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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小额贷款银行

发布时间:2022-09-14 02:01:44

① 小额普通贷记来账是什么意思

贷记来账就是其他银行给我方银行打钱,来账就是接受方。

普通小额贷记业务是指付款人通过付款行向收款行主动发起的跨行付款产品。包括汇款、委托收款划回、托收承付划回、国库贷记汇划业务等。
建行卡上没有应该是你用小额实时支付系统转账,对方行退回。对方退回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收款行错误,收款账号错误,收款人姓名错误等。
交易信息说小额普通贷记100是贷记需要缴纳的利息。


(1)孟加拉国小额贷款银行扩展阅读

从国际流行观点定义,小额信贷指向低收入群体和微型企业提供的额度较小的持续信贷服务,其基本特征是额度较小、无担保、无抵押、服务于贫困人口。小额信贷可由正规金融机构及专门的小额信贷机构或组织提供。小额信贷组织按照业务经营的特点,分两类:商业性和福利性,也称制度主义和福利主义。前者更强调小额信贷管理和目标设计中的机构可持续性,以印尼的人民银行为代表;后者则更注重项目对改善贫困人口经济和社会福利的作用,以孟加拉乡村银行为代表。

小额担保贷款最早起源于孟加拉国。上世纪70年代,穆罕穆德·尤努斯在孟加拉国创办了孟加拉农业银行格莱珉(grameen,意为乡村)试验分行,格莱珉小额信贷模式开始逐步形成。尤努斯提出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革,原始的资本主义提倡的是竞争和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尤努斯提出改变原有的资本模式理论,因为,首先,任何人都有作为企业家的潜质,即使是一个非常穷的人,也同样拥有作为企业家的基本潜质,所以作为企业家或者资本家,他们无权比穷人更优惠,例如税收政策,土地政策等等。

② 金融尤诺斯是什么意思,有谁知道

尤纳斯是一个著名的孟加拉国银行家。
首创的无抵押小额贷款农村银行GrameenBank(GB)模式,被各国公认为是消除贫困利器而争相效仿,以至于2005年被称为“世界小额贷款年”。
尤诺斯的传奇还很多,他是美国名校出身的经济学博士,却痛恨毫无人情味西方经济学;他曾是大学教授,却称以往的教育是人们转变观念最大的障碍;他累计放贷53亿美元,惠及400万人穷人,却从没有对他们施舍过一分一毫;他坚持认为“对穷人的赠款是害了穷人,有偿的帮助才是真正帮助穷人”,一生以帮助穷人自立为己任
金融尤纳斯说的应该是一种对待穷人的态度!

③ 小额贷款的起源

从国际流行观点定义,小额信贷指向低收入群体和微型企业提供的额度较小的持续信贷服务,其基本特征是额度较小、无担保、无抵押、服务于贫困人口。小额信贷可由正规金融机构及专门的小额信贷机构或组织提供。小额信贷组织按照业务经营的特点,分两类:商业性和福利性,也称制度主义和福利主义。前者更强调小额信贷管理和目标设计中的机构可持续性,以印尼的人民银行为代表;后者则更注重项目对改善贫困人口经济和社会福利的作用,以孟加拉乡村银行为代表。很多企业在小额贷款里脱颖而出例如紫清金融是一家集财富管理、信用风险评估与管理、信用数据整合服务、小额贷款行业投资、小微借款 咨询服务与交易促成综合性P2P领域的领航者之一,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普惠金融与财富管理服务。宜保通专注建筑工程领域资金借贷,并提供中小微企业创业及经营资金融通,个人消费贷款的综合网络服务。唯我贷为小微企业和民间资本打造最高速的融资平台,积极探索债权融资领域的最佳途径,致力创建具有特色的高速、有效、合法的网络借贷平台。将出借人和借款人进行自主配对,为国内广大个人和中小企业解决最急需的贷款和融资问题。解决贫困人口问题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因为,由贫困所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会导致整个国家的动荡,小额贷款通过改善低收人人群的经济状况,可以大幅度地增加社会整体上的有效需求,促进社会投资生产和国民经济发展。小额担保贷款最早起源于孟加拉国。上世纪70年代,穆罕穆德·尤努斯在孟加拉国创办了孟加拉农业银行格莱珉(Grameen,意为乡村)试验分行,格莱珉小额信贷模式开始逐步形成。尤努斯提出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革,原始的资本主义提倡的是竞争和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尤努斯提出改变原有的资本模式理论。因为,首先,任何人都有作为企业家的潜质,即使是一个非常穷的人,也同样拥有作为企业家的基本潜质,所以作为企业家或者资本家,他们无权比穷人更优惠,例如税收政策,土地政策等等。这样对社会上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公平的,由于马太定律的存在,这会导致穷人更穷,富人更富,两极差距逐渐拉大,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其次,社会价值最大化应该取代现有的利润最大化。应该建立社会价值的取向,使得企业不仅仅局限于贪婪地为股东获利.在这种理论基础上,尤努斯成立了格莱珉银行,提倡贷款应成为一种人权,要建立一个普惠式的金融服务体系。由于资源天然地倾向资本,富人可以利滚利,而穷人没有第一笔钱,就很难摆脱贫穷。格莱珉提供这第一笔钱,并且相信个人的创造力和潜力,而不需要穷人提供任何担保。他构建体系,让穷人结成五人小组进行贷款,利用一层层的信任——邻里亲朋的信任、格莱珉对穷人的信任——提高还贷率。1979年6月,在孟加拉中央银行的指导下,每一家国有银行都应提供三家分行启动格莱珉银行项目。1983年,孟加拉国议会通过了《1983年特别格莱珉银行法令》,正式成立了格莱珉银行。2006年10月,尤努斯因其成功创办孟加拉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格莱珉银行”已成为孟加拉国最大的农村银行,这家银行有着650万的借款者,为7万多个村庄提供信贷服务。格莱珉银行的偿债率高达98%,足以让任何商业银行感到嫉妒。而且,每一位借贷者都拥有这家银行一份不可转让的股份,占据这家银行92%的股份(余额由政府持有),这实实在在是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是穷人自己的银行。“尤努斯取得的成就真是卓越非凡。”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对传统银行规则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在他的银行里,你看不到电话、打字机或者地毯——尤努斯的员工们主动下到村里地头去拜访借款者——他们之间也不签署借款合同,大多借款人都目不识丁。格莱珉银行向客户们收取固定的单利利息,通常是每年20%,相对孟加拉商业贷款15%的复利,这个利率是比较低的。他们的客户都是那些没房没产的穷人,那些还不致穷困潦倒的人则被排除在外。尤努斯发现,把钱借给那些在孟加拉社会里没什么赚钱机会的妇女们,通常会给家庭带来更大的收益:这些妇女们对她们的贷款会更为小心谨慎。贷款申请人还得清楚的了解格莱珉银行的运作方式,这样他们才有资格借款。偿款通常从借款的第二周开始,尽管看上去会有些压迫性,但这也缓减了让借款人承担在年终偿付一大笔钱的压力。借款者要有6~8人构成“团结小组”,相互监督贷款的偿还情况,如小组中有人逾期未能偿款,则整个小组都要受到处罚。借款发放和偿付每周通过一次“中心会议”公开进行。在孟加拉到处滋生着腐败的各种机构中,格莱珉银行以其公开透明的运作而感到自豪。格莱珉模式在50个国家得到了成功复制,如菲律宾的ASHI、Dungganon和CARD项目、印度的SHARE和ASA项目,尼泊尔的SBP项目等,这些项目实施后借款者的生活和收入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据说在我国云南地区也曾有过格莱珉银行的试验。联合国更把2005年命名为“国际小额信贷年”。

④ 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

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讲“三国”的易中天先生,在他的学术专著《帝国的惆怅》中,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下了一个很潇洒的判断:“变法帮了腐败的忙”。这个判断遭到“百家讲坛吧”网友的坚决反对;网友用了这样一个反问:毛泽东时代的腐败很少,我们能否说现在的改革也是帮了腐败的忙?当然,如果说腐败是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那没问题;今天有识之士也在忧虑: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疯狂的腐败,会不会最终导致我们民族有史以来这场最伟大的改革失败?

我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最重要的是“组织”原因。

中国是人治社会,人治社会组织结构金字塔顶端的统治者最有话语权,因此,宋神宗是王安石变法最重要的组织因素。宋神宗在颖邸就是王安石改革思想的粉丝,神宗委托王安石进行改革时,也曾自称过“朕与安石如一人”。王安石也多次向神宗表达:“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虑者,开群枉之门。”“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稍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宋神宗在支持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的摇摆性,这种摇摆性,正是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最大组织原因。

宋神宗在启用王安石为相前,曾多次征求别人意见。征求过富弼、韩琦、吴奎和曾公亮的意见,这些人中,除曾公亮是因反感韩琦跋扈,想引入王安石以制衡而“力荐”之外,其余都态度鲜明地反对王安石入相:韩琦认为“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吴奎则告诉神宗,“臣尝与安石同领群牧,见其护前自用,所为迂阔,万一用之,必乱纲纪。”宋神宗如此反复询问,可见他心底的主见并不果决。

在对待王安石最大的反对者、被视为反对派“精神领袖”司马光的问题上,神宗心底那种不果决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也许,其中有“异论相搅”的祖宗权术,但还是说明他对王安石内心深处留有余地。宋神宗重用王安石为宰相之后,也想重用司马光为枢密副使,相当于军委副主席。神宗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明确表示:如果使司马光身居高位,反对变法的人就会倚之为重,就像当年韩信在赵地立汉王旗帜“赵卒气夺”一样,“今用光,是与异论者立赤帜也”。然而,宋神宗还是不顾王安石反对,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虽然司马光拒绝任命,因为他的前提条件是要宋神宗全面停止王安石变法,神宗无法满足,但以司马光代表的反对派,却在神宗这种犹豫和护佑下声势大振。

还有一个例子,是反对派富弼的女婿冯京,王安石变法时他上书弹劾,说王安石“更张失当”,被王安石“指为邪说”,请罢黜冯京御史官职,宋神宗却“以为可用”,后来还把冯京提为枢密副使,然后又是参知政事。从此,“士大夫不逞者,皆以京为归”,又为反对派树立起一个核心人物。

熙宁三年二月,出任河北安抚使的韩琦上书反对青苗法,神宗马上表现出对待变法的动摇性:“琦真忠臣……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并提出暂停实行青苗法,这当然遭到王安石的坚决反对,不惜以辞去宰相以抵制。

实际上,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之时,新法已经取得初步成就,赤字的财政不但收支持平,甚至还有节余,与西夏的战争,也取得了近百年来没有过的胜利。然而,熙宁六年七月起,河北路、京西路、京东路、河东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等一场百年不遇的旱灾继蝗灾,又给宋神宗带来巨大的冲击,在司马光上折、郑侠上“流民图”等反对新法潮流的冲击下,宋神宗不去甄别灾难与变法的逻辑关系,居然在没有征求王安石意见的情况下,就直接在早朝上颁布谕旨宣布暂停新法。

当然,我们不能轻率地无视一个二十多岁皇帝面对一个庞大帝国时心态的复杂性,但我们也有理由指出,宋神宗的犹豫和摇摆,是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组织原因;我们有理由从商鞅变法中看到,秦孝公那种“疑行无名,疑事无功”的坚定不移的信任与支持,是其成功的组织保证;我们也容易体会到邓小平改革大政应该“一百年不变”的政治用意。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第二个组织原因,是“地方包围中央”。我们以《宋史纪事本末》等书为依据,大致梳理一下反对派被从中央贬到地方的情况:韩琦虽然罢相,但却成为地方大员,河北路安抚使,并领大名府路,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赵抃上书反对王安石的同时,自己主动“恳求去位”,于是到杭州当市长;苏轼也是上书反对王安石,到杭州当市长助理,然后到密州和徐州当市长;御史中丞吕公着反对青苗法,到颖州当市长;改革家范仲淹之子、知谏院范纯仁,上书皇帝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到河中府当市长,后迁徙成都转运使,也相当于省委书记;反对王安石的“急先锋”、御史中丞吕诲,也是到邓州当市长……一大批在地方为官的新法反对派,他们以其资历和影响,在地方形成了一道阻挠新法实施的围墙。

而且,这批基础深厚、影响甚大的官员,还敢明目张胆地在自己治下拒绝推行新法。邓广铭先生认为,正因为此,在宋神宗36岁英年早逝之后,反对派的后台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反对派一拥而上,王安石变法的成果便非常轻易地被全面推翻了。

至于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第三个组织原因,相信今天的中国人都不会陌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借改革以营私腐败。这是一个官僚体制的问题,只要我们把历史与现实映照和互证就不难理解。有人曾经这样形容中国封建社会的组织结构特点:就像一棵爬满了猴子的树,向上看全是屁股,向下看全是笑脸;就是最后让老百姓看到的那位小官或胥吏,也都只能是屁股-这些虎狼一样的官吏,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用屁股对着老百姓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土皇帝”,他们都不愿干该用脑袋思考的事情。

对中国这样的官僚执行系统,王安石不是没有考虑,他在给宋神宗的“五事札子”中就说到,推行新法,“有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图之,则为大害。”其实,王安石的“得其人”带有非常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从哪里去“得其人”?就算能从上帝那里借来那么多公正忠实执行改革的人才,庞大官僚体系中的那些贪官污吏,上帝也没有办法为你替换掉。

当代孟加拉国国出了个尤努斯,他看到了农民的青黄不接时段,也看到了农民的小生意对资金的需求,于是开办小额贷款银行,当“穷人的银行家”,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王安石的“青苗法”就是想在农民青黄不接之际,由政府给他们提供小额贷款,利息20%,比当时民间豪强大户的高利贷100%至300%的利息优惠多了。这样的改革措施,从立法角度看当然充满善意,是利民的法律,然而,帝国大大小小的官吏们,就硬是能把一个利民的“青苗法”给执行到害民地步。

比如,在王安石起草的“中央文件”上,严禁贷款“抑配”,也就是贷与不贷,由老百姓说了算,但是,官员胥吏为了政绩和私利,总是希望贷出越多越好,这就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治局面:不需要贷款,想办法也要让你需要,而且你还得说是“自愿”。另外,为了贷款容易收回,有的官员想出了聪明办法:让富裕户作担保,甚至强行让不需要贷款的富裕户也贷款,这就弄得怨声载道了。还有的地方官吏甚至胆敢把“中央文件”规定的20%利息擅自提高,常见的有30%40%的,据说还有翻35倍的。还有,北宋虽说是中国文化最好的时代,但绝大部分农民还是没有文化,“青苗法”的贷款合同都得请胥吏代写,那又是一笔贷款的利息支出-经过这样道道关口,用现代民间口语来说,再好的“中央文件”,都会被下边的歪嘴和尚给念歪。

在这种传统政治体制下,利益驱动力是有魔性的,而“中央文件”的约束不具备刚性。这里正好有一个时下新闻可以左证:2013年6月14日,国家统计局在其官方网站曝光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在工业企业统计上弄虚作假,经核查当地71家工业企业发现,经科局编报的2012年年报工业总产值85.1亿元,初步核实为22.2亿元,虚报62.9亿元。幅度如此巨大的数据变化,在这些官僚组织眼里,就是一条可以随着利益360度拉伸和缩短的猴皮筋-经过三十多年壮阔波澜改革开放的中国人,从现实的复杂性中,想来可以理解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官僚体制原因。

⑤ 尤努斯的“穷人银行”模式是什么样的

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是以经济学家和银行家身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第一人。他和他创办的孟加拉乡村银行,近年来受到全球各界人士的关注。尤努斯的事迹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响,是因为30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通过小额信贷方式使广大农民走上脱贫致富之路。他建立的包括1200多个分行的“穷人银行”系统,使孟加拉国4.6万多个村庄中几百万贫困人口从中受益。
中国人对尤努斯并不陌生。在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后第9天,尤努斯来中国参加“中国—孟加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国际研讨会”,并作了关于“小额信贷与反贫困”问题的演讲,还被聘为北京大学名誉教授。尤努斯的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实践表明,在农村,如果能够从农业生产、社区组织的特点出发,就完全可以发展出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并成功经营的农村小额信贷银行。
世界上第一家小额贷款银行的诞生并非一帆风顺
尤努斯创建“穷人银行”的想法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尤努斯出生于孟加拉国南部吉大港,后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72年,他辞去美国田纳西州大学教职,回到吉大港大学教书。原本以为可以运用自己的学识建设国家,但是现实并不如人所愿。1974年大饥荒过后,孟加拉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眼看着大批饥寒交迫的穷人无路可走,尤努斯便走出教室,决心尽己所能去帮助穷人。
一次下乡调查时,富于怜悯之心的尤努斯拿出自己兜里仅有的27美元,无偿借给穷人,未料到就是这点钱改变了这些人的生活。尤努斯从中受到启发,他知道自己的钱有限,于是劝说银行经理借钱给穷人,但是银行家们都表示“贷富不贷贫”。无奈之下,尤努斯决定用自己的信用来担保,让银行把钱借给穷人。尤努斯并不急着让穷人还钱,也不是让他们一次性还清,而是分期还贷。结果,所有借钱的人都按时足额偿还了贷款。对此,银行经理觉得不可思议,认为这只是个别现象。尤努斯便一个一个村子地做下去,最终都获得了成功。但是,他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银行家们的成见。
这个时候,尤努斯开始考虑自己建立一家专为穷人提供小额贷款的银行。他向政府提出申请并四处游说,终于在1983年,世界上第一家小额贷款银行在孟加拉国获得批准注册成立,接着小额项目不断扩大。事实证明,尤努斯与他的“穷人银行”模式成功了。
妇女是小额贷款的主力军
把妇女作为小额贷款的主力军,是尤努斯的成功秘诀之一。在穷人银行中,最初贷款人的男女性别比例为99∶1,后来上升到50∶50,而目前“穷人银行”的贷款人中,女性比例已占到96%。为什么要使妇女成为借贷人呢?尤努斯认为,妇女具有巨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她们无私奉献,支撑起了整个家,这是家庭其他成员所不能取代的。妇女是整个家庭最称职的经理,她们能够把理财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把家很好地管理起来,尤其在如何使用有限的钱、如何能够赚钱等方面。
2006年10月21日,尤努斯在孟加拉国驻华使馆为其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曾经自豪地说:“目前在我们孟加拉国农村银行的670万借款人中,妇女的比例已达到了96%。在她们的努力下,58%的借款人及其家庭都已成功脱离了贫困线。从某种意义来说,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是第一次颁发给贫穷女性的诺贝尔奖,荣誉都应归功于她们。”尤努斯还说,他取得的成功得益于他的母亲。母亲经常帮助穷人,这就是他为什么致力于消除贫困的原因。
他让穷人看到了摆脱贫困的希望
尤努斯认为,对于和平来说,贫穷是一种威胁。他本人及其创办的“穷人银行”,几十年来一直为消除贫困而斗争。诺贝尔和平奖授奖辞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持久的和平,只有在大量人口找到摆脱贫困的方法后才成为可能,尤努斯创设的小额贷款正是这样一种方法。授予尤努斯诺贝尔和平奖,正是要表彰他“从社会最底层开创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努力”。
人们经常问尤努斯小额贷款到底有什么意义?他的回答是:在目前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钱的话,你就不能做任何事情;如果有钱的话,你就?常规银行“贷富不贷贫”的做法正相反,小额贷款“贷贫不贷富”。对于那些两手空空需要钱的穷人,尤努斯和他的“穷人银行”不去看他们的过去,而是看他们的前景,看他们将来发展的潜力是什么,并看他们能够做什么。可以说,他们的银行是“穷人的银行”。借给穷人一点点钱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是“穷人银行”与其他普通银行的不同之处。这就是尤努斯及其银行的做法很受穷人的欢迎,他们的事业不断发展的根本所在。
尤努斯认为,银行应该向穷人开放,因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可能是相当好的客户,尽管一些银行仍然把他们关在门外。尤努斯于1983年建立了16个分支银行,这16个分支银行的不断发展,使得尤努斯的事业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就。他们通过银行的小额贷款,不但使几百万个家庭脱了贫,而且还为来自穷人家庭的孩子提供学习贷款,并发放助学金,逐渐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尤努斯在通过他们的银行使穷人脱贫的过程中体会到,使穷人脱贫的不是他们,而是他们创造的一种机制,一种专门面向穷人的、为穷人服务的、与穷人一起发展的机构。尤努斯认为,荣誉和自尊已经成为小额贷款的担保,穷人们用诚信的行动来保卫他们的尊严。小额信贷点燃了曾被人们摒弃的社会底层的小小经济发动机。30多年来,“穷人银行”累计放贷57亿美元,还款率高达98.89%,可以说兼顾了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益。
“穷人银行”和小额贷款的世界性影响
尤努斯为缓和贫困所付出的努力受到了广泛的赞扬。小额信贷作为一种面向贫困和低收入人口的金融服务及一种金融创新,也已得到认可。联合国将2005年定为“国际小额信贷年”,联合国秘书长在“国际小额信贷年”启动之际发表的公告中指出,“小额信贷作为消除贫穷和饥饿的武器,已在许多国家显示出其价值。它确实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尤其是最急需小额供资者的生活”。联合国希望通过推动小额信贷的发展,向贫困挑战,帮助世界上的穷人摆脱贫穷的恶性循环,促进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实现在2015年前将世界极端贫困人口比例降低一半的目标。尤努斯在谈到小额贷款时深有感触地说,小额贷款并不是能够一举消除贫困的神奇药方,穷人的潜力也远远没有得到发挥;但小额贷款能够与众多释放潜力的创新项目结合,共同寻求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
尤努斯的成功引起了全球金融界的深刻反思,并在世界各地发挥着积极的影响。目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仿效孟加拉国“穷人银行”模式,建立起自己的农村信贷体系;美国、法国、挪威、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开始尝试小额信贷的做法。

⑥ 怎样看待格莱珉银行孟加拉国成功

“扶贫社”引进孟加拉“穷人银行”模式,历经13年的中国乡村试验,在探索中国“穷人银行”模式的同时,也为中国的扶贫事业打开了另一扇门。孟加拉“穷人银行”的中国之路 证券时报记者杨兰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创办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GrameenBank,意为乡村银行)被称为“穷人银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3年前,这个“穷人银行”的模式就已经被引入中国并在中国这块土壤上试行了13年。最近尤努斯的来访,就像“刮了一股风过来,对中国小额信贷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杜晓山教授说。13年前,即1993年,由杜晓山主持的“小额信贷扶贫研究”课题组引进了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模式并先后在中国的5个县进行试点,至今,它的情况怎样呢?证券时报记者对杜晓山教授的专访揭开了孟加拉“穷人银行”中国乡村试验的神秘面纱。10万美元起步早在80年代中后期,杜晓山就开始着手扶贫领域的研究。当时扶贫贷款的现状是,要么被层层节流挪作它用,要么贷给了那些办企业的个体工商户,真正到达农民手上的微乎其微;二是贷款不管到了谁的手上,几乎都收不回来。“这是两个顽症,也是我们最困惑的难题。”杜晓山认为,农民能不能借到钱和能不能还钱之外,更深层次要考虑的就是扶贫机构自身能不能长久地自我生存。在一次国际研讨会,杜晓山发现孟加拉的格莱珉银行在不同程度上都解决了他们的困惑。九十年代初,杜晓山他们开始在社科院的刊物上、报纸上以及各种研讨会上进行宣传,“但是那时没人注意这事,学术界也有很多人认为人家的经验再好也不适用我们。”但杜晓山和他的课题组希望用实践来说话,出于这样一个动机,1993年杜晓山去了孟加拉考察。去之前,他们就定了河北易县作为试验点,与当地政府沟通也很顺畅。考察结束,在与尤努斯交换意见后,杜晓山他们得到了孟加拉格莱珉银行信托基金(GT)的5万美元低息贷款。“他的理念是‘我可以借给你,但我不可以送给你’,他对农民也是一样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要让农民建立发展的、自我增强能力的意识。”1994年格莱珉银行的5万美元到位,同时杜晓山他们还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5万美元赠款,加起来是10万美元。接下来,为了取得一个相对合法运作的身份,杜晓山他们请易县政府出具了允许社科院在易县做试验点的文件;同时在当地民政局注册了一个非盈利的社团法人—“扶贫社”。扶贫社由当地政府推荐一位负责人全职参与扶贫社工作,但属公务员编制,享受公务员待遇,其余的工作人员全部从社会招聘,由扶贫社发薪。河北易县之后,杜晓山他们又先后在虞城、南召、丹凤、涞水和金堂5个县建立了小额信贷扶贫试验点。据说,运作最初国务院扶贫办的态度是“口头支持”但没有任何文字,直到1999年12月,扶贫社运作了5年之后,人民银行才给了社科院一个批准文件,允许社科院继续按现有模式试验,同时,国务院办公厅和扶贫办也都下文表示了支持这项试验。孟加拉模式的拷贝“除了机构和孟加拉银行不同之外,我们几乎原封不动地把它的模式拷贝过来了。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独立运作的,我们是要跟政府协调、接受社科院的指导的,带有点半官方的性质,当然还有就是我们不可以吸储。”杜晓山说。虽说是照搬,但杜晓山他们还是根据中国的国情作了一些相应调整,他们称之为“中国式小额信贷模式”(详见“扶贫社运作模式”)。与孟加拉格莱珉模式相同的是,中国模式同样以贫困家庭中的妇女作为主要目标客户,按照尤努斯的说法,是因为“妇女流动性低,违约可能性低,同时由于她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更有决心和毅力使自己的家庭摆脱贫困,故而更为珍惜借贷的机会。”格莱珉银行贷款人中,妇女的比例已经由最初设定的50%提高到了现在的96%。而杜晓山告诉记者,中国模式中,妇女贷款的比例是85%以上。事实上,孟加拉格莱珉模式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以妇女为主体,五人小组联保,每周分期还钱,按照贷款额的5%收取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作为风险基金,按期还款以后还可以接着贷并可以提高借款金额,可以无限期地循环贷款。杜晓山解释,其实五人小组联保可以视为是担保的一种形式。2001年到2004年,格莱珉银行开始了“格莱珉二代”的模式转型。“格莱珉二代”的特点是,采取建立在借款者个人信用基础上的弹性贷款机制,只要信用良好,借款者就可以提升贷款规模,直至贷款额度上限,如果无法如期偿还,其贷款额度上限就会下调。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联保小组的作用已经减弱了,贷款的期限也变得更加灵活。2004年8月份,杜晓山他们在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副总经理沙迦汗·阿里的指导下试验了模式二。“模式二中包含了模式一(整贷零还),又增加了一种贷款方式(整贷整还),是一种有更灵活贷款额度、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的贷款模式。”杜晓山说。平均90%的还贷率说到运作的最终效果,杜晓山并不同意有些媒体夸大其辞的说法,他以一位学者严谨的态度说:“总体上说得过去,但不完全是非常乐观的”。在社科院试点的6个县里,陕西丹凤的扶贫社最后交还给了当地政府,原因是“当地政府干预过多”。在做易县试点时,杜晓山他们参照孟加拉的模式,定下了8%的利率。1996年他们在陕西丹凤又建立了一个试点,这个试点后来被政府接管后,利率由8%降到了3%,虽然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显然“混淆了信贷与救济的区别,扶贫社长期的亏空就难以弥补”。最后,社科院关闭了丹凤试点。“过去的经验表明,政府干预程度越大,经营效果往往越差。”杜晓山说,他们后来认识到,如果是短期项目,还可以依靠政府,但如果是长期运作,则一定要与政府脱钩。现在,他们的河北易县、涞水、河南南召、虞城等四个试点项目都已经与政府脱钩。至于还贷率,杜晓山认为已经“越来越好”。在涞水、金堂县还贷率已经可以达到100%,但因为有些要求每周还的贷款可能会拖到两周三周之后还,所以杜晓山宁愿把这个数字说成99%。目前除了虞城还有亏损之外,其他几个点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持平或盈利,平均还贷率达90%以上。据了解,扶贫社在河北省易县累计向1.9万多农户发放小额贷款6700多万元,妇女受扶持率占83%,全县近6000户贫困户实现了脱贫。社科院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扶贫社先后共投入贷款资本金1500多万元,累计发放贷款1亿多元,目前正在获贷款支持的贫困户16000户左右,累计受益农户3—4万户,覆盖贫困人口约15万人。“扶贫社”面临转型对于游离于政府和商业化运作之间的扶贫社来说,除了面临其身份的合法化问题之外,由于“只贷不存”,还面临着严重的资金饥渴。在最初筹集的10万美元之后,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又先后给了社科院一些低息贷款,总额加起来约600多万元人民币。“其他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赠款和委托款。”杜晓山说,福特基金会、澳大利亚国际开发所、台湾爱国商人杨麟等都先后给了项目很大的资金支持。但显然,有限的资金来源无法使项目做大,这也是格莱珉模式在中国运作13年而始终没有做大的一个原因。“扶贫社的治理结构还有问题,人员素质还需要提高,面临着大的改造和调整。”在杜晓山看来,这些调整都需要资金支持,而社科院现在只能先打基础,跟中央去争取政策。杜晓山还有一个观点,他认为格莱珉模式在中国试验13年,事实证明这种模式在中国是可行的,而社科院也已经到了完成历史使命的时候。“我们社科院不是搞企业不是做银行的,我本身也不是银行家,我们应该给我们的机构找一个好的出路。”杜晓山说,他希望国家出台政策,这样就可以按国家的政策把它变成一个公司或者交给一个公司,又或者交给一个银行或者成立一个银行。他希望在平稳的过渡过程中对扶贫社进行改制,最后使之变成一个财务可持续发展的、为穷人和为弱势群体服务的金融或者准金融机构。事实上,杜晓山他们的尝试已经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兴趣,尽管目前仍然没有明晰的政策出台,但显然他们看好这一市场。目前已经有一家深圳的投资公司着手与社科院接触,并派出专业人士帮助扶贫社改善经营管理。扶贫社运作模式模式一:扶贫社从1994年成立时就采用的运作模式,主要的特点是:1.以贫困家庭中的妇女作为主要目标客户。2.服务进村到户。所有的贷款申请、培训、取得贷款以及还款都在农户所在的社区(村)内完成。3.整贷零还。第1轮贷款额度上限为1000元、贷款期限1年,借贷成员需要分期(每周)偿还贷款利息和本金。如果第1轮贷款能够按时偿还,则可得到更大些额度的后续贷款,目前由于受资金的限制,第2轮及后续贷款额度上限为2000-3000元。4.农户的组织方法为采取连带小组方式,强调社员相互合作和监督。典型的组建小组的方法是:社员自愿组成5人小组(直系亲属不得在同一组内),一般6-8个小组构建一个中心,分别选出组长和中心主任。小组成员间要互相帮助和监督,并发挥联保作用,形成自身内部的约束机制。每周由中心主任和信贷员召集所有成员参加的中心会议,主要是检查项目落实和资金使用情况,办理放、还、存款手续等。5.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按照贷款额的5%收取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作为风险基金,在农户按期还清贷款之后将强制储蓄退还给农户。模式二:2004年8月份开始试验,主要的特点是:1.成员标准:贫困农户家庭净资产不超过两万元,上年家庭人均纯收入1500元以下,以有创收能力的妇女为主。2.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小组基金按贷款额的1%在放款当天一次收清,强制储蓄是每周按贷款额的千分之二交纳。3.五户联保形式不变。4.贷款额度:第一期2000元为上限,第二期3000元为上限,第三期以后以4000元为上限。5.贷款的回收:贷款的额度和时间根据用户项目、性质、周期、效益情况来决定。目前有两种方式,一是整贷零还按周还款,全部贷款在50周内还清。二是整贷整还,即按协议还款,最长期限不超过九个月,扶贫社只在每周收取利息、个人储蓄,本金到期一并归还,由信贷员每周在中心会议上收取。

⑦ 小额信贷的概念是什么

小额信贷是一种城乡低收入阶层为服务对象的小规模的金融服务方式。小额信贷旨在通过金融服务为贫困农户或微型企业提供获得自我就业和自我发展的机会,促进其走向自我生存和发展。它既是一种金融服务的创新,又是一种扶贫的重要方式。
小额信用贷款(MicroCredit)是以个人或家庭为核心的经营类贷款,其主要的服务对象为广大工商个体户、小作坊、小业主。
贷款的金额一般为10万元以下,1000元以上。小额信用贷款是微小贷款在技术和实际应用上的延伸。借款人不需要提供担保。其特征就是债务人无需提供抵押品或第三方担保仅凭自己的信誉就能取得贷款,并以借款人信用程度作为还款保证的。由于这种贷款方式风险较大,一般要对借款方的经济效益、经营管理水平、发展前景等情况进行详细的考察,以降低风险。
小额担保贷款最早起源于孟加拉国。上世纪70年代,穆罕穆德·尤努斯在孟加拉国创办了孟加拉农业银行格莱珉(Grameen,意为乡村)试验分行,格莱珉小额信贷模式开始逐步形成。尤努斯提出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革,原始的资本主义提倡的是竞争和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尤努斯提出改变原有的资本模式理论。

⑧ 国际小额信贷的机构有哪些

国际小额信贷机构:(一)孟加拉乡村银行:孟加拉乡村银行最早起源于孟加拉国。1974年

⑨ 我国的小额贷款为什么没有孟加拉国做得好

孟加拉是小额贷款(Micro-credit)起源地!尤努斯最先在孟加拉发展小额贷款,大概就是一种农村互助式的小额贷款!
其实也不是孟加拉做的比我们好,主要是尤努斯在孟加拉发起的,咱们国家后来才开展的这个业务,尤努斯号称小额贷款之父,所以大家感觉孟加拉做的好!
你可以搜索一下尤努斯的资料,会对小额贷款有较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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