾斜和扶持。近年來，國家先後出台多項鼓勵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例如2009年出台的《關於進一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向微小型企業提高稅負優惠，鼓勵民間資本發起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等；2010年出台的《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進一步拓寬民間投資的領域和范圍，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領域等；2012年國家出台《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開展境外投資的18條政策措施》，提出加強民企境外投資的規劃指導，做好境外投資投向引導，完善財稅支持政策，健全境外投資法規制度等。黨的十八大也提出要支持小微企業特別是科技型小微企業的發展。
三、中國經濟發展對國內石油市場的影響
1.隨著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國內石油消費增速將隨之放緩
經濟發展是石油需求增加的源動力。過去30年，我國石油消費增速呈現與經濟增長同步的特點，兩者相關系數高達90%，且石油需求彈性系數呈上升趨勢，顯示經濟增長對石油需求的拉動作用更趨明顯。例如，1980-1990年我國GDP年均增長9.21%，石油消費量年均增長2.75%，石油需求彈性系數為0.3；1990-2000年我國GDP年均增長9.85%，石油消費量年均增長6.27%，石油需求彈性系數上升至0.6.3；2000-2010年我國GDP年均增長10.3%，石油消費量年均增長7.18%，石油需求彈性系數為0.69。
未來我國經濟潛在增長速度難以維持過去20年9%～11%的平均水平。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到202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比2010年翻一番。預計2010-2020年GDP增速將降至7%～8%，2020-2030年將降至5%～6%。隨著經濟潛在增速下滑，未來包括石油在內的能源需求增速也將隨之放緩。經過模型測算，當季度GDP下降1個百分點，季度石油消費將下降2.75個百分點，季度成品油消費下降3.3個百分點。分油品看，柴油需求與宏觀經濟走勢關聯更為密切，當國內GDP下降1個百分點，柴油消費下降4.8個百分點。汽油消費需求剛性，受宏觀經濟走勢影響相對較小，當國內GDP下降1個百分點，汽油消費下降約0.15個百分點。綜合考慮經濟發展、能耗下降、產業升級、主要用油行業發展以及替代能源的影響，預計2020年我國石油需求總量將達到5.87億噸，比2011年增加1.2億噸，年均增速將從最近10年的7%大幅下降至2.3%，石油需求彈性系數降至0.35；預計2030年石油需求總量達到6.98億噸，年均增速進一步降至1.7%，石油需求彈性系數降至0.31。
2.大消費時代到來，乘用車保有量快速增長支撐汽油需求持續增加
汽車和摩托車用油占汽油消費總量的95%左右，汽油消費與車輛保有量相關系數達到0.97，汽車保有量是影響汽油消費的首要因素。經驗表明，人均汽車保有量規模及增速與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人均GDP和千人汽車保有量顯著正相關。人均GDP越高的國家，汽車保有量也較高，例如美國千人汽車擁有量達到828輛，為世界第一石油消費大國。我國千人汽車擁有量僅為60輛，不僅遠落後於發達經濟體，在新興經濟體中也處於較低水平。
未來隨著居民收入持續提高、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繼續深化，我國將逐步跨入大消費時代，汽車消費將快速增長。目前我國汽車總銷量已躍居世界第一位，但千人汽車保有量、千人汽車銷量等指標與日本上世紀60年代初期和韓國80年代中期相當，未來我國汽車市場仍有很大的增長空間。預計到2020年我國汽車銷量將達到3000萬輛，每千人汽車保有量將達到184輛。隨著汽車保有量的增加，國內汽油消費也將呈持續增長態勢，預計到2020年國內汽油需求將達到1.1億噸，2030年達到1.4億噸。
3.隨著產業結構不斷優化，服務業佔比提升，柴油需求受到抑制
在我國能源消費結構中，工業一直是能源消費大戶，其能源消費佔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保持在70%左右。根據經驗，工業經濟占國民經濟比重提升，將帶動能源消費加速增長。近30年來，隨著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我國已成為世界煤炭消費第一大國，石油和電力消費第二大國。與工業相比，服務業單位能源消耗較少。通過計量分析也發現，第二產業增長對石油需求增長的帶動遠大於第三產業。從美國經驗看，1970年以來，美國工業佔GDP比重從35%下降到20%，服務業佔GDP比重從61%上升到78%，同期石油消費增速由年均4%下降到年均1%。未來隨著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重化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將趨於下降，服務業比重將趨於提升。產業結構變化將影響我國石油需求變化，柴油與工業發展密切相關，未來柴油需求將逐步放緩，柴汽比或將有所降低。預計到2020年，柴油需求為2.3億噸，年均增速約5%，柴汽比進一步下降到1.99。
⑵ 論文中國經濟發展還存在哪些風險
在過去30多年裡，中國創造了世界經濟增長奇跡，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接近10%，是主要經濟體中增長最快的國家。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入世」帶來的全球化紅利得到充分發揮，中國躍居世界第一出口大國，中國製造遍布全球。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中國經濟也積累了諸多問題和隱患，並在金融危機爆發後愈發凸顯，集中體現在：政府主導投資造成行業產能過剩、投資效益低下；全球化紅利逐步釋放，出口導向型經濟難以為繼；人口紅利逐步衰減，老齡化加大社會壓力；房地產泡沫化，經濟存在硬著陸風險；貨幣供應過剩，中長期通脹壓力較大。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將由投資拉動轉向消費拉動，由重工業拉動轉向服務業拉動，由政府主導投資轉向私人主導投資。同時，通過改善勞動者報酬、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促進消費升級，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不再高速但更加穩健，石油消費增速隨之放緩；大消費時代帶來乘用車保有量快速增長支撐汽油需求剛性持續增加；產業結構不斷優化，服務業佔比提升，柴油需求受到抑制；房地產降溫，下游化工品需求增速下降；中西部地區將成為拉動成品油需求的新亮點。
一、中國經濟面臨六大中長期風險
1.風險一：政府主導投資造成產能過剩、投資效益低下
與歐美發達國家靠消費驅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不同，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自2003年起，我國的資本形成率已經連續9年維持在40%以上，2011年高達49%，分別為美國、日本、韓國的4倍、2.3倍、1.8倍。投資具有乘數效應，刺激經濟增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依靠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成就了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但同時也造成了產能過剩、持續性不足、投資效率低下、借貸風險上升等問題。
過度投資加劇產能過剩。產能過剩主要在鋼鐵、水泥、石化等支柱性行業，這些行業已經出現了供大於求的問題，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大挑戰。投資的快速增長是造成我國產能過剩的根本原因，2001-2011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年均增速達23%，高於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速8.1個百分點。政府主導投資是造成產能過剩的體制性原因，以GDP增長為考核指標促使地方政府投資熱情高漲，導致各地過度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金融危機後，中國政府先後出台了4萬億投資計劃、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和大規模高鐵建設計劃，拉動了鋼鐵、有色、石化、風電、水泥等行業快速發展，但同時也加劇了這些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
過度投資導致投資效率低下。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投資的快速增長，我國產能利用率呈現持續下降態勢，從1991年的84%下降到2011年的63%。「十一五」期間，上海市固定資產投資達到2.1萬億元，每平方千米投資在3.3億元以上；北京市固定資產投資達1.9萬億元，每平方千米投資超過1.6億元。政府主導投資不能充分發揮市場資源優化配置作用，容易造成投資效率低下、重復建設和利用率低等問題。目前我國大城市已經面臨投資飽和的尷尬，未來依靠大規模投資驅動經濟增長的模式不可持續。
2.風險二：依賴出口的發展模式使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面臨重大挑戰
與東亞許多國家一樣，我國採取了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加入WTO後，藉助廉價勞動力和低端製造業優勢，我國對外貿易不斷擴大，在GDP中的佔比不斷攀升，在金融危機前，我國對外貿易總額佔GDP比重一度高達66%。從出口總量來看，2011年，我國出口總額為3.6萬億美元，佔全球近11%份額，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國。嚴重依賴出口的發展模式使我國經濟受外部環境影響較大。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我國出口停滯，國內經濟增速降至7.8%；2008年的金融危機使我國出口增速降至-13.8%，經濟增速也隨之下降。
我國出口產品以加工製造業為主，在全球產業鏈中定位低端。出口產品主要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服裝、紡織、鞋類、傢具和箱包等商品均排在製成品出口金額的前十位。盡管我國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國，但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佔比極低。據統計，在全球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中，美國佔37%、歐洲27%、日本18%、韓國4%，中國只有3%。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我國製造業以加工製造業為主，在價值鏈中處於低端，也就是只在利潤最低端的組裝和製造環節佔有一席之地。
未來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金融危機後，隨著發達國家製造業回歸、全球人口結構的變化以及更年輕國家的崛起，使中國面臨外需環境惡化和部分製造業優勢消失的雙重壓力，出口拉動經濟增長方式將難以為繼，由外向型經濟回歸大陸型經濟是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必然選擇。
3.風險三：人口紅利即將過去，未富先老，社會養老壓力巨大，成為嚴重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過去3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快速增長，有效生產者與有效消費者之比從1上升到1.3。人口紅利提振了中國經濟，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帶來的成本優勢使我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製造國和第一大出口國。據瑞銀集團測算，在過去30年，我國人均GDP年均9%的實際增速中，人口紅利因素貢獻了約0.8個百分點①。
「人口紅利」之後是「人口債務」。據聯合國預測，中國總人口將在2030前後達到14億峰值，隨後開始下降。其間，人口結構也將發生顯著變化，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逐步下降，老齡人口比重上升，到2030年中國65歲以上的人口將佔16.2%，到2050年這一比例將上升到24.7%，人口紅利將逐步消失。從勞動供給來看，目前我國仍然處於勞動年齡人口最豐富的時期，但如果保持現有的人口政策不變，隨著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的減緩，勞動年齡人口將在2015年前後停止增長②。雖然我國城鄉二元化結構將一定程度上緩沖勞動力不足問題，但由於農村可轉移的富餘青壯年勞動力越來越少，城鎮化帶來的勞動力供給有限，預計我國勞動力數量不足的問題會很快顯現。
人民未富先老，社會養老壓力巨大。預計我國將在2025-2030年進入「老齡社會」。根據發達國家經驗，老齡化往往是與經濟發展同步，進入老齡社會時人均GDP一般在5000～10000美元，而中國將在經濟還不發達的情況下提前進入老齡社會，即所謂的未富先老。隨著老齡人口持續增加，我國養老金制度面臨嚴峻挑戰。首先，人口結構變化導致受益人數量增長較快，養老金需求不斷增加，同時繳納人數量增長相對緩慢，導致養老金壓力不斷增長。其次，農村老齡化問題壓力較大。我國老年人口近60%分布在農村，而農村絕大部分地區尚未建立健全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還處在試點階段，未來農村老齡人口養老將成為社會難題。此外，我國養老金賬戶存在較大缺口。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統計，截至2010年中國養老金系統中的個人賬戶本應有資產19596億元人民幣，但實際只有2039億元人民幣，缺口1.7萬億元人民幣以上。
4.風險四：隨著人口紅利消退，房地產泡沫面臨破裂風險
新世紀以來，隨著人們對住房需求的不斷增加，推動了房地產建設熱潮，刺激了房地產投資的快速增長。最近幾年房地產建設活動佔GDP的比重持續上升，從2009年開始，房地產建設活動佔GDP比重已經連續三年超過12%，2011年該比重上升至12.4%。同時房價大幅上漲，引發了人們對房地產泡沫的普遍擔憂。盡管受諸多因素影響，但供需關系始終是決定房地產價格最核心的因素。人口結構影響住房需求，進而影響房地產價格。從美國、日本等國家的經驗來看，房地產價格和勞動力拐點密切相關，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上升將拉動房地產價格上漲，反之亦然。如果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於2015年左右停止增長，將大大改變我國房地產市場的供求結構，人口紅利的消失將導致房地產價格下滑，未來我國房地產泡沫面臨破裂風險。房地產泡沫破滅往往會引發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例如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危機，90年代日本房地產崩盤，以及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對我國而言，由於房地產發展和國民經濟發展緊密相連，若房地產業出現問題，哪怕是局部地區出現崩盤情況，都將對經濟造成致命的影響。
5.風險五：地方債務風險巨大，銀行業存在系統性風險，經濟有硬著陸可能
我國政府債務水平在金磚國家中偏高。我國政府債務包括中央政府債務和地方政府債務，其中中央政府債務佔比約為62%，地方政府債務佔比約為38%③。截至2010年，我國中央及地方兩級政府全部債務總和佔GDP的比重約為68%，略高於國際公認的安全線，低於美、日、歐等發達經濟體。但是在新興經濟體中，我國政府債務水平偏高，比印度高20個百分點，比俄羅斯高40多個百分點。
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已超過我國GDP的1/4。金融危機爆發後，為刺激經濟增長，我國各級政府紛紛出台巨額投資計劃，資金需求主要通過銀行貸款和地方融資平台等渠道提供，導致地方債務風險積聚。據審計署統計，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顯性負債規模達6.7萬億，隱性負債規模達4萬億，合計10.7萬億。省、市、縣三級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率，即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與地方政府綜合財力的比率為52.25%，加上地方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或有債務，債務率為70.45%④。
地方債務對土地財政和銀行信貸依賴過大。首先，地方債務嚴重依賴土地財政，受房地產市場波動影響較大。2010年底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中，承諾用土地出讓收入作為償債來源的債務余額為2.55萬億元，共涉及12個省級、307個市級和1131個縣級政府。同時，土地出讓金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來源，土地出讓收入佔地方財政收入近30%的比重。其次，中國地方債務對銀行信貸依賴過大，在地方債務中，銀行貸款為8.47萬億元，佔比79%，是地方債務的主要組成部分。
地方債務潛在風險巨大。一是個別地方政府債務負擔較重。截至2010年底，有78個市級和99個縣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債務率高於100%，分別占兩級政府總數的19.9%和3.56%。二是房地產調控使地方政府償債能力下降。由於地方債務對土地財政依賴大，當遭遇緊縮性房地產調控時，房地產市場表現不佳，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大幅下降，部分過分依賴土地財政的地區可能出現流動性緊張，甚至是償付危機。三是地方債務與銀行綁定，增大銀行業風險。如果地方政府債務出現不良貸款，將導致銀行總體的不良貸款余額上升。四是經濟減速影響地方債務償付能力。2011年以來，受經濟持續下行、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回落、企業利潤下降、結構性減稅的影響，財政收入大幅減少，政府償債能力明顯下降。
6.風險六：貨幣泡沫巨大，我國中長期面臨通脹壓力
貨幣泡沫是房地產泡沫和一切資產泡沫的前提和基礎，世界上任何資產泡沫和通脹背後都有貨幣超發的影子。我國貨幣超發現象長期存在，從經濟運行的情況看，我國貨幣存量偏多。目前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一貨幣大國，截至2011年底，M2餘額為85.16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3.6%，摺合美元13.18萬億元，是同期美國M2的1.36倍。從增速看，過去20年我國M2增速平均是21%%，而GDP是10.5%，M2增速是GDP增速的兩倍。
高存量貨幣導致了強烈的通脹預期，促使商品和資產價格上揚，2003年以來我國房地產價格和資本品價格飛漲即是很好的例證。從長期來看，我國存在著較強的通脹壓力，一是由於高貨幣存量推高長期通脹水平；二是隨著我國人口紅利逐步削弱，工資將螺旋上漲，特別是黨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標，這些都將帶來持久通貨膨脹的壓力；三是隨著能源價格市場化進程不斷推進，我國資源品價格面臨上漲壓力。
二、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變之路
1.轉變之一：從「中國製造」到「中國消費」
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往往代表了粗放型的增長模式，容易造成經濟的波動；消費驅動型增長則代表了成熟經濟國家的主要經濟增長模式，經濟發展更加穩固和持久。歐美發達國家消費佔GDP比重在70%左右，印度和巴西消費佔GDP比重也分別達到81%和79%，而我國消費佔GDP的比重僅為47%。目前，我國居民消費率和總體消費率分別比全球平均水平低25和30個百分點。過去20年，我國居民消費對GDP貢獻率總體呈下降趨勢，從1990年的49%下降到2011年的35%，同期我國資本形成對GDP的貢獻率則從35%上升到49%。投資貢獻較大、消費貢獻下降普遍被認為是中國經濟不平衡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使得中國經濟往往受外界影響波動劇烈。
擴大消費將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隨著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的持續增加，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逐步完善，稅制改革、金融改革不斷深化，以及房地產調控等，將有利於消費時代的到來。隨著我國消費水平的上升，我國經濟結構將趨於改善，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內需驅動。
2.轉變之二：轉變重化工業的增長模式，進一步提升服務業比重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以鋼鐵、化工為代表的重化工業的發展。但這種發展模式也帶來了諸多問題，例如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2011年，我國GDP佔世界的10%，但是消耗的資源佔世界原煤的49%、原油的11%、粗鋼的45%、鐵礦石的35%。從國際經驗看，上世紀完成工業化的主要經濟體中，工業化進程平均耗時15～20年，其中日本耗時20年，韓國耗時18年，中國台灣耗時15年，屆時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約為1/3。相比之下，我國工業化已經歷時27年，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已達44%。重化工業之路過頭使得我國經濟比例失衡，服務業被擠壓。倘若繼續推進重化工業的增長方式，不僅環境與資源無法承受，也將加劇產能過剩，生產效率難以提高。
服務業發達程度是衡量現代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發達國家服務業比重普遍偏高，第三產業佔GDP比重，美國為75%、日本為68%、韓國為55%、法國為72%。長期以來我國服務業發展滯後於整體經濟，第三產業佔GDP比重偏低。截至2011年底，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為43%，與發達國家服務業水平仍然有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國產業結構與上世紀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末期的中國台灣、80年代初的韓國具有類似性。根據國際經驗，隨著工業化進程進入尾聲，未來我國服務業發展將步入加速期，隨著經濟發展模式轉變，未來我國服務業比重將持續提升。
3.轉變之三：改善勞動者報酬，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提高居民收入，擴大消費規模，促進消費升級。1979-2010年，我國GDP年均增長9.9%，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7.3%，經濟與居民收入增速相差2.6個百分點。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到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消費佔GDP的比重與居民收入佔GDP的比重密切相關，隨著我國居民收入的穩步增加，將有利於促進消費擴大和升級。在人均GDP達到6000～7000美元時，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都出現了明顯的消費升級趨勢。按照平均匯率折算，我國人均GDP已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有望在2015年超過7000美元，屆時我國將進入消費升級期。
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改革，提高居民消費率。社會保障制度對個人儲蓄存在著「擠出效應」，長期以來，我國較低的社會福利支出導致居民傾向於增加儲蓄、減少消費。黨的十八大提出，要統籌推進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社會保障全民覆蓋，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住房保障體系基本形成，社會和諧穩定。未來隨著國家財政對社會保障投入的力度不斷加大，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將進入「快車道」。隨著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將在不同程度上促進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居民所面對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也相應降低，有利於居民減少預防性儲蓄，提高全社會的消費傾向。
4.轉變之四：深化財稅體制改革，調節貧富差距，促進消費增長
稅收體製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一直在促進經濟增長、撫平經濟波動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十二五」發展規劃綱要提出，改革和完善稅收制度，按照優化稅制結構、公平稅收負擔、規范分配關系、完善稅權配置的原則，健全稅制體系。黨的十八大再次明確提出：要加快改革財稅體制，形成有利於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
財稅改革主要體現在降低稅負和優化結構兩個方面。在降低稅負方面，我國稅種法定稅率偏高，例如目前我國實行的「生產型」增值稅，基本稅率為17%，如果換算成國外可比口徑，即換算成「消費型」的增值稅，則稅率高達23%，高於西方國家的水平(大多在20%以下)⑤。此外，我國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為45%，而英國是40%，日本是37%，美國、印度、俄羅斯分別為35%、34%、13%。從整體上降低居民稅負，可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比重，減少政府部門對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的擠壓，進而提高居民消費。
從稅收結構看，我國的稅制結構依然是以流轉稅為主體，而所得稅的主體地位還比較薄弱。我國稅收總量中流轉稅收入佔62%，所得稅收入佔26%。相比之下，國外主要發達國家所得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平均在50%左右，流轉稅比重往往不到40%。優化稅收結構有利於縮小貧富差距，提升消費水平。例如，增值稅、營業稅等間接稅具有累退性，這部分稅負主要在中低收入人群，降低此類稅率可以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同時應增加資本利得稅、遺產稅、房產稅等財產性稅收，這部分稅負主要在資本所有者和高收入人群，增加此類稅收有利於調節貧富差距。
5.轉變之五：改變由政府投資為主導的模式，大力發展民營企業
政府支出增加容易引起私人消費和私人投資的降低。長期以來，我國投資由政府主導，特別是1995年以來，我國個體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低於國有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導致個體經濟占總投資比重由1990年的22%下降到2010年的3%。政府主導投資存在諸多問題：一是由於缺乏監管，容易造成腐敗和國有資產流失；二是無法充分發揮市場這只「無形的手」，資源難以得到優化配置，造成投資效率低下；三是政府主導投資限制了私人投資的發展。
作為新生力量，民營企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與日俱增，尤其是在解決就業方面。據統計，私營企業佔中國法人企業的60%以上，解決了社會新增非農就業人員份額的80%以上；擁有全國66%的專利、74%的技術創新以及82%的新產品開發等等。但是由於一些客觀原因，民營企業生存狀態並不樂觀，需要國家政策的傾斜和扶持。近年來，國家先後出台多項鼓勵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例如2009年出台的《關於進一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向微小型企業提高稅負優惠，鼓勵民間資本發起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等；2010年出台的《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進一步拓寬民間投資的領域和范圍，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領域等；2012年國家出台《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開展境外投資的18條政策措施》，提出加強民企境外投資的規劃指導，做好境外投資投向引導，完善財稅支持政策，健全境外投資法規制度等。黨的十八大也提出要支持小微企業特別是科技型小微企業的發展。
三、中國經濟發展對國內石油市場的影響
1.隨著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國內石油消費增速將隨之放緩
經濟發展是石油需求增加的源動力。過去30年，我國石油消費增速呈現與經濟增長同步的特點，兩者相關系數高達90%，且石油需求彈性系數呈上升趨勢，顯示經濟增長對石油需求的拉動作用更趨明顯。例如，1980-1990年我國GDP年均增長9.21%，石油消費量年均增長2.75%，石油需求彈性系數為0.3；1990-2000年我國GDP年均增長9.85%，石油消費量年均增長6.27%，石油需求彈性系數上升至0.6.3；2000-2010年我國GDP年均增長10.3%，石油消費量年均增長7.18%，石油需求彈性系數為0.69。
未來我國經濟潛在增長速度難以維持過去20年9%～11%的平均水平。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到202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比2010年翻一番。預計2010-2020年GDP增速將降至7%～8%，2020-2030年將降至5%～6%。隨著經濟潛在增速下滑，未來包括石油在內的能源需求增速也將隨之放緩。經過模型測算，當季度GDP下降1個百分點，季度石油消費將下降2.75個百分點，季度成品油消費下降3.3個百分點。分油品看，柴油需求與宏觀經濟走勢關聯更為密切，當國內GDP下降1個百分點，柴油消費下降4.8個百分點。汽油消費需求剛性，受宏觀經濟走勢影響相對較小，當國內GDP下降1個百分點，汽油消費下降約0.15個百分點。綜合考慮經濟發展、能耗下降、產業升級、主要用油行業發展以及替代能源的影響，預計2020年我國石油需求總量將達到5.87億噸，比2011年增加1.2億噸，年均增速將從最近10年的7%大幅下降至2.3%，石油需求彈性系數降至0.35；預計2030年石油需求總量達到6.98億噸，年均增速進一步降至1.7%，石油需求彈性系數降至0.31。
2.大消費時代到來，乘用車保有量快速增長支撐汽油需求持續增加
汽車和摩托車用油占汽油消費總量的95%左右，汽油消費與車輛保有量相關系數達到0.97，汽車保有量是影響汽油消費的首要因素。經驗表明，人均汽車保有量規模及增速與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人均GDP和千人汽車保有量顯著正相關。人均GDP越高的國家，汽車保有量也較高，例如美國千人汽車擁有量達到828輛，為世界第一石油消費大國。我國千人汽車擁有量僅為60輛，不僅遠落後於發達經濟體，在新興經濟體中也處於較低水平。
未來隨著居民收入持續提高、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繼續深化，我國將逐步跨入大消費時代，汽車消費將快速增長。目前我國汽車總銷量已躍居世界第一位，但千人汽車保有量、千人汽車銷量等指標與日本上世紀60年代初期和韓國80年代中期相當，未來我國汽車市場仍有很大的增長空間。預計到2020年我國汽車銷量將達到3000萬輛，每千人汽車保有量將達到184輛。隨著汽車保有量的增加，國內汽油消費也將呈持續增長態勢，預計到2020年國內汽油需求將達到1.1億噸，2030年達到1.4億噸。
3.隨著產業結構不斷優化，服務業佔比提升，柴油需求受到抑制
在我國能源消費結構中，工業一直是能源消費大戶，其能源消費佔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保持在70%左右。根據經驗，工業經濟占國民經濟比重提升，將帶動能源消費加速增長。近30年來，隨著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我國已成為世界煤炭消費第一大國，石油和電力消費第二大國。與工業相比，服務業單位能源消耗較少。通過計量分析也發現，第二產業增長對石油需求增長的帶動遠大於第三產業。從美國經驗看，1970年以來，美國工業佔GDP比重從35%下降到20%，服務業佔GDP比重從61%上升到78%，同期石油消費增速由年均4%下降到年均1%。未來隨著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重化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將趨於下降，服務業比重將趨於提升。產業結構變化將影響我國石油需求變化，柴油與工業發展密切相關，未來柴油需求將逐步放緩，柴汽比或將有所降低。預計到2020年，柴油需求為2.3億噸，年均增速約5%，柴汽比進一步下降到1.99。
⑶ 拉動貸款余額上升的主要動力是
你好！
消費力，只有掙得多了，消費力提升了，市場經濟也就被帶動起來了，自然貸款的人也就多了，銀行業也就活了，所以主要動力是人民的消費能力
如有疑問，請追問。
⑷ 當前中國城市產業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在過去30多年裡，中國創造了世界經濟增長奇跡，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接近10%，是主要經濟體中增長最快的國家。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入世」帶來的全球化紅利得到充分發揮，中國躍居世界第一出口大國，中國製造遍布全球。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中國經濟也積累了諸多問題和隱患，並在金融危機爆發後愈發凸顯，集中體現在：政府主導投資造成行業產能過剩、投資效益低下；全球化紅利逐步釋放，出口導向型經濟難以為繼；人口紅利逐步衰減，老齡化加大社會壓力；房地產泡沫化，經濟存在硬著陸風險；貨幣供應過剩，中長期通脹壓力較大。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將由投資拉動轉向消費拉動，由重工業拉動轉向服務業拉動，由政府主導投資轉向私人主導投資。同時，通過改善勞動者報酬、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促進消費升級，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不再高速但更加穩健，石油消費增速隨之放緩；大消費時代帶來乘用車保有量快速增長支撐汽油需求剛性持續增加；產業結構不斷優化，服務業佔比提升，柴油需求受到抑制；房地產降溫，下游化工品需求增速下降；中西部地區將成為拉動成品油需求的新亮點。一、中國經濟面臨六大中長期風險1.風險一：政府主導投資造成產能過剩、投資效益低下與歐美發達國家靠消費驅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不同，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自2003年起，我國的資本形成率已經連續9年維持在40%以上，2011年高達49%，分別為美國、日本、韓國的4倍、2.3倍、1.8倍。投資具有乘數效應，刺激經濟增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依靠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成就了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但同時也造成了產能過剩、持續性不足、投資效率低下、借貸風險上升等問題。過度投資加劇產能過剩。產能過剩主要在鋼鐵、水泥、石化等支柱性行業，這些行業已經出現了供大於求的問題，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大挑戰。投資的快速增長是造成我國產能過剩的根本原因，2001-2011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年均增速達23%，高於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速8.1個百分點。政府主導投資是造成產能過剩的體制性原因，以GDP增長為考核指標促使地方政府投資熱情高漲，導致各地過度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金融危機後，中國政府先後出台了4萬億投資計劃、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和大規模高鐵建設計劃，拉動了鋼鐵、有色、石化、風電、水泥等行業快速發展，但同時也加劇了這些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過度投資導致投資效率低下。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投資的快速增長，我國產能利用率呈現持續下降態勢，從1991年的84%下降到2011年的63%。「十一五」期間，上海市固定資產投資達到2.1萬億元，每平方千米投資在3.3億元以上；北京市固定資產投資達1.9萬億元，每平方千米投資超過1.6億元。政府主導投資不能充分發揮市場資源優化配置作用，容易造成投資效率低下、重復建設和利用率低等問題。目前我國大城市已經面臨投資飽和的尷尬，未來依靠大規模投資驅動經濟增長的模式不可持續。2.風險二：依賴出口的發展模式使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面臨重大挑戰與東亞許多國家一樣，我國採取了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加入WTO後，藉助廉價勞動力和低端製造業優勢，我國對外貿易不斷擴大，在GDP中的佔比不斷攀升，在金融危機前，我國對外貿易總額佔GDP比重一度高達66%。從出口總量來看，2011年，我國出口總額為3.6萬億美元，佔全球近11%份額，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國。嚴重依賴出口的發展模式使我國經濟受外部環境影響較大。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我國出口停滯，國內經濟增速降至7.8%；2008年的金融危機使我國出口增速降至-13.8%，經濟增速也隨之下降。我國出口產品以加工製造業為主，在全球產業鏈中定位低端。出口產品主要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服裝、紡織、鞋類、傢具和箱包等商品均排在製成品出口金額的前十位。盡管我國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國，但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佔比極低。據統計，在全球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中，美國佔37%、歐洲27%、日本18%、韓國4%，中國只有3%。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我國製造業以加工製造業為主，在價值鏈中處於低端，也就是只在利潤最低端的組裝和製造環節佔有一席之地。未來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金融危機後，隨著發達國家製造業回歸、全球人口結構的變化以及更年輕國家的崛起，使中國面臨外需環境惡化和部分製造業優勢消失的雙重壓力，出口拉動經濟增長方式將難以為繼，由外向型經濟回歸大陸型經濟是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必然選擇。3.風險三：人口紅利即將過去，未富先老，社會養老壓力巨大，成為嚴重的社會不穩定因素過去3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快速增長，有效生產者與有效消費者之比從1上升到1.3。人口紅利提振了中國經濟，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帶來的成本優勢使我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製造國和第一大出口國。據瑞銀集團測算，在過去30年，我國人均GDP年均9%的實際增速中，人口紅利因素貢獻了約0.8個百分點①。「人口紅利」之後是「人口債務」。據聯合國預測，中國總人口將在2030前後達到14億峰值，隨後開始下降。其間，人口結構也將發生顯著變化，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逐步下降，老齡人口比重上升，到2030年中國65歲以上的人口將佔16.2%，到2050年這一比例將上升到24.7%，人口紅利將逐步消失。從勞動供給來看，目前我國仍然處於勞動年齡人口最豐富的時期，但如果保持現有的人口政策不變，隨著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的減緩，勞動年齡人口將在2015年前後停止增長②。雖然我國城鄉二元化結構將一定程度上緩沖勞動力不足問題，但由於農村可轉移的富餘青壯年勞動力越來越少，城鎮化帶來的勞動力供給有限，預計我國勞動力數量不足的問題會很快顯現。人民未富先老，社會養老壓力巨大。預計我國將在2025-2030年進入「老齡社會」。根據發達國家經驗，老齡化往往是與經濟發展同步，進入老齡社會時人均GDP一般在5000～10000美元，而中國將在經濟還不發達的情況下提前進入老齡社會，即所謂的未富先老。隨著老齡人口持續增加，我國養老金制度面臨嚴峻挑戰。首先，人口結構變化導致受益人數量增長較快，養老金需求不斷增加，同時繳納人數量增長相對緩慢，導致養老金壓力不斷增長。其次，農村老齡化問題壓力較大。我國老年人口近60%分布在農村，而農村絕大部分地區尚未建立健全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還處在試點階段，未來農村老齡人口養老將成為社會難題。此外，我國養老金賬戶存在較大缺口。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統計，截至2010年中國養老金系統中的個人賬戶本應有資產19596億元人民幣，但實際只有2039億元人民幣，缺口1.7萬億元人民幣以上。4.風險四：隨著人口紅利消退，房地產泡沫面臨破裂風險新世紀以來，隨著人們對住房需求的不斷增加，推動了房地產建設熱潮，刺激了房地產投資的快速增長。最近幾年房地產建設活動佔GDP的比重持續上升，從2009年開始，房地產建設活動佔GDP比重已經連續三年超過12%，2011年該比重上升至12.4%。同時房價大幅上漲，引發了人們對房地產泡沫的普遍擔憂。盡管受諸多因素影響，但供需關系始終是決定房地產價格最核心的因素。人口結構影響住房需求，進而影響房地產價格。從美國、日本等國家的經驗來看，房地產價格和勞動力拐點密切相關，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上升將拉動房地產價格上漲，反之亦然。如果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於2015年左右停止增長，將大大改變我國房地產市場的供求結構，人口紅利的消失將導致房地產價格下滑，未來我國房地產泡沫面臨破裂風險。房地產泡沫破滅往往會引發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例如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危機，90年代日本房地產崩盤，以及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對我國而言，由於房地產發展和國民經濟發展緊密相連，若房地產業出現問題，哪怕是局部地區出現崩盤情況，都將對經濟造成致命的影響。5.風險五：地方債務風險巨大，銀行業存在系統性風險，經濟有硬著陸可能我國政府債務水平在金磚國家中偏高。我國政府債務包括中央政府債務和地方政府債務，其中中央政府債務佔比約為62%，地方政府債務佔比約為38%③。截至2010年，我國中央及地方兩級政府全部債務總和佔GDP的比重約為68%，略高於國際公認的安全線，低於美、日、歐等發達經濟體。但是在新興經濟體中，我國政府債務水平偏高，比印度高20個百分點，比俄羅斯高40多個百分點。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已超過我國GDP的1/4。金融危機爆發後，為刺激經濟增長，我國各級政府紛紛出台巨額投資計劃，資金需求主要通過銀行貸款和地方融資平台等渠道提供，導致地方債務風險積聚。據審計署統計，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顯性負債規模達6.7萬億，隱性負債規模達4萬億，合計10.7萬億。省、市、縣三級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率，即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與地方政府綜合財力的比率為52.25%，加上地方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或有債務，債務率為70.45%④。地方債務對土地財政和銀行信貸依賴過大。首先，地方債務嚴重依賴土地財政，受房地產市場波動影響較大。2010年底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中，承諾用土地出讓收入作為償債來源的債務余額為2.55萬億元，共涉及12個省級、307個市級和1131個縣級政府。同時，土地出讓金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來源，土地出讓收入佔地方財政收入近30%的比重。其次，中國地方債務對銀行信貸依賴過大，在地方債務中，銀行貸款為8.47萬億元，佔比79%，是地方債務的主要組成部分。地方債務潛在風險巨大。一是個別地方政府債務負擔較重。截至2010年底，有78個市級和99個縣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債務率高於100%，分別占兩級政府總數的19.9%和3.56%。二是房地產調控使地方政府償債能力下降。由於地方債務對土地財政依賴大，當遭遇緊縮性房地產調控時，房地產市場表現不佳，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大幅下降，部分過分依賴土地財政的地區可能出現流動性緊張，甚至是償付危機。三是地方債務與銀行綁定，增大銀行業風險。如果地方政府債務出現不良貸款，將導致銀行總體的不良貸款余額上升。四是經濟減速影響地方債務償付能力。2011年以來，受經濟持續下行、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回落、企業利潤下降、結構性減稅的影響，財政收入大幅減少，政府償債能力明顯下降。6.風險六：貨幣泡沫巨大，我國中長期面臨通脹壓力貨幣泡沫是房地產泡沫和一切資產泡沫的前提和基礎，世界上任何資產泡沫和通脹背後都有貨幣超發的影子。我國貨幣超發現象長期存在，從經濟運行的情況看，我國貨幣存量偏多。目前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一貨幣大國，截至2011年底，M2餘額為85.16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3.6%，摺合美元13.18萬億元，是同期美國M2的1.36倍。從增速看，過去20年我國M2增速平均是21%%，而GDP是10.5%，M2增速是GDP增速的兩倍。高存量貨幣導致了強烈的通脹預期，促使商品和資產價格上揚，2003年以來我國房地產價格和資本品價格飛漲即是很好的例證。從長期來看，我國存在著較強的通脹壓力，一是由於高貨幣存量推高長期通脹水平；二是隨著我國人口紅利逐步削弱，工資將螺旋上漲，特別是黨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標，這些都將帶來持久通貨膨脹的壓力；三是隨著能源價格市場化進程不斷推進，我國資源品價格面臨上漲壓力。二、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變之路1.轉變之一：從「中國製造」到「中國消費」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往往代表了粗放型的增長模式，容易造成經濟的波動；消費驅動型增長則代表了成熟經濟國家的主要經濟增長模式，經濟發展更加穩固和持久。歐美發達國家消費佔GDP比重在70%左右，印度和巴西消費佔GDP比重也分別達到81%和79%，而我國消費佔GDP的比重僅為47%。目前，我國居民消費率和總體消費率分別比全球平均水平低25和30個百分點。過去20年，我國居民消費對GDP貢獻率總體呈下降趨勢，從1990年的49%下降到2011年的35%，同期我國資本形成對GDP的貢獻率則從35%上升到49%。投資貢獻較大、消費貢獻下降普遍被認為是中國經濟不平衡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使得中國經濟往往受外界影響波動劇烈。擴大消費將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隨著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的持續增加，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逐步完善，稅制改革、金融改革不斷深化，以及房地產調控等，將有利於消費時代的到來。隨著我國消費水平的上升，我國經濟結構將趨於改善，經濟增長將依靠內需驅動。2.轉變之二：轉變重化工業的增長模式，進一步提升服務業比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以鋼鐵、化工為代表的重化工業的發展。但這種發展模式也帶來了諸多問題，例如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2011年，我國GDP佔世界的10%，但是消耗的資源佔世界原煤的49%、原油的11%、粗鋼的45%、鐵礦石的35%。從國際經驗看，上世紀完成工業化的主要經濟體中，工業化進程平均耗時15～20年，其中日本耗時20年，韓國耗時18年，中國台灣耗時15年，屆時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約為1/3。相比之下，我國工業化已經歷時27年，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已達44%。重化工業之路過頭使得我國經濟比例失衡，服務業被擠壓。倘若繼續推進重化工業的增長方式，不僅環境與資源無法承受，也將加劇產能過剩，生產效率難以提高。服務業發達程度是衡量現代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發達國家服務業比重普遍偏高，第三產業佔GDP比重，美國為75%、日本為68%、韓國為55%、法國為72%。長期以來我國服務業發展滯後於整體經濟，第三產業佔GDP比重偏低。截至2011年底，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為43%，與發達國家服務業水平仍然有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國產業結構與上世紀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末期的中國台灣、80年代初的韓國具有類似性。根據國際經驗，隨著工業化進程進入尾聲，未來我國服務業發展將步入加速期，隨著經濟發展模式轉變，未來我國服務業比重將持續提升。3.轉變之三：改善勞動者報酬，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居民收入，擴大消費規模，促進消費升級。1979-2010年，我國GDP年均增長9.9%，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7.3%，經濟與居民收入增速相差2.6個百分點。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到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消費佔GDP的比重與居民收入佔GDP的比重密切相關，隨著我國居民收入的穩步增加，將有利於促進消費擴大和升級。在人均GDP達到6000～7000美元時，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都出現了明顯的消費升級趨勢。按照平均匯率折算，我國人均GDP已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有望在2015年超過7000美元，屆時我國將進入消費升級期。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改革，提高居民消費率。社會保障制度對個人儲蓄存在著「擠出效應」，長期以來，我國較低的社會福利支出導致居民傾向於增加儲蓄、減少消費。黨的十八大提出，要統籌推進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社會保障全民覆蓋，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住房保障體系基本形成，社會和諧穩定。未來隨著國家財政對社會保障投入的力度不斷加大，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將進入「快車道」。隨著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將在不同程度上促進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居民所面對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也相應降低，有利於居民減少預防性儲蓄，提高全社會的消費傾向。4.轉變之四：深化財稅體制改革，調節貧富差距，促進消費增長稅收體製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一直在促進經濟增長、撫平經濟波動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十二五」發展規劃綱要提出，改革和完善稅收制度，按照優化稅制結構、公平稅收負擔、規范分配關系、完善稅權配置的原則，健全稅制體系。黨的十八大再次明確提出：要加快改革財稅體制，形成有利於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財稅改革主要體現在降低稅負和優化結構兩個方面。在降低稅負方面，我國稅種法定稅率偏高，例如目前我國實行的「生產型」增值稅，基本稅率為17%，如果換算成國外可比口徑，即換算成「消費型」的增值稅，則稅率高達23%，高於西方國家的水平(大多在20%以下)⑤。此外，我國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為45%，而英國是40%，日本是37%，美國、印度、俄羅斯分別為35%、34%、13%。從整體上降低居民稅負，可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比重，減少政府部門對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的擠壓，進而提高居民消費。從稅收結構看，我國的稅制結構依然是以流轉稅為主體，而所得稅的主體地位還比較薄弱。我國稅收總量中流轉稅收入佔62%，所得稅收入佔26%。相比之下，國外主要發達國家所得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平均在50%左右，流轉稅比重往往不到40%。優化稅收結構有利於縮小貧富差距，提升消費水平。例如，增值稅、營業稅等間接稅具有累退性，這部分稅負主要在中低收入人群，降低此類稅率可以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同時應增加資本利得稅、遺產稅、房產稅等財產性稅收，這部分稅負主要在資本所有者和高收入人群，增加此類稅收有利於調節貧富差距。5.轉變之五：改變由政府投資為主導的模式，大力發展民營企業政府支出增加容易引起私人消費和私人投資的降低。長期以來，我國投資由政府主導，特別是1995年以來，我國個體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低於國有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導致個體經濟占總投資比重由1990年的22%下降到2010年的3%。政府主導投資存在諸多問題：一是由於缺乏監管，容易造成腐敗和國有資產流失；二是無法充分發揮市場這只「無形的手」，資源難以得到優化配置，造成投資效率低下；三是政府主導投資限制了私人投資的發展。作為新生力量，民營企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與日俱增，尤其是在解決就業方面。據統計，私營企業佔中國法人企業的60%以上，解決了社會新增非農就業人員份額的80%以上；擁有全國66%的專利、74%的技術創新以及82%的新產品開發等等。但是由於一些客觀原因，民營企業生存狀態並不樂觀，需要國家政策的傾斜和扶持。近年來，國家先後出台多項鼓勵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例如2009年出台的《關於進一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向微小型企業提高稅負優惠，鼓勵民間資本發起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等；2010年出台的《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進一步拓寬民間投資的領域和范圍，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領域等；2012年國家出台《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開展境外投資的18條政策措施》，提出加強民企境外投資的規劃指導，做好境外投資投向引導，完善財稅支持政策，健全境外投資法規制度等。黨的十八大也提出要支持小微企業特別是科技型小微企業的發展。三、中國經濟發展對國內石油市場的影響1.隨著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國內石油消費增速將隨之放緩經濟發展是石油需求增加的源動力。過去30年，我國石油消費增速呈現與經濟增長同步的特點，兩者相關系數高達90%，且石油需求彈性系數呈上升趨勢，顯示經濟增長對石油需求的拉動作用更趨明顯。例如，1980-1990年我國GDP年均增長9.21%，石油消費量年均增長2.75%，石油需求彈性系數為0.3；1990-2000年我國GDP年均增長9.85%，石油消費量年均增長6.27%，石油需求彈性系數上升至0.6.3；2000-2010年我國GDP年均增長10.3%，石油消費量年均增長7.18%，石油需求彈性系數為0.69。未來我國經濟潛在增長速度難以維持過去20年9%～11%的平均水平。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到202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比2010年翻一番。預計2010-2020年GDP增速將降至7%～8%，2020-2030年將降至5%～6%。隨著經濟潛在增速下滑，未來包括石油在內的能源需求增速也將隨之放緩。經過模型測算，當季度GDP下降1個百分點，季度石油消費將下降2.75個百分點，季度成品油消費下降3.3個百分點。分油品看，柴油需求與宏觀經濟走勢關聯更為密切，當國內GDP下降1個百分點，柴油消費下降4.8個百分點。汽油消費需求剛性，受宏觀經濟走勢影響相對較小，當國內GDP下降1個百分點，汽油消費下降約0.15個百分點。綜合考慮經濟發展、能耗下降、產業升級、主要用油行業發展以及替代能源的影響，預計2020年我國石油需求總量將達到5.87億噸，比2011年增加1.2億噸，年均增速將從最近10年的7%大幅下降至2.3%，石油需求彈性系數降至0.35；預計2030年石油需求總量達到6.98億噸，年均增速進一步降至1.7%，石油需求彈性系數降至0.31。2.大消費時代到來，乘用車保有量快速增長支撐汽油需求持續增加汽車和摩托車用油占汽油消費總量的95%左右，汽油消費與車輛保有量相關系數達到0.97，汽車保有量是影響汽油消費的首要因素。經驗表明，人均汽車保有量規模及增速與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人均GDP和千人汽車保有量顯著正相關。人均GDP越高的國家，汽車保有量也較高，例如美國千人汽車擁有量達到828輛，為世界第一石油消費大國。我國千人汽車擁有量僅為60輛，不僅遠落後於發達經濟體，在新興經濟體中也處於較低水平。未來隨著居民收入持續提高、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繼續深化，我國將逐步跨入大消費時代，汽車消費將快速增長。目前我國汽車總銷量已躍居世界第一位，但千人汽車保有量、千人汽車銷量等指標與日本上世紀60年代初期和韓國80年代中期相當，未來我國汽車市場仍有很大的增長空間。預計到2020年我國汽車銷量將達到3000萬輛，每千人汽車保有量將達到184輛。隨著汽車保有量的增加，國內汽油消費也將呈持續增長態勢，預計到2020年國內汽油需求將達到1.1億噸，2030年達到1.4億噸。3.隨著產業結構不斷優化，服務業佔比提升，柴油需求受到抑制在我國能源消費結構中，工業一直是能源消費大戶，其能源消費佔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保持在70%左右。根據經驗，工業經濟占國民經濟比重提升，將帶動能源消費加速增長。近30年來，隨著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我國已成為世界煤炭消費第一大國，石油和電力消費第二大國。與工業相比，服務業單位能源消耗較少。通過計量分析也發現，第二產業增長對石油需求增長的帶動遠大於第三產業。從美國經驗看，1970年以來，美國工業佔GDP比重從35%下降到20%，服務業佔GDP比重從61%上升到78%，同期石油消費增速由年均4%下降到年均1%。未來隨著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重化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將趨於下降，服務業比重將趨於提升。產業結構變化將影響我國石油需求變化，柴油與工業發展密切相關，未來柴油需求將逐步放緩，柴汽比或將有所降低。預計到2020年，柴油需求為2.3億噸，年均增速約5%，柴汽比進一步下降到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