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银行三季度不良贷款率

Ⅰ 同业融入比例

上海银行坚持“精品银行”战略引领，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后经济金融形势变化，主动响应国家宏观政策导向，积极减费让利，加大对实体经济服务力度，持续推动业务转型和结构调整，提升专业化经营能力，强化风险管控和不良化解，全面推进三年发展规划(2018-2020年)收官，经营业绩稳健增长。
1、各项业务稳步增长，资产质量保持良好
2020年，上海银行聚焦主责主业，积极支持服务实体经济，加大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科创金融、民生金融等领域信贷投放，优化信贷结构。
刚刚公布的该行2020年年度报告显示，上海银行资产总额24621.44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0.06%;存款总额12971.76亿元，较上年末增长9.37%;贷款总额10981.24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2.92%，其中普惠金融、民生金融领域贷款余额增长显著，较2019年年末分别增长98.84%和124.75%。
2、经营业绩方面，年报显示，2020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507.46亿元，同比增长1.9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8.85亿元，同比增长2.89%。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上海银行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有效应对疫情冲击带来的不良暴露压力，资产质量总体保持稳定运行。2020年末，上海银行不良贷款率1.22%;拨备覆盖率321.38%，继续保持行业较好水平。
3、升级“六大金融”，增强服务实体质效
2020年，上海银行升级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科创金融、民生金融、绿色金融、跨境金融“六大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商投行联动特色，构建一体化经营体系，深化客户经营，优化业务结构，聚焦数字化转型，创新线上化产品，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普惠金融全力推进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分支机构区位优势，整合各方优势力量及资源，与政府、担保机构、园区等第三方合作机构对接，构建“上海银行 ”合作生态体系，为更多小微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2020年，上海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投放金额506.27亿元，同比增长112.23%。“上行普惠非接触式金融服务”创新纳入上海市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

Ⅱ 6家银行上半年资产质量持续改善吗

6家银行业绩快报显示，在不良贷款率方面，除南京银行较报告期初保持不变外，其余5家银行不良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吴江银行不良贷款率降幅最大，上半年不良贷款率为1.39%，较2017年末下降0.25个百分点；另外，上半年招商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43%，较2017年末下降0.18个百分点。

在拨备方面，“一行一测”定调或将导致各行表现略有分化，但压力均会缓解，前期拨备充裕的银行具备较大的利润释放空间，不良确认较松的银行在监管压力下会适当消耗拨备来维持资产质量相对稳定。

傅慧芳认为，二季度尽管实际的不良生成率仍在改善，但考虑到信用风险事件的影响，预计商业银行在营收改善的窗口期将加速不良的确认、核销处置，并保持相对较高的信用成本。

Ⅲ 招商银行信用卡积分什么时候会清零吗

我行信用卡消费累积积分，单笔消费每20元人民币/2美元积1分，积分不会清零，永久有效，不能与他人合并。（存入卡中款项消费，积分累积规则相同）
注：
① 车卡、城市主题系列金卡每20元或2美元累积1分，再额外赠送50%的积分（积分值取整数），但有效期为3年（不同积分类型的积分无法合并、转换）。
② YOUNG卡青年版、GQ卡、微博卡、航海王卡的主卡持卡人在生日当月持该卡消费，额外奖励1倍积分，最多奖励2000分。

Ⅳ 住房抵押贷款违约率占总不良率多少

、我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发展现状
在个人消费信贷中，由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占据了重要地位，近年来，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具有强劲发展势头的“零售业务”，被视为拓展信贷营销业务、优化信贷资产结构的主要手段，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自然成为商业银行重点拓展的贷款投向。在表1中，2000—2005年间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余额占全国消费信贷余额比重均在74％以上，2004年、2005年则到达80％左右。2005年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余额为18400亿元，是2000年的5.45倍，1998年的43.19倍，与2004年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余额相比，增长16.07％，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无论是在增长速度上还是在总量上每年均发展迅速。
表1 1998—2005年全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单位：亿)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全国消费信贷余额 472 1097 4235 6990 10669 15736 20063 22150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余额 426 770 3377 5598 8258 11782 15853 18400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比重 90.25％ 70.19％ 79.74％ 80.09％ 77.40％ 74.87％ 79.02％ 83.37％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增长比例 80.75％ 338.57％ 65.77％ 47.52％ 42.67％ 34.55％ 16.07％

资料来源：统计公报(2000—2005)
商业银行之所以争先发展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近些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以及国家信贷政策的支持；二是商业银行普遍认为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是优质资产，不良贷款率极低，比批发类贷款风险小得多。事实上，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不良贷款率低、风险相对小并非必然的，它是同经济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的，上世纪80年代美国住房抵押公司风波和1995年日本住房金融案件，均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风险相关。随着我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余额快速增加，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不良率也开始不断上升，2002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平均不良率在1％左右[1]，到2004年底，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不良贷款率达到1.5％左右，其中农行高于2％。在我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较发达地区上海，2004年商业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平均不良率只有0.1％左右，到2006年9月末，平均不良率上升到0.86％，两年多时间上升7倍多。
我国市场经济处于发展初期，法律制度欠缺，个人信用征信体系不健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存在很大风险，实际的贷款违约率高，特定条件下(如贷款高速增长)，用于风险分析的不良贷款率指标滞后性非常明显，掩盖了实际风险状况。房地产市场具有周期性，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期限长，每笔贷款数额小，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调整或振荡，贷款违约等风险就会显现，我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业务还没有遇到真正考验，因此加强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风险防范，完善风险管理机制是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走向良性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
二、商业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风险分析
在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环境下，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风险发生有其可能性和必然性，这主要是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自身的特性和市场环境等诸多内、外部因素决定，具体而言，我国商业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风险：
1.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风险中最基本最直接的风险。一般有下面几种形式：
一是被迫违约。被迫违约是借款人的被动行为，是指借款人在购买房产后，因实际支付能力下降或突发事件的发生，无法继续正常向商业银行按照规定还本付息。我国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就业条件严峻，教育、医疗等支出急剧增加，都会使借款人的支付能力下降甚至恶化，使借款人无力继续偿还贷款本息。
二是理性违约。理性违约是借款人的主动行为，是指借款人主观上认为放弃继续还款能带来更大的收益而产生的违约行为。当房价迅速下跌或利率上升幅度较大，继续还款的成本大于放弃还款的收益，借款人会理性违约。主动违约最有可能发生在贷款合同签订后的头二年，因为此时违约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损失的仅仅是首付款、交易费用和一部分贷款本息[2]。
三是提前还款。提前还款是借款人主动违约行为，是指借款人不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额度提前偿还部分或全部贷款的行为。当市场利率低于合同利率时，提前偿还贷行为就有可能发生，提前还贷一方面使商业银行损失原合同利率带来的利息收入，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还得遭受为还贷资金寻找合适投资渠道的损失[3]。
四是恶意骗贷。恶意骗贷一般称为“假按揭”，是一种欺骗行为，主要特征是实际借款人将套取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资金用于风险更高的投资，如挪用到房地开发，或者进入资本市场，导致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大幅上升。2007年1月底银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与证券公司业务往来相关风险的通知》，住房按揭贷款成为被挪用入市检查重点。
2.抵押风险
贷款抵押物是商业银行第二还款来源，但是商业银行也常面临如下抵押风险：
一是抵押处置风险。当抵押物变现渠道窄、成本高，商业银行不能顺利、足额、合法变现，就会遭受抵押处置风险。我国住房二级市场处于起步阶段，交易法规不完善，手续烦琐，交易费用高，导致银行的抵押物变现困难。
二是抵押物价格风险。抵押物价格风险包括抵押物价格市场风险和抵押物价格人为风险。前者是指抵押物因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和房屋自然磨损而导致抵押房屋价格下跌的风险。当房地产市场处于调整或不景气时，价格下跌有可能导致抵押房屋价格不能够覆盖银行本金和利息。后者是抵押人在其抵押期限内对房屋的损坏造成抵押物价值下降，或者由于估价人员因其过失或故意过高估价抵押物而产生的风险。
3.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指金融市场利率波动导致存贷款利差缩小，甚至出现贷款利率低于存款利率，导致银行收不抵支的风险。一般来说，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利率风险有：一是“不匹配”风险，抵押贷款的长期性和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调整的不同步，如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是固定利率，如果存款利率上调，银行的资金成本就会上升；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是浮动利率且下浮时，如果银行资金成本不变，银行的利差也会缩小。二是由利率风险引发的提前还贷信用风险。
4.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商业银行持有的住房贷款债权不能及时足额变现遭受的利益损失。引起流动性风险原因在于商业银行经营特征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特征，商业银行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存款、居民储蓄存款等短期资金，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期限长、回收慢，资金的来源和运用在时间上明显不匹配，存在“短存长贷”的问题。我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变现性比较差，一是因为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是零售性业务，每笔贷款的贷款利率、到期日、贷款成数以及贷款期限等都不同，商业银行无法实现标准化管理；二是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贷款的投资者无法逐笔估计每笔贷款的违约风险成本，投资者望而却步；三是住房等消费品二级市场尚未形成，抵押物变现难影响住房抵押贷款变现性。
5.法律制度风险
法律制度风险是指法律制度不健全，对失信、违约行为惩罚办法不具体，执行力度不强，使商业银行面临损失。良好的社会法律环境是发展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基础条件，如美国1968年颁布了《统一消费信贷法典》、《消费信贷保护法》，1974年又颁布了新的《统一消费信贷法典》。我国还没有针对消费信贷的专项法律、法规，《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担保法》、《票据法》、《合同法》等法规都是为生产信贷而建立的，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特点不相符。
6.市场政策风险
市场政策风险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指国民经济在整体发展过程中存在由繁荣到萧条周而复始周期性波动，影响房地产业的市场风险。与其他行业相比，房地产业对于经济周期具有更高的敏感性，经济高涨时，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市场对房地产的需求增加，贷款数量急剧扩大，经济萧条时，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急剧下降，房价下跌，商业银行势必会面临大量的“呆坏账”损失。二是政府经济政策的调整引起房地产市场变化给商业银行带来损失。我国整个经济处于转轨时期，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的定位不明确，由于住房消费是居民的大额消费，投资乘数大，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从而成为政府调控经济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行业。当房地产市场发展脱离个人消费能力，出现泡沫和经济过热，与调控宏观目标相违背，政府会采取房地产调整政策，随着房地产业的调整和收缩，商业银行也将面临政策风险。
7.管理风险
管理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内部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管理出现问题，导致的信贷风险。从贷款政策、管理流程、组织结构、技术基础等方面看，我国商业银行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管理基本上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如商业银行在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上存在重业务拓展、轻业务管理的冲动，不计风险代价抢占市场份额；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业务运作中随意性较大，尚未形成合理评价标准和业务流程；熟悉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专家人才匮乏，管理经验和人员的培训跟不上业务的快速发展；个人信用信息基本属于封闭状态，银行之间缺乏沟通，个人的信用信息资源无法共享，缺乏统一信息数据库和个人信用评估体系等等。这些管理因素均导致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增大。
8.操作风险
违规操作是银行内部形成资产风险最主要原因之一，是经营机构在制度管理上放宽贷款要求而造成的业务风险。主要表现为：一是在业务导向激励约束机制下，经营机构重业务轻管理，甚至违规经营，未经批准擅自或变相降低贷款标准和担保条件，借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为名违规开办个人股票质押贷款等高风险业务；二是部分工作人员自身业务素质或思想素质不高，工作不负责任，违反操作规程，有的甚至与借款人串通，逃避制度约束。
三、商业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风险的防范
针对上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八大风险，商业银行可以采取如下措施予以化解和防范。
1.开发和建立内部评级体系和内部评级模型
我国商业银行目前信贷管理主要围绕单一借款人风险展开，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关于风险管理精神，现代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不仅仅包含单一借款人风险管理，更加重要的是，应当以优化配置风险资本和配置信贷资产组合为风险管理模式，对银行面临的整体风险进行测量、监控和主动管理，因此要求商业银行对整体信贷业务开发和建立内部评级体系，采用内部评级法，用统计模型测算出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风险暴露(EAD)和期限(M)指标，全面准确把握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状况，对未来整体风险做出合理预测。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借款人个人资料和历史信用信息，建立科学的偿债能力和资信评估模型，逐步完善单一借款人信用评级体系，对借款人进行市场细分，以此作为开展业务的重要依据。
2.完善银行内部信贷管理机制，防范管理和操作风险
商业银行应制定一套严密、详细、操作性强的规章制度和流程，逐步提高信贷管理水平。
第一，根据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内部评级模型的相关数据制定贷款风险资本配置和信贷组合计划，确定业务发展方向、比重以及发展节奏和进程，避免贷款政策管理失误带来损失。
第二，加强贷款流程全过程管理，从贷前调查、贷款审批和贷后检查等环节分析相关风险点，落实管理职责，规范操作流程；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促使业务人员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解决重业务拓展轻风险管理的导向机制；强化损失责任追究制度，根据资产的实际损失追究相应责任。
第三，在组织结构上，可以逐步实行审批官和风险控制官派驻制，实现审贷分离和风险监管分离，保证贷款审批和风险控制的独立性；成立专门审查审批中心，实行集约化经营，逐步培养优秀的专业化审批官和风险管理官，提高管理专业水平。
第四，加强借款人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信息收集量越大，信息质量可能就越高，信息分析结果可能越准确，为较好预防和控制信用风险评价提供客观依据[4]。
3.建立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风险预警系统，防范市场和政策风险
房地产业是一个与宏观经济高度相关性的行业，受宏观经济的影响并反过来给宏观经济以强烈的作用，建立风险预警系统主要是为了防范市场系统性和政策风险，建立预警模型对宏观经济指标、产业经济指标以及国家相关政策分析，对房地产市场及整个社会经济环境进行预测，及早做出反应，避免由此带来的损失。预警系统构建完善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一是建立风险预警的数据库，从各个方面取得数据，不断积累和完善数据的收集整理，为模型开发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开发合适的风险预警模型，针对我国实际情况，对预警区间、警戒线以及指标权重、概率密度函数等设置合理参数；三是建立快速反应和预控机制，对风险预警系统显示的潜在风险进行及时处理和化解。
4.加强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风险管理和流动性管理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利率风险会逐步显现，商业银行在防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风险上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开发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其利率根据市场利率的不断变化而作周期性调整，利率调整周期可以是1个月、1季度、半年或者1年。与我国现行的浮动利率相比，它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周期性的利率调整将有助于改善商业银行存贷款期限的匹配状况，把由商业银行承担的利率上升的风险转移给借款人，同时也把由借款人承担的利率下降的风险转移给商业银行。
第二，开发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是指在抵押贷款合同所规定的还贷期限内，贷款利率固定不变的抵押贷款方式。在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模式下，商业银行承担了大部分的利率风险，如果商业银行能够通过获得固定利率资金来源与贷款相匹配，如发行固定利率债券，利率互换等，可以避免相应的利率错配和流动性风险。
第三，套期保值，我国金融期货市场正逐步开放，商业银行可以运用金融衍生工具实行套期保值进行利率风险管理，通过市场交易抵补资产负债由于利率变化导致的价值变化，如可用远期利率协议、利率期货和交易所期权进行短期利率风险管理，用银行间期权(上限期权、下限期权和双限期权)、互换和互换期权进行长期利率风险管理。
第四，大力发展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交易的二级市场，通过该市场商业银行可将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形成债权出售，换取贷款资金或流动性高的短期债权，提高流动性。
5.发展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风险转移机制
第一，建立和完善抵押贷款保险机制。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保险的目的在于规避或分散三类风险，一是房屋毁损的风险，二是贷款的信用风险，三是借款人的人身风险。我国目前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保险机构层次和险种均较单一，银行信贷风险和保险机构承保的信用风险、人身风险没能合理划分，亟待通过建立和完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保险机制来解决，在保险品种上，可以开发与消费信贷相关的财产险、失业险、人寿保险、履约保证保险等保险品种，在保险机构上，可以为中低收入借款人建立政策性保险机制的抵押贷款保险，为高收入借款人和中、高档住房提供商业性专业保险公司抵押贷款保险业务。
第二，推进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存短贷长”的矛盾使商业银行面临着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信用风险等多种风险，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能从根本上解决商业银行“存短贷长”的矛盾[5]。我国2005年12月开始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工作，随着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的推广和资产证券化业务品种的丰富，可以适时推出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有效降低商业银行在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上所承受的风险。
6.完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法律制度环境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涉及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有效降低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风险需要有良好的法律环境和立法支持。我国应尽快制定和颁布《消费信贷法》，明确消费信贷活动中相关主体的职责，合理分散信贷风险；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使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相关环节均有法可依，通过立法强制推行个人信用制度，充分借鉴发达国家个人信用管理的经验，如美国的消费信用方面法律就有：《公平信用报告法》、《诚实信贷法》、《诚实借贷法》、《公平信用结账法》、《信用卡发行法》、《平等信用机会法》、《公平债务催收法》等[6]；同时改善法律执行环境，建立处置银行抵押资产的小额债权速审法庭，减少繁杂手续和环节，增加公正性和透明度，降低抵押物处置成本，提高处置的效率。

Ⅳ 不良贷款率与gdp增长率实证用什么模型

利率是货币的价格，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的金融机构，这就决定了利率变化必然会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产生重要影响。传统的理论认为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导致商业银行在高利率水平下承担高风险。逆向选择问题是指当利率处于较高水平时，优质借款人由于较高借款成本而放弃借款，而那些知道自己不可能偿还贷款的人则会积极的寻求贷款，从而增加贷款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道德风险问题是指当利率较高时，借款人由于从事原本的经营活动不可能偿还贷款或者出于追求更高利润的动机，而采取与贷款人意愿相背离的活动，增加贷款违约的可能性。然而，近几年学术界又兴起了另一种观点，认为长期的低利率环境同样会增大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2007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进而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造成了很大伤害。反思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众说纷坛：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的管理不当，资产价格泡沫的积聚和崩溃，委托—代理问题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商业银行承担了过度的风险。美联储自2002年就一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货币市场利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这增加了商业银行对风险的容忍度，降低了它对风险的感知程度，致使其放松了贷款的价格条款，最终影响到银行贷款的整体质量（Borio&Zhu，2008）。基于以上两种观点，需要思考我国的货币市场利率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关系。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程度不断向纵深方向推进，利率的不规则波动性加大，加剧了银行的脆弱性，本文要研究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利率变化的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一、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一）变量选择1.被解释变量。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度量方面，国内外学者主要采用的度量指标有不良贷款率（NPL）、加权风险资产占比（RA）、破产概率Z值（Z-score）。Delis&Kouretas（2011）使用了不良资产率和加权风险资产占比这两个指标来度量银行风险承担，徐明东、陈学彬（2012）选用Z值和资产贷款率作为银行风险的测度指标。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使用贷款损失率、预期违约率等来衡量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考虑到存贷款业务在我国商业银行业务中一直占有较高比重以及数据的准确性，本文选用各大银行公布的不良贷款率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衡量指标。2.解释变量。在选择货币市场利率变量时，由于我国货币市场还未形成一个公认的基准利率，因此不得不采取多个指标。国内学者对基准利率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CRATE）、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BRATE）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三者之间。海涛、方兆本（2010）通过对SHIBOR、CRATE和BRATE的波动状况进行分析，发现这三种利率均不能完全独立地作为我国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本文选取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BRATE）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作为货币市场利率的衡量指标。利率波动性的变量则采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标准差来衡量，即DSH。3.控制变量。为了控制银行自身因素、宏观经济状况和市场竞争等可能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产生的影响，本文选取银行规模（SIZE）、银行资本充足率（CAR）、银行资产收益率（ROA）、实际经济增长率（GDPG）、银行业景气指数（BBI）和市场集中度（CON）六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二）模型构建基于研究目标和变量选择，本文参照Delis&Kouretas（2011）的模型设定。模型（1）用以研究货币市场利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在模型（1）中，i代表i银行，t代表t期，Risk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本文以不良贷款率作为其衡量指标。MP是解释变量，代表货币市场利率，本文以BRATE、SHIBOR作为货币市场利率的指标。控制变量：SIZE银行规模，CAR银行资本充足率，ROA银行资产收益率，GDPG实际经济增长率，BBI银行业景气指数，CON市场集中度。银行业景气指数反映的是调查当期相对于上期银行业的变化情况；市场集中度反映的是银行业的竞争情况，集中度越高，市场竞争越小。二、实证分析（一）数据来源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信性，本文采取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7年至201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包括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宁波银行、兴业银行、南京银行、北京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数据来源于各银行年度报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二）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2）由于BRATE所取得的数据为月加权平均数据，HIBOR所取得的数据为日数据，因此，在这里用隔夜SHIBOR的曲线图来说明我国货币市场利率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三）参数估计与分析1.估计方法。由于所构建的模型中均含有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阶，为了避免出现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广义矩估计分为差分广义矩估计（DIFGMM）和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但在有限样本下，系统GMM的估计结果相对于差分GMM的估计结果来说，偏差更小。系统GMM又可分为一步广义矩估计和两步广义矩估计，相对来说，两步法的估计结果对异方差和截面相关性具有更高的稳健性，因此本文最终选用系统广义矩估计两步法对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2.估计结果。首先，观察表3中所有AR（2）和Sargan检验的P值，结果发现它们的P值都显著大于0.1，这说明可以接受这两种检验的原假设，即“不存在序列自相关”、“所有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另一方面，被解释变量滞后一阶系数在各个模型估计中都显著为正，说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在相邻期间内存在较强的关联，可以认为之前所构建的4个模型都是合理的。（四）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和交叉项的系数1.货币市场利率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以BRATE为解释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中，BRATE的β系数分别为-0.07、-0.282、-0.474，z值分别为-8.07、-7.35、-3.03，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以SHIBOR为解释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中，SHIBOR的β系数分别为-0.069、-0.353、-0.397，z值分别为-7.8、-3.44、-3.11，同样都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这一结论与Altunbas（2009）、Martha（2010）、牛晓健、裘翔（2013）的研究发现基本一致，低利率水平会助长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结合我国2007年到2014年的隔夜SHIBOR曲线图（图1），发现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在2007到2010年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波动性不大，从2011年开始，利率波动性显著增加，但利率整体水平并未提升到相当高的程度。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估值效应和逐利机制来实现的，较低的利率水平提升了商业银行对风险的容忍度，降低了商业银行对风险的感知度，刺激了商业银行对高收益的欲望，最终导致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加重。2.利率波动性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表2中模型（4）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到DSH的β系数为0.188，z值为11.73，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论验证了黄金老（2001）的理论推断：利率市场化会带来两种风险，分别是利率显著升高和利率不规则波动性加剧，但利率不规则波动性加剧将是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在我国，由于利率长期处于管制状态，商业银行缺乏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和有效的金融工具用以应对利率变化的不确定性。尽管我国近几年大力推进金融体系改革，但商业银行适应新的环境仍需时间，必须要逐步改善管理制度，实现金融创新。3.从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银行规模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正相关，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银行盈利水平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银行的规模越大，其风险承担越高，这符合“太大而不能倒”的范式，规模较大的银行考虑到自身在银行体系中的重要性，认为当自身出现危机时，中央银行为了保证金融环境的稳定必定会对其伸出援手，因此，会主动承担的风险以获取高收益。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越高，就会越倾向于采取谨慎的投资决策，以防止出现重大损失；盈利能力较强的银行，不会过分追求高收益，而会将管理目标地放到安全性方面，因此银行资本充足率和盈利水平较高的银行会倾向于承担较低的风险。另一方面，将BRATE和SHIBOR的系数与MP*CAR和MP*ROA的系数结合起来分析，BRATE和SHIBOR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而它们与CAR和ROA的交叉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可以得出结论，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和盈利水平能够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对利率的敏感性。4.宏观经济状况、市场集中度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正相关，银行业景气指数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表2的估计结果显示GDPG和CON的系数均显著为正，BBI的系数显著为负。一般来说，宏观经济状况良好，无风险收益率会降低，商业银行为了保证足够的收益，一方面会进行高风险投资，另一方面会放宽借贷标准，从而导致银行风险承担上升。市场集中度越低，市场竞争越充分，银行风险承担越低，这一结论与Michalak（2011）的研究结果一致。银行业景气指数反映了银行业相对于上期的变化，BBI指数越高，表示银行业的变化越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就越低。三、结论与启示本文从高利率、低利率、利率波动性三个方面分析了货币市场利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并基于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7—2014年的年度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货币市场利率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显著负相关，这表明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估值效应和逐利机制来实现的，低利率水平加大了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利率波动性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正相关，且影响系数较大，这表明我国商业银行缺乏有效的手段来应对利率变化的不确定性；银行规模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正相关；银行资本充足率、盈利能力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并且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和盈利水平能够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对利率的敏感性；宏观经济状况、市场集中度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正相关，银行业景气指数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本文研究的结果显示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估值效应和逐利机制来实现的，这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管理具有重要启示：第一，商业银行要加强对借款人资格的审查，保持一定的贷款标准，降低贷款违约的可能性；第二，商业银行在追求高收益的同时，应该兼顾资金的安全性，实现收入多元化，分散风险。利率波动性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这说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对利率剧烈波动的适应能力较弱，因此政府应继续坚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方针，对于放开存款利率的时点、方法要谨慎考虑。

Ⅵ 上海银行贷款申请要求和流程是怎样的

上海地区的银行贷款申请要求并不严格，不过去银行之前需要看下自身的基本情况和需要提供的资料，否则进门就让你出来了。所以一般申请银行贷款还是最好找到正规靠谱的机构协助你去申请，这样的话成功率会更好，而且匹配的也是最低利息的银行贷款。
个人贷款基本要求如下：
1、年龄在18-60周岁之间
2、在本地有固定住所
3、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比如工资流水，社保公积金，税单，房子，车子等等）
4、借款人无不良信用记录
5、银行要求的其他条件（不同银行要求的都不一样）
需要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
2）常住户口资料或有效居住资料，及固定住所资料;
3）婚姻状况资料;
4）收入资料或个人资产状况资料;
5）贷款用途或声明;
但是额度是根据你的综合资质来决定的。当然接审核电话很重要（钱不能用于股权益类投资，比如房市、股市、期货等等）
如果你需要去申请｛贷款｝___我建议楼主到奔奔牛申请贷款业务，其网上评价非常好！

Ⅶ 上海银行小额贷款利率

一般是在0.83-2.25左右的。
小额贷款申请条件：

1、为年满十八周岁中国大陆居民；
2、有稳定的住址和工作或经营地点；
3、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4、无不良信用记录，贷款用途不能作为炒股，赌博等行为。
5、银行要求的其他条件。
小额贷款办理流程：
1、向当地银行或者贷款机构提交申请；
2、准备贷款所需的各种资料；
3、面签银行或贷款机构；
4、银行审核贷款人资质；
5、审核通过、成功放款。

Ⅷ 上海银行的贷款上海贷款基本条件是什么

自己名下有房产，车产，人寿保险，公积金，社保，营业执照等条件最好

Ⅸ 工商银行近三年财务分析2018-2020

城商行优等生上海银行2018年至2020年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14%、1.16%、1.22%，连续3年上升，拨备覆盖率分别为332.95%、337.15%、321.38%，连续3年呈下降趋势。
本刊特约作者 刘链／文
4月24日，上海银行发布2020年业绩报告，根据年报，2020年，上海银行实现营业收入507.46亿元，同比增长1.90%；实现归母净利润208.85亿元，同比增长2.89%。
截至2020年末，上海银行资产总额达到2.46万亿元，比2019年年末增长10.06%；存款总额达到1.3万亿元，比2019年年末增长9.37%；贷款总额达到1.10万亿元，比2019年年末增长12.92%。
2018年至2020年，上海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14%、1.16%、1.22%，连续3年上升，在资产质量方面的表现不容乐观；与此同时，拨备覆盖率分别为332.95%、337.15%、321.38%，连续3年呈下降趋势。
业务增速方面的表现同样差强人意，2018年至2020年，上海银行的营收增速分别为32.49%、13.47%、1.90%，净利增速分别为17.65%、12.55%、2.89%，下滑趋势非常明显。
这里有一点需要格外注意，那就是上海银行2020年四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48.11%至58.33亿元。一般而言，银行业第四季度的净利润要低于前三季度的均值，上海银行2020年前三季度的净利润同比下降7.99%，也就是说，上海银行在第四季度的净利润回补了前三个季度，使得2020年全年净利润止跌回升。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看来上海银行为了净利润增速为正也是“拼了”。
上海银行于2016年在上交所登陆，上市后资产规模扩张迅速，在城商行中仅次于北京银行。截至2020年年末，资产总额达到2.46万亿元，同比增长10.06%；负债总额为2.27万亿元，同比增长10.26%。值得注意的是，在资产负债规模增长的同时，上海银行的资产质量却面临一定的风险。
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到134.01亿元，同比增加21.48亿元。回顾过去两年的数据发现，截至2018年年末、2019年年末、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14%、1.16%、1.22%，已经连续3年呈上升趋势，这足以说明其内部风险管控存在较大的问题和不足。此外，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拨备覆盖率为321.38%，较上年末下降了15.77个百分点。
而在资本管理方面，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分别为9.34%、10.46%、12.86%。其中一级资本充足率已连降3年，2018年年末、2019年年末分别为11.22%、10.92%；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自上市以来就一直处于下滑的状态，2016年至2020年，上海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1.13%、10.69%、9.83%、9.66%、9.34%。
面对资本充足水平的持续下滑，上海银行资本融资提上日程。2021年1月25日，上海银行公开发行人民币200亿元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上海银行在公告中称，所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支持该行未来业务发展，在可转债转股后按照相关监管要求用于补充本行核心一级资本。
综合上述分析再来看上海银行2020年年报，在营收同比仅微增1.90%的情况下，上海银行还能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2.89%，确实需要下很大的工夫才能做到。尽管2020年年报最终将营收和净利润增速保持在正增长的区间，但毋庸置疑这样的正增长已经岌岌可危，大不如前。财经网金融梳理发现，上海银行2018年至2020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增长率已连续3年下滑，足以表明其业绩增长明显乏力。未来如果没有更好盈利能力和风控能力，业绩增速转负也并非不可能。
业绩靠拨备释放转正
平安证券认为，上海银行2020年实现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2.9%，利润重回正增长，盈利增速从2020年前三季度的-8.0%一举实现全年业绩增速的回正，而且四季度单季实现利润增速48.1%，利润增速的大幅提升除了与营收增速的小幅提升有关外，更多应该归因于拨备计提力度下降所带来的盈利释放。也就是说，拨备释放成为上海银行2020年业绩正增长的最大弹性因素。
2020年，上海银行实现营收同比增长1.90%，营收增速稳中有升，前三季度为-0.9%，四季度单季营收增速为10.8%。分结构来看，上海银行2020年全年净利息收入增速为14.6%，与前三季度18.5%的增速相比有所下降；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增长9.5%，与前三季度7.3%的增速相比略有提升。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上海银行在2020年年报中调整了信用卡业务收入的核算口径，将分期收入从手续费收入调整为利息收入，因此对收入结构产生一定的扰动，但并不影响营收的增速。
上海银行2020年重分类后净息差为1.82%，同比上行4BP，息差表现优于同业，平安证券认为息差逆势提升主要归因于负债端成本的优化，负债端成本的改善驱动息差逆势走阔。
上海银行2020年全年计息负债成本率为2.26%，同比下降25BP，驱动主要来自存款成本的有效管控和主动负债成本的下行。受益于结构性存款为代表的高成本存款的有效管理，公司存款付息成本同比下降4BP至2.15%；尤其在主动负债方面，上海银行同业负债成本率同比下降67BP至2.18%，成功抓住了2020年利率下行的机会。
从资产端来看，上海银行贷款收益率同比下行42BP至5.06%，与行业的整体趋势相同。展望2021年，随着经济的逐步修复，银行基本面维持稳定，对于银行资产端定价弹性的提升相对有利，上海银行整体息差表现有望保持平稳态势。
再来看资产负债结构，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总资产同比增长10.1%，与前三季度11.7%的同比增速相比有所放缓，但信贷投放力度不减，资产结构继续向贷款倾斜，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贷款总额同比增长12.9%，比前三季度11.3%的同比增速进一步提升。
在贷款投放结构方面，由于上海银行在2020年下半年加大了对公投放的力度，且对公投放大于零售，对公新增投放526亿元，零售新增投放251亿元。从负债端看，2020年全年存款同比增长9.4%，与前三季度12.3%的增速相比确实有所放缓。
数据显示，上海银行2020年年末不良率为1.22%，环比持平。在不良生成方面，2020年四季度宏观经济持续改善，根据平安证券的测算，上海银行四季度单季年化不良生成率环比下行35BP至1.35%，不良生成压力有所改善。在前瞻性指标方面，截至2020年年末，上市银行关注类贷款率为1.91%，比上半年末下行4BP。
在拨备方面，由于四季度拨备计提力度的边际下降，2020年年末拨备覆盖率为321%，环比下行6.69个百分点；拨贷比为3.92%，环比下行8BP，但从拨备覆盖水平绝对值来看依然处于行业前列。上市银行2020年全年拨备计提同比增长6.6%，前三季度为19.8%。这表明上市银行不良生成压力边际缓释，资产质量保持稳定。
平安证券非常看好上海银行独特的区位优势，看好零售转型稳步推进对上海银行的积极影响。上海银行深耕以上海为主的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重点区域，区位优势显著，这些地区良好的信用环境为公司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公司加快推进零售转型，聚焦消费金融、财富管理、养老金融三大主线，持续加快零售业务布局，近三年实现核心客户数和客户AUM 的翻番，预计随着疫情缓和、经济修复、消费信贷需求回暖，上海银行的盈利有望继续迎来修复。
房地产不良贷款急剧恶化
通观上海银行2020年年报，值得注意的是其不良贷款及房地产不良贷款的变动。
年报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上海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22%，比2019年上升了0.06个百分点。根据年报，上海银行房地产行业不良贷款金额为37.47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39%，比2019年的0.1%增长了近23倍。实际上，在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上海银行个人消费贷款在2020年也开始踩刹车。截至2020年年末，贷款余额为1583.69亿元，比2019年年末减少了166.9亿元，降幅已超10%。
事实上，2020年，在“房住不炒”的主基调下，国内房地产业的经营环境和融资环境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对银行业而言也许也是一个“至暗时刻”。随着上市银行2020年年报的陆续披露，房地产业的真实情况逐渐浮出水面，银行与房地产相关资产的真实情况也呈现“冰山一角”，具体表现为各家银行房地产行业的不良贷款率普遍大增。
先来看国有银行的数据——2020年，工商银行房地产不良贷款金额为162.38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32%。这一比率比2019年1.71%的房地产不良贷款率增长了35.67%，而且远高于工商银行披露的2020年全年1.58%总体不良贷款率。
建设银行2020年房地产不良贷款率也从0.94%增长到了1.31%，增加了39.36%；农业银行则增长24.83%到1.81%；国有大行中增长幅度最大的当属交通银行，房地产不良贷款率2019年为0.33%，2020年增长到了1.35%，增长了4倍。
除了国有银行外，股份制银行中的中信银行、民生银行等2020年房地产不良贷款率的增长幅度也均超过了三位数，分别达到182%、146%。
不过，与上述银行相比，日前公布年报的上海银行在房地产贷款方面则更让人瞠目。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的客户贷款及垫款总额为10981亿元，比2019年年末的9725亿元同比增长12.9%，其中，投向房地产业的贷款余额为1567亿元，同比微增1.5%，占总贷款比例为14.27%。
单从占比来看，2019年年末，房地产业是上海银行第一大贷款来源，而到2020年年末，这一贷款的占比较2019年年末已下降了1.61个百分点，退居该行第二大贷款来源；而贷款占比为16.14%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则升至第一位。
尽管房地产业的总贷款微增，占比下降，基本符合行业趋势，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上海银行房地产业贷款的资产质量却出现大幅恶化。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房地产业不良贷款余额为37.47亿元，与2019年年末的1.54亿元相比，增加了近36亿元，增幅高达2333%；与此同时，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也从2019年年末的0.1%上升到了2.39%，同比增长了22.9倍。
房地产不良贷款率一度暴增近23倍，不但远超同的增速，也大幅超出市场预期。对此，上海银行在年报中表示，受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加码、收紧等影响，个别项目施工和租售进度未达预期，还款能力有所下降，导致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有所波动。
实际上，自从将房子定位为“住而不炒”的政策方向以来，监管层对银行房地产贷款的政策不断收紧。尤其是在2020年，这一紧箍咒越发收紧，从房地产融资的“三道红线”，到为银行设定房地产贷款的具体比例，甚至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房地产是现阶段中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要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
就上海银行而言，如果去掉房地产业务，上海银行的总体资产质量也面临一定的风险。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总的不良贷款余额达到134.01亿元，同比增加21.48亿元，增幅为19.09%。
同时，而且，如上所述，上海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增加并不是仅仅体现在2020年这一年。事实上，最近三年的2018年年末、2019年年末、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14%、1.16%、1.22%，已经连续三年呈上升趋势。此外，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拨备覆盖率为321.38%，较上年末下降了15.77个百分点。不良率连续上行，拨备水平还在下降，上海银行资产质量的压力由此可见一斑。
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房地产业的形势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为严峻。最近，部分热点城市楼市持续升温，引发新一轮房地产调控。上海、深圳、北京、广州、杭州等城市相继出台针对性调控政策，落实“房住不炒”的监管要求，打击违规和套利行为。
对于银行而言，房地产贷款投放除要落实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严格防止信用贷、消费贷、经营贷等信贷资金违规流入外，个别银行的住房按揭贷款额度还接到了央行窗口指导。
“房地产信贷方面，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更加严格，住房按揭贷款额度受央行窗口指导，商业银行需严格防止信用贷、消费贷、经营贷等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市，同时要严格审核首付款资金来源和偿债能力审核、借款人资格审查和信用管理、风险排查等，房地产信贷合规风险和操作风险加大。”有银行在2020年年度报告中坦言。
上海银行在年报中表示，该行稳步发展住房按揭业务，贯彻落实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前提下，立足区位优势，服务民生，引导住房按揭业务良性发展，支持对经营机构所在地一、二线城市居民自住和改善购房合理需求。
年报显示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余额分别为1238.53亿元，比2019年末增长31.14%，占全部贷款的比例为12.22%。从按揭贷款的资产质量来看，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住房按揭贷款不良率为0.14%，较上年末下降0.02个百分点。
与按揭贷款质量相比，上海银行对公房地产贷款资产质量令人堪忧。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对公房地产不良贷款余额为37.47亿元，比2019年末增长23.3倍，不良率则提升至2.39%；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比例为14.27%。
根据上海银行的解释，受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加码、收紧等影响，个别项目施工和租售进度未达预期，还款能力有所下降，导致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有所波动。
上海银行还表示，在“三道红线”和“银行业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政策下，房地产整体融资增速将受到限制，企业分化亦会有所加大。2021年，该行将严格实施房地产集中度管理要求，密切关注房地产企业“三道红线”，聚焦“优质客户”、“优质业务”，继续优化结构，稳健经营，推进房地产业务平稳健康发展。
消费贷猛踩刹车波动大
除了房地产业务暴露出的风险让令人担忧之外，上海银行优势业务消费贷业绩也似乎出现了问题。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的资产总额达到2.46万亿元，同比增长10.06%；负债总额为2.27万亿元，同比增长10.26%。早在2015年年末时，上海银行个人消费贷的规模仅为120.77亿元。到了2019年年末，这一数据已攀升至1750.59亿元，5年时间增长了10倍有余。
进入2020年，上海银行的消费贷业务却突然踩下刹车。数据显示，早在2020年上半年年末时，上海银行个人消费贷规模已下降至1610.96亿元，相比2019年年末的1750.59亿元减少了139.63亿元，降幅为7.98%。
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的个人消费贷规模为1583.69亿元，比2019年年末减少了166.9亿元，降幅进一步扩大为9.5%；在总贷款中的占比也从2019年年末的18%下降至14.42%，下降了3.58个百分点。
而且，从增速方面来看，早在2019年时，上海银行的消费贷业务增长已现疲软之势。从2016年到2018年，上海银行消费贷规模连续3年实现了翻倍增长，增速分别为129.09%、151.31%、127.39%。这一增速在2019年明显放缓，已降至11.16%。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消费贷规模的增速已变成负值，余额出现下降。与此同时，该行消费贷的风险也逐渐显露。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个人消费贷的不良贷款余额为29.66亿元，比2019年年末增加了9.6亿元，增幅达47.86%；个人消费贷的不良贷款率也从2019年年末的1.15%上升至1.87%，增幅高达62.6%。除此之外，同为零售业务的上海银行信用卡业务的不良贷款率也从2019年年末的1.63%上升到2020年年末的1.74%，上升了6.75%。
上海银行在年报中表示，从时序结构看，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催收能力受限，消费贷款逾期发生额增长，并在2020年第二季度生成不良，自下半年起，单月不良新增逐月下降，9月起不良贷款余额呈下降趋势，已逐步趋于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自上海银行消费贷规模从2016年连年猛增后，最近5年，其消费贷的不良率也是连年上升。2016年至2020年，上海银行个人消费贷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35%、0.43%、0.52%、1.15%、1.87%，呈逐年上升趋势。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部分银行前几年布局消费贷业务过于激进，如今规模膨胀后难逃不良率高企的惩罚，随着去年疫情爆发，更是加剧了这一风险的曝露。尽管之后开始压缩规模，但是由于规模基数过大，因此引发相关问题。
不过，总部同在上海的海通证券认为，上海银行在2020年下半年零售风险逐步缓释，资产结构优化调整，并且继续保持较低的成本收入比。
根据海通证券的分析，上海银行净利息收入抵消其他非息收入的不利影响。上海银行2020年全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2.89%，营收同比增长1.90%。息差扩大、成本有效控制推动盈利增长，但其他非息收入下降32.29%有所拖累。这主要是由于2019年有一次性收入的高基数，2020年交易性金融资产在投资类中占比压缩，并且其中的同业理财、基金受市场利率下行影响。另一方面，成本收入比2020年全年为18.9%，同比下降1.1个百分点，在上市银行中甚至低于国有大行。
2020年，上海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增长9.46%，零售业务发挥地缘优势；其中，财富管理中间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1.48%。公司继续发挥养老金融独特优势，养老金客户综合资产同比增速20.73%，并且还通过代发工资、社保卡换发为零售表内外负债引流。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零售整体AUM同比增长17.80%；下半年公司加大按揭贷款投放力度，按揭占比较年中提高1.06个百分点，个贷占比则回升0.31个百分点。
上海银行2020年全年净息差为1.82%，较2019年扩大4BP。2020年负债成本持续下行，上半年主要源于同业负债成本改善，下半年存款也开始改善，不仅定期存款成本下降，日均活期存款的占比在全年也比上半年提高1.01个百分点。这使得上海银行2020年全年负债成本比上半年下降6BP，全年同比下降25BP，对息差有明显的正向贡献。
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不良率为1.22%，环比持平；关注类贷款占比为1.91%，环比提高12BP；逾期贷款率为1.60%，较年中下降54BP。消费类不良率全年经历倒V型走势，在下半年逐渐改善：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消费类贷款、信用卡贷款、个人贷款总不良率为1.87%、1.74%、1.12%，分别比年中下降2BP、10BP、11BP。对公不良率年末较年中上升9BP，主要是房地产不良率有所上升。
总体来看，上海银行在2020年下半年零售风险逐步缓释，资产结构优化调整，并且继续保持较低的成本收入比。预计未来随着零售风险的缓释和不良的处置，尤其是下半年个贷改善趋势能能够延续，则上海银行资产质量有望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