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本邦贷款公司

Ⅰ 为何在上海很少能吃到“老式本帮面”吗

面条，已经贯穿了上海人的日常生活。每个人对在哪里吃面条和吃什么都有自己的看法。每个上海美食家心里都有一份面条餐馆的名单。他每天早上去他最喜欢的面馆喝一碗面汤。只有到那时，他才能满意并开始美好的生活。

原因四：营业时间短。正宗的面馆大都只营业四五个小时就已经卖空了，有可能你就晚了一会儿可能浇头都没有了。

来上海你就会看到凡是面做好的餐馆情况，清晨，这个地方挤满了来晨练的老人。中午和晚上，坐满了办公室里的上班族。深夜，夜猫子又来了。所以我们希望“老式本帮面”能得到更好的传承，服务大众！

Ⅱ 上海市的本邦菜在哪里

专做本帮菜的屈指可数：老饭店、老正兴、绿波廊、德兴馆。
手艺都一流，谈不上实惠。
本帮菜的菜谱比较窄，所以专做本帮菜的我所知就上面几家。
连南京西路上的梅龙镇现在都不是专做本帮菜的。

论实惠的话，黄河路、乍浦路上几家还好。尤其中午一般打8折。
当然他们都不是专做本帮，主要是做海派菜。
慕名要吃本帮菜的话，点菜的时候问一下哪些是传统本帮菜就可以了。
比如：草头圈子，糟钵头，虾籽大乌参，油爆虾，清炒虾仁，响油蟮糊，鸡骨酱、腌笃鲜。这些都是传统本帮菜，各家做法都是一样的。

Ⅲ 历史书上那个汉冶萍公司是什么

[编辑本段]汉冶萍公司史话
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因督办芦汉铁路（京汉铁路），调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督鄂近20年，在湖北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使湖北经历了一次近代化的崛起。光绪十六年（1890年）初，在武昌成立湖北铁政局，委派蔡锡勇为总办，厂址选定汉阳龟山山麓，1890年11月动工兴建，光绪十九年（1893年）9月建成，光绪二十年（1894年）6月投产。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招商承办”，委盛宣怀督办汉阳铁厂，走上“官督商办”道路，由李维格任总稽查。
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派德国技师在大冶附近勘察，发现铁矿蕴藏丰富并露出地面，于是张之洞购机开采，光绪十七年（1891年）4月开始采矿，光绪十九年（1893年）铁矿大规模开采，建成大型露天铁矿大冶铁矿，为汉阳铁厂提供原料。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3月，张之洞与盛宣怀合奏在江西萍乡安源采煤炼焦，委张赞宸为萍乡煤矿总局总办。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盛宣怀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申请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改官督商办为完全商办公司。到辛亥革命前夕，该公司员工7000多人，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清政府全年钢产量90％以上。
盛宣怀接办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后多次向日商借款，因无力偿还，日商的借款后来都变成了投资，宣统三年（1911年）起汉冶萍公司为日商控制，抗日战争胜利才由国民政府接收
[编辑本段]汉冶萍公司介绍

(3)对汉冶萍经营失败原因的探寻
作为公司高层经营管理者的李维格对此问题见解独到，他强调国家主权与行业标准对汉冶萍的负面影响。他认为任何国家的钢铁工业，都经历了艰难起步到逐渐发展的过程，汉冶萍早期的经营失误并不可怕，资金、人才的缺乏也不足为惧，真正阻碍汉冶萍发展的原因是没有国家的关税保护和行业生产标准，“汉厂十数年来，坐此两大原因，日在艰难困苦之中”。[38]

(3)中日合办汉冶萍问题
辛亥革命后曾有中日合办汉冶萍之议，后因举国反对而作罢，但有关该事件的内幕，学术界讨论十分热烈。学界对日本政府借合办以控制汉冶萍的意图、日本在整个事件中所起的主导性作用以及盛宣怀在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等问题的看法没有太大的分歧。对如何理解“合办”事件中临时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如何评介“合办”过程中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学术界的看法前后有所变化。
]此观点虽然新颖，但多属推论，缺乏史料支持，难免被讥为尊者讳。
(4)汉冶萍失败的原因
汉冶萍公司炉倒火熄的结局，引起几代学者的思索与探究。1949年以后，学界在认同前人的分析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基础上，将研究思路的重点放在探讨汉冶萍失败的根本原因上，并基本认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列强的压制和掠夺，国家的积弱与动荡是汉冶萍失败的根本原因，[60]但侧重点及论证的角度有所不同。
有的学者强调日本以债务为手段的侵夺是公司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日本政府利用表面上是‘商业关系’的贷款，逐步取得萍乡煤矿、大冶铁矿的‘采掘权’，进而使‘企业管理权归于本邦之手’”；[61]“日本金融势力多次利用汉冶萍公司运营资本拮据的困难，想方设法，渗透侵略力量，严重损害了公司独立自主的地位，最后被迫降为日本势力的附庸而无法自拔。一个经历了千辛万苦而已露发展前景的煤铁联合企业……反而以日益衰落败坏作为自己的历史结局。”[ 还有学者从中日经济交往及汉冶萍公司产品销售两方面强调国家主权与公司经营失败的关系。

Ⅳ 宋炜臣的宋炜臣与武汉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端

谈起武汉的民族资本，不得不谈宋炜臣；谈起武汉民族工业的发端，不得不谈宋炜臣创建的燮昌火柴厂和既济水电公司。宋炜臣是武汉民族工业的开创者之一，燮昌火柴厂和既济水电公司的创建推动了武汉近代工业的历史进程。 宋炜臣打开了武汉近代经济发展史，这个“汉口的头号中国商人”，一定是站在最前列的，就如他当年建造的汉口水塔，赫然屹立，傲视着这一片尚待开发的土地。当改革开放后武汉第一栋高楼晴川饭店结束了水塔把持七十多年的武汉第一标高时；当周围高楼大厦林立，设立了近九十年的水塔消防观察哨不得不结束使命时；宋炜臣和水塔一起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曾经的先驱者的丰碑是永远在人们心中的，就如作为武汉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一百年来“汉口水塔”早已成为武汉人的口碑而深入人心。2004年4月当人们得知汉水边上废置多年的既济电厂正在被拆除时，一时间长江日报、武汉电视台、湖北电视台纷纷报道，市民一片要求保护声，以至市长办公会议专门研究。人们再次记起了一百年前宋炜臣给汉口带来了电。
1861年汉口开埠后，西方国家纷纷涌入，设租界，开洋行，办航运，武汉迎来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期。1889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武汉一时成了洋务运动的中心。张之洞尤其力主发展自己的工业。他说：“汉口五方冲要，销货尤多，鄙意欲令华商华工多制洋货。”正是在这个时代大潮中，近代武汉民族工业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宁波帮工业界的巨擘——宋炜臣走上了历史舞台。 宋炜臣字渭润，1866年出生于镇海庄市勤勇村宋家。少年时读过几年私塾，稍长在一家南货店当学徒。因其精明勤勉，被叶澄衷的亲戚带往上海介绍给叶澄衷。1890年，叶澄衷在上海创办燮昌火柴厂，宋炜臣深受叶澄衷信任，先任协理后任经理，总揽全厂大权。宋炜臣处事灵活，交际广泛，锐意进取，燮昌的火柴质量好价格低，深受市场欢迎，他积极扩充，工厂雄厚壮大，宋炜臣也崭露头角，步入上海新兴实业家的行列。
为扩大事业，叶澄衷与宋炜臣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广阔的内地市场。1896年宋炜臣受叶澄衷之命来到汉口。因为张之洞在上海曾与叶澄衷有过一面之缘，宋带着叶澄衷的介绍信谒见张之洞，获其青睐。宋炜臣先在汉口歆生路开设了华胜呢绒军服皮件号。汉口开埠之后，西风东渐，武汉社会生活领域也渐趋洋化，华胜公司之服装样式来自上海，很快就引领武汉消费之时髦。宋炜臣在公司二楼辟设装饰华丽的房间，专供招待各界军政要员、社会名流休息进膳、会客吸烟，高朋满座，结交广泛。后又以巨金捐得候补道官衔，获二品顶戴，为其在汉口开创事业打下基础。此时适逢湖北编练新军，整饬军容，需要大量呢绒军服等军用皮件，官费学校也要为学生配给制服，华胜公司因此获利颇丰。 1897年8月看到时机成熟，宋炜臣在汉口创立了汉口燮昌火柴厂，宋炜臣自任经理。汉口燮昌火柴厂占地面积达1.7万余平米，工人最多时达2500余人，日产火柴43万余盒，月产150大箱，超过上海燮昌火柴厂，居于全国首位。产品行销湖北、湖南、河南、陕西、四川、甘肃等地。燮昌火柴厂是武汉的第一家民族工业企业，燮昌的出现标志武汉的近代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它对武汉近代工业肇始所起的作用已经永远载入史册。
汉口燮昌火柴厂成立之前，武汉火柴主要产于日本。当时汉口竹枝词有：“古风无复见传薪，洋火销流遍地匀。如此利权须自保，莫因押款让他人。”燮昌火柴厂打破了洋火一统天下的格局，占据了武汉市场主导地位，洋火“市场敛其影，全然被驱逐也”。日本商人欲在汉口开设火柴厂，宋炜臣以拥有专营权为由，“禀请鄂督移知日领事，饬令停办。”汉口燮昌火柴厂与日本租界相邻，1906年日租界要求扩界，燮昌火柴厂也被纳入拓界区域。为维护民族工业，宋炜臣据理力争，历时数年，最终双方签署的条款规定：“燮昌火柴厂照常开设，不致勒令迁移，不能茍待。”日领事水野幸吉在他所著的《汉口》一书中如此哀叹：“最近驱逐本邦（指日本）之火柴于市场，湖南、河南之火柴业，目下为燮昌公司所独占”。汉口燮昌火柴厂的成长史也是一部与外国资本势力的抗争史，宋炜臣以其爱国御侮、实业救国的抱负和力任其难的精神，在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体现出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强烈的爱国情怀。 燮昌的成功奠定了宋炜臣在武汉实业界的地位，目光敏锐、雄心勃发的宋炜臣又确定了一个更为宏大的目标，那就是一个城市的基本：电和水。武汉的城市用电始于1906年汉口洋商电灯公司，供英、俄及法租界用，总容量仅125千瓦。武汉没有自来水厂，只能到长江汉水去挑水，无论中国人还是洋人都只能饮用浑浊的经过明矾沉淀或滤水器过滤的江水。看到汉口工商业日益发达、水电之需已迫在眉睫，宋炜臣邀集朱葆三（宁波人，上海总商会会长）等浙江和本地商人联名，发起筹办水电公司，当即得到张之洞的批准。张之洞不仅对宋炜臣的要求全部应允，还从资金、政策等方面予以大力扶持，“由官提倡，应即拨官款三十万元，作为股东”，并特许专利，规定汉口地区除租界以外，不得另设电气灯、煤油气灯、自来水公司。同时批示“其用人理财诸事，官不干涉，以清权限。”宋炜臣取《易经》第四十三卦“水火既济”之义，定名为“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现今武汉市自来水公司的前身。
1906年7月，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在英租界太平路正式成立，宋炜臣出任公司经理，王予坊（镇海五里牌人）任副理。1906年8月，水电两厂同时破土动工。电厂择址于大王庙汉水边；水厂选在硚口襄河岸边韩家墩宗关。1908年秋，历经两年建设，既济电厂首先落成，红砖铁瓦的两座欧式发电厂房，耸立于汉口大王庙汉江边。装有500千瓦直流发电机三部，总装机容量达1500千瓦。其规模比稍早的租界外商电灯公司大十几倍，而且超过当时上海、广州、北京的电厂，占全国经营电厂总容量4449千瓦的三分之一，居全国民营电业之冠。电厂建成送电，当年即安装电灯一万八千盏，汉口武圣庙至黄陂街一带繁华市区，入夜一片光明，以往黯然无光的汉口夜色也因万家灯火的渲染而光彩夺目起来。这耀眼的灯光标志着汉口市民生活领域的巨大变革，成为武汉近代城市发展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宋炜臣也随着这明亮的灯光，弛誉武汉三镇。
1908年秋，水塔破土兴建，一年之后便告落成。水塔高41.32米，共计7层，在汉口一片低矮的民房间犹如鹤立鸡群，作为武汉的最高建筑物，水塔高度甚至一直保持到20世纪80年代初。水塔外墙系红砖清水墙，呈八角形，精巧雅致。塔内安装容量1500吨水的大水柜，以8条大铸铁管吸水和送水，有198级楼梯围绕盘旋而上。顶楼设有一吨重的大铜钟一座，还充任消防瞭望台。每逢汉口火灾，以钟声所响的次数来表示失火区域，向市民传报火警。水塔承担供水和消防的双重使命，“水火既济”之称实至名归。一个世纪以来，水塔引领一代建筑之风骚，见证着武汉城市的沧桑巨变。它不仅是“既济”水电的象征，也是近代武汉城市发展史上一个具有特殊意义和代表性的标志物，足称汉口的地标。
1909年8月水厂开始送水，但开初之时乏人问津，原来自来水加氯后散发出的细微异味让汉口市民心生疑虑，害怕机器水不洁净而不敢饮用。为消除市民顾虑，宋炜臣特意亲临汉正街供水站，当众打开水龙头，接了满满一杯自来水。他说：“各位父老兄弟，有人说，这机器水是洋水，还说这洋水有毒，我们中国人喝不得，喝了犯肚痛病，这是没有的事。本人宋炜臣，虽不是汉镇土著，但也是中国黄种……”，言罢，一饮而尽。同时他承诺：“先行送用一月，概不收费”。宋炜臣当众一饮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和广告效应，市民开始接受自来水。宋炜臣也成为武汉饮用自来水第一人。随后既济公司将水管铺进租界，承办了租界自来水业务。外国人依赖既济供水，大长国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既济水厂日供水量达500万加仑，其规模也为全国之最，既济水电公司的成立，迈出了武汉城市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是武汉近代发展经济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宋炜臣也达到了其一生事业的巅峰。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军与革命军在汉口展开激战。“水电两厂适当战线要冲，流弹雨集电厂，机房被击，办公房焚烧，水厂则且弹毙工人”。大火延烧三昼夜不息，汉口的繁华顷刻化为焦土。既济公司的电杆、电缆、电线以及水管、水门等设施十之八九损毁殆尽。宋炜臣“不复念及身家，置生命于度外，躬冒枪林弹雨，奔走呼号于南北军之前，求鄂军督黎、汉阳司令黄与北军冯军统，将水电两厂划出炮线百丈以外。”亲率工人勘察被毁坏的线缆，忽然炮声响起，流弹袭来，猝不及防，三名工人中弹。其中二人轻伤，一人死亡。宋炜臣走在前面，幸免于难。 遭此打击，既济水电公司损失惨重，水电设施及电缆电线等设备无钱修护，工人薪金无从发放，公司陷于困境。宋炜臣奔走南京北京，要求政府发给战争损失费，政府虽然允诺但无实际行动。战后股东也行迹无寻，无法召集商讨救难之策。宋炜臣迫不得已，以个人价值20余万元的私有地产作为抵押，向日本正金银行贷款，重修损毁的水电设施。战前订购的水管水表和电缆等设备运抵武汉，公司无款付货，宋炜臣又将个人地产30余万元作为担保，才取到设备。经历艰难，水电两厂逐渐恢复生产。一年后，日债到期日商催债，公司无钱偿还。“癸丑七月，外债150万到期，债权人凭约催索，公司势将破产”宋炜臣“宵肝焦虑，惟恐入于外人（指日商）之手”。他多次赴京，请求中央政府财政部担保，延缓债务。
面对如此之困难宋炜臣想的居然是还要继续发展，扩大规模。稍有喘息宋炜臣再次向外借款，扩充建筑，添置设备，扩大两厂规模。电厂装机容量从原来的1500千瓦增加到2000千瓦、3000千瓦、5000千瓦、6500千瓦，水厂也添置大马力水泵，增大压气起水机的容量。随着公司的发展，宋炜臣提前还清所有日债，辞退公司内日籍人员，摆脱了日本人的无形牵制，既济水电公司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宋炜臣在武汉的声望也达到顶峰，“汉口的头号中国商人”之称号不胫而走。 就在既济公司全面动工之际，具有时代眼光和鸿图壮志的宋炜臣又开始筹划另一项新事业。这一次进入宋炜臣视野的是机械工业。1907年7月，宋炜臣创办扬子机器制造厂，迈出了武汉近代民族机器工业的第一步。
宋炜臣一出手就是大手笔，机器设备均从外洋采购，重金聘请外国技师设计监造，聘任留学美国的王光出任厂长。工厂分设化铁炉、机加工、电机、翻砂、桥梁、造船等6个工场，铸钢炉制造铸钢货件；化煤机冶炼生铁等。其产品几乎涵盖了机器制造的所有领域，如铁路车辆、桥梁、叉轨以及附属物件；制造大小轮船、兵舰、木铁趸船、救火船只及其附件；铸造锅炉、铁屋、梁柱、水塔、水柜、水闸、抽水机和打椿机；工人最多时超过2000人，其规模位于当时全国民营机器大厂之列，一度雄居全国第一。
1918年，扬子机器公司为满足生产需要，又建造高炉一座，日产生铁100吨，成为国内八大铁厂之一，在汉阳铁厂停闭及东北被日本占领之后，扬子机器公司铁厂曾是国内最主要的炼铁厂。为武汉成为近代化的工业城市奠定了一块重要的基石，对中国近代机械工业的发展壮大，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除了燮昌火柴厂、既济水电公司和扬子机器厂，气度宏大的宋炜臣还涉足多个领域。1910年他“勘购兴国州富池口铜、煤矿山，招集股金，组织矿务公司”，在湖北阳新富池口开采铜煤矿。其后，他又开办了官池口铜煤矿、竹山五丰铜矿公司。还开办了一个金矿和一个硝碱工厂。宋炜臣还在上海、厦门、宁波、常德等地创办或参股多家企业，如厦门信用银行、常德德兴房地产合资公司等。从1907年至1913年，宋炜臣连任汉口商务总会第一、三、四、五、六届议董（即会长），1916年改为汉口总商会后继续担任会董。1914年出任中华民国政府参政院参政。宋炜臣还热心公益事业，出任过武汉社会救济组织的会长。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张之洞的引领和开创下，武汉迎来了近代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高速发展的武汉，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经济中心，被外国人誉为“东方芝加哥”。而宋炜臣作为时代的先驱人物，领民族实业之先，兴建近代工厂，革新公用事业，开创了武汉城市的近代化格局，为武汉这座城市的开始崛起作出了居功至伟的贡献，在中国近代工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宋炜臣是中国第一代以实业救国为己任的民族资本家的杰出代表。 1921年4月，宋炜臣因劳累过度，病魔缠身，辞去长达15年的既济水电公司总经理职务。1926年5月17日宋炜臣逝世，享年61岁。

Ⅳ 安徽源牌集团旗下有哪些公司啊

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建筑”）的母公司为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于2007年12月8日由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及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于北京成立，其中中建总公司控股94%。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承袭了中建总公司的人员与资产，而中建总公司也主要以上市企业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为平台开展经营管理活动。

中建总公司，组建于1982年，是我国专业化发展最久、市场化经营最早、一体化程度最高、全球排名第一的投资建设集团，也是我国建筑领域唯一一家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

第2名：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年营业收入6933亿元，净利润161亿元。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中铁”）是集基建建设、勘察设计与咨询服务、工程设备和零部件制造、房地产开发、铁路和公路投资及运营、矿产资源开发、物资贸易等业务于一体的多功能、特大型企业集团，也是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多功能综合型建设集团。

成立60年来，中国中铁修建了近8万公里的铁路，占全国铁路总里程的2/3以上；建成电气化铁路接触网超5万公里，占全国电气化铁路的95% ；参与建设了全国3/5的城市轨道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