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的数据

1. 不良贷款的现状分析

不良贷款是指借款人未能按原定的贷款协议按时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本息，或者已有迹象表明借款人不可能按原定的贷款协议按时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本息而形成的贷款。
我国曾经将不良贷款定义为呆账贷款、呆滞贷款和逾期贷款（即一逾两呆）的总和。我国自2002年全面实行贷款五级分类制度，该制度按照贷款的风险程度，将银行信贷资产分为五类：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不良贷款主要指次级、可疑和损失类贷款。 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4788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95%，较二季度的4564亿元和0.94%均有小幅上升。
分机构来看，2012年前三季度不良贷款数据显示，除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保持下降外，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和外资行在这三个季度内的不良贷款率均保持上升。而包括大型商业银行在内的所有类别的银行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均保持上升。
具体分类来看，大型商业银行三季度不良贷款余额为3070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股份制商业银行三季度不良贷款余额为743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7%，城市商业银行三季度不良贷款余额为424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85%，农村商业银行三季度不良贷款余额为487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65%，外资银行三季度不良贷款余额为63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62%。
不良贷款出现反弹等原因，导致拨备覆盖率有所降低。三季度拨备覆盖率由二季度的290.18%微降至289.97%。

2. 商业银行的指标数据

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截至2012年12月末，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4929亿元，同比上升647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95%，同比下降0.01个百分点。
流动性比例为45.8%，同比上升2.7个百分点；存贷比65.3%，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3.5%，同比上升0.4个百分点。
商业银行全年累计实现净利润1.24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平均资产利润率为1.3%，与2012年同期持平；平均资本利润率19.8%，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13.3%，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加权平均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0.6%，同比上升0.4个百分点。

3. 请问各地的银行不良贷款率能在哪里找到

各地银行不良贷款率获取渠道：

1. 人民银行货币信贷科；

2. 银监局监管科。

注：

1. 不良贷款率属于银行内部数据，不对外公布；

2. 如需获取，请携带相关公函前往查询，且保证对数据的保密。

不良贷款率：

1. 不良贷款率指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

2. 不良贷款是指在评估银行贷款质量时，把贷款按风险基础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其中后三类合称为不良贷款。

4. 农村商业银行存在哪些风险 新闻

如果你知道农村商业银行目前的资产质量的恶化程度，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央行对农商行吃独食了。从去年开始央行对地区金融机构实施定向再贷款，再到日前对农商行和农合行实施定向降准，现在又要对农商行农合行包括城市商业银行进行定向将准，原来是有些农商行已经坏账累累，快揭不开锅了。
银监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农商行不良贷款余额为79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0%；不良贷款率为1.68%，远高于城商行和股份制银行的0.94%和0.92%。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在众多农商行里，不良贷款率高达10%甚至接近30%已经不是新鲜事，而3%至4%也是很常见的现象。近期公布2013年年报的江苏连云港东方农村商业银行去年不良率26.76%，且资本充足率已经转为负。
作为身处经济发达地区的连云港农商行，截至去年末营业利润为-49.31万元，归属于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为-162.56万元，资本充足率降至-4.56%，其不良率已从2011年的1.75%上涨至2012年的13.02%，进而上涨至2013年的26.76%。截至2013年末，连云港农商行100万元以上的未决诉讼案件多达273件，涉及诉讼本金11.8亿元，连云港农商行均是原告，其2013年利息回收率仅44%。
连云港农商行的存款增速都在放缓，连云港农商行2013年存款总额为70.6亿元，同比下降15.17%。与2011年数据相比，存款规模已连续两年下降，导致其2013年的存贷比达到108.86%，远高于2011年的71%。
整个农商行的资产质量都在下滑，今年一季度农商行不良余额是2012年一季度374亿元的2.13倍，是2011年一季度299亿元的2.65倍。这一比例高于城商行和大型商业银行，但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今年一季度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余额为1215亿元，是2012年同期608亿元的2.41倍。
除了连云港农商行之外，多家农商行不良率也较高。例如，2013年，安徽望江农村商业银行贷款余额22.9亿元，其中不良贷款余额2.13亿元，不良率接近10%；江苏睢宁农村商业银行2013不良贷款率为4.28%，比年初上升0.48个百分点；安徽泾县农村商业银行2013年不良贷款占比4.10%，比期初上升0.25个百分点。
分析认为，农商行贷款集中度高是一个重要原因，一是行业集中度高，一是地区集中度高，鸡蛋被放在了一个篮子中，风险不能分散，很容易形成大面积坏账。
农商行贷款一般都在本地区，区域范围较小，如连云港农商行则是经济较发达地区；而行业在集中在批发零售、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2013年投向制造业的贷款比例高达42.07%；连云港农商行2013年投向批发零售行业的贷款比例高达44.64%。
虽然规模较大的农商行分散程度略高，但集中在房地产、制造业等领域的比重依然靠前。北京农村商业银行2013年房地产行业贷款329亿元，占比13.94%，仅次于占比20.11%的票据贴现；上海农村商业银行2013年涉及房地产贷款395亿元，占比17.96%，仅次于占比18.49%的制造业。
可以肯定随着资产质量的下降，农商行的发展进入恶性循环，其贷款增速也会下降，按照贷款创造存款的原则，其存款也必然显著下降。江苏一家农商行副行长表示：“去年以及今年一季度，贷款违约情况明显增多，银行贷款逐渐变得谨慎。”
以连云港农商行为例，2013年末，连云港农商行贷款总额为76.85亿元，同比仅增长2.48%，这一增速远远低于高达14%的行业平均水平。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在内的小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新增额1597亿元，同比少增加了471亿元；而去年一季度，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同比增加了2068亿元，同比少增加1384亿元。
显然，对于农商行目前的不良资产，在稳定地区金融秩序，进行再贷款和定向降准支持的同时，一定要搞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地区经济系统性下滑造成的？还是贷款违规造成的？是贷款风险控制不力？还是内控薄弱？是公司治理、地方政府一股独大造成的？还是贷款定价等技术性原因等等造成。
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农商行，包括农合行还有诸多的城市商业银行将再次成为由纳税人填充的无底洞。
我们注意到，监管层对农商行的支持，都是以支持三农为目的的，但是当前的农村金融机构支持三农的贷款力度有多大呢。
从全国数据看，2010年、2011年、2012年全国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分别达11.77万亿元、14.6万亿元和17.6万亿元，呈逐年增长之势；而同期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涉农贷款分别为3.9万亿元、4.6万亿元、5.3万亿元，分别占涉农信贷总额的33.34%、31.51%和30.11%，占比却呈逐年下降趋势。农商行对三农的信贷支持，显然是有瑕疵的。
而我们也注意到就在央行对农商行下调村准率2个点的时候，同时，银监会公布的11号文(整顿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对非标资产的投资)，银监会官员甚至表示放宽涉农银行的贷存比要求。据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测算，11号文意味着当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非标超标约3000亿元。同业模式这样的金融创新令大量县域信贷资源流向了产能过剩的领域(包括房地产)。
而中国农村正规信贷需求十分旺盛，有借贷需求的家庭比例达到19.6%，但他们的正规信贷可得性仅为27.6%，低于40.5%的全国平均水平。
而我们还注意到，在央行最近两次定向将准中，第一次定向将准2个点的农商行存准率，而农合行只有0.5个点，而两次降准，竟然都没有农村信用社。当然这于农信社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较低有关，但是其超储率过高也是客观现实，是因为农商行过于激进还是农信社过于保守？
有报道提到，有些农商行的风控机制不够健全，所以容易被有瑕疵的非标业务钻空子。比如项目通不过股份行的风控，而为找农商行出资，项目发起行或融资方会给农商行的相关负责人‘返点’，一个2个亿的项目，返点5‰就是100万，而项目实际风险却由农商行自己承担。在该高层人士看来，类似的利益输送现象在农商行的非标业务中或并不少见，而其操作方式具有较强隐蔽性，监管亦难于认定。
去年债市整顿银行间市场丙类账户的时候就揭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是债券“代持”行为的主要参与者——即给那些进行高杠杆高风险久期投机者提供了资金(或资产负债表)的支持。
在非标业务中，农商行等农金机构常扮演的角色正是出资方。例如在部分信托受益权买入返售业务中，农商行就常作为“乙方”出资，而非标资产的项目则多来自其他机构，并由这些机构打包、安排保函后出售给农商行。
那么以上案例可以揭示，对农商行进行定向支持，是因为其资金缺乏，还是因为其内控薄弱，违规操作，答案显然就要重新考证了。
因此，监管层在进行资金支持的时候，一定要分清责任和问题，对于那些故意违法违规的管理人员要让他们承担责任，而对于经营合规，成绩优异的管理者要有一定的奖励，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同时引导或者强制他们合规依法经营，改进目前地方政府一股独大，农商行对地方政府依附性过强，独立性不足的问题。比如，有分析认为，农商行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支持问题，是其坏账多的一个主要原因。

5. 农民贷款难、利息高，年限短是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反思乡村经济，我们发现乡村经济衰退可能源于现代经济理论的误导。现代经济理论主要应用于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而农村的主体是以家庭为单位、以家庭福祉最大化为目标的微弱经济体。在现代市场经济构筑的经济体系内，微弱经济体受到政策的忽略，以及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排斥。”11月18日，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在“2020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发布的《微弱经济与普惠金融——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0)》中称，普惠金融就是将被传统金融机构排斥的“中小微弱”包容进金融服务体系。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普惠金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助力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

对于中小企业，银行通常用抵押不动产或质押股权等方式提供信贷服务；对于微弱群体，银行主要通过信用调查或者大数据分析来提供金融服务，而此类群体数量大，信用记录不完善，收入偏低，金融素养和能力也比较弱。

国务院参事、中国银保监会原副主席王兆星在“第三届中国普惠金融创新发展峰会”上发表主旨发言时指出，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农户贷款难与银行难贷款并存，农户想要贷与银行不敢贷并存”的现实性问题。银行方面要加强风控水平，击破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等难点。毕竟“普惠金融不是慈善金融，应该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使弱势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的支持。”因此，他表示，不能强行要求银行贷款，信贷资金的本质就是有贷有还，而且要有付息，它不是财政拨款，也不是慈善。

虽然农村银行业机构是农村普惠金融的主力军，但仍面临诸多困难。

《中国普惠金融创新报告（2020）》指出，数字普惠金融已经成为当前普惠金融发展的主流，但大多数农信机构规模较小，在金融科技方面投入十分有限。随着经济下行、利率收窄以及国有六大商业银行的服务下沉，农村金融市场竞争越发激烈，特别是对于头部客群的争夺使得农信机构受到剧烈的冲击。

《微弱经济与普惠金融——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0)》表示，目前，我国各家农村商业银行经营状况参差不齐、分化严重。从资产质量来看，部分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10%~20%；而资产质量比较好的农村商业银行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苏和广东一带，不良贷款率可以维持在1%左右，甚至低于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从盈利能力来看，有的农村商业银行ROE高达20% 以上，而差一些的农村商业银行ROE 不足5%，分化也很严重。

6. 目前乡村金融的规模如何

对于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与活动的规模、分布和作用，学者们进行了一些调研和评估。在总量规模估计上，学者们的估计差异仍然较大；在分布和作用方面，学术界的分歧较小。总体看法为，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与活动的规模大、分布广、作用重要。

3.1 规模
我国农村都普遍存在民间金融组织或活动。不同学者对其规模作了不同的估计。由于农村民间金融调查存在样本小、总体大的问题，学者迄今为止所作的统计推断并不一定可靠。有关农村民间金融的总量估算数据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指向性的。郭沛（2003）依据第三方调查数据计算了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在2002年为2001亿元－2750亿元之间。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2004年对全国20个省，82个市县，206个乡村、110家中小企业、1203位个体工商户进行了实地调查，对各地区地下金融规模、农村地下金融规模、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规模进行了基本判断，测算出2003年全国地下金融(地下信贷)的绝对规模在7405亿元——8164亿元之间（李建军等，2004）。两者的推算在方法论上均有明显缺陷，但无疑是可贵的尝试。[10] 根据一些学者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农村“高利贷”高达8000亿到1.4万亿元，仅浙东南地区就有3000多亿元（唐仁健，2003；张宇哲，2004）。但这种计算依据并不清楚。

也有一些研究估算了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相对规模。IFAD（2001）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占来自正规金融市场的四倍以上，非正式信贷市场对农民的重要性远胜于正式信贷市场。

上述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2004）的调查结果为，全国20个被调查省、区、市的地下金融规模平均指数为28.7，即全国“地下金融”的业务规模占正规金融机构业务规模的比重近三成。从不同区域角度看，西部7省区、东部8省区和中部5省区的地下金融规模指数分别为28.98、28.66和25.2。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调查结果虽然不能推算到全国或者东中西部地区的民间金融相对规模，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到这些调查样本中的民间金融相对规模。

3.2 分布
我国全国农村各地普遍存在民间借贷。温铁军（2001a）组织调查了分布在东、中、西15个省份24个市县的41个村。[11]调查到借贷案例57起；放贷案例27起。对调查资料作统计处理后的发现是：除了有两个地方存在不计利息的民间借贷外，其余地区均有高利息民间借贷存在。如果按照调查地点计算，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发生率达到了85%。[12]

民间金融组织或活动在各地的形式有差别。比如江浙、福建、广东存在各种合会，东北存在“对缝”业务，陕西、山西存在各种 “基金”（席秀梅等、2004）。所谓“对缝”业务，是指利用银行借贷“转贷”出去谋取利差（杨爱新等，2004）。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截至2001年存在众多典当行、寄卖行采用“利滚利”方式高息放贷现象（周崇华，2001）。普遍根据江苏省盐城市金融学会课题组的最新调查（王大龙，2004），盐城市各县民间金融形式主要为四种：互助形式的民间借贷（不计息或者低息），“高利借贷”，企业内部集资，村级经济组织成为民间放贷的新主体。根据中国社科院《乡镇企业融资与内生金融创新研究》课题的研究，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的民间金融种类比较多，包括互助形式的民间借贷（不计息或者低息），亲友熟人之间、个人和单位（政府、学校、企业等）之间、单位之间的“高利借贷”，专门民间放贷人的借贷，银背，合会（标会等），地下钱庄，企业集资等。广东地区的民间借贷的组织形式，一种是无组织的零散的民间借贷，包括私人间借贷、企业间借贷及集资；另一种是有组织的民营金融，包括信息公司、互助金会、标会和当铺等。但广东有组织的民间借贷较少，基本上是属于圈子内借贷，借贷双方信息很对称（巫燕玲，2004）。

3.3 作用
无论是民间金融还是官方、半官方金融，其供给都是需要面向需求，其作用和效率首先视其在何等程度上反映偏好和满足需求而定。农村民间金融的效率和作用首先看其是否能够、在何等程度上反映民众的偏好、满足民众的金融需求。农户的有效信贷需求有以下几个特点(唐仁健，2003)：（1）小规模、分散化;(2)多样性、复杂性; (3) 缺乏或较少抵押担保; (4)方便、及时;(5) 由于贷款量不大、季节性强，农户、小额贷款、对利率事实上并不太敏感。与此对应，金融供给者越是贴近农户，其与农户之间的信息对称性就越高，信息优势和成本优势就越大。可以说，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在对分散农户提供金融服务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

从当前比较有权威性的调研看，随着农信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的开展，正式金融对农户和农村企业的信贷服务涵盖广度虽然比以前有所改善，但是其服务的深度仍然是有限的。[13]

调查数据显示，迄今为止，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对民间金融组织信贷的依赖度较高，对农户和农村企业金融服务需求的满足程度较高，作用较为突出。根据何广文（1999）对浙江、江苏、河北、河南、陕西的21个县的365个农村家庭的问卷调查，这些农村家庭借款行为的60.96%是与民间放贷主体之间发生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对农户固定调查点进行的抽样调查，多数农户从银行和信用社得到贷款难度较大。2000年至2003年，农民每人每年从银行和信用社借入资金65元，通过民间借贷借入190 元，分别占借入资金总量的25%和75%（傅志寰，2004）。

民间金融的重要性为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31个省市自治区2万多农户的跟踪调查数据所证实（见表格2）。从1995－1999年，这些农户私人借款

表格 2 1995－1999年农户借贷资金来源构成

（单位：%）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银行、信用社贷款
24.23
25.42
23.94
20.65
24.43

合作基金会借款
5.52
3.45
2.91
3.42
3.47

私人借款
67.75
69.27
70.38
74.29
69.41

其他
2.50
1.86
2.78
1.64
2.68

资料来源：温铁军，2001a。

每年均占信贷资金来源的67.75％以上。同一系统的调查结果表明，1999年，农户通过民间借贷市场获得的贷款占农户贷款总数的69.41%，平均每户1008.56元，其中，有息借款491.87元，占48.77% （曹力群，2001a）。2000年，平均每个农户累计借入款1020元，其中约700元来自民间借贷，而且在私人借款中有息借贷的比重高达47.7%，其中大部分为高息借贷（曹力群，2001b）。2003年的农户借款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32．7％，私人借款占65．97％，其他占1．24％；1995年农户借款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24．1％，农村合作基金会借款占5．5％，私人借款占67.9％，其他占2.5％（张信哲，2004）。

据江西省农调队对全省2450户农户的抽样调查，2003年有574户有借贷行为，占23.4%，其中从银行或信用社得到贷款的有120户， 占被调查农户的4.9%；从2001年至2003年，从银行或信用社得到的贷款仅占农户总借贷收入的13—23%左右，而民间贷款所占比重为76—86%（傅志寰，2004）。据安徽省农委从农村调查点了解的情况，2003年农民户均借款中，来自银行、信用社的占12.6%，来自民间借贷的占83.5%（傅志寰，2004）。根据人民银行济南分行2004年的调查，山东省50％的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满足依赖于民间借贷，在流通领域这一比例则高达80％，而且民间借贷的利率往往在10％以上（蒋飞，2004）。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中德农户金融需求研究课题组1999年的典型调查也同样印证了民间金融的重要性（何安耐、胡必亮主编，2000）。广东省东莞市雁田管理区（原雁田村）最初发展农村工业，其资本依靠其强大的宗族私人亲属关系借贷和引进资金。5个典型调查村，非正规金融活动均占有超过65%的比重，无论它们在何种经济发展水平(见表格3)。[14]

表格 3 五村庄农户借贷款来源的比例

（1997－1999年3年数据，％）

王涧村

屯瓦村

福星村

项东村

雁田

个人和民间借贷
65．2
65．6
80
81．3
73．33

国有商业银行
/
4．2
0
0
26.67

信用社
32．3
22．3
19．6
18．8

基金会
2．5
0
12．4

0

资料来源：何安耐、胡必亮主编，2000。

从总体上看，当前正式金融由于存在垄断化、商业化等倾向，只能提供有限的农村金融服务供给，更难以满足日益多样化的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在这一情况下，民间金融在现阶段满足农村金融需求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7. 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到底有多严重

中国银监会公布的2015年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为1.67%。
已经公布了2015年度财务报告的中国前六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合计接近8000亿元人民币，他们贡献了中国全部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的62.22%。
这六大商业银行是指国有的工、农、中、建、交以及股份制的招商银行。六家商业银行从资产规模来看位居中国商业银行前列，他们提供的贷款约占全部商业银行贷款余额的超过六成。
截至2015年末，前六大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的余额为47万亿，其中，不良贷款余额7929亿元，不良贷款比率1.69%。2月份公布的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为1.67%，其中，大型商业银行1.66%，股份制银行为1.53%。实际结果表明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的恶化情况要比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更为严重。
还有一个数据显示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面临的情况非常严峻。包括工农中建交以及招商银行在内的这前六大银行关注类贷款余额超过了1.6万亿，这是其列报不良贷款余额的两倍还多。
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全国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余额2.9万亿。很明显，风险压力就在眼前。

不良贷款余额攀升，将对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和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依靠不断降低的拨备覆盖率，国有的四大商业银行艰难实现了利润正增长。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建设银行这四大国有银行的净利润增速分别为0.52%、0.70%、1.25%和0.28%。与之相对应的是拨备覆盖率大幅下滑。除了农业银行以外，另外三家的拨备覆盖率仅略超过150%的监管要求，但是农业银行却有着最高的不良贷款余额（2128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