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农村贷款的风险

㈠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风险防范

1、建立风险补偿机制。
一方面，由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本身存在着“信用风险”，所以针对“人性”的不确定性，对农户贷款适当的引入贷款担保机制，分散贷款的潜在风险，让老百姓互相监督，形成一个良好的诚信氛围。另一方面，农村信用社是老百姓自己的银行，是为“三农”服务的，而由于农业的投入效益低下，再加上农业受自然条件因素的影响很大，所以国家应从不同的角度在政策上给予信用社的支持，如能否考虑由于自然条件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坏账，国家财政拨付部分款项予以核销；能否减免支农贷款利息收入的营业税，这既减少信用社的财务支出，提高信用社的竞争力，又大大提高了老百姓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信用社能否考虑引入贷款保险机制或建立风险基金保障制度，让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形成的贷款风险得以分散，使其贷款风险不断的弱化。
2、健全内控制度，强化贷前调查工作。
首先，信贷人员平时应加强对农户信息资料的收集，充分发扬“老农金”精神，多走农田、多找农户、多进农家、多想农事、不怕多跑路、不怕多吃苦，充分了解农户的所思、所想。对自己下村所了解撑握的农户情况变化信息极时反映给主任、极时的在农户经济档案登记簿上做好记录，充分撑握农户信息的第一手资料，让农户经济档案由“静”变“动”。其次，农户经济档案年审时信贷人员应对农户的家庭人口、承包面积，劳力、家庭年收入、支出、资信状况，身体健康状况等进行认真调查，形成统一的评级共识，并由评信小组成员签名确认，明确责任，对农户评信结果应在村公务栏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贷款证发放由信贷员亲自送给农户，以防止丢失、篡改、甚至借机乱收费的现象发生。
3、严格落实信贷分级审批责任制，严格审、贷分离，严把贷时审查关。
首先，各社应按程序严格组建一支强有力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评级、授信领导小组成员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换，其授信金额在授信年限内如需调整必须经过领导小组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多数方能通过，而且必须在农户经济档案上注明调整额度的理由以备查阅。其次，柜面人员发放贷款只能按贷款证发证登记簿上核定的额度内发放，不得越权超限额发放。在发放贷款时多询问一下借款人的贷款用途，因为顶名贷款者用途是虚构的，所以其必有做贼心虚的心理，多问几次其一般都会露出“马脚”，在难以判断的情况下应立即告知主任或信贷员待调查核实后再确定发放与否。
4、落实各级责任制，强化贷后检查制度。
贷后检查是防范贷款风险的最后一道屏障。农村信用社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完善的、实用的农户小额贷款贷后管理责任制，将贷后管理责任具体落实到人，对农户贷款的管理和回收制定具体考核目标，建立健全考核机制，但一定要分清人为与客观因素，弄清原因，追究责任。不要一出现贷款风险都往信贷员头上扣，这样会极大的伤害信贷工作人员的工作激情性和工作的主动性，造成其对信贷工作的消极思想。出现贷款风险应首先分析风险产生的原因，如是客观因素造成的，借款人只是暂时不能偿还贷款，可以让其完善相关的担保手续以化解贷款风险；如是借款人主观的原因造成的，信贷人员应与主任一起想办法大家群策群力，也可依靠村、组的力量（比如在村务公开栏上公示不良贷款客户的名单），运用各种手段，从舆论、道德角度予以谴责，尽最大努力使其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对其中恶意逃废债务的，坚决利用法律武器予以解决。
5、加强员工的职业道德教育，树立良好的行业形象。
首先，农村信用社的员工多为内招，其文化水平普遍低下，而在行内又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干不了出纳、会计就当信贷，所以有些信贷人员的水平极其低下，这也是形成贷款风险的首要原因。为此信用社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要建立一支文化素质高、道德修养好、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的信合队伍以适应新形式下的农村金融工作。其次，建立完善“问责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应该成为“问责制”的标准，用制度管理人、用形为规范人、用纪律约束人，严格规范行业操守。对胆敢抵毁信用社形象、违规违制经营的人决不姑息养奸，以杜绝因道德风险而形成的贷款风险。

㈡ 中国目前农户贷款的现状是怎样的

目前，中国有2000多个县、8亿多农民，这是个庞大的市场。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26.4万亿元，在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中的占比达28.1%；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某项调查显示，中国农村中16.8%的人认为需要钱，56.8%的人表示资金很紧张，而农户认为农村贷款不便利的占69.6%；《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截至2014年底的数据显示，中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农村贷款余额为19.4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不到23%，农村村镇银行县域覆盖率仅为54%。

㈢ 农村信用社贷款担保有什么风险

1、信用社信贷人员法律意识薄弱， 或者说根本不懂法，在贷前调查时未对保证人是否有保证资格做严格的审查。狭隘地认为单位作保证人更好，有强大的资产做保证，从而出现《担保法》规定不具有保证资格的主体作保证人的现象。如社会团体、学校、医院等公益单位为个人债务担保，使得保证无效。这种现象在前几年的信用社不良贷款中普遍存在。

2、有些信贷人员对担保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责任心，假借贷款之机，吃喝卡要，明知是关系人保证贷款，也睁只眼闭只眼，只把它当成是一种贷款过程中必走的形式，纯粹是为了应付上级部门检查而已。于是出现了丈夫贷款，妻子或其他亲属作为保证人的不正常现象。 3、未对保证人的资信状况及是否已对外进行担保和担保的贷款总额是否超过其担保能力进行严格的全面审查，也没有对担保人在担保期限内的资信状况是否会发生重大变化而影响担保能力，进行预测、评估，由于目前信用社的网络建设比较落后，贷款客户信息不能共享，常常出现张三自借的贷款在一个信用社已成为不良，居然能在另一个信用社为李四贷款提供保证，甚至有的在同一社为其他借款户担保，从而使担保流于形式，形成潜在的风险。

4、贷后检查不及时，有的贷款发放后，信贷员不闻不问，只要能按季结息就算完事大吉，没有根据贷款人的经营状况及时了解信贷资金安全性，一旦借款人或担保人的经营状况恶化，不能结息，甚至到期时不能按时还款时，又通过非正常的贷款展期来隐藏风险，有的信用社办理保证贷款的展期时，非常草率，保证人未签字，展期合同形同虚设，使得信用社在后期的法律诉讼中失败。

5、贷款到期后，在借款人不能按时还款的情况下，信贷人员由于各种原因，未对保证人提出连带还款要求，使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在一定时间后得以免除，或者提出要求后在保证人拒绝还款的情况下，未及时寻求法律途径，导致贷款超过诉讼时效，失去对保证人的胜诉权。 解决的方法及其建议

1、针对上述问题，应该加强员工的业务技能培训，主要是加强员工的信贷业务培训和相关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如《贷款通则》，<担保法>及联社有关的贷款操作规程等，逐步淘汰一批能力低、素质差，道德品质败坏的信贷人员。

2、信贷人员在贷前应严格审查保证人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是否有代偿能力，并按照贷款五级分类要求，建立完善客户信贷档案，贷前调查要实行AB角，贷后应严密关注借款人的经营状况，保证人的资信状况是否有重大变化，以便及时采取相关措施。如借款人的经营状况出现问题，应及时提醒保证人；当保证人的资信状况出现重大变化时，应要求借款人重新提供有效担保，否则，应提前收回贷款。 3、应适当增加担保方式，尽量要求客户提供有效抵押或质押，以利于 扩大优质客户资源的开发，但要注意一些法律上的相关问题，如登记制度，以及贷款抵质押率的控制，抵押登记的期限。

4、联社应聘请业务精，经验丰富的专业律师做顾问，基层信用社在办理业务过程中碰到拿不准和有疑问的，可及时向专业法律顾问咨询

㈣ 农村小额贷款有什么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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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农户贷款的当前农户贷款难的原因与对策建议

农户贷款难的问题比较复杂，存在诸多方面的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政策和市场因素
作为中部欠发达地区，传统农业比重较大，农业内部结构不尽合理，随着近几年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入，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大力推进农业结构的调整，使农业结构渐趋优化，总体上符合国家农业产业政策的要求。由于受地域及局部环境的影响，地方有关配套政策相对滞后，政府短期目标行为比较突出，影响了当地农业支柱产业的形成和农业的深层次开发。表现为农业主导产业及特色不明显，重点不突出，在结构调整中片面强调市场导向，而忽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一些地方领导行政干预严重，不顾农民意愿，一哄而起，农业结构的调整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如鄂东某县前几年为发展蚕桑，要求农民大面积种植蚕桑，当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后，蚕桑卖不出去，又挖掉蚕桑，后来市场稍有好转，又重新种植蚕桑，不行后又挖桑，形成“种桑、挖桑、再种桑、再挖桑”的怪事，结果不仅使农民利益受到损害，也使农业银行和信用社贷款受到损失，挫伤了农民生产和结构调整的积极性。农业是投资大、周期长、收益小的行业，对农户贷款几乎没有什么盈利，从经营角度讲，农村金融部门对这种低效农业不甚愿意给予贷款，这在客观上制约了对农户贷款的发放。地方相关政策的不配套，缺乏长远眼光和对市场的准确把握，以及不适当的行政干预，必然影响到信贷功能和作用的有效发挥，削弱了其支农的力度。
(二)资金因素
农户贷款主要由农村信用社发放，而信用社由于多年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和大气候的影响，经营中遇到很大困难，不良信贷资产占比重高，资金实力普遍不足。制约了对农业生产和农户所需的信贷投入。资金不足是欠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的突出问题。尽管近几年人民银行对信用社支农再贷款力度加大，资金总的看有所松动，但仍有不少信用社存在资金紧张问题。不少县市信用联社经常动用存款准备金，还有的县市为保付而不得不使用人民银行紧急贷款。信用社资金不足表现为：一是信贷资产质量板结，酿成了流动性陷阱，大多数信用社不良信贷资产占比达80%以上，大量不良信贷资产造成信用社支农能力下降；二是一些信用社亏损过大，占用了大量资金，造成了信用社支付困难，亏损的压力既削弱了信用社支农能力，又加剧了其支付矛盾，形成沉重的包袱；三是结算短脚，异地汇款几度转汇，又难于到帐，使农民客户不能得到快捷、便利的服务，致使一些大户和对公户纷纷转移他行，信用社的业务空间受到挤压，筹资能力受到削弱，进一步导致信用社负债比例失调。
(三)农村信用环境因素
在农村，尤其是在欠发达的贫困山区，人们的信用意识淡薄，法制观念不强，相对缺乏对信贷资金还本付息的主动性。农村金融业由于本身具有经营上的风险性，对法律机关的依赖性很强，但目前司法效率不高是不争的事实，使农村金融部门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不少信用社出于无奈，对大量不良信贷资产只好采取消极态度，一般都不愿意使用起诉方法来保护金融债权，使许多信贷资产处于自然流失状态。农村行政干预贷款现象也十分严重，由于近几年基层商业银行信贷权限上收，机构撤并，一些县、乡行政部门指令信用社发放本不应由信用社发放的非农贷款，这些贷款往往都是有借无还，使那些急需资金的农户得不到贷款支持。
(四)农户因素
对大部分农户来说，贷款难主要是由于偿还能力的问题。目前农户联保、抵押担保还不健全，一些边远山区这一办法尚未启动，缺乏贷款保证条件是农户得不到贷款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农户抵押物来看，仅仅是陈旧的农机具和房屋，由于农村距城区较远，这些抵押物多数未经过公证和过户。对农户的大额贷款的抵押实际是形同虚设，一旦贷款出现风险，抵押物难以受到法律保护。尤其是近年来农民收入普遍下降，稍有风险的项目不敢开发，农民单纯依靠种养业，收入很低，对贷款缺乏承受能力。大额信用贷款放出后很少能够归还，因此信用社非本社的存单作质押，一般不放大额贷款，而单纯从事种养业的农户，很少有大额存单进行质押，这必然影响到大额贷款的发放。
(五)贷款机构因素
一是健全了内控机制，收贷收息力度加大，对贷款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只惩不奖，使信贷人员普遍产生“惧贷”的心理，多以不贷为上策。加上目前信用社正逐步推行“工效挂钩”的人事工资制度改革，使信贷人员感到收贷收息与工效挂钩的压力和责任不断加大，受个人利益驱动，造成信贷人员畏首畏尾，以规避风险、明哲保身为主。
二是信用社放款的额度、权限也制约了农户贷款的发放，按规定5000元以上的所有贷款都必须报县联社集体审批。基层信用社只能发放少量的5000元以下的小额贷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农户的正常贷款。而且贷款手续繁琐，环节多，时间长，即使发放一笔小额贷款，从申请到发放，少则一个月，多则2—3个月。
三是在执行贷款政策上存在偏差，如有的信用社在对农户的等级评定中，要求申请贷款的农户必须在信用社入股，有股金和其它条件的，可评为一、二等，没有股金的则评为三、四等，而三、四等是不能获得贷款的，使那些没有人股但又需要贷款的农户得不到信用社的支持。
四是一些信贷人员作风不扎实，没有经常深入农户，了解农户的生产和资金需求情况，对信用社的支农政策宣传不够，服务不到位，只是被动地应付，甚至存在关系贷款、人情贷款的现象，使那些真正需要贷款而没有“路子”的农户实难获得贷款。
(六)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的政策因素
自1999年人民银行出台支农再贷款政策后，通过不断增加支农再贷款投入，较好地解决了农村信用社的资金紧张状况，扩大了农户贷款面，有力地支持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其积极作用是很明显的。但从支农再贷款的管理上看，支农再贷款期限较短，不能与农业生产的周期相适应。农业生产具有周期长、季节性强的特点，其资金周转比较慢，一般地说，传统的种植业生产周期大多在6个月以上，养殖业大多在9个月以上，有的经济作物如林果特产品甚至达2—3年才能产生效益。而支农再贷款的期限最长为一年，与农业生产周期不同步，与农户需求不一致，使得部分缺资信用社对支农再贷款的申请和使用采取极其谨慎态度。事实上，近两年已有一部分支农资金不能按期收回，信用社只好以拆借资金归还人民银行再贷款，影响了信用社对农户贷款的积极性，也影响了支农再贷款的效果。 从当前看，要把解决农户贷款难的问题作为农村金融部门特别是农村信用社的中心任务，要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把是否符合农民利益、是否让农民满意作为信用社支农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为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建议之一：加大支农投入，增加支农信贷资金
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指出：“农业是经济的基础，农业问题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而解决其资金来源则应主要依靠农村信用社”。因此，农村信用社应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作用，加大信贷支农力度，进一步拓展信贷支农范围，扩大服务领域，把贷款重点放在支持农户和农业生产上。信用社支农信贷投入总量不能低于上年水平，对农户和农业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比例应达70%左右。信用社要大力做好资金组织工作，认真清理外拆、外借、外贷资金，两级联社要做好辖内信用社的资金余缺调剂工作，确保支农资金及时投放：信用社在资金不足时，可酌情向人民银行申请支农再贷款，合理确定再贷款的期限和金额，保证用于信用社增加农户贷款。
建议之二：明确支持重点，搞好结构调整
农村金融部门要适应农业结构调整需要，拓展信贷领域，把支持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着力点放到支持结构调整上来。集中资金优先发放农户种养业贷款和为农业服务的农产品加工、运输、小型农机具贷款，支持以公司加农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贷款和农户多种经营贷款。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专业大户起着重要的带动作用，它们为农金部门扩大信贷投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要重点支持专业大户从事农业结构调整的资金需要。为防止结构调整可能造成的信贷资金流失，政府可建立农业结构调节基金，增强农户在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抗风险能力。政府在农户优势项目的产出期，可按农产品销售额提取千分之五的风险调节基金，作为农业发展项目专项扶持资金或新发展农业项目风险补偿金，在农产品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政府从调节基金中适当拿出一部分，作为价格补差，以平衡农户 心理，保护优势项目的稳定发展，避免“跟着感觉走”的短期行为。
建议之三：优化农村信用环境，提高社会信用水平
在这方面要借鉴广东高州市的做法，结合本地实际，大力推行农村信用镇、信用村、信用户的“三信”建设试点工作，由农信社、乡(镇)政府、村委会和农户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种“四位一体”的社会信用体系。具体通过评估农户资信、划分信用等级、确定授信额度、核发贷款证等，建立“一户一档”的贷款管理制度，提高整个农村社会信用水平：为解决那些急需贷款扶持而又缺乏相应保汪条件的大额农户贷款问题，可由政府牵头成立专门的中介担保机构，为农民提供相应的担保服务，培植更多的既符合贷款政策又具备贷款条件的农户，以利于争取信用社的进一步扶持，健全农联保贷款网络组织体系，农户小额贷款的联保可在自然村、组中进行，农村专业大户的联保应由所在乡、镇种养专业协会成员联保，无论那一类的联保都应手续齐全，切实做到既联保，又联责。
建议之四：完善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信贷管理机制
一是对大额农户贷款亦可实行信用放款，在健全农户经济档案、夯实农户信息咨询系统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农户信用贷款的额度，针对不同的农户，不同的农业项目准许发放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信用贷款。
二是适当下放农户贷款审批权，对20000元以下大额农户贷款，只要资金充足，可由乡镇信用社自主发放，只报联社备案。
三是在加强内控机制的同时，建立信贷激励机制，推行信贷营销责任制，把发放“三农”贷款、扩大农户贷款面作为对信贷人员考核的内容之一。在进行人事工资制度改革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地方实际，尽可能地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相关配套措施，保证责、权、利的对等，充分调动信贷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从机制上消除他们的“惧贷”心理。
四是对贷款的责任追究应区别对待，如对种养业大户确因自然灾害招致贷款损失，不应由信贷人员承担全部责任，以减轻信贷人员的心理压力。
建议之五：改进工作作风，完善金融服务
要在加强贷款管理的同时，按照灵活、方便、安全的原则，改进贷款方式，简化贷款手续，方便农民贷款。推行贷款公开制度，实现贷款发放“四公开”，即计划公开、对象公开、额度公开、利率公开，以接受农户的监督，增加透明度。信用社要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信贷人员要经常深入农户，搞好调查研究，及时了解农户的生产、生活资金需求，想农户所想，急农户所急，为农民提供资金、信息、技术等多方面的服务，当好农民致富的好参谋。
从长远看，为了解决信用社的历史包袱问题，增强信用社的资金实力，有必要从政策上加大对信用社的扶持力度。
第一，是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对农村信用社发放的粮棉油种养业贷款应免征营业税，对贫困地区信用社继续免征所得税，对高风险信用社在一定期限内实行免税优惠，使之能休养生息，降低财务风险。
第二，是实行优惠的财政政策。对信用社因承担政策性贷款业务造成的亏损包袱和信用社过去支付的保值储蓄贴补息，国家财政应予以补贴。
第三，是合理消化历史包袱。可考虑：A.对在行社脱钩时农业银行甩给信用社的不良资产划回农业银行；B.过去政策性的农业学大寨贷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的村组集体贷款、小水电贷款等大多已成呆帐，应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用专项资金予以本息核消；C.对信用社近些年来承担的在抗灾、扶贫、扶持集体经济、支持农业产业化建设等政策性支农业务中形成的不良资产，应由国家财政和人民银行共同组建全国信用社不良资产管理机构，采取收购的形式予以剥离；D.加大农村信用社呆帐核消力度，对有自身承受能力的信用社，允许其提高呆帐核消比例。
第四，是实行低成本融资政策。各级政府可安排一定数量的财政资金，以低利率、长期限(三至五年)借给信用社周转使用，人民银行可对各地流动性较好、信用较好，但暂时资金不足的信用社实行低息短期融资，加大对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支持力度。

㈥ 农村贷款扶贫政策是真的吗我需要承担什么风险呢！

农村贷款扶贫政策是真的。这是国家精准扶贫中的金融扶贫，主要针对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是鼓励、支持贫困户发展产业、增加收入的一项政策，贷款期间产生的利息由国家财政承担。

基本上是不承担风险的。但是，扶贫贷款由于是鼓励发展产业，所以贫困户不能挪作他用。扶贫贷款在三年之内按期还款，也是不要利息的。但是需要先由从农户个人账户划扣贷款利息，再由国家财政补贴给贫困户。贫困户注意还款时间，不要逾期。逾期后的利息按正常贷款利息由个人缴纳。

㈦ 农户小额贷款的风险防范

1、建立风险补偿机制。
一方面，由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本身存在着“信用风险”，所以针对“人性”的不确定性，对农户贷款适当的引入贷款担保机制，分散贷款的潜在风险，让老百姓互相监督，形成一个良好的诚信氛围。另一方面，农村信用社是老百姓自己的银行，是为“三农”服务的，而由于农业的投入效益低下，再加上农业受自然条件因素的影响很大（比如今年我市百年不遇的旱灾），所以国家应从不同的角度在政策上给予信用社的支持，如能否考虑由于自然条件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坏账，国家财政拨付部分款项予以核销；能否减免支农贷款利息收入的营业税，这既减少信用社的财务支出，提高信用社的竞争力，又大大提高了老百姓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信用社能否考虑引入贷款保险机制或建立风险基金保障制度，让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形成的贷款风险得以分散，使其贷款风险不断的弱化。
2、健全内控制度，强化贷前调查工作。
首先，信贷人员平时应加强对农户信息资料的收集，充分发扬“老农金”精神，多走农田、多找农户、多进农家、多想农事、不怕多跑路、不怕多吃苦，充分了解农户的所思、所想。对自己下村所了解撑握的农户情况变化信息极时反映给主任、极时的在农户经济档案登记簿上做好记录，充分撑握农户信息的第一手资料，让农户经济档案由“静”变“动”。其次，农户经济档案年审时信贷人员应对农户的家庭人口、承包面积，劳力、家庭年收入、支出、资信状况，身体健康状况等进行认真调查，形成统一的评级共识，并由评信小组成员签名确认，明确责任，对农户评信结果应在村公务栏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贷款证发放由信贷员亲自送给农户，以防止丢失、篡改、甚至借机乱收费的现象发生。
3、严格落实信贷分级审批责任制，严格审、贷分离，严把贷时审查关。
首先，各社应按程序严格组建一支强有力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评级、授信领导小组成员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换，其授信金额在授信年限内如需调整必须经过领导小组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多数方能通过，而且必须在农户经济档案上注明调整额度的理由以备查阅。其次，柜面人员发放贷款只能按贷款证发证登记簿上核定的额度内发放，不得越权超限额发放。在发放贷款时多询问一下借款人的贷款用途，因为顶名贷款者用途是虚构的，所以其必有做贼心虚的心理，多问几次其一般都会露出“马脚”，在难以判断的情况下应立即告知主任或信贷员待调查核实后再确定发放与否。
4、落实各级责任制，强化贷后检查制度。
贷后检查是防范贷款风险的最后一道屏障。农村信用社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完善的、实用的农户小额贷款贷后管理责任制，将贷后管理责任具体落实到人，对农户贷款的管理和回收制定具体考核目标，建立健全考核机制，但一定要分清人为与客观因素，弄清原因，追究责任。不要一出现贷款风险都往信贷员头上扣，这样会极大的伤害信贷工作人员的工作激情性和工作的主动性，造成其对信贷工作的消极思想。出现贷款风险应首先分析风险产生的原因，如是客观因素造成的，借款人只是暂时不能偿还贷款，可以让其完善相关的担保手续以化解贷款风险；如是借款人主观的原因造成的，信贷人员应与主任一起想办法大家群策群力，也可依靠村、组的力量（比如在村务公开栏上公示不良贷款客户的名单），运用各种手段，从舆论、道德角度予以谴责，尽最大努力使其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对其中恶意逃废债务的，坚决利用法律武器予以解决。
5、加强员工的职业道德教育，树立良好的行业形象。
首先，农村信用社的员工多为内招，其文化水平普遍低下，而在行内又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干不了出纳、会计就当信贷，所以有些信贷人员的水平极其低下，这也是形成贷款风险的首要原因。为此信用社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要建立一支文化素质高、道德修养好、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的信合队伍以适应新形式下的农村金融工作。其次，建立完善“问责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应该成为“问责制”的标准，用制度管理人、用形为规范人、用纪律约束人，严格规范行业操守。对胆敢抵毁信用社形象、违规违制经营的人决不姑息养奸，以杜绝因道德风险而形成的贷款风险。

㈧ 农户小额贷款的贷款风险

由于农信社内部自身还未有效的建立贷款风险防范体系，加上管理者自身的文化素质和道德因素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风险已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如持续下去将大大影响农信社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基于此原因，本人在这里谈谈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风险形成原因及解决办法的几点拙见：
一、农户小额贷款风险形成的主要原因
1、客观原因形成的风险。
首先，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是基于农户信用发放的贷款，贷款本身从借款人方面就潜在着“信用风险”，而一个人诚信度的高低与其道德修养是密切相关的，而道德标准是一个无形的东西不能对其准确的实行量化，所以信贷员要准确的把握成千上万农户的诚信度就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工作；其次，农户贷款的用途主要是用于种植、养殖业的投入以及消费性贷款，而种养业又是弱质产业，农民又是弱势群体，农业受自然和市场的影响较大，存在着较大的自然及市场风险。一旦出现自然灾害导致农业减产、农产品销售受阻，将直接导致农民减产、减收，还贷能力减弱。这些风险都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一旦出现，农户贷款就难以清收或难以到期归还，这就将导致农业的自然及市场风险将直接转化为贷款风险。
2、贷前调查流于形式。
信用社信贷人员人力相对薄弱，有的网点甚至主任兼信贷员，而辖内农户成百上千，要对每户农户都做到详尽、细致的了解工作量可想而知，在短时间内很难完成。因此，面对农户经济档案的建立（年审）；信用等级的评定，这些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时间要求相对集中的专项工作，一些信贷员就不得不求助于村、组干部，甚至是不太了解辖内农户的内勤人员。由于村、组干部的介入以及内勤人员的参与，往往夹杂着个人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人情因素、有的甚至凭空猜想，这就造成了信用等级评定标准不统一，给贷款额度核定带来了不准确性，不能准确的按农户的实际收入情况与资信状况评定其信用等级、核定其贷款额度。
3、贷款审查存在漏洞。
由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实行“凭证发放、随用随贷、额度控制、周转使用”的办法，其发放大多由临柜人员办理，在办理贷款时严格坚持“两证”、“三见面”的原则，而临柜人员对其贷款用途的真实性是无法加以严格的考查的，这就造成实际上有些农户乱报贷款用途，而贷款后转借他人，形成顶名贷款；另一些借款人贷款根本没用于其正常的家庭生产、生活等，而是用于个人的不正常消费支出（比如赌博等），造成贷款到期不能按时归还，以至出现家庭纠纷，最终形成贷款风险。
4、贷后检查监督机制不健全。
贷后检查是贷款“三查”制度的重要环节，为降低贷款风险，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效益性，信用社应加强贷后检查工作。但“重发放，轻管理”的经营理念已在大部分信贷员脑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一方面，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对象广、额度小、分布散、行业杂、所以工作量相对较大，而信用社信贷工作人员力量相对薄弱，这就削弱了对农户小额贷款的监管。另一方面，一些信贷员有“重企业，轻农户”的思想意识，认为贷后管理只适应于大额贷款，对小额农贷不适用。有的信贷员甚至认为农户贷款金额小，形成贷款风险每户不过几千元或万余元。由于这些错误的观点再加上农民工外出的日益增多，所以有些农户贷款后外出务工（有的甚至举家外出），多年不归，下落不明，这是造成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风险的一大重要原因。
5，信贷人员素质低下，形成道德风险。
由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从建档、评级、授信、发证、到最后放款都是人为操作的，加之有些信用社人员相对不足，所以有些信贷人员利用人手不足、审查不严、操作上不规范等漏洞，搞人情贷款，自批自用贷款，假冒贷款，有的甚至给客户出主意化整为零，一户多证或一户多贷，形成实质上的“垒大户”，最终诱发贷款风险。

㈨ 农村商业银行存在哪些风险 新闻

如果你知道农村商业银行目前的资产质量的恶化程度，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央行对农商行吃独食了。从去年开始央行对地区金融机构实施定向再贷款，再到日前对农商行和农合行实施定向降准，现在又要对农商行农合行包括城市商业银行进行定向将准，原来是有些农商行已经坏账累累，快揭不开锅了。
银监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农商行不良贷款余额为79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0%；不良贷款率为1.68%，远高于城商行和股份制银行的0.94%和0.92%。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在众多农商行里，不良贷款率高达10%甚至接近30%已经不是新鲜事，而3%至4%也是很常见的现象。近期公布2013年年报的江苏连云港东方农村商业银行去年不良率26.76%，且资本充足率已经转为负。
作为身处经济发达地区的连云港农商行，截至去年末营业利润为-49.31万元，归属于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为-162.56万元，资本充足率降至-4.56%，其不良率已从2011年的1.75%上涨至2012年的13.02%，进而上涨至2013年的26.76%。截至2013年末，连云港农商行100万元以上的未决诉讼案件多达273件，涉及诉讼本金11.8亿元，连云港农商行均是原告，其2013年利息回收率仅44%。
连云港农商行的存款增速都在放缓，连云港农商行2013年存款总额为70.6亿元，同比下降15.17%。与2011年数据相比，存款规模已连续两年下降，导致其2013年的存贷比达到108.86%，远高于2011年的71%。
整个农商行的资产质量都在下滑，今年一季度农商行不良余额是2012年一季度374亿元的2.13倍，是2011年一季度299亿元的2.65倍。这一比例高于城商行和大型商业银行，但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今年一季度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余额为1215亿元，是2012年同期608亿元的2.41倍。
除了连云港农商行之外，多家农商行不良率也较高。例如，2013年，安徽望江农村商业银行贷款余额22.9亿元，其中不良贷款余额2.13亿元，不良率接近10%；江苏睢宁农村商业银行2013不良贷款率为4.28%，比年初上升0.48个百分点；安徽泾县农村商业银行2013年不良贷款占比4.10%，比期初上升0.25个百分点。
分析认为，农商行贷款集中度高是一个重要原因，一是行业集中度高，一是地区集中度高，鸡蛋被放在了一个篮子中，风险不能分散，很容易形成大面积坏账。
农商行贷款一般都在本地区，区域范围较小，如连云港农商行则是经济较发达地区；而行业在集中在批发零售、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2013年投向制造业的贷款比例高达42.07%；连云港农商行2013年投向批发零售行业的贷款比例高达44.64%。
虽然规模较大的农商行分散程度略高，但集中在房地产、制造业等领域的比重依然靠前。北京农村商业银行2013年房地产行业贷款329亿元，占比13.94%，仅次于占比20.11%的票据贴现；上海农村商业银行2013年涉及房地产贷款395亿元，占比17.96%，仅次于占比18.49%的制造业。
可以肯定随着资产质量的下降，农商行的发展进入恶性循环，其贷款增速也会下降，按照贷款创造存款的原则，其存款也必然显著下降。江苏一家农商行副行长表示：“去年以及今年一季度，贷款违约情况明显增多，银行贷款逐渐变得谨慎。”
以连云港农商行为例，2013年末，连云港农商行贷款总额为76.85亿元，同比仅增长2.48%，这一增速远远低于高达14%的行业平均水平。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在内的小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新增额1597亿元，同比少增加了471亿元；而去年一季度，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同比增加了2068亿元，同比少增加1384亿元。
显然，对于农商行目前的不良资产，在稳定地区金融秩序，进行再贷款和定向降准支持的同时，一定要搞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地区经济系统性下滑造成的？还是贷款违规造成的？是贷款风险控制不力？还是内控薄弱？是公司治理、地方政府一股独大造成的？还是贷款定价等技术性原因等等造成。
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农商行，包括农合行还有诸多的城市商业银行将再次成为由纳税人填充的无底洞。
我们注意到，监管层对农商行的支持，都是以支持三农为目的的，但是当前的农村金融机构支持三农的贷款力度有多大呢。
从全国数据看，2010年、2011年、2012年全国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分别达11.77万亿元、14.6万亿元和17.6万亿元，呈逐年增长之势；而同期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涉农贷款分别为3.9万亿元、4.6万亿元、5.3万亿元，分别占涉农信贷总额的33.34%、31.51%和30.11%，占比却呈逐年下降趋势。农商行对三农的信贷支持，显然是有瑕疵的。
而我们也注意到就在央行对农商行下调村准率2个点的时候，同时，银监会公布的11号文(整顿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对非标资产的投资)，银监会官员甚至表示放宽涉农银行的贷存比要求。据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测算，11号文意味着当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非标超标约3000亿元。同业模式这样的金融创新令大量县域信贷资源流向了产能过剩的领域(包括房地产)。
而中国农村正规信贷需求十分旺盛，有借贷需求的家庭比例达到19.6%，但他们的正规信贷可得性仅为27.6%，低于40.5%的全国平均水平。
而我们还注意到，在央行最近两次定向将准中，第一次定向将准2个点的农商行存准率，而农合行只有0.5个点，而两次降准，竟然都没有农村信用社。当然这于农信社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较低有关，但是其超储率过高也是客观现实，是因为农商行过于激进还是农信社过于保守？
有报道提到，有些农商行的风控机制不够健全，所以容易被有瑕疵的非标业务钻空子。比如项目通不过股份行的风控，而为找农商行出资，项目发起行或融资方会给农商行的相关负责人‘返点’，一个2个亿的项目，返点5‰就是100万，而项目实际风险却由农商行自己承担。在该高层人士看来，类似的利益输送现象在农商行的非标业务中或并不少见，而其操作方式具有较强隐蔽性，监管亦难于认定。
去年债市整顿银行间市场丙类账户的时候就揭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是债券“代持”行为的主要参与者——即给那些进行高杠杆高风险久期投机者提供了资金(或资产负债表)的支持。
在非标业务中，农商行等农金机构常扮演的角色正是出资方。例如在部分信托受益权买入返售业务中，农商行就常作为“乙方”出资，而非标资产的项目则多来自其他机构，并由这些机构打包、安排保函后出售给农商行。
那么以上案例可以揭示，对农商行进行定向支持，是因为其资金缺乏，还是因为其内控薄弱，违规操作，答案显然就要重新考证了。
因此，监管层在进行资金支持的时候，一定要分清责任和问题，对于那些故意违法违规的管理人员要让他们承担责任，而对于经营合规，成绩优异的管理者要有一定的奖励，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同时引导或者强制他们合规依法经营，改进目前地方政府一股独大，农商行对地方政府依附性过强，独立性不足的问题。比如，有分析认为，农商行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支持问题，是其坏账多的一个主要原因。

㈩ 农民贷款难、利息高，年限短是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反思乡村经济，我们发现乡村经济衰退可能源于现代经济理论的误导。现代经济理论主要应用于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而农村的主体是以家庭为单位、以家庭福祉最大化为目标的微弱经济体。在现代市场经济构筑的经济体系内，微弱经济体受到政策的忽略，以及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排斥。”11月18日，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在“2020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发布的《微弱经济与普惠金融——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0)》中称，普惠金融就是将被传统金融机构排斥的“中小微弱”包容进金融服务体系。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普惠金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助力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

对于中小企业，银行通常用抵押不动产或质押股权等方式提供信贷服务；对于微弱群体，银行主要通过信用调查或者大数据分析来提供金融服务，而此类群体数量大，信用记录不完善，收入偏低，金融素养和能力也比较弱。

国务院参事、中国银保监会原副主席王兆星在“第三届中国普惠金融创新发展峰会”上发表主旨发言时指出，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农户贷款难与银行难贷款并存，农户想要贷与银行不敢贷并存”的现实性问题。银行方面要加强风控水平，击破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等难点。毕竟“普惠金融不是慈善金融，应该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使弱势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的支持。”因此，他表示，不能强行要求银行贷款，信贷资金的本质就是有贷有还，而且要有付息，它不是财政拨款，也不是慈善。

虽然农村银行业机构是农村普惠金融的主力军，但仍面临诸多困难。

《中国普惠金融创新报告（2020）》指出，数字普惠金融已经成为当前普惠金融发展的主流，但大多数农信机构规模较小，在金融科技方面投入十分有限。随着经济下行、利率收窄以及国有六大商业银行的服务下沉，农村金融市场竞争越发激烈，特别是对于头部客群的争夺使得农信机构受到剧烈的冲击。

《微弱经济与普惠金融——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0)》表示，目前，我国各家农村商业银行经营状况参差不齐、分化严重。从资产质量来看，部分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10%~20%；而资产质量比较好的农村商业银行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苏和广东一带，不良贷款率可以维持在1%左右，甚至低于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从盈利能力来看，有的农村商业银行ROE高达20% 以上，而差一些的农村商业银行ROE 不足5%，分化也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