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公司诈骗案件案例分析

Ⅰ 贷款是怎样诈骗的案例分析

就是手续费很高，而且是事先不告诉你，等你还款时才发现要多交很多钱，或者是你还完款了但是抵押物取不出来，故意刁难你等

Ⅱ 贷款诈骗罪的案例分析

贷款诈骗罪案例分析
一、案情
被告人：耿某，男，43岁，江苏省杨中市人，原系贵州申汇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第二开发部经理。1997年8月12日被逮捕。
1996年9月中旬，被告人耿某以贵州申汇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第二开发部（以下简称第二开发部）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黎帮明代表的贵阳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签订东山住宅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贵阳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承建第二开发部开发的东山住宅楼。同时，黎帮明应耿某的要求，在贵阳金筑城市信用社以黎帮明之名开户，账号为“5665”，将自己承包的贵阳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第七分公司的钱款501000元存入，并将此款的活期存折交给耿某，作为工程保证金。耿某收到存折后亲自写下收条并加盖了第二开发部的公章及财务章，讲明待一个月内进场施工后退还。
同月16日，耿某将黎帮明的存折拿到贵阳金筑城市信用社作抵押贷款，用私刻的黎帮明的私章（私章刻为“黎帮明”），并以“黎帮明”之名与信用社签订了借款合同，共贷款36万元，期限自1996年9月16日至12月16日。耿某用100元另立贷款账户，账号为“5673”，该信用社并于当日将贷款利息11128.32元扣下备付。
此后至12月10日，耿某陆续从“5673”账户将贷款全部取出。贷款期满后，贵阳金筑城市信用社从抵押的黎帮明的存折上扣划了贷款及超期利息。黎帮明因一个月期满未能进场施工，向耿某追索存折未果，后到信用社查询，得知存折已被他人冒用自己之名抵押贷款，遂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信用社对贷款审查不力，应负将存折恢复原状的民事责任。该院判决：“贵阳金筑城市信用社将黎帮明在该社5665号活期储蓄存款账恢复到1996年9月16日原状（存款501000元）……”，该判决业已生效。案发后，除追回被告人耿某用赃款购买的两部手机（价值11000元）外，其余赃款已被耿某挥霍殆尽。
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耿某犯诈骗罪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耿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主要事实无异议，但辩称其所骗的钱款是黎帮明的个人财产而不是国家财产，请求对他从宽处罚。
二、判决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耿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私自将他人财产作虚假担保并假冒他人名义骗得信用社贷款36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贷款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耿某犯诈骗罪不确切，应予纠正。被告人的辩解理由不实，不予采纳。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的决定》第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五十条的规定，于1997年12月1日作出刑事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耿某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
二、继续追缴被告人耿某尚欠的赃款人民币349000元。
宣判后，被告人耿某不服，以“诈骗的是私款，不是故意诈骗，量刑过重”为理由，提出上诉。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认为，上诉人耿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冒他人之名诈骗信用社贷款36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贷款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应予惩处。耿某上诉所称“诈骗的是私款，不是故意诈骗”，经查，耿某在一审当庭供述其将黎帮明的存折用作抵押贷款并私刻黎帮明印章与信用社签借款合同，骗得信用社贷款36万元，并先后将该款全部取出，与其在公安机关的历次供述一致，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耿某上诉无理，不予采纳。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1998年3月6日作出刑事判决如下：
维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刑事判决的第一、第二项，即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耿某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继续追缴耿某尚欠的赃款人民币349000元。

Ⅲ 诈骗案例分析(急)

诈骗案例分析
某日，李女士在家接到一个语音提示电话称：“您的电话5161217已欠费，我们准备给您停机，如需查询请按“0”如有疑问请按‘9’选择人工服务。”李女士不假思索按了“9”键，电话被转接，一名自称电信公司工作人员详细询问了李女士的姓名、身份证号后，告诉她可能遇到诈骗了，并称稍后让公安机关部门联系她。 随后，一名自称当地某派出所民警的男子打来电话自报姓名和警号后说：“你名下的这个电话号码和用来扣费的某银行卡涉入一起全国性洗钱案。” 对方的话让瞿女士很吃惊：“我一直遵纪守法，怎么会卷入洗黑钱呢，这可是大罪。”李女士认为是有人盗用了自己的资料参与犯罪，立即向对方问询。民警开始安抚她的情绪，让她别着急，称可能是犯罪分子动了手脚，“我给你接反洗钱的中心主任，他是这起案件的报案人，或许他更了解情况。” 随后，这名男子把电话转到“反洗钱中心”，一名自称“中心主任”的男子分析说李女士的信息可能被盗，被不法分子利用了。这话让李女士彻底震惊了。警告李女士：“您的账号涉案，将被冻结，否则钱会被犯罪分子转走。”“中心主任”表示，如果希望财产不被冻结，必须在当天下午1点前把钱转到安全的账户里。 接完电话后，为了杜绝自己上当受骗，她拨打了当地的114查号，手机上显示的号码确实是当地公安局的电话。 李女士彻底相信了，便在“中心主任”的电话遥控下，通过ATM机把几张银行卡内共计259万多元的现金，全部转到了“中心主任”指定的“安全账户”。在操作完成后，“中心主任”称48小时后他会同李女士联系，并要求李女士绝对保密，若影响案件破获，后果自负。 两天后，“中心主任”没有联系李女士，李女士才意识到上当受骗了，只得赶紧报案。 案例分析 此类诈骗案件的主要特点是： 1诈骗分子一般选择独自在家的老年人为行骗目标； 2使用语音电话提示后转接人工的方式，市民通常会习惯性地相信通话对象就是电信工作人员； 3诈骗分子往往冒充警察、电信公司或其他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多次给事主打电话，设下层层圈套；以银行卡欠费、涉嫌洗黑钱或账号被犯罪团伙利用为名，打电话诱骗、恐吓当事人将资金转移到所谓的“安全账户”，再通过网上银行将资金迅速转移，非法牟利。事实上，司法机关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 由于诈骗人往往掌握受害人姓名住址等个人信息，特别是个别不法网络运营商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任意显号技术软件，犯罪嫌疑人在实施诈骗时，可任意使受害人来电显示为其所在地司法机关的电话号码，受害人通过查询确认这些信息真实后，很容易上当受骗。 电信诈骗犯罪背后的犯罪网络 电信诈骗的犯罪组织比其他犯罪组织更为复杂。这类犯罪组织往往是多个犯罪组织纠合在一起，分为导演组、话务组、取款组、网络组、洗钱组等，每组都是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相对独立运作，相互利用谋利。每组都有一个管理者，各个组织在实施诈骗前，要经过严格的上岗培训。 导演组是这类犯罪组织的核心，操纵整个犯罪过程。他们负责编写“剧本”，即打电话时怎么说，对方怀疑后如何应对等。导演组还负责“分配”任务，获得居民的通讯信息后，把这些信息分配给不同的话务组拨打诈骗电话；话务组的电话都是通过网络组负责的技术平台拨打出去的，这个平台从网络运营商那里获取线路，提供电信服务器及改号服务等；一旦有人上当向账户打款，导演组立刻将大额款项分流到数个账户里，然后派取款组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取被骗款项；取出的钱被汇总后交给洗钱组，赃款最终流向犯罪分子手中。

那我们如何加强对电信诈骗的防范？ 提醒大家在接到疑似诈骗电话或短信时，首先向公安机关“110”报警核实，尤其是对方要求向指定账户汇款时，千万不要汇款。或尽快告知家人或与朋友商量。从以往经验看，骗子往往不让对方有时间思考，很多人把钱一汇走就清醒了。且真正的公检法部门如果要转账和冻结账号，都有严格程序和书面通知，同时必须有两位以上工作人员到场才能进行，不可能凭几个电话就可以冻结账号或让人转账的”。 接到这类诈骗电话后，要主动向属地公安机关或电信部门举报，以提供线索便于破案和采取防范措施。 公众在接到类似电话时，可以通过下列三个渠道核实信息： 1.拨打电信公司统一客服电话10000号进行核实； 2.通过当地公安分局的值班电话对“民警”身份进行核实； 3.拨打银行统一客服电话，向银行有关人员进行咨询。 我有四点建议，一是多看新闻多上网，及时了解电信诈骗的案例发生情况； 二是不管是什么借口，只要号码不熟悉，就不予理会； 三是在接了对方电话的情 况下，只需按对方号码拨打回去，电话会打到被冒充的部门，一下子就能识破骗局； 四是不管什么情况，不轻信、不转账、不给钱，因为公检法司执法部门是不会要求当事人直接转账的。

Ⅳ 贷款诈骗罪案例

贷款诈骗罪案例分析
一、案情
被告人：耿某，男，43岁，江苏省杨中市人，原系贵州申汇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第二开发部经理。1997年8月12日被逮捕。
1996年9月中旬，被告人耿某以贵州申汇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第二开发部（以下简称第二开发部）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黎帮明代表的贵阳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签订东山住宅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贵阳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承建第二开发部开发的东山住宅楼。同时，黎帮明应耿某的要求，在贵阳金筑城市信用社以黎帮明之名开户，账号为“5665”，将自己承包的贵阳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第七分公司的钱款501000元存入，并将此款的活期存折交给耿某，作为工程保证金。耿某收到存折后亲自写下收条并加盖了第二开发部的公章及财务章，讲明待一个月内进场施工后退还。
同月16日，耿某将黎帮明的存折拿到贵阳金筑城市信用社作抵押贷款，用私刻的黎帮明的私章（私章刻为“黎帮明”），并以“黎帮明”之名与信用社签订了借款合同，共贷款36万元，期限自1996年9月16日至12月16日。耿某用100元另立贷款账户，账号为“5673”，该信用社并于当日将贷款利息11128.32元扣下备付。
此后至12月10日，耿某陆续从“5673”账户将贷款全部取出。贷款期满后，贵阳金筑城市信用社从抵押的黎帮明的存折上扣划了贷款及超期利息。黎帮明因一个月期满未能进场施工，向耿某追索存折未果，后到信用社查询，得知存折已被他人冒用自己之名抵押贷款，遂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信用社对贷款审查不力，应负将存折恢复原状的民事责任。该院判决：“贵阳金筑城市信用社将黎帮明在该社5665号活期储蓄存款账恢复到1996年9月16日原状（存款501000元）……”，该判决业已生效。案发后，除追回被告人耿某用赃款购买的两部手机（价值11000元）外，其余赃款已被耿某挥霍殆尽。
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耿某犯诈骗罪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耿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主要事实无异议，但辩称其所骗的钱款是黎帮明的个人财产而不是国家财产，请求对他从宽处罚。
二、判决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耿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私自将他人财产作虚假担保并假冒他人名义骗得信用社贷款36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贷款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耿某犯诈骗罪不确切，应予纠正。被告人的辩解理由不实，不予采纳。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的决定》第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五十条的规定，于1997年12月1日作出刑事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耿某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
二、继续追缴被告人耿某尚欠的赃款人民币349000元。
宣判后，被告人耿某不服，以“诈骗的是私款，不是故意诈骗，量刑过重”为理由，提出上诉。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认为，上诉人耿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冒他人之名诈骗信用社贷款36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贷款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应予惩处。耿某上诉所称“诈骗的是私款，不是故意诈骗”，经查，耿某在一审当庭供述其将黎帮明的存折用作抵押贷款并私刻黎帮明印章与信用社签借款合同，骗得信用社贷款36万元，并先后将该款全部取出，与其在公安机关的历次供述一致，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耿某上诉无理，不予采纳。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1998年3月6日作出刑事判决如下：
维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刑事判决的第一、第二项，即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耿某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继续追缴耿某尚欠的赃款人民币349000元。

Ⅳ 小额贷款公司集资诈骗刑事犯罪问题

首先，必须要明确的是，该公司是否构成非法集资罪
犯罪构成要件是犯罪成立的依据，是对犯罪主体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因此，在我国现行《刑法》中设置非法集资罪，必须进一步分析论述其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
(一)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
(二)犯罪主观方面是故意。当事人明知自己的非法集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在单位进行非法集资的情况下，这种故意体现为单位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以单位的名义为单位的利益故意追求特定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发生。
(三)犯罪客体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非法集资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资本的运作过程，即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将不特定对象的资金集中起来，使他们成为形式上的投资者(股东、债权人)，往往是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大，严重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
(四)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未依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的集资行为。主要是以非法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其他回报。
事件中的李某可根据事实表现判定为是否犯有非法集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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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案例分析

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案例分析
案情
被告人胡某，中国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白下支行客户经理部原客户经理。胡某因自己经手的人民币200万元贷款到期未能收回，且多次向借款人南京康富达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军(已判刑)催要未果，遂与王军合谋骗取钱财用于归还所欠贷款及个人使用。胡某以光大银行客户部经理的身份上门吸储，取得被害单位存款后交给王军，王军则提供虚假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再由胡某转交存款单位的手段，多次共骗取人民币近3000万元，案发前归还人民币近1000万元，其中：
2001年9月，胡某通过他人介绍，骗取苏富特公司的信任，同意将人民币1000万元存入光大银行白下支行。胡某以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取得该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本票一份交给王军，并向苏富特公司提供虚假的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后王军将该钱款以苏富特公司的名义在广东发展银行南京城东支行开设通知存款，并伪造该公司的印鉴章，将钱款转移。
2002年3月，胡某再次骗取苏富特公司的信任，同意将人民币1000万元存入光大银行白下支行。胡某以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取得该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本票一份交给王军，并向苏富特公司提供虚假的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后王军将该钱款以苏富特公司的名义在广东发展银行南京城东支行开设通知存款，并伪造该公司的印鉴章，将钱款转移。为掩盖骗取存款的事实，胡某三次支付给苏富特公司“利息”合计人民币97万余元。
2003年4月1日，胡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裁判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胡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银行结算凭证，骗取公共财物，其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胡某犯罪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胡某案发前已经以支付利息名义给付苏富特公司人民币97万余元，不应计入犯罪数额，故其金融凭证诈骗犯罪数额应认定为人民币1900余万元。被告人胡某犯罪后自首，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胡某与王军共谋，由王军通过他人联系存款单位并骗取其信任，胡某以银行工作人员身份上门吸储，取得被害单位开出的金融票证，并将票证交王军，由王军利用伪造的存款单位印章将款取出，同时，胡某将王军伪造的光大银行白下支行单位存款开户证实书、银行进账单交存款单位，使存款单位误认为存款已经存入本单位在光大银行开设的账户。在整个诈骗过程中，虽然被告人胡某系光大银行工作人员，但其没有向被害单位出具任何单位委托证明，被害单位仅凭中间人及其本人的介绍，误认为其是代表银行进行吸储工作;亦未在其银行的办公地点接待过被害单位，或办理过任何手续;犯罪所得钱款均未进入本单位，其给被害单位出具的相关银行凭证也均系伪造。被告人胡某在实施犯罪中，除了其本人身份是银行工作人员外，其所有的行为及后果均与光大银行无关，光大银行不应对其犯罪后果承担责任，故被告人胡某的犯罪行为与其职务无必然联系。
金融凭证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进行诈骗活动的行为。票据和银行结算凭证是办理支付结算的工具，是银行、单位和个人凭以记载账务的会计凭证，是记载经济业务和明确经济责任的一种书面证明。据中国人民银行文件规定，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是接受存款的金融机构向存款单位开具的人民币定期存款权利凭证，其性质上是一种金融凭证，它与存单同样起到存款证明作用。中国工商银行乙类转账支票、电汇凭证、进账单和出口结汇凭证均属银行结算凭证。进账单的第一联收账通知，是银行为收款人收妥款项后，出具给收款人的证明款项已收入其账户的凭证，应属其他银行结算凭证。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有关规定，以被告人胡某犯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罪所得予以追缴，发还被害单位。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胡某不服，提出上诉。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认为，一审判决定性错误，胡某在共同犯罪中属从犯;并提出胡某的亲属在二审期间主动为胡某退缴赃款12万元，结合自首情节，希望二审对胡某减轻处罚。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认为，上诉人胡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其他银行结算凭证，骗取公共财物1900余万元，并且造成实际损失1700余万元，其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且属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依法应予严惩。在共同犯罪中，上诉人胡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胡某犯罪后自首。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针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原审判决根据胡某的上述犯罪事实及中国人民银行“银行进账单”属其他银行结算凭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认定胡某的行为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是正确的。在金融凭证诈骗犯罪中，胡某主观上对王军利用伪造的银行开户证实书及银行进账单实施诈骗行为明知且态度积极、主动，客观上利用其银行工作人员的特殊身份上门吸储并以高息作诱饵，致使多次诈骗得逞，最终造成被害单位的巨额损失，其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属主犯。原审判决根据胡某犯罪事实及自首情节，对其量刑适当。鉴于胡某亲属在二审期间主动为其退缴了所得赃款12万元，依法可对其减轻处罚，对其辩护人提出的部分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上诉人胡某提出的其他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有关规定，认定上诉人胡某犯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公安机关已追缴的赃款人民币144万元，美元7488.49元和胡某亲属为其退缴的赃款人民币12万元发还被害人单位苏富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本案赃款继续予以追缴，发还被害单位。

Ⅶ 有金融诈骗的案例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开始接触网络投资理财，畅享互联网投资理财带来的便捷性和高于传统金融行业的可观收益。

但近年来，随着或真或假打着P2P旗号的互联网金融平台跑路、诈骗案件频发，尤其是2015年底E租宝轰然倒塌，部分投资人开始对互联网金融丧失信心，甚至极端投资者直接把全部P2P打上“统统是骗子”的标签

Ⅷ 诈骗罪的典型案例

亿万富豪蒙冤七年终判无罪 索2200万元国家赔偿
身家过亿元的54岁港商罗建新曾任原东莞政协委员，此前因“涉嫌合同诈骗”被带入看守所，两个月后，在亲属缴纳2000余万元后他被取保候审。今年1月，广东高院终审判其无罪，昨天记者获悉，罗建新已向有关机关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赔偿义务机关是广州市检察院，共计索赔2200余万。
过关回港办事时突然被捕
2001年4月，中国电子进出口华南公司(下称华南公司)以及广州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机械公司)向广东省公安厅报案;2002年1月，又向广州市公安局报案，称在与中昌实业有限公司(下称中昌公司)的贸易往来中，分别被中昌公司开出158张空头支票诈骗。
2003年3月，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对罗建新进行边控。2003年4月7日，身家过亿元的中昌公司董事长罗建新像往常一样从深圳皇岗口岸过关准备回香港办事时，警方突然出示逮捕证将其带走，理由是他涉嫌合同诈骗2000多万元。
随后他被带入看守所并在里面呆了57天，在女儿向警方缴纳了2120万元之后，罗建新才被取保候审。“看守所对2000万元的存根上写了‘以上为罗建新退赃款’。”罗建新回忆说。
被控拖欠货款涉合同诈骗
2007年8月，广州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罗建新涉嫌合同诈骗罪。
检察机关认为，中昌公司以及罗建新在与华南公司、机械公司贸易的过程中，通过部分履行合同的方式，骗取了两公司的财物，尔后，又以变更公司名称、申请破产等方式，销毁账册，隐瞒货物去向，逃避返还货款，涉嫌合同诈骗。
广州市中院经审理查明：罗建新出生于东莞，是香港居民，原系中昌实业有限公司(下称中昌公司)董事长。
从1992年起，中昌公司分别同华南公司以及机械公司做生意，两公司向中昌公司提供灯泡、吊扇、电熨斗、电风扇和电池等货物，中昌公司向两公司支付货款。后来，因中昌公司货物积压、没有资金周转，导致中昌公司拖欠上述两公司合计2000多万元货款。其后，华南公司和机械公司分别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两地法院均作出判决，中昌公司应给付拖欠的款项。华南公司和机械公司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中昌公司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故对该案中止执行。
在法院中止执行之后，1999年，已经更名为田健公司的原中昌公司申请破产，并在相关文件上将华南公司和机械公司列为债权人。2001年，田健公司正式破产。
2008年9月8日，广州中院一审认为，罗建新被指控犯合同诈骗罪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判决罗建新无罪。2008年9月19日，广州市检察院提请抗诉，认为中昌公司及罗建新明知无履行合同的能力，通过部分履行合同的方式，实施了骗取被害单位财物的行为。没有履行支付货款的诚意，逃避返还货款，具有非法占有涉案款项的故意。
属正常贸易风险终判无罪
今年1月25日上午，罗建新收到广东省高院作出的刑事裁定书。“经查，由于受海湾战争影响以及产品质量、中东客户拖欠货款等客观原因，导致中昌公司在双方贸易后期不能支付货款。多年从事贸易的履约情况来看，中昌对华南和机械公司实际履行了绝大部分义务。其中，中昌公司与广东省机械设备进出口集团公司于1986年到1992年累计贸易金额约6亿元，中昌从未发生少付、迟付、拒付货款等情况。后期出现不能支付货款的情况，属于正常的贸易风险，且货款纠纷已经进入相关民事判决和仲裁的执行阶段。”
广东高院还认为，田健公司(即中昌公司)申请破产，罗建新曾口头通知华南公司和机械公司，不能认定中昌公司及罗建新以破产方式达到逃避返还资金，销毁账册记录，隐瞒货物去向的目的。
最后，广东高院认定罗建新犯合同诈骗罪不能成立。
此外，广东高院认为，罗建新亲属向公安机关缴纳的人民币2120万元，是罗建新亲属筹措的款项，没有证据证实该款是中昌公司、田健公司的款项或该款与中昌公司、田健公司有关，不予没收或用以抵债是合理的。
索赔
保证金利息就要940多万
记者昨天获悉，罗先生已向提出国家赔偿。赔偿义务机关是广州市检察院，在申请书上他一共提出4项请求：
1.从2003年4月7日被逮捕，到6月2日被取保候审，被错误羁押了57天，请求支付这期间的赔偿金，每天约125元，共计7149.51元。
2.羁押期间女儿向公安机关缴纳2120万“保证金”，这笔钱是违法扣押，请求赔偿利息损失940多万。
3.今年1月25日，广州市公安局预审监管支队发还了1070万元，造成财产损失1050万元。
4.自己长期严重失眠，需要依靠药物和心理治疗维系健康，提出精神损害200万元。
当事人
“这辈子没有这么屈辱过”
罗建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8年的时间内，我一直戴着‘诈骗犯’的帽子，带来的影响很大，不仅银行不敢给我贷款，生意也找不到人合作，甚至以前签过合同，对方都纷纷毁约，所有进行中的项目都要中止，害得自己不仅要靠低价卖地补缴税款，还以地抵债渡过企业难关。而在看守所里度过的59天，他甚至还要去作为“新人”负责洗厕所，用牙刷刷马桶，早晚各一次，要知道我已经50多岁了，我这辈子都没有这么屈辱过!”

Ⅸ 我想了解一下 金融诈骗犯和诈骗犯的案例 案情经过

新华网北京2月13日电（李煦 高志海）身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朱江与某银行北京某支行分理处主任戴某相互勾结，采取挂失和伪造存款单位印章、预留印鉴卡等手段，大肆进行金融诈骗，给国家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最终在京受到法律严惩。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13日以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数罪并罚一审判处朱江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扣押在案的1000余万元发还银行；继续追缴其诈骗所得赃款。

北京市某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江与某银行某支行分理处主任戴某（另案处理）合谋后，并在戴授意、帮助下，采取存折挂失及伪造存款单位印章、预留印鉴卡，伪造转账支票的方法，先后分别于1998年3月，把马某存入该分理处2000万元中的1000万元转出归自己使用；于1998年9月，将马某以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名义存入某银行某支行分理处的3000万元转入自己的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账户。于1999年5月到6月间，将北京某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存入分理处2亿元中的8400万元转出骗走。案发后，支行先后赔付马某4000万元，垫付电力有限责任公司7262万元。

朱江于1999年6月逃往美国，后于2001年2月26日回国投案自首。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朱江与银行内部人员相勾结，大肆进行金融诈骗活动，其行为已分别构成票据诈骗罪和金融凭证诈骗罪，诈骗数额均特别巨大，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惩处。鉴于其能够主动回国投案并协助追回部分赃款，法院依法对其予以从轻、减轻处罚。据此，作出上述一审判决