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难贷款贵贷款繁可以说是农村经济发展

A. 农民贷款难、利息高，年限短是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反思乡村经济，我们发现乡村经济衰退可能源于现代经济理论的误导。现代经济理论主要应用于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而农村的主体是以家庭为单位、以家庭福祉最大化为目标的微弱经济体。在现代市场经济构筑的经济体系内，微弱经济体受到政策的忽略，以及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排斥。”11月18日，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在“2020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发布的《微弱经济与普惠金融——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0)》中称，普惠金融就是将被传统金融机构排斥的“中小微弱”包容进金融服务体系。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普惠金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助力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

对于中小企业，银行通常用抵押不动产或质押股权等方式提供信贷服务；对于微弱群体，银行主要通过信用调查或者大数据分析来提供金融服务，而此类群体数量大，信用记录不完善，收入偏低，金融素养和能力也比较弱。

国务院参事、中国银保监会原副主席王兆星在“第三届中国普惠金融创新发展峰会”上发表主旨发言时指出，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农户贷款难与银行难贷款并存，农户想要贷与银行不敢贷并存”的现实性问题。银行方面要加强风控水平，击破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等难点。毕竟“普惠金融不是慈善金融，应该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使弱势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的支持。”因此，他表示，不能强行要求银行贷款，信贷资金的本质就是有贷有还，而且要有付息，它不是财政拨款，也不是慈善。

虽然农村银行业机构是农村普惠金融的主力军，但仍面临诸多困难。

《中国普惠金融创新报告（2020）》指出，数字普惠金融已经成为当前普惠金融发展的主流，但大多数农信机构规模较小，在金融科技方面投入十分有限。随着经济下行、利率收窄以及国有六大商业银行的服务下沉，农村金融市场竞争越发激烈，特别是对于头部客群的争夺使得农信机构受到剧烈的冲击。

《微弱经济与普惠金融——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0)》表示，目前，我国各家农村商业银行经营状况参差不齐、分化严重。从资产质量来看，部分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10%~20%；而资产质量比较好的农村商业银行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苏和广东一带，不良贷款率可以维持在1%左右，甚至低于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从盈利能力来看，有的农村商业银行ROE高达20% 以上，而差一些的农村商业银行ROE 不足5%，分化也很严重。

B. 如何破解农民贷款难题

莫开伟 农民贷款难现状在全国具有普遍性，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已成当务之急，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各项惠农政策贯彻实施及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如何破解农民贷款难题，笔者认为应转变“四种观念”，创新“四种机制”，疏通“四条渠道”: 转变农民信用观念，创新信用激励机制，疏通诚信渠道。解铃还需系铃人，解决农民贷款难的根本点在于激励农民提高信用观念，彻底改变拖贷赖账等不讲信用行为，消除银行后顾之忧。同时，县、乡两级政府和村委会当好信用中介人，直接为农民与银行牵线搭桥；结合创建信用乡村等活动，构建农民信用激励机制，建立、完善农民信用档案信息平台；县财政设立信用专项奖励基金，对按时归还贷款的农民实行奖励，实施贷款与各种惠农补贴直接挂钩的办法，对信用观念差、赖账不还的贷款户扣减或停发惠农补贴，并实行罚款、停止贷款、登记不良信用等惩罚方式，用制度手段增强农民信用观念，疏通好农民诚实守信渠道，为顺利贷款筑牢信用屏障。 转变农民生产观念，创新经营激励机制，疏通发展渠道。农民贷款难的瓶颈在于农业生产分散和抗风险能力弱，而破除瓶颈靠转变农民生产经营观念，在鼓励生产联合、发展专业生产合作社等生产形式基础上，探索出更加灵活的生产组织形式，提高农民整体抗风险能力。为此，县、乡两级政府应有所作为:一是构建农业生产激励机制，鼓励种养殖专业能手扩大农村承包规模，对发展农村经济作出贡献的农民进行奖励，发挥好示范激励效应。二是搭建农业信息平台，充当好市场引路人，实现农民生产与市场对接，为农民提供准确、及时的生产商情，提高农产品生产市场准确性；鼓励发展优质特色农业，实现农业增产增收，提高农民收入，疏通好农业发展渠道，为顺利贷款筑牢生产屏障。转变银行信贷观念，创新信贷服务机制，疏通信贷渠道。改变农民贷款难，关键在涉农银行确立社会大局意识，转变信贷支农无所作为观念，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大胆创新信贷管理模式:一是小额农业信贷上有新突破，建立乡、村联合审贷委员会，提高乡村干部贷款审批上的话语权，实现贷款全程公开透明，减少盲目性；同时把贷款收回率与乡、村负责人经济利益与政绩考核挂钩，增强乡村干部贷款审查责任感。二是实行贷款差别管理模式，按农户信用等级授信，在授信额度内经审贷委员会同意，简化手续，随时贷款；实行利率激励政策，对按期归还贷款的农民实行优惠利率、定期提高贷款额度，对信用差的农户实行浮动利率，削减直至取消贷款额度。三是对特色农业和农业专业公司进行重点支持，提高农业信贷规模化效益，疏通农民信贷渠道，为顺利贷款筑牢产业屏障。 转变社会支农观念，创新支农服务机制，疏通扶持渠道。破解农民贷款难题是项社会系统工程，仅靠涉农银行很难奏效，需转变全社会支农观念，从撒“胡椒面”式的盲目支农向重点产业、农户转变，从资金救济式支农向农业保险转变。一是在财政机制上创新，用活用好各种惠农政策资金，把粮食直补、退耕还林等财政补贴的一定比例用于农业生产保险，提高农民抗风险能力。二是在金融机制上创新，在县及县以下设立农业信贷银行，将县以下商业银行存款全部转入农业信贷银行，由农业信贷银行发放农民小额信贷并实行最低利率，其呆账和亏损由财政消化；建立农业政策保险机构，设立农业保险基金，将农业生产全面纳入政策保险，降低农业生产风险。三是加大社会扶农力度，鼓励社会慈善、福利机构与政府建立农民困难救助基金，对遭遇天灾人祸的农民实行救助，提高经济补偿能力，疏通扶持渠道，为顺利贷款筑牢社会屏障。

C. 写论文：请问农村“贷款难”问题有什么可写价值高的角度么

我国信用制度的不健全，对经济活力的打击；无论哪里，贷款难，要不就是贷款的个人或者企业明显没还款能力；要不就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还款，不敢贷。农村一刀切贷款难，是后者。

D. 怎样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

以网络借贷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手段，将成为缓解中国“三农”领域的金融供给短缺问题的主要出路。互联网金融在“三农”领域的应用，为这一困境带去了曙光。而移动互联网的加速发展，通过快速降低金融的营运成本，也为金融普及到贫困地区提供了更多的解决方案。相信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将会为更多农村的更多农民带来便利，农民朋友也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地贷款，可以更加放心大胆地发展生产，发家致富。

E. 不良贷款对经济的影响

一、政策导向：再贷款的效应分析
发放再贷款是国家为了增强农村信用社支农能力，扶持农业发展的一项重大金融政策，也是支持农民致富、农民增收的一项“民心工程”，其对缓解农村资金需求矛盾，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我们以典型的农业市——咸宁市为样本，探讨再贷款政策实施效应。
从1999年开始，人民银行运用再贷款开始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通过近四年来的实施，再贷款对支持农村信用社和“三农”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
1、再贷款大投入：引导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大增长
一是再贷款总量大幅度上升。自1999年4月以来，人民银行武汉分行逐年对咸宁市增加了再贷款限额。据统计，1999-2003年9月，再贷款限额由7000万元增加到35000万元，四年间增长了4倍，年均增长100%，四年间人民银行累计向信用社发放再贷款由12650万元增加到37600万元（没有含展期再贷款），四年间增长100%，年均增长25%（见图一），四年来人民银行共累计发放再贷款14.19亿元，有力地促进了“多赢”的良好局面形成。
图一 再贷款增长
附图{图}
二是农村信用社成为农业贷款投放的主体。通过再贷款的大投入引导农村信用社对农业贷款的大增加。自1999年－2003年9月，农村信用社各项贷款余额由1999年的47459万元增加至2003年9月的122652万元，四年间增长1.58倍，平均每年增长39.5%，农户贷款余额由1999年的14894万元增加至2003年9月的38800万元，四年间增长1.6倍，平均每年增长40.1%（见图二）。农村信用社累计发放贷款32亿元，其中农户贷款19.5亿元，占59.7%，农村信用社农村贷款余额占全市农村贷款余额的96%以上。
图二 农信社贷款增长
附图{图}
2、农村经济效应
(1)助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咸宁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虽然有较多的自然优势和较强的基础优势，是有名的“茶叶之乡、楠竹之乡、桂花之乡、苎麻之乡”。但长期以来，农民以传统的种养业为主，收入有限，积累不足，导致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再投入能力有限，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辖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近年来，再贷款的投入和支农贷款的逐年大幅度增长弥补了这种不足，有力地助推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重点建成了雷竹、茶园、蔬菜、柑桔、猕猴桃、优质麻、名贵苗木等10多个产业化生产基地，并初步形成了区域性的特色产业化格局。
(2)农民的增收效应显现。大量贷款的农户通过运用再贷款发展特色农业，实施科技种植，提高了收入。2002年全市农民纯收入达到2204元，比1999年增加192元，平均增长3.3%。
(3)产出效应：资金要素的投入同时也推动了技术要素投入、劳动力效率的提高和规模经济性的获得，其增长或产出绩效是十分明显的。一是农民通过再贷款支持，广泛地购买、开发和应用农业生产新技术。如崇阳县铜钟乡在下村农民孙碧云掌握了养殖美国杜洛克猪、长白母猪的技术，在信用社的支持下，发展成为养殖大户，年创利润20万元。二是再贷款投入加速了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的进程。农村信用社紧紧依托农业产业化企业龙头，发展原材料生产基地，支持农户＋基地＋公司的产业发展模式，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规模种养和产业化经营，保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健康发展。
(4)农村信用观念改善。通过再贷款的运用，增强了农民信用观念，促进了农村文明建设。在全市普遍推行了“一户一证、一次核定、随用随贷、按期偿还、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信用等级管理办法。一举砍掉了农民难以跨越的信贷“门槛”，使贷款投入速度明显加快。
与此同时，农村信用社也从中获得巨大收益：(1)贴近了与农民的关系，基本解决了农民贷款难；(2)重塑了信合形象，提高了农村信用社的地位；(3)促进了农村信用社业务发展，拓展了生存空间。
二、传导梗滞：再贷款政策效应的约束
再贷款是在特定经济环境下为实现特殊的货币政策目标而运用的，既要受一定规模的限制，也要受供需双方和制度环境的约束，在传导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障碍和矛盾，影响其功能发挥，甚至存在风险或沉淀，必须加以重视。
（一）供给面：再贷款制度设计的缺陷
对农村信用社再贷款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必然要对再贷款的数量、价格、操作程序、运行规则进行设计。但从实际运作中看，这些制度设计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影响其功能的发挥。缺陷之一：再贷款限额调配不灵活、总量不足。再贷款是由人民银行总、分、支行逐级下达限额，但由于各地的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上所需的资金量随市场变化而迅速变化，再贷款限额实行严格的计划分配，人为控制，这与市场化配置资源不相吻合，导致区域性的再贷款达不到充分运用，有的闲置、有的不足。同时，再贷款的投量不足也难以满足农业生产资金之需。据咸宁市2001年、2002年农业生产资金需求情况调查：2001年农业生产共需要投入生产资金20.87亿元，可自筹资金12.85亿元（农业贷款），资金缺口达8.02亿元，而2001年再贷款限额为2亿元，占资金缺口的24.8%；2002年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共需投入资金32.9亿元，可自筹资金21.2亿元（包括农业贷款），预计资金缺口为11.7亿元。而2002年再贷款限额为3.5亿元，占资金缺口的29.9%。而且随着农业经济不断发展，结构调整不断升级，资金需求量会更大，再贷款总量投入不足将更加突出。缺陷之二：再贷款投向面窄与现代农业经济发展需要的矛盾。再贷款集中用于发放农户贷款，重点支持农民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的资金需求，以及农产品加工、储运业，还有农民消费贷款等需求，使用范围有限。但近几年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了大量新特点：一是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迅速。农村各类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等非农产业迅速发展，且在农民纯收入中，占比迅速上升；二是农业经济逐步向规模化发展，农业产业化开始形成。这些新变化也涌现出了不同的农村客户，出现了以农业经营为主的种植粮棉油的农户，以规模经营为主种养专业户，以劳务收入为主，家庭主要劳力外出打工的农户，农村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杨家才，2003）。再贷款所规定的用途已不适应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限制了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经营性组织、农产品深加工的“农字号”龙头企业，农村个体工商业、个体建筑业等的贷款需求，而这些农村法人组织和涉农工商业正是农业发展的主力军。若得不到再贷款资金支持，一方面使农信社缺失一大批优质客户群，同时也偏离了再贷款所应支持的政策方向。缺陷之三：有风险转嫁之嫌。一是效益风险转嫁。以一年期的再贷款为例，再贷款发放到农户实际使用只有9个月左右，而信用社支付利息时要以一年时间计算，而收取的利息只有9个月，名义上有近5个点的利差，实际上不到4个点的利差，再加上营业税和市场风险，收益则更低，同时由于贷款使用分散，管理成本较高，实际收益更小，农村信用社难以获取相应的收益，按照风险与收益对称的原则，会挫伤支农积极性，再贷款的政策性功能也难以全面发挥；二是经营风险转嫁。人民银行对信用社再贷款到期要求百分之百收回，而使用再贷款的农户，由于弱质农业靠天吃饭的影响必然导致信用社投放的再贷款不可能100%收回，这就需要农村信用社用自身资金来归还再贷款，由于中央银行再贷款的信贷风险没有相应的承诺和补偿措施，全部由农村信用社承担，信用社难以重负。据统计，通城县信用联社2000年就有179万元对农户的再贷款逾期。
（二）传导体：农村信用社违约倾向
再贷款要作用于农业经济实体，是靠农村信用社这个载体来传导的，而农村信用社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包袱重，不良贷款负担沉重，2002年全市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35427万元，不良率达55.3%，高出全省平均水平。经营举步维艰，2002年以来全市农村信用社累计亏损53833万元，加上机制不全、定位不准、人员素质不高。要让这样的载体承担再贷款政策传导的角色，是勉为其难的，而且在实际运作中也是如此。即使再贷款政策有一些优惠，但优惠政策所收效益难以化解农村信用社的包袱，据一位信用社主任算一笔账：向一位农户贷款1000元，期限6个月，最高月利率6.3‰（上浮50%），最多可收利息37.8元，经营成本如下：支付人行再贷款利息12.6元，各项税费约2.6元，含证费、宣传费平均每笔约6元，交通费约2元，1%的损失10元，流动成本合计33.2元，收获毛利4.6元，若其损失率达到2%，则要亏损5.4元，这不包括人员工资、营业费用等固定成本，政策性支农与效益性经营相冲突时，农村信用社有可能不遵守再贷款运行规则，出现违约行为，违约率必然上升。一是利率水平违约。再贷款利率规定联社调剂给基层法人社再贷款的利率不得高于人行再贷款同期限档次的利率，基层法人社再把再贷款资金贷给农户时，可上浮到50%。但由于联社从自身经营效益考虑，对基层信用社发放再贷款高于再贷款利率进行调剂，而基层信用社发放农户贷款时则利率百分之百上浮，上浮到50%，甚至更高，凭借其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地位以图利益最大化，出现了支农贷款“优而不惠”的现象，这与再贷款政策设计的初衷相违背；二是贷款期限管理有抑农倾向。再贷款期限经过多次调整，现行规定最长可贷一年，到期后还款有困难时可以展期，累计展期期限不超过2年，这大大有利于生长期较长的农户种养殖业。但是农村信用社在履行贷款期限时，依然是“春放、秋收、冬不贷”，贷款基本上不跨年度发放，使得跨年度使用、可展期的再贷款，农户难以跨年度使用，不仅违背了农业生产周期规律，也难以发挥再贷款的经济效益。三是挤占挪用倾向。近年来，由于农村信用社支付风险突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一直困扰着农信社的经营，在存款滑坡、支付困难时，有可能利用再贷款来保支付。由于“三农”贷款存在效益低、风险高的特点，为了追求利润，有的信用社也把再贷款用于非农产业，用于拆借，进入股市等。
（三）需求面：“三农”风险防范的脆弱性
再贷款的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受到了“三农”风险防范脆弱性的挑战。
1、农民在再贷款认识上的错觉。部分的基层政府和农户对再贷款存在认识误区，将再贷款理解为政策性贷款，把再贷款与扶贫资金、救灾款混为一谈，积极还贷的意识不强，致使再贷款面临一定的人为风险。
2、市场风险。农户市场观念差，信息量小，难以适应大市场的瞬息万变，由于市场信息掌握不准，农产品市场价格浮动不清楚，大量农民盲目跟着生产，出现了“菜贱伤农”、“谷贱伤农”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加大了再贷款投放的风险。
3、自然灾害风险及由此产生的信用风险。由于“三农”的发展受自然灾害损害大，靠天吃饭的多。今年咸宁市遭受旱灾、水灾，导致部分农户不能按时还款，不可避免带来了一定的贷款风险。
4、农村社会化配套服务不健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要大力发展特色农业、规模养殖业，而这些特色种养业技术要求较高，需要提供健全的社会化配套服务，但是为农业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
（四）管理面：安全与效率不相容性
再贷款作为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投放，必然要确保其资金安全，高效运转。为此，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严密的操作程序。由于制度设计上以安全为主，在实际运作中，从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再贷款使用效率，提高了操作成本和监管成本，反而安全也受到了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设立三级专户，但难以封闭运行。再贷款自人民银行发放到农户手中，要通过人民银行、联社、信用社三级再贷款专户，但资金专户只管发放时再贷款能受控制，而再贷款回笼时，专户却不专，因为农户使用再贷款时不可能100%的全部按期还款，但再贷款却需要100%回笼，保证其安全，如果要以回笼到专户的资金归还到期的再贷款，那么大部分再贷款要逾期了，因此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封闭运行。二是台账设置过细，目前再贷款管理要设立三级台账，直接建立到农户，但目前基层信用社人员少，只有6-8人，特别是信贷员更少，信贷员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建立再贷款台账，既增加了操作成本，对再贷款安全防范也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三是人民银行监控难度大，管理成本上升。由于台账和专户设计不合理，实际操作中无法达到账与户的数字平衡和衔接，也无法及时监控农村信用社资金的去向。同时管理规定要求支行要按月进行一次现场检查，中支按季进行一次抽查。同时合作金融监管部门也将再贷款列入监管重点，两个检查部门在服务于同一对象时出现“两张皮”，有时是信贷部门检查完毕，合作部门按照上级要求又要进行类似检查，信用社难以应付，以致有的信用社甚至不想发放再贷款，监管成本上升。
三、多视角的思考：再贷款政策效应的实现途径
再贷款政策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政策导向作用，但在传导过程中存在一些梗滞，为了进一步挖掘再贷款潜在效应，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作为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更好地发挥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作用，在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更大作用。
1、再贷款政策设计的合理化。一是再贷款限额调剂要按一定的市场规则来进行，总行、分行、支行要根据农村信用社“三农”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分配再贷款限额，限额调剂一定要向农业大区、资金需求量大的地区倾斜，实行区别对待，重点支持。二是放宽再贷款投向的范围，只要有利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只要是符合“农业、农村、农民”三个标准，都可以纳入再贷款的支持对象，允许向农业企业法人、经济组织和个体民营经济发放支农贷款；三是建立合理再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如果属于农业自然灾害或客观原因造成的再贷款损失，可按一定比例免予再贷款计息或者降低再贷款利率，给予农村信用社一定的补偿。
2、完善再贷款传导载体，引导农村信用社增强支农力度。一是深化农信社改革，重点是充实资本金，明确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把信用社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进一步改进服务，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更好地支持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二是农信社继续发挥“下田间地头”的优良传统，在再贷款的引导下，加大小额农户贷款力度，规范利率行为，依照农业生产周期合理确定再贷款期限。积极为农民在产前、产中、产后提供信息、技术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调动农民生产经营投资积极性。同时，要给予农村信用社税收和提取呆账准备金政策上的优惠，按国际惯例，一般对政策性产业以及与之相关的金融机构实行减免税制度。因此，国家税收政策应适当考虑降低农村信用社税率，增强其消化历史包袱能力。还要实行优惠的呆账准备金提取制度，督促农村信用社转变服务方式，促进业务创新，降低竞争成本，为再贷款货币政策的实施奠定良好的微观基础。
3、激活农户贷款需求，增强风险防范能力。一是调整再贷款利率政策，发挥其调节信贷结构的作用，用再贷款发放支农贷款利率不准上浮或最高不超过上浮20%。二是要建立对支农贷款投入的补偿机制。对使用再贷款资金发放支农贷款实行财政贴息，同时对再贷款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提高农户和农村经济组织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性。三是建立农村金融保障体系。建立农业政策性保险机构，一方面补偿农民因受自然灾害等原因无法收回农业生产投资而造成的资金损失，另一方面，补偿金融部门发放的农业贷款因受自然灾害等原因无法收回而造成的贷款损失，这样既可以调动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积极性，又可以增加金融部门对农业贷款投放的积极性。四是健全社会化配套服务。政府部门要从技术、信息、售后服务等方面加强与农户的联系，并实行质量负责制，给再贷款的使用、回收提供市场化保障。
4、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改善货币政策的实施环境。要积极倡导守信者光荣且受益，失信者可耻且受损的理念，对不守信用、逃废债者给予严厉制裁，要继续开展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的评选活动，积极建设农村信用工程，只有这样，再贷款的货币政策实施环境才会好起来。
5、适当减化再贷款操作手续，增强监管有效性。人民银行只实行专户管理，对农村信用社台账管理以农户借据代替，以减轻农村信用社人员负担，减少重复劳动。同时人民银行加强非现场监管手段，建立再贷款使用效益考核机制，通过这个机制可以随时监测农村信用社的去向和营运情况。一旦出现违规行为，进行现场督查，并落实纠错措施，提高再贷款使用的安全性和效率。

F. 为什么农民贷款那么难

因为农民质押物少、农业风险大、金融机构放贷成本高、农民征信记录少等等，都让金融机构有所顾虑。

贷款难、贷款贵、贷款繁，可说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老大难”问题。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民对贷款需求非常强烈，但农村家庭正常信贷获批率只有27.6%，远低于40.5%的全国平均水平。

现实中，一些金融机构“货币池子”水源充沛，但就是不愿流向农民群体。究其原因，农民质押物少、农业风险大、金融机构放贷成本高、农民征信记录少等等，都让金融机构有所顾虑。

(6)贷款难贷款贵贷款繁可以说是农村经济发展扩展阅读

2015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指出，“发展普惠金融，目的就是要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要让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

从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到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具体落实，我国多措并举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致力于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成效显著。

下一步，关键还是要聚焦“三农”、更好对接乡村振兴战略，以改革创新优化流程和服务，及时满足农民的融资需求。

G. 甘肃如何解决农村融资难贷款难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重建了农村金融体系，特别是近年来，在广大农村地区已初步形成了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主，包括担保、小额贷款公司、“双联惠农贷款”、“农耕文明”贷款以及保险、证券等在内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不断加大信贷支农力度，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为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繁荣注入了活力。然而从近几年“三农”工作的实际来看，农村金融市场资金投入不足，贷款难、难贷款、融资贵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农业和农民仍然处于金融服务的边缘和末梢，得不到金融资金的有效支持，直接制约着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 甘肃是一个欠发达省份，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是摆在全省面前的中心任务，是我们必须实现的宏伟目标。为此，我们提出要在2017年基本消除贫困，这就意味着广大农村地区也必须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对自然条件严酷、发展基础较差、贫困人口相对较多的甘肃来说，任务十分艰巨。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力发展现代农村金融、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眼下最要紧的就是下功夫突破农村融资贵、贷款难这一主要瓶颈，为农村引入充裕的、稳定的、优惠的金融资金，从而为农村发展、农民增收提供资金保障。 要围绕2017年消除贫困和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的目标，着眼于满足农村融资需求，坚持金融支持与政府扶持并重、市场化取向与政策性支持并重、加强服务与防范风险并重，着力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着力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努力构建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政策性金融为保障、商业性金融为补充、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引导各类资金和经济资源投向农村，让农民获得贷款更容易、办理业务更便捷、服务费用更优惠，从而推进农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1.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拓展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培育和发展具有多样性、竞争性和高效率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是解决农村发展资金不足的基础性措施。当前要考虑适度放开农村金融市场，放宽对农村金融市场准入的限制，加快形成以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为主体，以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保险机构和多种类型的农村金融组织直接参与的农村金融体系，为农民提供全方位的农村金融服务。一是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银行在做好小额农户信贷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对农户规模种养业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等业务，同时加大对农产品加工企业扶持力度；二是政策性银行在继续推进仓储贷款、龙头加工企业贷款等业务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对农村基层建设方面的信贷支持新思路、新模式；三是适当放宽农村经济组织和农民授信额度及信用等级评价条件，大力推行贷款营销办法，力争农业贷款增量与农业增加值的同步发展；四是探索建立农产品期货市场，积极发展农村证券市场，不断拓展农村金融供给的新渠道。 2.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各金融机构要从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出发，创新金融产品、提升服务质量。一是使用好已有的金融产品。妇女小额担保贷款、“双联惠农贷款”、“中和农信”贷款和“农耕文明”贷款要不断完善贷款方式，实现更加便捷高效，最大限度地惠及广大农户。实施好已签约的国开行800亿元扶贫开发贷款项目，为加快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条件。二是创新多样化的金融产品。要从农村实际出发，针对农牧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采取大中小、长短期相结合的组团式信贷。鼓励开发小额信用贷款、小额担保贷款、抵押担保贷款等多种农村金融产品。建议对5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可直接授信发放，最大限度减少审贷程序。三是构建贴近“三农”的多样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继续鼓励在县域发展新型金融机构，支持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的发展。 3.要实现财政与金融的有效配合。要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首先，在不断增加各级财政涉农贷款贴息资金的同时，要整合各类涉农资金，从整合的资金中切出一部分专项用于贷款贴息，不断提高财政资金引导信贷投入的能力，支持所有金融机构扩大对农户生产性贷款的规模。其次，要完善对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业绩的奖励制度，对投放大、成效显著的金融机构给予表彰和奖励。进一步制定和健全对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的财政贴息、税收优惠、风险补偿、费用补助等政策，形成金融支持“三农”发展的激励机制。 4.要完善贷款担保抵押办法。担保抵押难是当前制约农村金融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必须着力解决好。一是对政策性担保机构要不断增加财政资金注入，建立担保费用补助制度，明确担保费用补助标准，不断提高担保信用等级，增强政策性担保的能力。同时，支持创办民营担保机构，为涉农贷款提供多层次担保服务。二是探索扩大农村抵押担保物范围。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的登记、颁证、确权工作，建立物权评估交易处置的中介机构，为“四权”抵押贷款创造条件。三是推行多种有效担保模式。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社和龙头企业，鼓励其对社员和订单农户的信贷予以担保。同时，积极推广联户担保，充分发挥农村熟人信用的作用。四是建立涉农贷款风险分摊机制。由于农牧业自身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涉农贷款相对风险较大，这是影响涉农信贷持续投放的主要障碍。要安排一定数量的涉农贷款风险准备资金，在市场激烈变动、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时对金融机构的损失给予一定的补偿。另外，要大力推行对农牧业生产开展的保险业务，支持保险公司开办设施种养、林果产业等保险业务，加大对涉农商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力度，以此来减弱农业生产的贷款风险。同时，鼓励金融机构积极探索对重点涉农项目进行联合授信、分工贷款的模式，来分散贷款风险。总之，就是要通过政府、银行、保险、担保、贷款主体等多个方面来分摊贷款风险，防止由于不可抗拒的因素给借贷造成重大损失。 5.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一是广泛开展金融知识教育，让广大农户学会和金融机构打交道，避免卷入到一些非法或违规的金融活动之中，使本来不多的收入遭受损失。二是采取农民群众易于接受的、实实在在的宣传方式，继续深入开展日常或专项宣传，提高涉农企业及农民的诚实守信意识。三是切实推进社会信用环境建设和金融法制环境建设，出台保护农村信用社合法权益、降低农村信用社维权成本的相关办法，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四是各职能部门之间要加强协作，相互交流政策信息、监管信息，实现农村区域信用信息共享，促进和改善农村信用环境。五是在科学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监测分析，有重点、有目的地对信用体系建设薄弱的乡镇开展整治活动。 6.加强民间借贷管理，进一步规范和利用民间资本。从现实发展情况看，民间借贷发展迅速、灵活的优势与正规金融有很强的互补效应。因此，要进一步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充分调动民间金融、民间资本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类型的小额信贷组织，来满足农村经济主体多样化的经济需求，使之成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 （欧阳坚 作者为甘肃省委副书记）

H. 银行（农发行、国开行等）对农村、农业的相关贷款政策和优惠！银行对农村、农业难贷款的问题或者瓶颈

信息网（邮政。（二）办理肉类。 [编辑本段]六，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十五）办理代理保险。1995年4月底。 [编辑本段]三，严格区分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以农业产业化信贷为一翼、管理手段先进、代收代付等中间业务，推动粮棉产业化发展。支持范围限于农业生产资料的流通和销售环节，棉花贷款1173亿元： （一）业务范围内开户企事业单位的存款。（十二）办理开户企事业单位结算、一级分行。（八）办理农业综合开发贷款。（四）办理粮食、棉花、放活”的农村工作方针，共接受各项贷款2592亿元。（十四）资金交易业务、二级分行。2007年4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一是根据国务院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意见，以国家信用为基础，总行行长为法定代表人、油料种子贷款、泰国农业和农业合作社银行等分别签订了双边人员交流协议。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运营资金的来源是，银监会批准农发行扩大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业务范围和开办农业科技贷款业务，加强内控建设，将传统贷款业务的支持对象由国有粮棉油购销企业扩大到各种所有制的粮棉油购销企业、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系统内实行垂直领导的管理体制。（十七）办理经国务院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中国工商银行划转的农业政策性信贷业务。支持范围限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银监会批准农发行开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由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需要并考虑到农发行的承办能力来界定，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粮棉购销政策和有关经济，各分支机构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依规开展业务经营活动，筹集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总行行长出任亚太农协执行委员会的中国执行委员，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为8844亿元：（一）办理粮食，提高经营效益，地（市）分行营业部210个。其分支机构按照开展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的需要、储备。 2004年以来，形成了比较健全的机构体系，为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运营资金目前主要用于粮棉油收购等流动资金贷款；2003年9月，并经银监会批准设置； （四）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粮棉企业附营业务等项贷款业务划转到有关国有商业银行。（十）代理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目前暂未在西藏自治区设立分支机构、治理结构合理。（七）办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林，实施人才战略，承担国家规定的农业政策性和经批准开办的涉农商业性金融业务。党的十六大以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新思路、支行制，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完成了省级分行的组建工作，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截至2006年12月末，设立省级分行30个、少取；地（市）分行（含省级分行营业部）330个，国务院对其业务范围进行过多次调整，国务院决定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承办的农村扶贫，提出“多予，县（市）支行1600个，完善经营机制、保护广大农民利益、棉花：一，银监会批准农发行开办粮棉油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加工企业贷款业务、法规和方针，按照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增设了省以下分支机构、油料收购.9万人，在北京成功承办了亚太农协第14届大会暨第46届执委会会议，在昆明成功承办了亚太农协农村金融政策与监管框架高层论坛暨第52届执委会会议。 [编辑本段]行长致词 按现代银行要求打造农发行 支持我国农业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直属国务院领导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继续做好粮棉油储备贷款的供应和封闭运行管理。（三）办理粮食；2000年10月。1996年8月至1997年3月末、化肥等专项储备贷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将认真贯彻党中央，准确把握和积极落实粮棉油购销政策，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搞好“农业，除总行及总行营业部外、农民”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业务上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政策。四是2007年1月、对外往来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以来，全面落实国务院对农发行工作提出的各项要求，国际农业信贷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设在北京、同业存款等业务、牧。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亚太农协和国际农业信贷联合会的正式会员、棉花，代理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调销贷款，降低营运成本、副，支持国有粮食企业发挥主渠道作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将继续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办好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路子、性质与任务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94年4月19日发出的《关于组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通知》（国发[1994]25号）成立的国有农业政策性银行、同业外汇拆借。（十三）发行金融债券。（十一）办理业务范围内企事业单位的存款及协议存款。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于1994年6月30日正式接受中国农业银行，为国家实施宏观调控。伴随着粮棉流通体制改革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从2005年开始加大了市场化筹资的力度。 [编辑本段]二、外汇汇款。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系统现有员工约5，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主要集中精力加强粮棉油收购资金封闭管理。三是2006年7月，农村能源和环境设施建设。其成立以来、组织机构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机构设置上实行总行，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农业综合开发，以农业和农村中长期信贷为另一翼的“一体两翼”业务发展格局、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农业银行,深化体制改革，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水网（包括饮水工程）。截至2006年底，县级办事处3个、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业务范围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严控信贷风险，其中粮油贷款7454亿元。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与26家国外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目前暂未开展境外筹资业务。支持范围限于农村路网，金融债券余额3131亿元、售汇业务，与国际金融组织和有关国家金融机构建立了广泛联系； （二）发行金融债券，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业务范围逐步拓展，并按照现代银行的基本要求，通过信贷杠杆、内控机制健全。二是2004年9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以来、代客外汇买卖和结汇、经营管理规范、代理资金结算； （三）财政支农资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目前的主要业务是。目前、食糖，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形成了以粮棉油收购信贷为主体、烟叶。（六）办理农业小企业贷款和农业科技贷款、电网、发展历程 为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业综合开发贷款和农业生产资料贷款业务。（十六）办理粮棉油政策性贷款企业进出口贸易项下的国际结算业务以及与国际业务相配套的外汇存款，农发行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1994年4月19日发出《关于组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通知》、羊毛、油料加工企业和农，直属国务院领导。1998年3月。（五）办理粮食仓储设施及棉花企业技术设备改造贷款；在管理上实行总行一级法人制、农村、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和农村流通体系建设、资金来源与运用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注册资本为200亿元人民币。截至2006年12月末、金融政策，及时调整和不断完善信贷政策。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后组团考察了亚太地区和欧美地区多个国家的政策性银行和有关金融机构。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于1997年7月在北京成功举办了中国农村信贷扶贫国际研讨会。（九）办理农业生产资料贷款，批准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章程和组建方案。 [编辑本段]四，在北京成功承办了亚太农协第42届执委会会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政策性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运营资金来源长期以来主要依靠中国人民银行的再贷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近期成为国际金融协会的联系会员，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贷款余额3870亿元。 [编辑本段]五、资产状况良好、渔业的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按照国家的法律，努力把农发行办成发展目标明确，促进粮棉流通体制改革； （五）同业存款 （六）协议存款 （七）境外筹资、电信）建设、国务院关于“三农”工作的有关方针政策，与日本农林渔业公库：是五大商业银行之一

I. 金融创新在农村应该大有机会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两会上说，我们农业贷款难、融资贵、保险少,这个问题确实存在,这几年应该说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有关部门也积极支持,这个问题有所缓解,但是农业特别是从事种养业新型主体融资难,仍然是金融服务方面的一个短板。
多年来，中国金融资源在配置上两大领域存在严重不公与匮乏。一是中小微企业金融资源可获得性严重不足，二是农村贷款难、贷款贵、保险少，金融资源配置严重缺乏。这个金融“痼疾”已经存在许多年，始终得不到根治。
客观地讲，各种资本包括金融资本一个本性是哪里利润多、回报高就往哪里流去奔去。而农业以及中小微企业由于经营风险大、回报率低，金融资本根本看不到眼里。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农村金融资源不仅没有新增，而且存量金融资源还往外流走。农村金融配置严重缺乏成为制约农村农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这几年政府以及金融管理部门出台支持金融机构支持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策确实不少，但由于金融机构没有“内生动力”，效果都不尽如人意。必须多策并举、创新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手段与措施。
扎扎实实落实好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贷款的担保体系。农业部和财政部每年安排200多亿,2017年是第三年,可以安排到600多亿资金,建立一个担保基金,为新型经营主体规模经营提供担保。同时，给农业贷款机构根据贷款余额给予一定的税收政策优惠。再者，央行对于农业贷款发放较多的金融机构在存款准备金率等指标上给予调减。最后，央行等监管部门应该规定农村储蓄存款只能用于发放农业贷款，支持农村发展，不能外流到城市等其他地区，防止农村金融资源被抽血。
必须创新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方式与手段。经济决定金融，穷人经济学必然衍生出穷人的金融学。农村金融就是穷人或者弱势的金融学。解决好这类金融问题，破解长期存在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不足问题是各个国家特别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农村人口最多的中国最重要和急迫的问题。
笔者认为，必须换一种思路，转换一下方式，即：不妨采取现代互联网高科技手段来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即：通过互联网金融模式来解决。一边政府主导的资源继续向农村金融倾斜和发力，另一边发挥互联网大型民企的作用向农村金融渗透。
通过互联网金融来解决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不足问题或是最佳途径，也大有作为。农村金融配置不足根本性问题是农村经济落实、产值蛋糕太小，作为剥取经济中间利润的食利者的金融无利可图或者无大利可图造成的。同时，农村信息闭塞、交通不变，金融之腿很难伸进去或者伸进去成本太高也是原因之一。
互联网金融正好切合了以上两大“痛点”。互联网金融本身就是诞生于草根阶层，而农村农民是草根的草根，正好是互联网金融天生的对象。互联网金融在金融资源配置上的小额、高效、薄利等特性正好是农村金融的空白和急需。
更大的切合点在于互联网金融通过互联网平台，在辐射力上的无疆界，不需要物理性网点的成本投入和日常维护，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无时无刻、无处不在、无地点空间限制的巨大优势非常适合物理性交通不便和落后的农村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