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工作效果

1.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可以向银行抵押贷款吗

可以贷款；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是指借款人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承包权性质，不改变农村土地农业用途的条件下，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作为抵押担保向农业银行申请办理的借款业务。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对象为依托农村土地开展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及家庭承包经营农户等农业经营主体。
借款申请人除符合农业银行信贷基本制度和单项信贷产品的基本条件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较丰富的种养经验和技术，其中从事农业种植业生产经营时间不低于2年，从事养殖业生产经营时间不低于3年。
（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项目自有资金比例不低于30%。
（三）大田作物种植。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粮食种植面积一年一熟地区不低于100亩，一年两熟地区不低于50亩；棉花、蔬菜、莲藕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低于50亩。
（四）水产品养殖。鱼池、网箱精养面积不低于50亩，大湖、水库散养面积不低于500亩。
（五）设施及特种农业。采取温室大棚等设施开展农业生产经营的，以及从事林果、花卉、苗木、人参等特种农业的，种植或养殖面积不低于5亩。
（六）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开展农业生产经营的，种植或养殖面积准入条件可为以上第三至第五款标准的50%。

2. 如何推动教育体制专项改革交流发言材料

今年以来，农业农村体制改革专项小组认真落实省委对深化农村改革的总体部署，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职责，凝心聚力，奋勇当先，扎实推进农业农村体制改革，全省农村改革呈现良好态势。主要抓了以下工作。
一、统筹谋划改革
一是学习领会改革精神。认真领会中央和省委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要求，深刻认识农村改革是我省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必须攻坚破难，问题导向，把改革不断引向深入。二是研究谋划改革任务。贯彻省委十届四次全会精神，研究提出了专项小组2014年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分解为31项重点工作，细化为若干小项，落实到10个牵头部门，明确完成时限和工作要求。三是选择试点典型引领。在55个县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试点，15个县开展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改革试点，9个县开展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试点，3个县开展财政支农资金整合试点，11个县开展粮食补贴政策调整试点。目前正筹备在8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资金互助试点，在10个县选择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试点，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试点也正在筹划之中。
二、有序推进改革
一是实行改革事项台账管理。把改革事项列为工作台账，明确了年内完成23项，试点探索6项，研究谋划2项，每项都有进度安排和成果要求。二是面上推开的改革加快步伐。整省推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确权登记颁证，进展明显加快。三是先行试点的改革有力推进。督促各试点地区制定好试点方案，指导试点加快实施，各类改革试点进展良好。四是需要授权的改革深入研究。深入开展完善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和征地制度改革系统调研，目前正在进行梳理汇总。
三、突出重点改革
一是成熟的改革方案先后出台。已推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户籍制度、健全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创新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机制、完善扶贫开发体制机制等改革方案，已报省委审议通过了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二是重大改革事项重点推进。把改革的重点放在放活土地经营权、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努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现代化水平上。在射洪县召开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会，在南充市召开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改革试点现场会，进一步推动产权改革和农业经营体系创新。
四、注重改革实效
一是改革方案力求高质量。对每一改革事项，都从调查研究着手，摸清实情，找准问题，注重具有操作性、指导性，关键能解决问题。二是改革事项力求群众得实惠。牵头部门在制定改革方案中坚持与基层干部群众共同研讨，广泛征求意见，确保改革方案让绝大多数农民满意。
省委在深化农村改革元年召开的这次会议，是我省改革发展史上的一次历史性会议，是对我省深化农村改革成果的大检阅，对工作的再动员、再部署，吹响了深化农村改革的冲锋号，我们将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改革精神，带领农业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攻坚破难，善作善战，在改革的大道上凯歌前行。下一步，重点抓好四方面工作。
一、深入推进重点改革
一是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全面落实好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专项改革方案，抓紧修改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意见，深入研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方案。二是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抓紧研究出台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体系建设、农村住房登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等指导意见、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试点方案等系列政策文件。三是推进农村金融创新。加快推进农村资金互助社筹建试点。深入推进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工作，争取明年在全省面上推开。四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积极推动在就业、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出台更多农业转移人口优惠政策。
二、继续抓好改革试点
一是争取中央把我省列入改革试点。对已上报农业部的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项目，抓紧做好前期工作，为获批创造条件。对农业部要求可先行准备的试验任务，提前谋划准备。二是再新增一批省级农村改革试点。对中央有关部门已开展的改革专项试点，原则上省上也相应确定一批省级层面的改革试点。同时，结合我省实际，选择一部分针对性较强的改革试验项目开展试点。
三、总结推广改革经验
运用好这次会议交流的成果，将典型经验推广到各地借鉴，促进各地互相学习、竞相推进。对会议交流外各地好的改革经验和做法，也将认真总结、宣传和推广，发挥好典型引领示范带动作用。
四、强化统筹协调职责
一是对已出台的改革方案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对已经出台的5项改革方案，适时开展落实情况的督查，确保改革部署落到实处，改革任务有序推进，改革见到明显成效。二是对将出台的改革方案认真审议把好关口。年内还将出台一批改革意见，抓紧修改完善，专项小组认真审议，及时形成成果。三是力求出色完成全年改革任务。对各地、各部门应当年内完成的农村改革任务加强检查，对难度较大的改革事项加强协调，对明年农村改革工作提前谋划。发挥好农村改革参谋部、作战部作用，力争四川农村改革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3. 农业产业园区应该如何打造

张家口涿鹿京西产业园区，项目地位于张家口市涿鹿县五堡镇，前身是一个国营果场。甲方希望通过规划建设使项目地成为以果园为资源基础的现代化果蔬产业园。如何实现果蔬产业链的延伸，由单纯的果蔬种植林场发展成为以种植为基础、涉及果蔬加工、包装、运输、销售等多产业、综合型的现代产业园？如何创立产业园品牌，获得持续稳定发展？以上问题是绿维创景遇到的难题。绿维创景在对市场及资源价值进行分析后，认为本项目不仅仅是一个水果种植园区，更应该从自身的区位优势、生态优势及产业发展需求出发，形成林果种植前向、后向一体化的综合产业群，走“产业复合，旅游关联”的发展模式。即以林果种植业为基础，进行农林业的纵向产业整合和递延，以特色休闲旅游产业为互补引擎与配套支撑，结合林果加工、现代物流业与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链的扩展复合，实现林业、农业、加工业、旅游休闲产业的一体化发展，最终形成一个“以林果种植为核心，集林果科研、加工、包装、仓储、运输、销售为一体，以蔬菜和畜禽农产品集散为辅助，同时适当发展与之相配套的特色休闲旅游的综合农贸物流集散产业园区”。以鲜果采摘、休闲度假为主导的乡村休闲游，以及以参观、学习、培训、制作为一体的工业体验游，并不是京西产业园的核心产业，而是关联产业。它对实现一、二、三产业间的互动、互补发展，打造最终的京西产业园复合产业集群意义重大。推荐阅读：《综合型农贸物流集散产业园区打造——张家口涿鹿京西产业园概念性规划》

4. 土易网如何解读2015年吉林省农村土地流转新政策

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4〕61号），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一）总体要求

根据中央和省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精神，按照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和可持续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要求，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为目标，以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服务体系为平台，以加大资金和政策项目扶持力度为保障，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二）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以农民为主体。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基层和农民群众首创精神，增强服务意识，引导、带动、扶持农户增收致富。土地经营权流转不得违背承包农户意愿、不得损害农民利益、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生态环境。

二是坚持改革创新。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凡是有利于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提高土地产出率、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土地流转形式和规模经营方式，都应当倡导和鼓励。

三是坚持因地制宜。要结合当地实际，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综合考虑生产力水平、非农化程度、劳动力转移速度和区域经济发展等因素，坚持经营规模适度，既要注重提升土地经营规模效率，又要防止土地过度集中，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传统农业改造升级，走吉林特色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道路。

四是坚持稳粮优先。支持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发展粮食生产，优先受让农户流转土地，优先应用先进适用技术，优先扶持资金和项目，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确保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增长。

五是坚持统筹发展。要把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放在经济发展的全局来谋划，严格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加强土地流转用途管制，科学制定规划，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产业发展、土地利用和城市发展等规划有序衔接，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经济协调联动发展。

二、建立健全农村土地登记制度

（三）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

按照中央和省统一部署，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从2015年开始在全省推开，2017年基本完成。在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通过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明晰土地权属、面积、四至，强化对农户土地经营权的物权保护。总体上要确地到户，实行确权确股不确地的，从严掌握确权确股不确地的范围。妥善解决农户承包地块面积不准、账实不符、四至不清、空间位置不明、登记簿不健全等问题。建立健全承包合同取得权利、登记记载权利、证书证明权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经营权抵押、担保等权能。以二轮土地延包和现有土地承包台账、合同、证书为依据，确定承包地归属。坚持依法规范操作、严格执行政策，防止清查摸底不彻底、面积实测不准确、问题梳理不全面、公开公示不到位等问题出现。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应用平台，扩大成果应用。坚持分级负责，强化县乡两级的责任，建立健全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密切协作、群众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经费纳入各地财政预算，省财政给予补助。

（四）推动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改革

按照中央关于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部署，探索建立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并行”具体实现方式，把农村土地所有权证书和承包经营权证书由“两证”分离成“三证”，分别颁发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证、农户承包权证和土地经营权证。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保障农户放心流转土地，经营主体放心经营土地。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基础上，开展农村土地承包权证和经营权证颁发试点工作，逐步在全省推开。2015年开始，农村土地承包权证、经营权证颁发工作与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同步推进。组织实施好《农村土地承包权证经营权证试点管理办法（试行）》，完善配套措施和办法。

三、鼓励多形式、多主体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五）积极创新经营形式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家庭承包农户，土地是否流转、价格如何确定、形式如何选择，应由承包农户自主决定，流转收益应归承包农户所有。鼓励和支持农村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长期流转。重点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农田基本建设引导农户自愿“互换并地”、“化零为整”，解决承包地块细碎化问题，促进农户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根据农民意愿可以把农村土地经营权量化为股份，从事联户规模化经营，合作化生产，经营所得收益按股分配；允许农户将农村土地经营权折价入股，参股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民自愿的情况下依法托管农户承包地，实现整组、整村集中连片流转，流转收益归农户所有。没有农户的书面委托，农村基层组织无权以任何方式决定流转农户的承包地，更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名义，将整村整组农户承包地集中对外招商经营或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托管。防止少数基层干部私相授受，谋取私利。土地流转给非本村（组）集体成员或村（组）集体受农户委托统一组织流转并利用集体资金改良土壤、提高地力的，可向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流入方收取基础设施使用费和土地流转管理服务费，用于农田基本建设或其他公益性支出。

（六）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是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主体，充分发挥不同规模经营主体在不同领域和环节的优势和作用，实现各类规模经营主体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分级分类开展示范家庭农场工作，充分发挥其典型示范和带动作用；鼓励从事同类农产品生产的家庭农场建立专业经济类协会，加强相互交流与联合；鼓励家庭农场牵头或参与组建合作社，带动其他农户共同发展。鼓励发展专业合作、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深入推进示范社创建活动；鼓励合作社开展联合合作，建立农民合作社联合社，支持合作社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和农社对接等直供直销。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涉农企业重点从事农产品加工流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引导工商资本发展良种种苗繁育、高标准设施农业、规模化养殖等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开发农村“四荒”资源发展多种经营；鼓励企业带动农户和农民合作社发展规模经营，开展产前产后服务，实行“公司+合作社（基地、家庭农场）+农户”或“订单农业”；鼓励农业企业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采取保底收购、股份分红和利润返还等方式，让农民更多地分享加工销售收益。

四、加大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

（七）实施资金扶持

各级政府要制定扶持政策，加强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的资金扶持，通过奖补、贴息等方式激活农村土地流转各种要素，增强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自主创新能力和扩大再生产能力，促进家庭承包经营向规模化集约经营方向转变。各市（州）、长白山开发区、各县（市、区）要根据国家要求，依据自然经济条件、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农业机械化水平等因素，研究确定本地区土地规模经营标准，并给予重点扶持。防止脱离实际、违背农民意愿、片面追求超大规模经营的倾向。

（八）实施项目扶持

粮食生产发展专项资金、现代农业发展引导资金等项目重点投向符合条件的规模经营主体。农资综合补贴中20%的资金、农作物良种补贴据实结算后剩余资金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在保持现有农业补贴政策不变的前提下，研究新增部分向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倾斜的办法或路径，探索建立农业补贴与从事粮食生产等规模经营主体挂钩机制，多生产者多予以政策补贴。对从事粮食规模化生产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符合申报农机购置补贴条件的优先安排。在水源井等水源工程和滴灌、喷灌等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上，重点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倾斜，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并明确农田水利设施的产权及维修养护。在储粮仓建设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适度倾斜，对种植玉米大户（含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予以支持，突破国家规定的每户一套农户科学储粮仓限制。在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项目上，鼓励和引导社会投资主体（包括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开展新菜地开发建设，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其他相关规划及新菜地开发建设要求的，由县级以上国土资源部门和财政部门进行申报，经省国土资源厅和省财政厅备案的菜地项目竣工验收后，省财政给予投资主体一定额度的资金补助。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所在村至县、乡镇或其它村间的农村公路建设项目予以补助投资。开辟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用电“绿色通道”，简化报装用电业务流程，加快办理速度，优惠提供方案制定、设计审核、中间检查、竣工检验等服务，及时满足规模经营主体用电需求，农产品初加工和农业灌溉用电执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

（九）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

加快培育现代职业农民，以吸引年轻人务农、培育职业农民为重点，建立专门政策机制，构建职业农民队伍，形成一支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为有效解决“谁来种地”、推进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坚实人力基础和保障。积极发展现代农业职业教育，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扩大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在现代农业示范区先行先试，鼓励整县试点。抓紧制定农业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专门规划，支持县级职教中心、县级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和涉农职业院校采用半农半读、农学交替等弹性学制开展新型职业农民中等职业教育。整合优化各种培训资源，重点培训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家庭农场经营者、种养大户、科技示范户和返乡创业农民工以及立志务农的大中专毕业生，鼓励和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高等院校和农民合作社组建农业生产培训基地，积极培养大批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的现代新型职业农民后备人才。

（十）实行税收、工商优惠政策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税务登记免收税务登记证工本费，对符合条件的当场办结。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自产自销的农副产品，免收增值税。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本社成员签订的农业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购销合同，按规定免征印花税。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可以依法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建设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设施占用税法规定的农用地的，不征收耕地占用税。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用地免缴城镇土地使用税。鼓励支持涉农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户利用动产抵押、股权出质、商标权质押进行融资。鼓励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注册商标，争创著名、驰名商标。

（十一）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

按照《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7号）要求，统筹安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充分保障规模经营主体用地需求。支持设施农业和规模化粮食生产发展，直接用于或者服务于农业生产的设施农业用地（包括生产设施、附属设施、配套设施用地）按农业用地管理。简化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程序，使用设施农业用地，由经营者拟定设施建设方案，与承包农户签订流转合同，与乡镇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用地协议；乡镇政府将用地协议、设施建设方案报县级国土资源部门和农业部门备案。

（十二）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体制

积极开展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力争到2015年将试点扩大到粮食主产县，并逐步实现全省覆盖。同时建立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规范操作流程。创立农业发展基金，创新财政资金支农方式，带动金融资金和社会资本进入。开展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贷款、担保试点，对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的贷款利息和担保费予以补贴。规范引导农民合作社开展内部信用试点。扩大土地收益保证贷款试点，向林地、参地、草地、水面等领域拓展。探索标准化牧业小区固定资产担保贷款试点。开展“粮食银行”、“土地银行”、“林业银行”试点，赋予粮食、土地、林业等资源资产金融产品属性，开展托管融资服务。开展玉米、大米、人参等农产品期货交易套期保值试点。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逐步实现玉米、水稻、大豆等三大粮食作物规模经营主体愿保尽保。

五、建立健全保障机制

（十三）鼓励农民进城

支持农户自愿将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长期流转。依法保护进城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土地被征用的依法享有相应补偿。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探索集体土地股权化、集体资产股份化，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资产、资源量化成股，分配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发放股权证，实现农民“持股进城”。进一步放宽户口迁移政策，促进农业人口到城镇有序落户。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加快发展小城镇，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入镇务工经商，就近就地解决劳动力就业。支持规模经营主体，优先吸纳出让承包地农户务工务农。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完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信息网络平台，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向省内外、境外输出，实现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为发展规模经营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

（十四）多渠道解决进城农民住房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本着农民自愿的原则探索用农民宅基地换取城镇住房，鼓励农民进城购房。对进城农民原宅基地涉及整理复垦的，支持结合城乡建设增减挂钩政策开展宅基地换房，通过整理宅基地节约的土地，在优先复垦耕地、满足农村发展用地的前提下，节余土地可依法办理用地手续，用于城镇建设，有偿供地后所得收益优先用于农村和农民。鼓励企业和个人为进城农民提供租赁式的社会化公寓，培育小户型房屋租赁市场，按国家相关规定免除住房租赁税费；鼓励金融机构为建设和购买住房用于租赁的企业或个人提供低息长期的银行贷款。

（十五）完善城乡统筹社会保障制度

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农民工工伤、医疗、养老保险覆盖面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减少流转土地农民的后顾之忧。鼓励流转土地的农民走出农村到城市创业，进城农民在就业、经商、子女入学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流转土地的农民到城市自主创业和兴办实体的享受城市下岗职工各项优惠政策。流转土地的进城农民家庭，在城镇连续居住和参加社会保险超过一定年限、满足居住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条件的，可享有居住地城市低保待遇。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流转土地农民，可按规定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符合居住地分散五保条件的，与城市“三无人员”制度相衔接，凭当地民政部门出据的《农村五保供养证》和享受五保待遇的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居住地城市“三无人员”保障待遇。居住在农村、符合农村低保条件的流转土地农民家庭，可以申请居住地农村低保。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就学和当地居民子女同等待遇，家庭经济困难的可以减免费用。

六、加强土地流转管理与服务

（十六）完善土地流转市场服务体系

加强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体系建设资金投入。各地要依托农村经济管理机构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平台，完善县乡村三级服务和管理网络，推动农村土地经营权在公开市场向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到2018年，利用农村“三资”代理服务中心，基本建成以县乡为主体的农村土地流转（农村产权交易）管理服务中心。农村土地流转（农村产权交易）管理服务中心要设立农村土地流转有形市场，设置交易大厅，为农村土地流转双方搭建交易平台，提供信息采集发布、法律政策咨询、合同签订指导、登记备案、纠纷调处等服务，并推广使用农业、工商部门制定的流转合同示范文本。村级设立农村土地流转服务站，负责收集、提供流转信息，协助农村土地流转双方签订流转合同。土地流转服务主体可以开展信息沟通、委托流转等服务，但禁止层层转包从中牟利。逐步形成县乡有服务中心、村有服务站，上下贯通、分工明确、覆盖全省的县乡村三级农村土地流转服务网络。各地要加强农村土地流转信息库建设，应用现代信息手段开展农村土地流转管理和服务。

（十七）加强对规模经营主体的社会化服务

培育面向规模经营主体的公益性和经营性多元社会化服务组织，推行合作式、订单式、托管式、承包式等服务模式，拓宽农技推广、动植物检疫、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农产品市场和农业信息收集发布等公共服务机构服务范围。研究制定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指导性目录，开展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试点。在有条件的县（市）开展对规模经营主体农业社会化服务标准化建设。争取国家将我省列入农机融资租赁服务试点范围，充分发挥农机社会化服务对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服务和主体作用。打造全省农业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加快玉米、水稻、设施蔬菜物联网示范点扩建进度，扩大手机测土配方施肥信息服务范围，发挥农业信息技术对农业规模经营的促进作用。完善农村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组织体系，开展面向规模经营主体的直通式气象服务。

（十八）充分调动基层干部工作积极性

由各市（州）、长白山开发区、各县（市、区）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奖励政策，对引导农村土地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工作成绩突出的，以适当形式进行表彰奖励。对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开展得好、符合新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条件的村，各级新型村级集体经济扶持资金给予支持。以土地规模经营的方式发展新型村级集体经济项目的村，市县两级政府要优先落实村级发展留用地政策，依法依规为新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确定留用地比例、具体地块以及开发利用和经营方式。

七、加强土地流转行为监管

（十九）建立完善土地流转监管制度

各级国土资源部门会同农业等部门建立流转土地用途监管制度。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禁占用基本农田挖塘栽树及其他毁坏种植条件的行为。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有量不减少。严禁借土地流转之名违规搞非农建设，严格查处将设施农用地改变为建设用地的行为。严格农村集体土地用途管制，禁止非农，限制非粮，严禁未经批准在农用地上进行非农建设。加强设施农用地管理，严格依照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标准进行备案管理。对改变农业用途，在基本农田上从事种树、挖鱼塘、建造永久性固定设施等破坏耕作层的行为，及时纠正查处。各市（州）、长白山开发区、各县（市、区）对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户承包地要有明确的上限控制，探索建立资格审查、项目审核、风险保障金制度；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要按面积实行分级备案，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防止浪费农地资源、损害农民土地权益，防范承包农户因流入方违约或经营不善遭受损失；定期对租赁土地企业的农业经营能力、土地用途和风险防范能力等开展监督检查，查验土地利用、合同履行等情况，及时查处纠正违法违规行为。

（二十）妥善调处土地流转纠纷

加强各市（州）、长白山开发区、各县（市、区）仲裁机构和乡村纠纷调解组织建设。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和乡镇政府在土地流转纠纷方面的调解作用。利用现有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积极开展土地流转纠纷调解、仲裁。健全和完善协商、调解、信访、仲裁、司法保障等相结合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处机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落实仲裁工作经费，及时有效解决土地流转纠纷。

八、加强组织领导

（二十一）建立健全土地流转组织领导机构和工作协调机制

积极引导土地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关系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建立由党委、政府领导牵头，农业（农经）、财政、发改、国土资源、住建、水利、林业、人社、民政、公安、税务、工商、粮食、金融保险、畜牧等相关部门参与的引导土地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各级农业（农经）部门，由其具体负责综合协调和组织工作。各地要强化农村经济管理机构建设，配齐人员编制，保障工作经费，加强农村土地流转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国土部门要加强农村土地流转用途监管，严禁用地单位改变土地用途；财政部门要为农村土地流转服务工作提供经费保障；人社、公安、住建、民政等有关部门要组织落实农村劳动力就业、进城农民落户和住房、农村社会保障等相关政策措施；金融、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协作配合，制定和落实相关政策措施。各级政府要将引导、扶持、监管和服务土地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工作提上重要位置，明确目标，落实责任，推动全省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新成效。

2015年5月5日

5. 如何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

农业产业园区建设是趋势，也是推动农业发展必备，但是农业产业园的规划建设，关系到当地农业的发展，对当地农产品的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有非常重要的带动作用，所以农业产业园的建设需要专业团队的规划建设和运营。

6. 中国的土地流转正在步入"信托时代"吗

王东宾 / 河北张家口市金融办

现在，农村土地流转当前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以中信信托、中粮信托、北京信托三大信托机构先后于安徽宿州、黑龙江肇东、江苏无锡等地开展土地流转信托项目为标志，中国的土地流转开始步入“信托时代”。

然而，自商业信托机构进入土地流转领域之始，各方对土地流转信托项目的经济合理性就质疑不断，或疑为商业噱头，或疑为炒作概念，众说纷纭。诚然，短期内迅速土地流转实现盈利性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正由于农业的脆弱性及其经济劣势，商业信托公司介入土地流转领域这一新趋势才尤为值得重视，需要从农村土地流转的历史脉络中发现其合理性和可行性。因此，本文将比较土地流转的几种重要模式，以更好地理解土地流转信托模式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意义。

一、土地流转的三种模式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以后，土地流转作为一种调节土地承包和土地经营之间紧张关系的重要机制，不管政策上是否正式认可，全国各地的实践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过，出现了各种模式或经验。本文的模式选取基于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这就限定了农地流转的两个基本前提：“农地农有”与“农地农用”。这样，本文的讨论将不涉及改变土地使用权拥有状态的“双放弃”(如成都模式)、“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保”模式(如重庆九龙坡模式)等，也排除了改变“农地农地”状态的土地股份合作制模式(如广东南海模式)等，集中讨论农业用地流转模式。

第二，以收益权的实现方式为核心标准。这种选择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一是信托的制度设计恰恰以委托人财产收益权为核心，从农户的收益权理解土地流转信托模式，符合信托思想的本源，也易于在与其他模式的比较中发现其独特优势。二是受亨利?乔治的“地租社会化”思想启发。亨利·乔治用“外壳”与“核仁”来隐喻土地占有与收益，他反对僵化地从简单直接占有的形式来理解土地所有权内涵，而把地租(土地收益)作为土地权利的核心，这对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政策主旨极有启发意义。最重要的是，保护(并实现)好农民的收益权是土地流转政策的最关键环节，也是保障土地流转稳定有序进行的必要条件，并能促进土地流转在城镇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稳定器作用。

“地租社会化”提出者亨利乔治的著作《进步与贫穷》对孙中山的地权思想有重大影响

基于这样两个标准，本文选取“反租倒包”模式(浙江瑞安)和福建沙县模式作为参照系，与以中信信托(以安徽宿州项目为例)为代表的商业信托模式进行比较，重点是各种模式的收益分配与增信机制两个方面。

(一)浙江瑞安：“反租倒包”模式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浙江省瑞安市马道村出现一种新的土地流转模式，被称之为“反租倒包”，这种模式后来在全国很多地方流行推行过。简要地讲，“反租倒包”是指村集体从农户手中以一定价格把已经承包到户的耕地租赁过来(“反租”)，必要时经过一定的土地规划、整理与整治，再转包给种粮大户或农业企业等农业经营主体(“倒包”)。之所以称为“反租”，是因为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分配中的发包方，先期已经将土地发包(“出租”)给农户，因而村集体承租农民土地是一种“反租”行为。这样一来二去，尽管土地又集中于村集体，但权利关系却发生了变化。其权利转化与转移过程大体如此，通过发包完成土地初始权利分配(承包经营权)，“反租”将经营权集中，“倒包”将土地经营权流转到有效率的经营主体手中，土地承包权依旧归农户，土地所有者——村集体发挥组织管理职能。可以说，“反租倒包”模式是中国农民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因地制宜进行的自主的制度创新，与今天政策所倡导的“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宗旨不谋而合。在“反租倒包”的过程中，村集体、村民与经营者之间通过契约“合作”创造性地实现了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效率分解与重组，因此这一模式非常适应中国乡村社会，至今在许多地区仍在使用。

显而易见，“反租倒包”是一种村级创新模式(笔者认为，“反租”是相对于“发包”而言的，因此除非拥有发包权，乡镇要么是依托村集体的联合“反租倒包”，要么是“伪反租”)，必然与乡村治理水平高度关联，关键问题看村委会或村集体组织的“反租”过程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户流转土地或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其有效运转依赖于这样三个条件：第一，村庄的经济结构中，主要劳动力的收入依赖于非农就业。二，村庄治理机制比较完善，村民能够通过协商机制达成共识，形成稳定契约。第三，村集体经济较为发达，可以为“反租”的收益兑付提供较强的风险保障。

(二)福建沙县：“双平台”模式

沙县小吃名扬海内，劳动力大量经商，土地撂荒现象严重，全县范围内土地流转的需求非常高，催生出土地流转的“沙县模式”。截至2013年底，沙县全县实现流转土地约13万亩，占全部耕地的65%，是全国土地流转流转率的2.5倍。从沙县的实践经验来看，其土地流转模式可以概括为“流转+信托”双平台模式。

福建沙县的土地流转模式可以概括为“流转+信托”双平台模式。

流转平台

沙县自2006年开展土地流转试点，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服务机构，作为中介组织推动土地集中连片规模流转。沙县的特点是，在三级服务体系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专门的土地流转交易场所和信息服务平台，并开发了土地承包管理系统、流转土地视频系统等。土地需求方接入服务平台和系统后，通过待流转土地视频，可以很快了解相关地块的地貌、田间设施等基本信息。2011年信托平台建立后，信托平台承担了收储土地(一次流转)并进行土地整理的任务，将土地地块规模化、标准化，流转平台对接的重点变为经过信托平台集中连片整理开发后的待流转土地(二次流转)。

信托平台

2011年，沙县又作为福建省第一家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流转试点，通过设立两家经营权平台公司，建立了县乡两级信托服务体系。

信托平台的运行机制主要是信托公司与村委会(代表同意将土地信托的农民)签订信托合同，获得土地后，土地集中连片，统一进行规划、布局、整理与整治，再通过招标、竞拍、租赁等形式流转给农业企业或其他经营主体。

可见，沙县模式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流转+信托”双平台模式。尽管时序上流转平台建立在前(2006年)，信托平台建立在后(2011年)，但实际运行中信托平台前置，发挥一次流转(土地收储)功能，把经营权集中起来，进行土地集中连片、整理开发，流转平台的功能升级后置，把经过整理开发后的土地流转给相关经营主体，发挥二次流转功能。这样，后面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沙县的信托平台是一种准信托模式，在收益权设计、风险处置措施、增信机制等其他方面与商业信托平台基本相当。

(三)安徽宿州：商业信托模式

至2014年4月初，全国落地的土地流转信托项目已经有十几单了，其中中信信托6单(安徽宿州、山东青州、贵州开阳、安徽马鞍山、河南济源与湖北黄冈)，北京信托4单(江苏无锡、镇江句容、安徽铜陵和北京密云)，土地流转信托项目的土地数量已达20万亩以上。

尽管各机构的具体合约计划存在诸多差别，但在核心问题(收益权)的处理上差别不大。本文主要使用中信信托宿州项目的方案设计。中信信托宿州项目位于宿州市埇桥区朱仙庄镇，信托期限为12年(二轮承包期剩余12年)，首期流转面积5400亩，流转后用于建设现代农业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埇桥区是2010年农业部批准的第一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5400亩土地由朱庙村、塔桥村集中承包经营权后，委托埇桥区人民政府代理，由区政府作为委托人与中信信托签订信托计划，中信信托聘请服务商进行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配套。该项目服务商为安徽帝元现代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项目初期服务商同时也是整体承租商，支付开发前期的信托收益(关于中信信托宿州项目的详细方案信息，参见蒲坚：《解放土地——新一轮土地信托化改革》，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19-247页)。

中信信托公司目前正走在全国土地信托实践的前沿

二、三种模式之比较

至此，我们初步理清三种模式的基本情况，接下来的比较以收益权为核心，集中在收益分配和增信机制两个层面进行比较。

(一)收益分配模式

一般而言，土地流转的收益分为两个部分：基础收益和增值收益。“反租倒包”模式中，农户的土地流转收益表现为单一的“反租”租金，但在实际情况中，村委会往往会发挥类似于集体谈判机制的作用，推动土地流转(“倒包”)价格根据市场情况和经济环境的动态合理调整，“反租”价格随之进行调整，这样农户也能分享到增值收益。在有些地区，“倒包”与“反租”之间会有一定的差价，或村集体与村民之间有约定的流转收益分成比例，如“二八开”，农户获得大部分收益。

沙县模式中，基础收益即土地委托给信托公司时支付的约定租金。增值收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土地集中到信托公司以后，通过土地整治、改良后(如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增值部分，这部分60%归农户，40%归信托公司作为信托发展基金滚动发展;另一部分是土地由信托公司流转给经营方后，由信托公司申请各级项目配套资金，其中60%无偿扶持经营方，其余按信托公司的投入计算，逐年向经营方收回，回收资金返还村集体，由村集体进行二次返还(这实际上相当于本文末提出的农业补贴“部分归农”机制)。

中信信托宿州项目(A类计划)中，基本收益为1000斤中等质量小麦价值(均按国家颁布的中等质量小麦价格兑付等值人民币，以下不再重复说明)，如果低于1000元，则按1000元兑付，即支付给农民的基础地租价格最低为每亩1000元人民币。实际上，当地目前的土地流转价格为每亩每年约600元左右，即该项目的基本地租一次性增值60%以上，项目初期，由当地政府为服务商(初期承租方)提供每年每亩约400斤中等质量小麦价值(约400元人民币)。

增值收益为A类计划方案中的超额收益。受托人服务商进行土地整理和基础设施投资(必要时发行B类信托计划，募集土地整理专项资金)，扣除各项本金和费用后形成的超额收益，70%归农户，30%归受托人，作为信托管理费用。北京信托江苏项目也是按这一比例分配浮动收益(即土地开发的增值收益)，增值收益“三七开”原则似乎已成为市场共识。当然，增值收益是否能够按方案如期实现，我们实践中密切关注。

(二)增信机制

不论何种模式，流转收益按期兑付是稳定流转关系的基本条件，是承包权与经营权有序、稳定分离的必要条件。而农业本身又是弱势产业，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等多重风险，经营端的风险如果传导流转端，引发兑付危机，必然影响流转关系的稳定。因此，在土地流转的各种模式中，收益兑付的增信机制至为关键。

“反租倒包”模式中，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与村民之间存在一种“信任契约”，并通过村民直选等基层民主途径对村委会的行为形成有效约束。这决定了在很大程度上，村集体经济要为“反租倒包”提供一种隐性担保，构建一种村集体增信机制。

沙县模式中，有两重保障机制。一是由增值收益的40%归入信托公司形成的信托发展基金;二是财政资金增信机制，由沙县财政先行注资150万元设立土地流转风险保证金。风险保证金的增信对象为集中连片100亩以上，流转期限5年以上的流转土地业主;当经营业主因发生各类风险无法兑付租金，导致信托公司无法向农户兑付收益时，由风险保证金先行兑付。

中信信托宿州项目中，在方案中为A类基本收益(付给农户的基础地租)设计了双重增信保障。第一重保障来自服务商的合同承诺，在未找到承租方的时候，由服务商承租信托项目下的所有土地，并按期向农户支付基本收益。因此在项目开发初期，服务商即承租商。而且，若后期发生实际获得的租金收入不足以支付基本收益的情况时，该类资金缺口仍由服务商补足(服务合同中规定服务商的职责范围包括“提供信托计划项下兑付A类基本收益的增信保障”)。第二重保障是如果A类基本收益的兑付仍然出现流动性资金缺口时，即第一重保障出现问题时，由受托方发行T类信托计划，补足信托收益兑付的流动性缺口(T类信托计划也可以用于土地整理投资的B类信托计划基本收益兑付缺口)。

综合来看，“反租倒包”模式采用的是村集体组织隐性增信机制，而沙县模式和信托模式均建立了明确的增信机制，前者采用政府财政增信机制，后者采用市场化增信机制，保障农户的基本收益不受土地流转后与经营相关的风险影响，确保基本收益稳定且可持续。不论是沙县的政府信托机制，还是宿州的市场信托机制，本质上均是土地流转与土地经营之间建立一道风险防火墙，以稳定收益权的方式(信托收益)更充分地实现农户承包经营权的经济内涵，促进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有序、稳定分离，有助于同时实现“稳定承包权”和“放活经营权”双重政策目标，并且兼顾了效率与公平。

(三)土地流转信托与金融创新

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瓶颈是农村缺乏有效抵押、担保品，导致“融资难”、“融资贵”成为普遍现象。近年来，各地纷纷试点推动解决这一问题的金融创新，如吉林的“土地收益保证贷款”、重庆的“三权抵押”、河南信阳的“五权抵押”等，其政策主旨均在于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权等“三农”物权的金融权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进一步肯定了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作用，明确激活农村土地担保、抵押权能的政策导向，为农村土地金融创新打开了更宽阔的政策空间。土地流转信托化对金融创新的推动作用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个层面是对委托方——普通农户而言。土地流转信托的优势之一是将农户承包土地的收益权结构化、标准化，变为标准的商业合约，这有利于开展以标准化收益权为标的的金融创新。例如，中信信托在宿州项目中目前已实现通过信托受益权质押为农户发放小额贷款，年利率在10%-12%之间，沙县的金融机构已经借助当地的信托平台，开展了“预期收益权”、“农户联保+预期收益权质押”等金融创新。

2013年末发布的“107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提出“探索信托受益权流转”，可以预期未来信托收益权的市场流通性更强，会更好地促进土地流转信托收益抵押、担保权能的实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对当前的“人户分离”城镇化格局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对“非户籍城镇化”人群来说，在没有并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前，土地流转信托不仅可以实现“离土不离权”，提供一份稳定的基本收入，而且可以借助收益权金融创新申请小额贷款，更好地在城镇中生活与创业。例如，中信信托宿州项目中就提出“赋予土地信托流转金融属性，为农民参与城镇化进程、增强承担城镇社会保险和住房租赁等方面的私人成本的支付能力创造条件”。可以说，土地流转信托将构建的是一种“离乡离土不离权”的社会制度。

第二个层面是针对信托平台而言。信托平台将原来分散的经营权汇集后，实现土地集中连片，具备开展土地整治项目(如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低产田改造、节水灌溉设施等)和布局现代农业基础设施的必要条件，从而也就具备了对接财政扶持项目和资金的基础条件。沙县模式中，由信托平台配合政府扶持项目，开展土地集中连片整理开发，然后再进行流转;北京信托密云项目所采取的“财产权信托+资金信托”的“双信托模式”，通过资金信托为土地流转信托后的经营开发提供1800万元的融资支持;中信信托宿州项目中，则有发行B类信托计划融资进行土地整理的方案。信托平台对接政府项目时，政策上可以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即在财政补贴资金的引导与支持下，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作用，借助金融创新满足土地整理开发和布局现代农业设施的融资需求。

第三个层面是对新型经营主体和经营农户而言。少数土地信托项目中，如北京信托的江苏无锡项目，信托土地仅158亩，项目可以直接对接农民合作社或其他新型经营主体。但其他的土地流转信托项目一般涉及数千亩乃至数万亩土地，需要聘请或组建(现代农业)服务商，按现代农业要求整理、开发土地，布局基础设施，然后自主经营或再次流转给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此时经过现代农业布局后，大棚抵押、融资租赁等金融创新和金融工具将会更容易地引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4]17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做好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4]42号)等最新文件中所提倡的涉农直补资金担保、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农机具抵押等一系列农村金融创新在土地流转信托平台上均可以有效地展开，新型经营主体的融资能力将更强。当然，对于刚刚出现半年多的信托模式，目前多数项目仍处于服务商开发整理阶段，相关的金融创新仍在酝酿与衍化当中，不过许多金融创新从沙县的政府信托平台中看已经相当成熟。

土地流转信托推动金融创新的机制在于土地流转信托将承包权和经营权稳定分离后，土地权利束与相关主体清晰对应，既可以有收益权融资，也可以有经营权融资。这种土地权利束的分解与重组过程客观上已经将土地流转的相关主体进行了分层，形成既有大型主体(信托机构、现代农业企业等)、又有中型主体(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还有小型主体(小微企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普通经营农户)的多层次主体，并在土地的综合开发利用上也根据各自优势实现了分工合作，这种结构化设计又与大中小结合的农村金融普惠体系相对应，形成金融创新的推动力。

进一步而言，随着土地信托的实践深入，信托平台将进一步衍化为金融创新平台，通过信托制度设计，土地流转金融创新得以在不同层面、不同主体间展开，根据土地整理、现代农业布局、具体生产与经营等开发阶段的不同特点和融资需求，因地制宜地设计不同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促进土地流转的资源优化配置。例如，中信信托在宿州方案中就提出“条件成熟时，也可与商业银行、专业性农村小微贷款机构合作”，“以土地流通信托为平台构建服务‘三农’的金融生态链”。

四、探索土地流转信托的“混合”模式

自中信信托、中粮信托、北京信托等信托机构介入土地流转领域以来，因其专业化水平高和结构化的制度设计，商业信托模式备受推崇，由此引起一个争论：以沙县模式为代表的政府信托(类信托)模式是否过时?商业信托模式是否就是土地流转信托的不二选择?

从本文的比较中可以初步总结商业信托模式和政府信托模式的优劣势。商业信托模式的优势有：第一，商业信托模式的市场化程度更高，可以在更广的(全国)范围内发现价格;第二，全国只有68家信托公司，对接外部资源能力强，可以更好地遴选服务商;第三，信托标准化、结构化水平高，可以推动更高水平的金融创新。短板在于：第一，商业信托模式采用的是项目制，使用的是本地优质土地资源，且地方政府需协调足够的土地满足规模经济的需要，是一种非常态的土地流转;第二，土地前期开发依赖于服务商，没有合适的服务商，土地整理等工作亦无法开展;第三，服务商完成现代农业布局后，要承担部分流转平台的职能。

相比之下，政府信托模式的优势在于：第一，信托平台承担了土地收储(一次流转)职能，是一种常态化的土地流转;第二，信托平台可直接开展土地整理开发，不需等待服务商;第三，有专业的土地流转平台，二次流转的效率和专业化程度更高;第四，信托平台与县域金融机构合作紧密，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小微企业和普通经营农户的普惠金融创新更有优势。短板在于：第一，信托平台承担了服务商的职能，现代农业开发专业能力不足;第二，与外部资源对接能力不足，价格发现能力弱于商业信托机构;第三，标准化、结构化能力不足，限制金融创新的层次，尤其是在大型金融和现代金融工具的引入方面受限。

显而易见，政府信托模式与商业信托模式的互补性很强，很难简单地说孰优孰劣，需要因地制宜、具体分析。随着信托制度向土地流转领域的更深引入，未来综合两种模式的“混合”模式将更有优势。“混合”模式可能发挥的优势主要有：第一，结合常态的土地收储(一次流转)和项目制，使得县域内流转土地可以分区域、分层次开发利用;第二，发挥县域信托的“中小”优势和商业信托的“大”优势，相关主体分层对接土地权利束和要素资源，使资源配置更有效率;第三，更好地发挥信托平台的土地整理能力和服务商的现代农业布局能力;第四，发挥信托平台和流转平台的协同作用，提高二次流转经济效率，推动建立二次流转公开市场;第五，发挥商业信托在收益权管理、兑付和风险防范方面的优势，使得农民的信托收益权更加稳定。

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探索建立“混合所有制”信托平台，综合利用各方力量和优势。从政策意义上来讲，“混合”模式可以同时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实践中的发展表明，不论是政府信托模式，还是商业模式，亦或是今后可能的“混合”模式，信托制度在土地流转领域是有生命力的，有可能成为今后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制度工具。

土地流转信托的制度优势在于它可以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土地流转信托不仅可以实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稳定分离，而且可以实现合理分工。信托平台进行土地整理与整治，服务商(大型现代农业企业)进行现代农业规划布局与基础设施配套，这相当于农地的一级开发;然后土地再次流转，实现土地更好地向四个新型经营主体集中，发挥其劳动技能优势、生产技术优势，这相当于农地的市场开发。通过信息平台，将有可能构建农村土地两级开发体系。显然，前者与后者的“适度规模”是不一样的，而信托制的优势恰恰在于可以稳定有序地集中经营权，又合理有效率地流转分开，使经营权“放活”在不同层级满足“适度规模”的不同标准。从这个角度而言，土地流转信托可以更好地实现经济效率。

从公平的维度来看，土地流转信托逐步确立了几个基本原则。第一是补贴部分归农原则，要么直接归农(如中信宿州项目中基础收益提升60%)，要么以增值收益分成的方式，而且越是初级开发中的补贴，归农的比例越高。第二，基础地租价格应依据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水准确立，而非分散经营和传统农业的水准确立，这是对农民农地发展权的一种认可。若以分散经营的低“市场价格”进行土地长期土地流转，大多数农民不但享受不到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超额收益，而且基本收益的价值也没有充分体现。第三，“涨价归公”与“涨价归私”相结合。亨利·乔治地租社会化思想的核心是“涨价归公”，在人均只有一两亩承包经营权的较平均的农村土地分配格局下，“涨价归农”实际上是“涨价归公”的一种衍化形式，土地流转信托方案是地租社会化分配的一种具体实现形式。增值收益的70%与30%分配比例，是“涨价归公”与“涨价归私”的有机结合。从这个角度来看，土地流转信托又可以更好地实现公平。并且，公平的制度设计可以使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稳定有序地分离，反过来会促进规模经营的经济效率。

邓 小 平认为，农业的第二次飞跃必须走向集体经济

1990年，邓 小 平提出农业生产“两个飞跃”的思想，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具体论述参见《邓 小 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可以说，信托制度是实现“二次飞跃”的一种较为理想的制度工具。总体上，土地流转信托是一种效率与公平兼顾、公平促进效率的机制，它使得全体农民可以共享农业“二次飞跃”的发展成果，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国土地制度的制度优势。尽管在超过10万亿的信托资产中，土地流转信托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但考虑到中国仍在持续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土地流转的潜力远远没有完全释放出来，而且“户籍城镇化率”真正追上人口“城镇化率”尚需一段较长的时间，消化“人户分离”仍需时日，即使在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背景下，土地流转仍将发挥重要的稳定器作用。因此，土地流转信托的大发展值得期待和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