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提高人均GDP的動力是什麼
理論上講沒有什麼動力,一般說來,國民收入是宏觀經濟政策的第一目的,畢竟正常國家的政#府主要是為了人民的利益服務而不是自身的利益。而提高人均gdp這種行為只適用於高壓政#治國家,是為了政#權的形象而進行的不合理的所謂「經濟建設」。
㈡ 拉動貸款余額上升的主要動力是
拉動貸款余額上升的動力是出口、消費和投資的增長,經濟發展好了,貸款余額也會上升。
㈢ 貸款利率不降反升會對企業產生哪些影響
貸款利率市場化已推行10個多月,但令人詫異的是,貸款利率不降反升,最終傳導至產業鏈下游,增加企業融資成本。對此,有經濟學家認為,降低融資成本的重要一環在於商業銀行,75%的存貸比考核限制了商業銀行發放貸款的能力,對存貸比進行適當的改革有助於貸款利率的下行。與此同時,大額可轉讓存單有望於近期試點,我國利率市場化再邁步
「真的為貸款熬白了頭,操碎了心。」在上海從事紡織生意的企業主李先生兩鬢已經泛起「霜白」。他無奈地告訴記者,從今年春節之後,他曾經整晚地睡不著,害怕銀行突然抽貸或者提高貸款利率,但如今這個噩夢彷彿又變為了現實。
「最近,銀行對我們中小企業貸款利率又上調了,上浮幅度一般在30%-50%,最高的甚至達到60%,銀行是一浮到底。而我們沒有國有大型企業那樣雄厚的資金,貸款成本的提升是一筆很大的開銷,別說貸不到錢,有時候真的不敢去貸。」李先生表示。
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目前上海地區小企業貸款的利率差不多在18%左右,假設貸款100萬元,每年就得還18萬元,還要再加上3%左右的手續費也就是3萬元,融資成本就接近21萬元,比去年整整高出了20%。
隨著利率市場化的進程,自去年7月20日起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如今已經將近1年的時間了,但令不少像張先生這樣的企業主詫異的是,貸款利率並未因競爭而下行,反而穩中有升。據記者了解,僅2013年全年金融機構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約上升了0.4%。與此同時,央行推出的貸款基礎利率也從去年10月的5.71%上升至今年的5.77%。
「下不去」的貸款利率顯然成為了壓在中小企業融資身上的「一座大山」。那麼究竟為何在貸款利率市場化的進程下,貸款利率不降反升?「存貸比」制度近年來緣何廣受爭議?利率市場化穩步推進—「大額可轉讓存單」惠利幾何?利率市場化「下一步」又該如何邁進?
貸款利率不降反升
5月6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2014年第一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顯示, 3月份非金融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7.18%,比上年12月下降0.02個百分點。其中,一般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7.37%,比上年12月上升0.23個百分點。另外,從利率浮動情況看,3月執行上浮利率的貸款佔比為70.25%,比上年12月上升6.84個百分點。
「利率還是很高,3月份非金融部門的貸款利率加權平均是7點多,加上上浮,國有企業市場上貸款利率將近10%。」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喬依德表示。
根據數據,即便在利率市場化下放開貸款利率已將近1年,但貸款利率也並未像人們之前預想的那樣穩中有降,反而部分小幅走高,與此同時,執行上浮利率的貸款也未見下行。
「企業融資成本的居高不下主要是商業銀行的風險偏好降低。因此,在信貸資源很稀缺,而市場需求仍然很旺盛的情況下,貸款利率就很容易提升上去。」交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
浦發銀行(600000,股吧)戰略發展部總經理李麟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也指出:「從目前來看,銀行貸款利率上升和資金面的緊張有關,可能屬於階段性現象。」
5月27日,央行在公開市場開展200億元28天正回購,較5月22日縮量超三成,中標利率繼續持平於4.00%。5月末最後一周,央行公開市場僅有500億元正回購到期,無逆回購及央票到期,是央行正回購縮量提前維穩的主要原因,再加上5月29日央行和財政部投放400億元國庫現金定存,該周公開市場有望延續小幅凈投放。此前一周,公開市場實現凈投放1200億元,創4個月來新高。
6月臨近,銀行理財產品攬儲跡象又現苗頭。「半年末時點將至,資金利率上行仍是大概率事件。」申銀萬國證券認為,事實上,在去年「錢荒」的教訓之後,今年銀行的「攬儲戰」已提前開始。目前銀行陸續推出跨半年末的理財產品,收益率雖未現大漲,但亦有小幅回升跡象,6月「錢荒」再現的概率較小,但資金壓力不容忽視。
一位商業銀行交易員也向《國際金融報》記者證實了這一消息,表示當前資金面延續了緊平衡態勢,機構融入繼續增多,而融出更顯謹慎。
「受互聯網金融沖擊和金融脫媒(指在金融管制的情況下,資金的供給繞開商業銀行這個媒介體系,直接輸送到需求方和融資者手裡,造成資金的體外循環)影響,2013年以來,銀行業整體負債成本呈上升趨勢,由此帶動貸款利率向上遷移。」華夏銀行(600015,股吧)發展研究部研究員楊馳告訴記者。
但對於央行貨幣政策的引導,也有不少專家認為,不可「操之過急」。
「央行貨幣政策起引導作用,推動利率市場化,不是說一下子就能夠到位的,這其中得有一個過程,金融改革如何與市場以及政府之間共同協調共進,都存在巨大的挑戰。另外,最近CPI和PPI走勢背離,在這個過程中間,到底由什麼來反映利率的真實性,可能也是對分析者的考驗。」李麟進一步解釋。
「此外,利率市場化的改革還反映在市場中每個主體對利率存有的一個敏感度,如今市場上有許多貸款的主體對利率市場化並不敏感,這就需要首先從國有企業入手,轉變政府職能,讓利率市場化這些主體對利率有充分的敏感度,從而大大影響利率市場化的效果。」李麟補充道,「說到底,是現在利率市場化還未進行徹底。」
在利率市場化專欄中,央行也強調貨幣政策框架向價格型調控的轉型需要經歷一個逐步完善和效果強化的過程,此時數量型政策工具和目標依然重要。從國際經驗來看,美日英三國的利率市場化進程持續時間均在十年及以上。因此,中國短期內需要數量與價格相互協助,共同完成調控目標。
「推進之後至少還得看運行幾年,才能夠考慮利率市場化大踏步向前推進,因為還得看看這個制度推行以後是否合適,市場是否接受,大家是否認同,運行效果到底如何。」連平告訴記者,「不在利率市場化本身,而在於利率市場化一系列配套設施是否建立完善。」
專家呼籲取消存貸比
貸款利率「不降反升」,讓不少專家學者將矛頭對准了存貸比這一歷時已久的貨幣監管制度,認為75%的存貸比考核限制了商業銀行發放貸款的能力,一時間呼籲取消存貸比的聲音「不絕於耳」。
所謂存貸比,是指商業銀行貸款總額除以存款總額的比值。從銀行盈利的角度講,存貸比越高越好,因為存款是要付息的,即所謂的資金成本,如果一家銀行的存款很多,貸款很少,就意味著它成本高,而收入少,銀行的盈利能力就較差。
「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的比例不得超過75%」這項規定發端於1995年7月開始實施的《商業銀行法》。該法雖經多次修改,但對存貸比的規定卻延續至今。
「在銀行資金來源和運用單一的情況下,存貸比無論是作為流動性監管指標還是貸款額度控制指標都曾經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金融脫媒的情況下,存貸比的弊端日漸顯現。」申銀萬國證券研究所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據了解,過去10年,銀行的存款和貸款的增速基本是一致的,但從去年開始,存款的增速明顯跟不上貸款的增長,兩者相差兩個百分點。今年第一季度差距更大,貸款增速為13.9%,存款增速為11.1%,相差近3個百分點。
連平認為,在「存貸差」日益加大的今天,「存貸比」這一監管制度變得尤為「惹人非議」,「一方面銀行不願意放手貸款規模的投放,另一方面由於金融脫媒加快、互聯網金融進一步發展、IPO開閘以及財政存款難以大幅下放等因素,使得現在銀行存款增速明顯放慢。因此,存貸比監管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使得商業銀行在市場想盡辦法拉攏資金,比如每逢月末、季末、年末,銀行推出各類高收益的理財產品,這些都勢必會造成市場利率水平上升。」
具體來看,截至2013年末,已有多家上市銀行的存貸比全線「飄紅」:交行、民生、浦發、中信、光大、中行存貸比分別為73.40%、73.39%、73.01%、72.79%、72.59%、72.52%,其中招行以74.44%「穩居榜首」,逼近75%的監管紅線。此外,從趨勢上看,存貸比數據近兩年呈逐步攀升的態勢。市場流動性偏緊導致大部分中國上市銀行2013年末存貸比上升、流動性比例下降。
因此,連平分析,對存貸比進行適當的改革將有助於貸款利率的下行。「如果同業存款也列入商業銀行存貸比考核的一個分目進行計算,商業銀行就可以簡單從同業市場獲得資金。將分母做大,銀行可以把更多貸款放出去,因此也就沒有必要像現在這樣疲於奔命,想盡一切辦法用很高成本把資金拉進。」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也持有相同觀點,其表示在《商業銀行法》對存貸比指標暫沒有取消之前,應盡快改變商業銀行存貸比的計算口徑,將非存款類金融機構在存款類金融機構的存款納入一般存款統計,同時把同業存款也計入存貸比的分母,承認吸收同業的存款也是資金來源之一,降低一般存款與同業存款之間的套利行為。
此外,呼籲取消存貸比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更完善的指標代替存貸比反映銀行的流動性風險。「我國已經開始實施的巴塞爾協議中,已經引入流動性覆蓋率和凈穩定資金比率來監測銀行的流動性風險,這兩大指標覆蓋的資金來源和運用更全面,比存貸比這一傳統指標更准確。」李慧勇表示。
近日,監管部門對於「存貸比」這一制度的完善再一次提上「議程」:5月14日,上海銀監局發布《關於試行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銀行業監管相關制度安排的通知》中顯示,「在試驗區業務開展初期不對試驗區業務和試驗區內分支機構下達單獨的貸存比考核指標」。這是監管部門首次公開強調對城市中的分支機構存貸比放鬆。
在連平看來,短期內取消存貸比考核並不現實,「即使要取消,從法律上來說還要有程序,至少還要1-2年的時間。」
試水大額可轉讓存單
2013年7月20日,央行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這是長期實行利率管制的我國金融市場邁出的一大步,雖然其效果並未「立竿見影」,但央行推動利率市場化的腳步沒有放慢。中國人民銀行在《2014年第一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表示,目前我國同業存單市場已初具規模,而作為利率市場化的關鍵一環,面向企業、個人的大額可轉讓存單將有望於年內推出。
所謂大額可轉讓存單(NCDS),是由商業銀行發行,可在二級市場上轉讓的存款憑證,通常票面利率比同期定期存款利率略高,且利率可以浮動,這是它與定期存款最大的不同。大額可轉讓存單一般期限為14天至1年,面向機構投資者發行的金額較大,例如在美國為10萬美元,面向個人投資者發行的金額相對較小,美國的最小面額為100美元。
家住上海的張女士只看了一眼今年第二期憑證式國債(一年期僅3.6%的票面年利率),便連連搖頭說:「我是不會買的。」張女士很堅定地告訴記者,這幾年來一直在買銀行的理財產品,雖然現在的收益率和春節前後那段時間不能相比,但是想要買到1年期5%收益率的理財產品還是挺容易的。
而張女士可能不清楚的是,以後一年期國債這種穩妥的理財方式,可能將逐步被銀行所發行的大額可轉讓存單所取代。
設想一下,不久的將來,張女士去銀行購買理財產品時,工作人員會向她介紹大額可轉讓存單:一種市場化定價的存款單證,憑證上印有一定的票面金額、存入和到期日以及利率,到期後可按票面金額和規定利率提取全部本息。收益率不錯,也可以通過銀行隨時轉讓給其他儲戶,自由買賣,轉讓時的利率隨行就市。
「大額可轉讓存單的推出,對普通居民而言,無疑在其投資方式中又增添一類新的理財工具。」李麟告訴記者,「與此同時,這種產品擁有兩個非常突出的優勢,首先是流動性好,其次相對於與第三方對接,或者兩頭在外的其他理財產品來說,由於大額可轉讓存單是定向發行,並且通常是銀行和個人之間或者是銀行和發行對手之間的交易,更接近於存款,儲蓄性質更強,因此對於個人儲戶—尤其是風險偏好較低的儲戶,將會是一種更好的選擇。」
「另外,在極端情況下,比如股市融資高風險,債市配置又會出現剛性兌付,儲蓄大量迴流時,大額可轉讓存單將會非常受歡迎。」李麟補充說。
對於將來大額可轉讓存單可能的具體實施細節,目前不少銀行負責人表示,細則還未推出,但屆時會在總行的設計安排和統一發布下時時跟進。「我們也非常希望細則的正式落地,會時刻關注,相信總行正在研究之中。」上海農商銀行自貿區分行副行長季容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李麟預測,未來中小銀行推大額可轉讓存單的動力更大,其次大額可轉讓存單的購買起點相對來講並不會低。「如果購買起點太低的話,銀行的成本會比較高。所以,在試點階段,大額可轉讓存單的購買起點可能會設置得較高,至少在100萬元左右。」
也有業內人士認為,會有中小銀行等金融機構分拆代銷,從而降低門檻。期限可能為1個月、3個月、6個月、9個月和1年,一般不超過1年。利率可參考同期限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SHIBOR)或者目前運行的同業存單利率定價。
據了解,大額可轉讓存單起源於美國,1973年美聯儲發行大額可轉讓存單,成為美國利率市場化進程中的重要切入點,並逐漸成為銀行資金的主要來源。同樣,這一貨幣市場工具也在1979年的日本利率市場化和1994年韓國利率市場化進程中起到「敲門磚」的作用。大額可轉讓存單的推出,意味著利率市場化僅剩「臨門一腳」—存款利率的放開。
「針對個人的大額可轉讓存單的推出,可視為我國取消存款利率管制、利率市場化向前推進過程中的重要一步。」連平認為,「存款利率放開的時間表既然已經確定,這將倒逼大額可轉讓存單的啟動。根據國際經驗,大額可轉讓存單將根據先大額後小額、先長期後短期的順序漸次推出。」
㈣ 央行重磅!2021年第一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公布,涉及房地產等
5月11日,央行發布2021年第一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報告中值得關注的有以下要點:
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
2021 年第一季度,人民銀行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靈活精準、合理適度,綜合運用再貸款、再貼現、中期借貸便利(MLF)、公開市場操作等多種貨幣政策工具投放流動性,及時熨平春節前後現金投放、財政稅收、季末等多種短期波動因素,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春節前不緊,春節後不松,維護市場預期穩定和貨幣市場利率平穩運行。
同時,通過多種方式加強與公眾溝通,進一步提高貨幣政策操作的精準性和有效性,引導貨幣市場短期利率圍繞公開市場 7 天期逆回購操作利率在合理區間波動,政策利率的中樞作用進一步增強。3月末,金融機構超額准備金率為1.5%,比上年同期低0.6個百分點。
貨幣信貸合理增長
隨著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改革深入推進,貨幣政策傳導效率顯著提升,信貸投放保持較快增長,有力支持了經濟恢復、穩中加固、穩中向好。3月末,金融機構本外幣貸款余額為186.4萬億元,同比增長12.3%,比年初增加8.0萬億元,同多增 6734 億元。人民幣貸款余額為180.4萬億元,同比增長12.6%,比年初增加7.7萬億元,同比多增5741億元。金融機構信貸投放節奏把握適度,保持了支持實體經濟的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增強了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後勁。
推動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管理制度有序落地
2020 年末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出台後,人民銀行會同銀保監會指導省級分支機構合理確定地方法人銀行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管理要求,督促集中度超出上限的商業銀行制定過渡期調整方案。目前,信貸結構優化有序推進,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管理制度進入常態化政策執行和實施階段。
房地產行業數據
2021年第一季度,全國房價總體穩定。受上年低基數影響,商品房銷售和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出現明顯增長。3月,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價格同比分別上漲4.4%和3.3%,漲幅較上年末分別高0.7個和1.2個百分點。一季度,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增長63.8%,兩年平均增長9.9%;銷售額同比增長88.5%,兩年平均增長19.1%。一季度,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25.6%,兩年平均增長7.6%;其中,住宅開發投資同比增長28.8%,兩年平均增長9.3%,占房地產開發投資的比重為74.8%。
房地產貸款增速總體保持平穩。3月末,全國主要金融機構(含外資)房地產貸款余額 50.0萬億元,同比增長10.9%,增速較上年末低 0.6個百分點。其中,個人住房貸款余額 35.7萬億元,同比增長14.5%,增速較上年末低0.1個百分點;住房開發貸款余額 9.5萬億元,同比增長5.8%,增速較上年末低2.4個百分點。
完善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框架
人民銀行會同銀保監會起草《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監管規定(試行)(徵求意見稿)》,於4月2日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附加監管規定》從附加監管指標體系、恢復與處置計劃、審慎監管措施等方面對系統重要性銀行提出附加監管要求,是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監管的一般性框架。
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監管制度
2021 年以來,人民銀行積極做好金融控股公司行政許可相關工作,於3月31日發布《金融控股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任職備案管理暫行規定》(中國人民銀行令〔2021〕第2號),明確由人民銀行對金融控股公司董監高實行備案管理,規定人員任職條件和備案程序,並加強任職管理,防控關鍵崗位人員風險,規范兼職、代為履職、公示人員信息等行為。
深入推進金融支持穩企業保就業
召開全國主要銀行信貸結構調整座談會,加強政策指導,推動銀行持續改善小微企業金融服務,促進小微企業融資「增量、降價、提質、擴面」。加大製造業中長期貸款投放力度,助力製造業高質量發展。
切實支持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
嚴格落實「四個不摘」要求,保持主要金融幫扶政策總體穩定,繼續發揮再貸款的精準滴灌和正向激勵作用,降低「三農」融資成本。做好脫貧人口小額信貸工作。繼續落實好創業擔保貸款、助學貸款等政策。做好易地搬遷後續金融服務,研究加大對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的金融資源傾斜。
著力加大對鄉村振興領域資源投入
做好春耕備耕、糧食安全、種業發展、高標准農田建設等重點領域的金融服務,支持開展農機具、大棚設施、農村承包土地經營權等抵質押貸款業務。鼓勵金融機構發行「三農」專項金融債券,拓寬低成本資金來源。
有序推進中小金融機構風險處置和改革重組
努力克服疫情影響,推動高風險中小金融機構處置取得關鍵進展和重要階段性成果。恆豐銀行改革重組方案順利實施,錦州銀行風險處置和改革重組工作基本完成,確保了關鍵敏感時期金融體系的平穩運行,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加強外匯市場管理
加強非現場監督能力建設,繼續嚴厲打擊地下錢庄、跨境賭博等非法金融活動,重點查處虛假欺騙性交易,有力維護外匯市場良性秩序。第一季度,共查處外匯違規案件661起,罰沒款2.16億元。
主要經濟體超寬松宏觀政策的後續影響和貨幣政策轉向的風險需密切關注
2021年一季度末,美聯儲、歐央行、日本央行資產負債表分別較 2019年末擴張85%、60%、25%,主要是購買政府債券,2020年美國新增國債中超過一半由美聯儲購買。發達經濟體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緊密結合,規模巨大,推動全球資產價格上漲,與實體經濟相脫離,金融風險隱患不斷增加,未來是否會通過主權債務風險、高通脹、匯率利率波動、股市債市估值調整等造成風險轉移,需要密切關注。一季度美國長端利率上行引發全球金融市場震盪加劇,一些基本面脆弱的新興經濟體資本外流和匯率貶值壓力上升。加拿大央行已在4月削減資產購買規模,未來若主要發達經濟體釋放明確的貨幣政策轉向信號,可能產生外溢效應,進一步放大全球跨境資本流動的波動。
全球通脹水平可能繼續升溫
全球經濟回暖拉動大宗商品和原材料需求走高,加上流動性環境極度寬裕,國際大宗商品如鐵礦石、銅、原油、大豆等產品價格上漲較快。疊加去年低基數效應,未來一段時間全球通脹指標的同比讀數可能會普遍趨於抬升,進一步推升通脹預期。
中國宏觀經濟展望
今年以來,我國經濟呈現穩定恢復態勢,穩中加固、穩中向好。第一季度我國GDP同比增長18.3%,兩年平均增長5.0%,經濟運行開局良好,高質量發展取得新成效。「十四五」時期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第一個五年,我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
我國經濟發展動力不斷增強,經濟運行中的積極因素增多。
也要看到,外部環境依然復雜嚴峻,我國經濟恢復不均衡、基礎不穩固,經濟社會發展仍面臨不少風險挑戰。
物價走勢總體穩定,不存在長期通脹或通縮的基礎。
下一階段主要政策思路
一是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
二是落實和發揮好再貸款、再貼現和直達實體經濟貨幣政策工具的牽引帶動作用。
三是構建金融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
四是深化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
五是加強金融市場基礎制度建設,服務實體經濟,防範市場風險。
六是進一步推進金融機構改革,不斷完善公司治理,優化金融供給。
七是健全金融風險預防、預警、處置、問責制度體系,構建防範化解金融風險長效機制。
㈤ 拉動貸款余額上升的主要動力是
你好!
消費力,只有掙得多了,消費力提升了,市場經濟也就被帶動起來了,自然貸款的人也就多了,銀行業也就活了,所以主要動力是人民的消費能力
如有疑問,請追問。
㈥ 當前中國城市產業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在過去30多年裡,中國創造了世界經濟增長奇跡,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接近10%,是主要經濟體中增長最快的國家。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入世」帶來的全球化紅利得到充分發揮,中國躍居世界第一出口大國,中國製造遍布全球。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中國經濟也積累了諸多問題和隱患,並在金融危機爆發後愈發凸顯,集中體現在:政府主導投資造成行業產能過剩、投資效益低下;全球化紅利逐步釋放,出口導向型經濟難以為繼;人口紅利逐步衰減,老齡化加大社會壓力;房地產泡沫化,經濟存在硬著陸風險;貨幣供應過剩,中長期通脹壓力較大。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將由投資拉動轉向消費拉動,由重工業拉動轉向服務業拉動,由政府主導投資轉向私人主導投資。同時,通過改善勞動者報酬、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促進消費升級,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不再高速但更加穩健,石油消費增速隨之放緩;大消費時代帶來乘用車保有量快速增長支撐汽油需求剛性持續增加;產業結構不斷優化,服務業佔比提升,柴油需求受到抑制;房地產降溫,下游化工品需求增速下降;中西部地區將成為拉動成品油需求的新亮點。一、中國經濟面臨六大中長期風險1.風險一:政府主導投資造成產能過剩、投資效益低下與歐美發達國家靠消費驅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不同,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自2003年起,我國的資本形成率已經連續9年維持在40%以上,2011年高達49%,分別為美國、日本、韓國的4倍、2.3倍、1.8倍。投資具有乘數效應,刺激經濟增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依靠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成就了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但同時也造成了產能過剩、持續性不足、投資效率低下、借貸風險上升等問題。過度投資加劇產能過剩。產能過剩主要在鋼鐵、水泥、石化等支柱性行業,這些行業已經出現了供大於求的問題,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大挑戰。投資的快速增長是造成我國產能過剩的根本原因,2001-2011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年均增速達23%,高於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速8.1個百分點。政府主導投資是造成產能過剩的體制性原因,以GDP增長為考核指標促使地方政府投資熱情高漲,導致各地過度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金融危機後,中國政府先後出台了4萬億投資計劃、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和大規模高鐵建設計劃,拉動了鋼鐵、有色、石化、風電、水泥等行業快速發展,但同時也加劇了這些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過度投資導致投資效率低下。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投資的快速增長,我國產能利用率呈現持續下降態勢,從1991年的84%下降到2011年的63%。「十一五」期間,上海市固定資產投資達到2.1萬億元,每平方千米投資在3.3億元以上;北京市固定資產投資達1.9萬億元,每平方千米投資超過1.6億元。政府主導投資不能充分發揮市場資源優化配置作用,容易造成投資效率低下、重復建設和利用率低等問題。目前我國大城市已經面臨投資飽和的尷尬,未來依靠大規模投資驅動經濟增長的模式不可持續。2.風險二:依賴出口的發展模式使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面臨重大挑戰與東亞許多國家一樣,我國採取了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加入WTO後,藉助廉價勞動力和低端製造業優勢,我國對外貿易不斷擴大,在GDP中的佔比不斷攀升,在金融危機前,我國對外貿易總額佔GDP比重一度高達66%。從出口總量來看,2011年,我國出口總額為3.6萬億美元,佔全球近11%份額,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國。嚴重依賴出口的發展模式使我國經濟受外部環境影響較大。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我國出口停滯,國內經濟增速降至7.8%;2008年的金融危機使我國出口增速降至-13.8%,經濟增速也隨之下降。我國出口產品以加工製造業為主,在全球產業鏈中定位低端。出口產品主要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服裝、紡織、鞋類、傢具和箱包等商品均排在製成品出口金額的前十位。盡管我國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國,但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佔比極低。據統計,在全球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中,美國佔37%、歐洲27%、日本18%、韓國4%,中國只有3%。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我國製造業以加工製造業為主,在價值鏈中處於低端,也就是只在利潤最低端的組裝和製造環節佔有一席之地。未來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金融危機後,隨著發達國家製造業回歸、全球人口結構的變化以及更年輕國家的崛起,使中國面臨外需環境惡化和部分製造業優勢消失的雙重壓力,出口拉動經濟增長方式將難以為繼,由外向型經濟回歸大陸型經濟是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必然選擇。3.風險三:人口紅利即將過去,未富先老,社會養老壓力巨大,成為嚴重的社會不穩定因素過去3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快速增長,有效生產者與有效消費者之比從1上升到1.3。人口紅利提振了中國經濟,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帶來的成本優勢使我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製造國和第一大出口國。據瑞銀集團測算,在過去30年,我國人均GDP年均9%的實際增速中,人口紅利因素貢獻了約0.8個百分點①。「人口紅利」之後是「人口債務」。據聯合國預測,中國總人口將在2030前後達到14億峰值,隨後開始下降。其間,人口結構也將發生顯著變化,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逐步下降,老齡人口比重上升,到2030年中國65歲以上的人口將佔16.2%,到2050年這一比例將上升到24.7%,人口紅利將逐步消失。從勞動供給來看,目前我國仍然處於勞動年齡人口最豐富的時期,但如果保持現有的人口政策不變,隨著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的減緩,勞動年齡人口將在2015年前後停止增長②。雖然我國城鄉二元化結構將一定程度上緩沖勞動力不足問題,但由於農村可轉移的富餘青壯年勞動力越來越少,城鎮化帶來的勞動力供給有限,預計我國勞動力數量不足的問題會很快顯現。人民未富先老,社會養老壓力巨大。預計我國將在2025-2030年進入「老齡社會」。根據發達國家經驗,老齡化往往是與經濟發展同步,進入老齡社會時人均GDP一般在5000~10000美元,而中國將在經濟還不發達的情況下提前進入老齡社會,即所謂的未富先老。隨著老齡人口持續增加,我國養老金制度面臨嚴峻挑戰。首先,人口結構變化導致受益人數量增長較快,養老金需求不斷增加,同時繳納人數量增長相對緩慢,導致養老金壓力不斷增長。其次,農村老齡化問題壓力較大。我國老年人口近60%分布在農村,而農村絕大部分地區尚未建立健全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還處在試點階段,未來農村老齡人口養老將成為社會難題。此外,我國養老金賬戶存在較大缺口。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統計,截至2010年中國養老金系統中的個人賬戶本應有資產19596億元人民幣,但實際只有2039億元人民幣,缺口1.7萬億元人民幣以上。4.風險四:隨著人口紅利消退,房地產泡沫面臨破裂風險新世紀以來,隨著人們對住房需求的不斷增加,推動了房地產建設熱潮,刺激了房地產投資的快速增長。最近幾年房地產建設活動佔GDP的比重持續上升,從2009年開始,房地產建設活動佔GDP比重已經連續三年超過12%,2011年該比重上升至12.4%。同時房價大幅上漲,引發了人們對房地產泡沫的普遍擔憂。盡管受諸多因素影響,但供需關系始終是決定房地產價格最核心的因素。人口結構影響住房需求,進而影響房地產價格。從美國、日本等國家的經驗來看,房地產價格和勞動力拐點密切相關,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上升將拉動房地產價格上漲,反之亦然。如果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於2015年左右停止增長,將大大改變我國房地產市場的供求結構,人口紅利的消失將導致房地產價格下滑,未來我國房地產泡沫面臨破裂風險。房地產泡沫破滅往往會引發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例如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危機,90年代日本房地產崩盤,以及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對我國而言,由於房地產發展和國民經濟發展緊密相連,若房地產業出現問題,哪怕是局部地區出現崩盤情況,都將對經濟造成致命的影響。5.風險五:地方債務風險巨大,銀行業存在系統性風險,經濟有硬著陸可能我國政府債務水平在金磚國家中偏高。我國政府債務包括中央政府債務和地方政府債務,其中中央政府債務佔比約為62%,地方政府債務佔比約為38%③。截至2010年,我國中央及地方兩級政府全部債務總和佔GDP的比重約為68%,略高於國際公認的安全線,低於美、日、歐等發達經濟體。但是在新興經濟體中,我國政府債務水平偏高,比印度高20個百分點,比俄羅斯高40多個百分點。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已超過我國GDP的1/4。金融危機爆發後,為刺激經濟增長,我國各級政府紛紛出台巨額投資計劃,資金需求主要通過銀行貸款和地方融資平台等渠道提供,導致地方債務風險積聚。據審計署統計,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顯性負債規模達6.7萬億,隱性負債規模達4萬億,合計10.7萬億。省、市、縣三級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率,即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與地方政府綜合財力的比率為52.25%,加上地方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或有債務,債務率為70.45%④。地方債務對土地財政和銀行信貸依賴過大。首先,地方債務嚴重依賴土地財政,受房地產市場波動影響較大。2010年底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中,承諾用土地出讓收入作為償債來源的債務余額為2.55萬億元,共涉及12個省級、307個市級和1131個縣級政府。同時,土地出讓金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來源,土地出讓收入佔地方財政收入近30%的比重。其次,中國地方債務對銀行信貸依賴過大,在地方債務中,銀行貸款為8.47萬億元,佔比79%,是地方債務的主要組成部分。地方債務潛在風險巨大。一是個別地方政府債務負擔較重。截至2010年底,有78個市級和99個縣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債務率高於100%,分別占兩級政府總數的19.9%和3.56%。二是房地產調控使地方政府償債能力下降。由於地方債務對土地財政依賴大,當遭遇緊縮性房地產調控時,房地產市場表現不佳,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大幅下降,部分過分依賴土地財政的地區可能出現流動性緊張,甚至是償付危機。三是地方債務與銀行綁定,增大銀行業風險。如果地方政府債務出現不良貸款,將導致銀行總體的不良貸款余額上升。四是經濟減速影響地方債務償付能力。2011年以來,受經濟持續下行、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回落、企業利潤下降、結構性減稅的影響,財政收入大幅減少,政府償債能力明顯下降。6.風險六:貨幣泡沫巨大,我國中長期面臨通脹壓力貨幣泡沫是房地產泡沫和一切資產泡沫的前提和基礎,世界上任何資產泡沫和通脹背後都有貨幣超發的影子。我國貨幣超發現象長期存在,從經濟運行的情況看,我國貨幣存量偏多。目前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一貨幣大國,截至2011年底,M2餘額為85.16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3.6%,摺合美元13.18萬億元,是同期美國M2的1.36倍。從增速看,過去20年我國M2增速平均是21%%,而GDP是10.5%,M2增速是GDP增速的兩倍。高存量貨幣導致了強烈的通脹預期,促使商品和資產價格上揚,2003年以來我國房地產價格和資本品價格飛漲即是很好的例證。從長期來看,我國存在著較強的通脹壓力,一是由於高貨幣存量推高長期通脹水平;二是隨著我國人口紅利逐步削弱,工資將螺旋上漲,特別是黨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標,這些都將帶來持久通貨膨脹的壓力;三是隨著能源價格市場化進程不斷推進,我國資源品價格面臨上漲壓力。二、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變之路1.轉變之一:從「中國製造」到「中國消費」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往往代表了粗放型的增長模式,容易造成經濟的波動;消費驅動型增長則代表了成熟經濟國家的主要經濟增長模式,經濟發展更加穩固和持久。歐美發達國家消費佔GDP比重在70%左右,印度和巴西消費佔GDP比重也分別達到81%和79%,而我國消費佔GDP的比重僅為47%。目前,我國居民消費率和總體消費率分別比全球平均水平低25和30個百分點。過去20年,我國居民消費對GDP貢獻率總體呈下降趨勢,從1990年的49%下降到2011年的35%,同期我國資本形成對GDP的貢獻率則從35%上升到49%。投資貢獻較大、消費貢獻下降普遍被認為是中國經濟不平衡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使得中國經濟往往受外界影響波動劇烈。擴大消費將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隨著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的持續增加,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逐步完善,稅制改革、金融改革不斷深化,以及房地產調控等,將有利於消費時代的到來。隨著我國消費水平的上升,我國經濟結構將趨於改善,經濟增長將依靠內需驅動。2.轉變之二:轉變重化工業的增長模式,進一步提升服務業比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以鋼鐵、化工為代表的重化工業的發展。但這種發展模式也帶來了諸多問題,例如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2011年,我國GDP佔世界的10%,但是消耗的資源佔世界原煤的49%、原油的11%、粗鋼的45%、鐵礦石的35%。從國際經驗看,上世紀完成工業化的主要經濟體中,工業化進程平均耗時15~20年,其中日本耗時20年,韓國耗時18年,中國台灣耗時15年,屆時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約為1/3。相比之下,我國工業化已經歷時27年,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已達44%。重化工業之路過頭使得我國經濟比例失衡,服務業被擠壓。倘若繼續推進重化工業的增長方式,不僅環境與資源無法承受,也將加劇產能過剩,生產效率難以提高。服務業發達程度是衡量現代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發達國家服務業比重普遍偏高,第三產業佔GDP比重,美國為75%、日本為68%、韓國為55%、法國為72%。長期以來我國服務業發展滯後於整體經濟,第三產業佔GDP比重偏低。截至2011年底,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為43%,與發達國家服務業水平仍然有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國產業結構與上世紀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末期的中國台灣、80年代初的韓國具有類似性。根據國際經驗,隨著工業化進程進入尾聲,未來我國服務業發展將步入加速期,隨著經濟發展模式轉變,未來我國服務業比重將持續提升。3.轉變之三:改善勞動者報酬,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居民收入,擴大消費規模,促進消費升級。1979-2010年,我國GDP年均增長9.9%,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7.3%,經濟與居民收入增速相差2.6個百分點。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到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消費佔GDP的比重與居民收入佔GDP的比重密切相關,隨著我國居民收入的穩步增加,將有利於促進消費擴大和升級。在人均GDP達到6000~7000美元時,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都出現了明顯的消費升級趨勢。按照平均匯率折算,我國人均GDP已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有望在2015年超過7000美元,屆時我國將進入消費升級期。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改革,提高居民消費率。社會保障制度對個人儲蓄存在著「擠出效應」,長期以來,我國較低的社會福利支出導致居民傾向於增加儲蓄、減少消費。黨的十八大提出,要統籌推進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社會保障全民覆蓋,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住房保障體系基本形成,社會和諧穩定。未來隨著國家財政對社會保障投入的力度不斷加大,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將進入「快車道」。隨著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將在不同程度上促進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居民所面對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也相應降低,有利於居民減少預防性儲蓄,提高全社會的消費傾向。4.轉變之四:深化財稅體制改革,調節貧富差距,促進消費增長稅收體製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一直在促進經濟增長、撫平經濟波動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十二五」發展規劃綱要提出,改革和完善稅收制度,按照優化稅制結構、公平稅收負擔、規范分配關系、完善稅權配置的原則,健全稅制體系。黨的十八大再次明確提出:要加快改革財稅體制,形成有利於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財稅改革主要體現在降低稅負和優化結構兩個方面。在降低稅負方面,我國稅種法定稅率偏高,例如目前我國實行的「生產型」增值稅,基本稅率為17%,如果換算成國外可比口徑,即換算成「消費型」的增值稅,則稅率高達23%,高於西方國家的水平(大多在20%以下)⑤。此外,我國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為45%,而英國是40%,日本是37%,美國、印度、俄羅斯分別為35%、34%、13%。從整體上降低居民稅負,可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比重,減少政府部門對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的擠壓,進而提高居民消費。從稅收結構看,我國的稅制結構依然是以流轉稅為主體,而所得稅的主體地位還比較薄弱。我國稅收總量中流轉稅收入佔62%,所得稅收入佔26%。相比之下,國外主要發達國家所得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平均在50%左右,流轉稅比重往往不到40%。優化稅收結構有利於縮小貧富差距,提升消費水平。例如,增值稅、營業稅等間接稅具有累退性,這部分稅負主要在中低收入人群,降低此類稅率可以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同時應增加資本利得稅、遺產稅、房產稅等財產性稅收,這部分稅負主要在資本所有者和高收入人群,增加此類稅收有利於調節貧富差距。5.轉變之五:改變由政府投資為主導的模式,大力發展民營企業政府支出增加容易引起私人消費和私人投資的降低。長期以來,我國投資由政府主導,特別是1995年以來,我國個體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低於國有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導致個體經濟占總投資比重由1990年的22%下降到2010年的3%。政府主導投資存在諸多問題:一是由於缺乏監管,容易造成腐敗和國有資產流失;二是無法充分發揮市場這只「無形的手」,資源難以得到優化配置,造成投資效率低下;三是政府主導投資限制了私人投資的發展。作為新生力量,民營企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與日俱增,尤其是在解決就業方面。據統計,私營企業佔中國法人企業的60%以上,解決了社會新增非農就業人員份額的80%以上;擁有全國66%的專利、74%的技術創新以及82%的新產品開發等等。但是由於一些客觀原因,民營企業生存狀態並不樂觀,需要國家政策的傾斜和扶持。近年來,國家先後出台多項鼓勵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例如2009年出台的《關於進一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向微小型企業提高稅負優惠,鼓勵民間資本發起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等;2010年出台的《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進一步拓寬民間投資的領域和范圍,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領域等;2012年國家出台《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開展境外投資的18條政策措施》,提出加強民企境外投資的規劃指導,做好境外投資投向引導,完善財稅支持政策,健全境外投資法規制度等。黨的十八大也提出要支持小微企業特別是科技型小微企業的發展。三、中國經濟發展對國內石油市場的影響1.隨著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國內石油消費增速將隨之放緩經濟發展是石油需求增加的源動力。過去30年,我國石油消費增速呈現與經濟增長同步的特點,兩者相關系數高達90%,且石油需求彈性系數呈上升趨勢,顯示經濟增長對石油需求的拉動作用更趨明顯。例如,1980-1990年我國GDP年均增長9.21%,石油消費量年均增長2.75%,石油需求彈性系數為0.3;1990-2000年我國GDP年均增長9.85%,石油消費量年均增長6.27%,石油需求彈性系數上升至0.6.3;2000-2010年我國GDP年均增長10.3%,石油消費量年均增長7.18%,石油需求彈性系數為0.69。未來我國經濟潛在增長速度難以維持過去20年9%~11%的平均水平。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到202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比2010年翻一番。預計2010-2020年GDP增速將降至7%~8%,2020-2030年將降至5%~6%。隨著經濟潛在增速下滑,未來包括石油在內的能源需求增速也將隨之放緩。經過模型測算,當季度GDP下降1個百分點,季度石油消費將下降2.75個百分點,季度成品油消費下降3.3個百分點。分油品看,柴油需求與宏觀經濟走勢關聯更為密切,當國內GDP下降1個百分點,柴油消費下降4.8個百分點。汽油消費需求剛性,受宏觀經濟走勢影響相對較小,當國內GDP下降1個百分點,汽油消費下降約0.15個百分點。綜合考慮經濟發展、能耗下降、產業升級、主要用油行業發展以及替代能源的影響,預計2020年我國石油需求總量將達到5.87億噸,比2011年增加1.2億噸,年均增速將從最近10年的7%大幅下降至2.3%,石油需求彈性系數降至0.35;預計2030年石油需求總量達到6.98億噸,年均增速進一步降至1.7%,石油需求彈性系數降至0.31。2.大消費時代到來,乘用車保有量快速增長支撐汽油需求持續增加汽車和摩托車用油占汽油消費總量的95%左右,汽油消費與車輛保有量相關系數達到0.97,汽車保有量是影響汽油消費的首要因素。經驗表明,人均汽車保有量規模及增速與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人均GDP和千人汽車保有量顯著正相關。人均GDP越高的國家,汽車保有量也較高,例如美國千人汽車擁有量達到828輛,為世界第一石油消費大國。我國千人汽車擁有量僅為60輛,不僅遠落後於發達經濟體,在新興經濟體中也處於較低水平。未來隨著居民收入持續提高、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繼續深化,我國將逐步跨入大消費時代,汽車消費將快速增長。目前我國汽車總銷量已躍居世界第一位,但千人汽車保有量、千人汽車銷量等指標與日本上世紀60年代初期和韓國80年代中期相當,未來我國汽車市場仍有很大的增長空間。預計到2020年我國汽車銷量將達到3000萬輛,每千人汽車保有量將達到184輛。隨著汽車保有量的增加,國內汽油消費也將呈持續增長態勢,預計到2020年國內汽油需求將達到1.1億噸,2030年達到1.4億噸。3.隨著產業結構不斷優化,服務業佔比提升,柴油需求受到抑制在我國能源消費結構中,工業一直是能源消費大戶,其能源消費佔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保持在70%左右。根據經驗,工業經濟占國民經濟比重提升,將帶動能源消費加速增長。近30年來,隨著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我國已成為世界煤炭消費第一大國,石油和電力消費第二大國。與工業相比,服務業單位能源消耗較少。通過計量分析也發現,第二產業增長對石油需求增長的帶動遠大於第三產業。從美國經驗看,1970年以來,美國工業佔GDP比重從35%下降到20%,服務業佔GDP比重從61%上升到78%,同期石油消費增速由年均4%下降到年均1%。未來隨著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重化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將趨於下降,服務業比重將趨於提升。產業結構變化將影響我國石油需求變化,柴油與工業發展密切相關,未來柴油需求將逐步放緩,柴汽比或將有所降低。預計到2020年,柴油需求為2.3億噸,年均增速約5%,柴汽比進一步下降到1.99。
㈦ 小貸行業貸款余額上升但是營業收入下降是為什麼
1:市場問題:下游用戶不景氣,造成銷售減少,同行業產能過大,不計成本激烈競爭市場。
2:招工難:由於長期不能招滿需要的熟練工,造成減產。
3:資金問題:由於銀行貸款只收不放,缺乏流動資金,原料不能及時補充,造成停工待料。
4:技術革新問題:由於沒有及時跟上技術革新,被同行的新產品搶占市場。
5:要是出口就說外商訂單減小。
還有電力緊張、銷售效益下降等等,上述原因僅供參考,具體要結合實際情況,要有理有據才能讓稅務部門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