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贷款压降工作成效

1. 如何压降不良贷款

（一）遏制风险，从源头“堵新”，制度的顶层设计和信用风险管理文化是有效防范风险的主要途径。
1.构建科学的信用风险管理文化，努力提高贷款管理精细化水平
2.真实摸底，全面反映贷款占用形态
3.加大考核力度，狠抓不良贷款真实性考核、严厉打击信贷资产质量造假行为
（二）缓释风险，从存量“优化”，推进贷款结构调整强化风险管理是有效防范风险的重要手段。
1.贷款的投放必须进退有度。
2.优化担保结构
3.合理优化期限结构
4.加强贷款风险管理
（三）组建专门的不良贷款清收部门，打好不良贷款攻坚战。
（四）全方位多举措清收盘活不良贷款。

2. 宁波不良贷款连续五季度“双降” 吗

作为“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之一，宁波市加快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宁波银监局副局长吕碧琴19日在银行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今年9月末，宁波市制造业贷款余额4037.66亿元，增长趋势已经企稳。制造业贷款占比持续保持在22%以上，高出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十余个百分点，1/4以上的市级银行机构的制造业贷款占比超过40%。

为使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宁波银监局引导机构对优质制造业企业实施减费让利，创新还款方式和展期续贷产品，此类产品的贷款已累计投放483亿元，惠及企业1.72万户。今年以来，宁波市企业贷款利率稳步下行，上半年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5.01%，同比下降0.14个百分点，低于浙江全省0.19个百分点。

3. 不良贷款比例下降的原因

实际上，不良贷款率 = 不良贷款余额 / 贷款总余额
不良贷款率下降主要通过两个途径：
一是压缩分子，就是减少不良贷款余额，主要通过催收贷款、对抵押物进行处置、进行不良贷款核销或剥离等方式进行；
二是增加分母，即做大贷款规模，主要通过加快新增发放贷款实现。
近年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逐年下降，与上面提到的两方面都有密切关系，银行一般都会提出“双降”目标，就是不良贷款余额（分子）、不良贷款率（等号左边的结果）双下降，对于前者主要是商业银行加强风险控制、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不良贷款清收转化效率等工作凸显成效；而后者（不良贷款率）的下降，更多的是依托将分母做大，即加大贷款投放力度，来实现的，这点可以通过近几年来全国信贷投放的天量规模可见一斑。

4. 银行不良贷款压力有多大2017不良率见顶

2017年1月10日，银行业年度数据亮相。初步统计，截至2016年12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81%，是自2009年二季度以来，不良率的“峰值”。
据《国际金融报》记者了解，一些商业银行专门负责不良贷款处置的部门总在加班。
2017年，银行不良贷款率有何变化？
对于这个问题，业界观点不一，最乐观预计是，2017年银行不良贷款率。
如何化解这一难题？
目前，银行主要通过清收和核销进行管理，资产证券化和债转股等工具也已经被逐步使用。
某商业银行研究院商业银行研究中心负责人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结合银行业175.5%的拨备覆盖率看，总体来看，银行不良贷款可控。
不过，一位国有大行负责公司业务人士告诉记者，“在经济换挡期，银行业不良贷款压力还将持续数年。
特殊资产部总加班
“特殊资产经营部的同事总在加班。”某商业银行总行工作人员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告诉记者，“今年压力确实很大，毕竟不良资产多了，报表不好看。一些银行会主动降资产不良率，由特殊资产经营部进行剥离。”
这种说法也得到了另一位行业内人士的认可，“主动、有效压降不良占比，应该是大部分商业银行都会做的，不过不会大张旗鼓。”
很写实的一个情景，前述商业银行总行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了一个细节，“某行下浮15%放贷款，我们问，为啥这么做？毕竟这样什么都赚不到，为什么放？答：做大分母。”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处于转型过程之中，在去杠杆和去库存的大背景下，部分行业和部分企业还会有信用风险事件发生，这对于银行业而言也会带来不良的压力。”温彬称。
此次银监会并未公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此前官方数据是，截至2016年第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7%，余额为14939亿元。
以国内商业银行不良率最高的农业银行为例，根据2016年三季报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9月30日，按照贷款质量五级分类，不良贷款率2.39%；县域不良贷款率为3.04%，比上年末上升0.02个百分点。
交通银行发布的研报认为，小微企业、产能过剩行业仍将是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主要因素，大型企业债务违约和房地产市场深入分化风险正在发展。
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崔勇透露，在工行整个融资盘子里，现在小微企业的融资余额达到20367亿，比去年同期增长8.2%，增加余额达到1500亿。“从这个数据来看，在整个工商银行内部小微企业占我们整个公司融资的比例已经达到了将近三分之一。”
建行信贷部一位人士告诉记者，“我们行出现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小微企业上，大中型客户很少。”
不过，也有些大客户令银行头痛。
仅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2016年第三季度，新增3000万以上不良贷款大户10户，共9.48亿元。其中，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平安银行大港分行的一笔2.7亿元借款，因其国外建设项目出现大额索赔，加之资金链紧张，已无法归还银行贷款。
2017不良率见顶？
2017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用了六个“严”字来体现监管层对于风险的重视，“严控不良贷款风险，严盯流动性风险，严管交叉性金融风险，严防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严治互联网金融风险，严处非法集资风险。”
东方证券分析师唐子佩分析，根据2017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的部署，需要注意几个要点，首先，2017年工作任务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次，强调严控不良贷款风险，“预计银监会将加大不良贷款监管力度，推进不良贷款加快处置，这有助于增强银行账面不良贷款率的真实性”。
中金公司研究部分析员黄洁表示，“看好2017年银行不良周期反转，甚至不良率的绝对水平也有可能见顶。即使经济下滑，但只要不加速下滑，银行不良形成率回落依然有宏观上的支撑。”
黄洁认为，自下而上地分析，长三角是本轮不良周期的领先指标，领先全国约2年。长三角不良形成率2013年上半年见顶，而全国是2015年上半年。而长三角的不良率绝对水平已于2015年下半年见顶，以2年时滞推算，2017年下半年全国不良率或见顶。
不过，对于不良率的预判有不同看法。
“2017年要确保‘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小微企业风险可能进一步暴露。”前述某商业银行研究院商业银行研究中心负责人预计，2017年银行贷款不良率可能继续提高。
一位国有大行负责公司业务人士告诉记者，“在经济换挡期，银行业能够维持这样的不良水平是很不容易的。”但他坦言，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压力还将持续数年。
传统处置方式饱和
目前银行主要通过清收和核销的方式处置不良贷款。
清收和核销，从财务角度看，要考虑利润、拨备和资本。
作为逆周期调控手段，拨备面临较大压力。自2009年开始引入“动态拨备制度”以来，商业银行前瞻性地在经济上行和利润较好时期多计提拔备，截至2012年末，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295.51%，达到历史最高点。
受银行盈利水平下降和核销不良资产因素影响，今年以来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持续下降，12月末为175.5%，个别银行甚至一度低于150%的监管红线。
作为当前银行利用外部资源处置不良资产的主要途径，资产管理公司（AMC）在上一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中发挥了关键的主导作用。目前中国已初步形成了“全国+省级+地市”的三级AMC体系，包括华融、信达、长城、东方等4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28家省级资产管理公司和4家地市级资产管理公司。
不过，温彬认为，AMC处置不良资产的容量不能满足市场需要。按照监管规定，AMC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2.5%，也就是说AMC的杠杆率在8倍左右，照此测算，AMC大概还有1万多亿元的不良资产处置空间，处置能力相对有限。
中国工商银行信贷与投资管理部总经理魏学坤告诉记者，“目前工商银行董事会已经通过了设立资管公司的方案，正在和监管部门保持密切的沟通，按照监管要求推进报批工作。”

5. P2P网贷机构压降到3家，这对市场有什么好处呢

降低了金融市场的风险，保护了消费者不受网贷机构的欺诈，维护了消费者的权益。从最新的政府数据显示，中国的P2P金融机构已经从最高五千家压缩到现在只有三家，从P2P机构借贷的人数连续两年下降，金融风险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银保监的媒体会议上，负责人表示经过漫长时间P2P的清理，目前金融风险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尤其在中央政府多管齐下的政策出台后，行业得以很好的规范，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此外今年前三季度内，新增的房地产贷款与银行的贷款总额比例下降了3%，银行持有了的房地产不良贷款资产也大幅降低，房地产企业的杠杆率也处于下滑阶段。最后负责人谈到了地方政府债务，他表示目前地方政府的存量债务还在化解当中，整体风险在可控范围。

6. 银行不良贷款落后发言稿

银行年终总结发言稿今年是我行实施“超常规、跨跃式发展战略”的开局之年，也是实现三年发展规划的第一年。在上级行的正确领导和关心支持下，我行制
定了周密的工作计划和工作措施，坚决贯彻年初工作会议所制定的的工作思路，确保开好局，起好步。一年来全行干部职工团结一心，奋力拼搏，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

一、主要业务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跟往年相比，今年我行发展已走上快车道，各项业务屡创新高，呈现出超常规的发展态势。

(1)各项存款快速增长。到年末，全行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85亿元，比年初增加6亿，同比增加 万元，增长了
%。。其中，人民币对公存款增加2.2亿元、人民币储蓄增加3亿元、人民币同业存款增加0.8亿元;外汇存款增加1000万美元。全年日均比去年日均增
1.5亿;外币对公存款增加成为我行存款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同业存款和储蓄存款也大幅增加，存款增长速度创历史新高。

(2)贷款规模增加，结构不断优化。年末，各项贷款余额47亿元，比年初增加3亿，主要增投于优良客户和按揭、消费贷款等低风险贷款;如pta、投
总、钨业、众达、海沧大道等大项目;信贷资产总体上仍保持较高质量，不良贷款占比低于3.5%，尤其是今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不良贷款余额都比去年下降;
但从存量上分析，呆滞贷款有所增加;表内收息率预计达100%以上，综合收息率预计达97%，收息水平居全辖前列。

(3)中间业务大幅度增长。今年我行国际结算和结售汇总量稳居全辖第二位，已逼近第一位。预计全年将完成国际结算量2.5亿美元、结售汇约1亿美
元。外汇业务收手续费收入有较大的增长，预计可达350万，相当于我利润的2012年，我行实现利润总额达0.85亿元(含结售汇收入)，其中人民币利润
约为7700万，外汇利润约为450万美元，结售汇手续费收入约为350万元。人均利润达25万元。同过去几年的创利水平相比，今年我行的利润水平实现了
跨跃式的发展。

二、主要工作措施和成功经验

(一)细分市场，准确定位，抓住重点，积极营销批发业务。2012年，我行将对公市场细分为“五个一”，即一个港口、一条大道、一个房地产、一批项
目及一个信托公司。辞职信明确了目标定位后，我们建立了一套反应灵敏、决策快速、攻关有力、服务到位的市场营销机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全方位拓展市常古
诗大全具体做法有：提升经营层次，对规模大、要求高的重点优良客户将责任主体提升到业务部，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直接由行长负责攻关和谈判;组建强有
力的攻关小组，把全行攻关能力较强的人员集中起来组成强力攻关小组，对不同特点的企业选择合适的人员进行组合，集团作战，上下联动，精兵攻坚。突出竞争优
势,抓住我行深入推行企业文化建设的契机，在服务上大做文章，以优质的服务吸引客户，大力营销总分行推出的新业务品种，为客户提供一揽子服务方案，争取在
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上优于他行;行领导以身作则，带头攻关，保证至少一半的时间用于走访客户，重点客户坚持每月拜访一次，重视改善和提高银企关系。通过不懈
的努力，今年我行新争取了一批有价值上档次的客户，如德彦纸业、金桐化学、丰龙水产、厦信国托、海沧医院等重点客户，同时还储备了飞腾、珍珠湾、出口加工
区、国际货柜等一批有潜力的项目，为我行今后两三年的业务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矗

(二)坚持品种创新和服务创新，多方位发展零售业务。今年我行抓住代客理财资金归集、农电改造代缴费、推行vip服务等重点工作，抓好本外币储蓄存
款攻坚战，以争取有价值的私人客户为重点，大力营销零售业务。一是开展规范化服务流程演练，提高服务水平，为储户提供标准化的服务;二是加大吸收理财资金
力度，抓住理财资金主要靠努力的特点，全行动员，针对周边的商户、村户和老客户，有效地吸收理财资金。三是对海沧炒股大户进行摸底，动态跟踪，吸收股市回
流资金。四是推出了私人业务vip服务方案，开设vip优先通道，建立vip客户档案，实施差别式服务，为有价值的私人大客户提供一揽子理财服务方案;五
是加大宣传力度，借农网改造东风，开展“走进千家万户活动”，历时一个月，各网点积极参与，以农电改造缴费一卡-通为宣传重点，以电影下乡和业务宣传为媒
介，全行总动员，走进城乡的每一个角落，加大我行对农村业务市场的渗透力度，宣传了我行的业务，提高了我行的社会知名度。通过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至年
末，我行各项储蓄余额约为 亿元，约比年初增加 亿元，完成分行下达的任务，增幅为历年来的最高水平。
(三)加大贷款营销力度，扩大贷款规模，不断优化信贷结构。为增强长期发展潜力，我们从年初开始就非常重视加快贷款营销工作，积极争取扩大贷款规
模，带动对公存款业务和结算业务。一是优良客户的贷款营销，针对pta、翔大、众腾、柳业、多威、投总等重点企业，加大授信额度，主动营销贷款。二是加大
项目贷款的营销，如飞腾、珍珠湾项目。三是加大了按揭贷款和个人消费贷款等低风险贷款的投放力度。通过扩大增量，把更多的贷款投向双优客户，从而带动存量
的优化，实现贷款结构的有效调整。在贷款管理的基础工作中，支行以严格实施预警预报制度为核心，全面提高信贷资产管理水平。首先，严把贷款准入关，贷款发
放坚持双优战略，对可贷可不贷的坚决不贷;其次，坚持贷款客户的分类管理，实行主动退出，逐步压缩一般客户，主动淘汰劣质客户。三是严格实施信贷管理的预
警预报制度，使这项工作成为信贷管理最有力的工具和每个客户经理的日常工作，加大对此项工作的考核与奖惩。至年末，我行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超过10亿元，
比年初增加3亿元。其中优良客户及低风险业务的贷款占比达90%以上

7. 不良贷款对经济的影响

一、政策导向：再贷款的效应分析
发放再贷款是国家为了增强农村信用社支农能力，扶持农业发展的一项重大金融政策，也是支持农民致富、农民增收的一项“民心工程”，其对缓解农村资金需求矛盾，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我们以典型的农业市——咸宁市为样本，探讨再贷款政策实施效应。
从1999年开始，人民银行运用再贷款开始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通过近四年来的实施，再贷款对支持农村信用社和“三农”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
1、再贷款大投入：引导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大增长
一是再贷款总量大幅度上升。自1999年4月以来，人民银行武汉分行逐年对咸宁市增加了再贷款限额。据统计，1999-2003年9月，再贷款限额由7000万元增加到35000万元，四年间增长了4倍，年均增长100%，四年间人民银行累计向信用社发放再贷款由12650万元增加到37600万元（没有含展期再贷款），四年间增长100%，年均增长25%（见图一），四年来人民银行共累计发放再贷款14.19亿元，有力地促进了“多赢”的良好局面形成。
图一 再贷款增长
附图{图}
二是农村信用社成为农业贷款投放的主体。通过再贷款的大投入引导农村信用社对农业贷款的大增加。自1999年－2003年9月，农村信用社各项贷款余额由1999年的47459万元增加至2003年9月的122652万元，四年间增长1.58倍，平均每年增长39.5%，农户贷款余额由1999年的14894万元增加至2003年9月的38800万元，四年间增长1.6倍，平均每年增长40.1%（见图二）。农村信用社累计发放贷款32亿元，其中农户贷款19.5亿元，占59.7%，农村信用社农村贷款余额占全市农村贷款余额的96%以上。
图二 农信社贷款增长
附图{图}
2、农村经济效应
(1)助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咸宁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虽然有较多的自然优势和较强的基础优势，是有名的“茶叶之乡、楠竹之乡、桂花之乡、苎麻之乡”。但长期以来，农民以传统的种养业为主，收入有限，积累不足，导致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再投入能力有限，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辖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近年来，再贷款的投入和支农贷款的逐年大幅度增长弥补了这种不足，有力地助推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重点建成了雷竹、茶园、蔬菜、柑桔、猕猴桃、优质麻、名贵苗木等10多个产业化生产基地，并初步形成了区域性的特色产业化格局。
(2)农民的增收效应显现。大量贷款的农户通过运用再贷款发展特色农业，实施科技种植，提高了收入。2002年全市农民纯收入达到2204元，比1999年增加192元，平均增长3.3%。
(3)产出效应：资金要素的投入同时也推动了技术要素投入、劳动力效率的提高和规模经济性的获得，其增长或产出绩效是十分明显的。一是农民通过再贷款支持，广泛地购买、开发和应用农业生产新技术。如崇阳县铜钟乡在下村农民孙碧云掌握了养殖美国杜洛克猪、长白母猪的技术，在信用社的支持下，发展成为养殖大户，年创利润20万元。二是再贷款投入加速了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的进程。农村信用社紧紧依托农业产业化企业龙头，发展原材料生产基地，支持农户＋基地＋公司的产业发展模式，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规模种养和产业化经营，保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健康发展。
(4)农村信用观念改善。通过再贷款的运用，增强了农民信用观念，促进了农村文明建设。在全市普遍推行了“一户一证、一次核定、随用随贷、按期偿还、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信用等级管理办法。一举砍掉了农民难以跨越的信贷“门槛”，使贷款投入速度明显加快。
与此同时，农村信用社也从中获得巨大收益：(1)贴近了与农民的关系，基本解决了农民贷款难；(2)重塑了信合形象，提高了农村信用社的地位；(3)促进了农村信用社业务发展，拓展了生存空间。
二、传导梗滞：再贷款政策效应的约束
再贷款是在特定经济环境下为实现特殊的货币政策目标而运用的，既要受一定规模的限制，也要受供需双方和制度环境的约束，在传导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障碍和矛盾，影响其功能发挥，甚至存在风险或沉淀，必须加以重视。
（一）供给面：再贷款制度设计的缺陷
对农村信用社再贷款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必然要对再贷款的数量、价格、操作程序、运行规则进行设计。但从实际运作中看，这些制度设计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影响其功能的发挥。缺陷之一：再贷款限额调配不灵活、总量不足。再贷款是由人民银行总、分、支行逐级下达限额，但由于各地的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上所需的资金量随市场变化而迅速变化，再贷款限额实行严格的计划分配，人为控制，这与市场化配置资源不相吻合，导致区域性的再贷款达不到充分运用，有的闲置、有的不足。同时，再贷款的投量不足也难以满足农业生产资金之需。据咸宁市2001年、2002年农业生产资金需求情况调查：2001年农业生产共需要投入生产资金20.87亿元，可自筹资金12.85亿元（农业贷款），资金缺口达8.02亿元，而2001年再贷款限额为2亿元，占资金缺口的24.8%；2002年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共需投入资金32.9亿元，可自筹资金21.2亿元（包括农业贷款），预计资金缺口为11.7亿元。而2002年再贷款限额为3.5亿元，占资金缺口的29.9%。而且随着农业经济不断发展，结构调整不断升级，资金需求量会更大，再贷款总量投入不足将更加突出。缺陷之二：再贷款投向面窄与现代农业经济发展需要的矛盾。再贷款集中用于发放农户贷款，重点支持农民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的资金需求，以及农产品加工、储运业，还有农民消费贷款等需求，使用范围有限。但近几年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了大量新特点：一是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迅速。农村各类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等非农产业迅速发展，且在农民纯收入中，占比迅速上升；二是农业经济逐步向规模化发展，农业产业化开始形成。这些新变化也涌现出了不同的农村客户，出现了以农业经营为主的种植粮棉油的农户，以规模经营为主种养专业户，以劳务收入为主，家庭主要劳力外出打工的农户，农村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杨家才，2003）。再贷款所规定的用途已不适应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限制了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经营性组织、农产品深加工的“农字号”龙头企业，农村个体工商业、个体建筑业等的贷款需求，而这些农村法人组织和涉农工商业正是农业发展的主力军。若得不到再贷款资金支持，一方面使农信社缺失一大批优质客户群，同时也偏离了再贷款所应支持的政策方向。缺陷之三：有风险转嫁之嫌。一是效益风险转嫁。以一年期的再贷款为例，再贷款发放到农户实际使用只有9个月左右，而信用社支付利息时要以一年时间计算，而收取的利息只有9个月，名义上有近5个点的利差，实际上不到4个点的利差，再加上营业税和市场风险，收益则更低，同时由于贷款使用分散，管理成本较高，实际收益更小，农村信用社难以获取相应的收益，按照风险与收益对称的原则，会挫伤支农积极性，再贷款的政策性功能也难以全面发挥；二是经营风险转嫁。人民银行对信用社再贷款到期要求百分之百收回，而使用再贷款的农户，由于弱质农业靠天吃饭的影响必然导致信用社投放的再贷款不可能100%收回，这就需要农村信用社用自身资金来归还再贷款，由于中央银行再贷款的信贷风险没有相应的承诺和补偿措施，全部由农村信用社承担，信用社难以重负。据统计，通城县信用联社2000年就有179万元对农户的再贷款逾期。
（二）传导体：农村信用社违约倾向
再贷款要作用于农业经济实体，是靠农村信用社这个载体来传导的，而农村信用社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包袱重，不良贷款负担沉重，2002年全市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35427万元，不良率达55.3%，高出全省平均水平。经营举步维艰，2002年以来全市农村信用社累计亏损53833万元，加上机制不全、定位不准、人员素质不高。要让这样的载体承担再贷款政策传导的角色，是勉为其难的，而且在实际运作中也是如此。即使再贷款政策有一些优惠，但优惠政策所收效益难以化解农村信用社的包袱，据一位信用社主任算一笔账：向一位农户贷款1000元，期限6个月，最高月利率6.3‰（上浮50%），最多可收利息37.8元，经营成本如下：支付人行再贷款利息12.6元，各项税费约2.6元，含证费、宣传费平均每笔约6元，交通费约2元，1%的损失10元，流动成本合计33.2元，收获毛利4.6元，若其损失率达到2%，则要亏损5.4元，这不包括人员工资、营业费用等固定成本，政策性支农与效益性经营相冲突时，农村信用社有可能不遵守再贷款运行规则，出现违约行为，违约率必然上升。一是利率水平违约。再贷款利率规定联社调剂给基层法人社再贷款的利率不得高于人行再贷款同期限档次的利率，基层法人社再把再贷款资金贷给农户时，可上浮到50%。但由于联社从自身经营效益考虑，对基层信用社发放再贷款高于再贷款利率进行调剂，而基层信用社发放农户贷款时则利率百分之百上浮，上浮到50%，甚至更高，凭借其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地位以图利益最大化，出现了支农贷款“优而不惠”的现象，这与再贷款政策设计的初衷相违背；二是贷款期限管理有抑农倾向。再贷款期限经过多次调整，现行规定最长可贷一年，到期后还款有困难时可以展期，累计展期期限不超过2年，这大大有利于生长期较长的农户种养殖业。但是农村信用社在履行贷款期限时，依然是“春放、秋收、冬不贷”，贷款基本上不跨年度发放，使得跨年度使用、可展期的再贷款，农户难以跨年度使用，不仅违背了农业生产周期规律，也难以发挥再贷款的经济效益。三是挤占挪用倾向。近年来，由于农村信用社支付风险突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一直困扰着农信社的经营，在存款滑坡、支付困难时，有可能利用再贷款来保支付。由于“三农”贷款存在效益低、风险高的特点，为了追求利润，有的信用社也把再贷款用于非农产业，用于拆借，进入股市等。
（三）需求面：“三农”风险防范的脆弱性
再贷款的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受到了“三农”风险防范脆弱性的挑战。
1、农民在再贷款认识上的错觉。部分的基层政府和农户对再贷款存在认识误区，将再贷款理解为政策性贷款，把再贷款与扶贫资金、救灾款混为一谈，积极还贷的意识不强，致使再贷款面临一定的人为风险。
2、市场风险。农户市场观念差，信息量小，难以适应大市场的瞬息万变，由于市场信息掌握不准，农产品市场价格浮动不清楚，大量农民盲目跟着生产，出现了“菜贱伤农”、“谷贱伤农”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加大了再贷款投放的风险。
3、自然灾害风险及由此产生的信用风险。由于“三农”的发展受自然灾害损害大，靠天吃饭的多。今年咸宁市遭受旱灾、水灾，导致部分农户不能按时还款，不可避免带来了一定的贷款风险。
4、农村社会化配套服务不健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要大力发展特色农业、规模养殖业，而这些特色种养业技术要求较高，需要提供健全的社会化配套服务，但是为农业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
（四）管理面：安全与效率不相容性
再贷款作为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投放，必然要确保其资金安全，高效运转。为此，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严密的操作程序。由于制度设计上以安全为主，在实际运作中，从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再贷款使用效率，提高了操作成本和监管成本，反而安全也受到了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设立三级专户，但难以封闭运行。再贷款自人民银行发放到农户手中，要通过人民银行、联社、信用社三级再贷款专户，但资金专户只管发放时再贷款能受控制，而再贷款回笼时，专户却不专，因为农户使用再贷款时不可能100%的全部按期还款，但再贷款却需要100%回笼，保证其安全，如果要以回笼到专户的资金归还到期的再贷款，那么大部分再贷款要逾期了，因此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封闭运行。二是台账设置过细，目前再贷款管理要设立三级台账，直接建立到农户，但目前基层信用社人员少，只有6-8人，特别是信贷员更少，信贷员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建立再贷款台账，既增加了操作成本，对再贷款安全防范也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三是人民银行监控难度大，管理成本上升。由于台账和专户设计不合理，实际操作中无法达到账与户的数字平衡和衔接，也无法及时监控农村信用社资金的去向。同时管理规定要求支行要按月进行一次现场检查，中支按季进行一次抽查。同时合作金融监管部门也将再贷款列入监管重点，两个检查部门在服务于同一对象时出现“两张皮”，有时是信贷部门检查完毕，合作部门按照上级要求又要进行类似检查，信用社难以应付，以致有的信用社甚至不想发放再贷款，监管成本上升。
三、多视角的思考：再贷款政策效应的实现途径
再贷款政策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政策导向作用，但在传导过程中存在一些梗滞，为了进一步挖掘再贷款潜在效应，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作为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更好地发挥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作用，在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更大作用。
1、再贷款政策设计的合理化。一是再贷款限额调剂要按一定的市场规则来进行，总行、分行、支行要根据农村信用社“三农”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分配再贷款限额，限额调剂一定要向农业大区、资金需求量大的地区倾斜，实行区别对待，重点支持。二是放宽再贷款投向的范围，只要有利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只要是符合“农业、农村、农民”三个标准，都可以纳入再贷款的支持对象，允许向农业企业法人、经济组织和个体民营经济发放支农贷款；三是建立合理再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如果属于农业自然灾害或客观原因造成的再贷款损失，可按一定比例免予再贷款计息或者降低再贷款利率，给予农村信用社一定的补偿。
2、完善再贷款传导载体，引导农村信用社增强支农力度。一是深化农信社改革，重点是充实资本金，明确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把信用社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进一步改进服务，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更好地支持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二是农信社继续发挥“下田间地头”的优良传统，在再贷款的引导下，加大小额农户贷款力度，规范利率行为，依照农业生产周期合理确定再贷款期限。积极为农民在产前、产中、产后提供信息、技术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调动农民生产经营投资积极性。同时，要给予农村信用社税收和提取呆账准备金政策上的优惠，按国际惯例，一般对政策性产业以及与之相关的金融机构实行减免税制度。因此，国家税收政策应适当考虑降低农村信用社税率，增强其消化历史包袱能力。还要实行优惠的呆账准备金提取制度，督促农村信用社转变服务方式，促进业务创新，降低竞争成本，为再贷款货币政策的实施奠定良好的微观基础。
3、激活农户贷款需求，增强风险防范能力。一是调整再贷款利率政策，发挥其调节信贷结构的作用，用再贷款发放支农贷款利率不准上浮或最高不超过上浮20%。二是要建立对支农贷款投入的补偿机制。对使用再贷款资金发放支农贷款实行财政贴息，同时对再贷款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提高农户和农村经济组织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性。三是建立农村金融保障体系。建立农业政策性保险机构，一方面补偿农民因受自然灾害等原因无法收回农业生产投资而造成的资金损失，另一方面，补偿金融部门发放的农业贷款因受自然灾害等原因无法收回而造成的贷款损失，这样既可以调动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积极性，又可以增加金融部门对农业贷款投放的积极性。四是健全社会化配套服务。政府部门要从技术、信息、售后服务等方面加强与农户的联系，并实行质量负责制，给再贷款的使用、回收提供市场化保障。
4、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改善货币政策的实施环境。要积极倡导守信者光荣且受益，失信者可耻且受损的理念，对不守信用、逃废债者给予严厉制裁，要继续开展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的评选活动，积极建设农村信用工程，只有这样，再贷款的货币政策实施环境才会好起来。
5、适当减化再贷款操作手续，增强监管有效性。人民银行只实行专户管理，对农村信用社台账管理以农户借据代替，以减轻农村信用社人员负担，减少重复劳动。同时人民银行加强非现场监管手段，建立再贷款使用效益考核机制，通过这个机制可以随时监测农村信用社的去向和营运情况。一旦出现违规行为，进行现场督查，并落实纠错措施，提高再贷款使用的安全性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